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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中国战场，日本强盗到处都在发动进攻，太阳旗伴随着浓烈的硝烟和侵略者的胜利欢呼在中国的废墟上冉冉升起。强盗们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国国土继续沦丧，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仅从中国战场的局部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为眼前这幅前景黯淡的战争图画感到悲观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得更远一些，投向中国西部，投向东南亚、太平洋以及整个欧洲，我们便没有理由不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因为在全世界，盟军到处都在反攻。而在怒江东岸地形险恶的大峡谷里，在缅甸北部重崖叠嶂的丛林地带，中国士兵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大反攻。
五月。赤日炎炎的滇西保山。
正当二十万穿草鞋的中国士兵陆续渡过怒江并向盘踞在山头上的日军阵地进攻时，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大房子里，空气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平时很神气的副官们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连参谋长也远远地躲进参谋部不肯露面；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或者高声喧哗。因为代总司令卫立煌上将正在大发雷霆。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姗。安徽合肥人士，二级陆军上将。卫立煌出身贫寒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卫队的一名贴身卫士。经过半生征战，终于发迹成为国民党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这对于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的杂牌军将领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多见的奇迹。
卫立煌同蒋介石及中央军何（应钦）系、陈（诚）系均有较深的矛盾。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军人，他既不满国民党，又离不开国民党。中央军排挤他，他便靠拢共产党；蒋介石感召和起用他，他又卖力为蒋介石打仗。这样，他就注定成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反覆无常和大起大落的悲剧性人物。
据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卫立煌列传载：卫在三十年代即与共产党有秘密往来，他曾经从延安要来一名机要秘书留在身边，并提出过入党要求。一九三七年山西忻口战役是卫立煌同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朱德称他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后来借故让他在家里坐了两年冷板凳。起用他担任远征军代总司令，就是意在以观后效。一九四七年卫立煌出任东北“剿共“总司令，成为中国内战中最大的战犯之一。一九五五年卫从香港返回大陆，担任政协常委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立煌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五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玉堂镇。他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师、团依法效仿，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
五月初，各部队依照命令到达指定位置，进入攻击状态。美军方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成立y军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行动。该野战司令部下设g1部（空援），g2部（情报），g3部（作战），g4部（兵站），并在远征军团以上单位设立美军联络参谋组，每组约六至十多人不等。在怒江战役打响之前，美军直接投入参战兵员已达三千余人（不含空军），其中包括野战医院、流动外科、工兵营、炮兵团、喷火训练队等。
为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美军还为各集团军配备了大口径榴弹炮、山炮、机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澜沧江和大理洱海对中国工兵部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模拟渡江和作业训练。这样，虽然战役发起相当仓促，但是中国人占有火力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日本人的防线就没有理由不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崩溃瓦解。
然而战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你明明以为答案应当这样，它却偏偏变出了那样。
对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发生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那个意外情况，作战部情报处中校处长林逸时先生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形势对我军不利。渡江作战已经进行第十天，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大约上午八点多钟，美军g2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我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我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似乎早已洞悉我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我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躲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必将自行瓦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日本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塌。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这个谜底直到一九七三年才被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缅甸作战揭开。卫立煌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令我感到极大震惊。我毫不怀疑重庆方面有人把机密泄露给敌人。因为那时政府里有许多人暗地里同南京汪精卫政府有联系，蒋介石并非完全不知道，他只不过装作不知道好利用他们而已”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应钦、陈诚之类政治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益得失。他连夜召集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陆军中将，时年仅三十七岁，人称“鹰犬将军”宋是黄埔一期出身，委员长嫡系，颇有御前大将军的威风，因此时常不免拥兵自骄。但是他没有想到仅仅五年就在大渡河折断翅膀，做了共产党的俘虏。宋先生一九五九年首批获得特赦，后来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晚年获准移居美国，享受儿女清福。
同是黄埔一期出身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命运却大不一样。他在抗战胜利后接替杜聿明坐镇昆明，派兵镇压学生运动，枪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后病死台湾，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远征军总司令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谒见蒋介石。新方案拟利用日本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日本人的耳目。只是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多时才引起警觉，但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着，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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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两千六百九十公尺。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勿需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饶无。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弹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见美国驻华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不可谓不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下属腊勐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置强大火力，计有一一五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名。
腊勐（日方译作拉孟）是松山大垭口下面的一座村寨。“勐”在傣语中是平坝的意思。环山而上的滇缅公路即穿寨而过通往龙陵，金光少佐的司令部就设在腊勐街上。
早在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被日本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系统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日本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都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五百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11个月以上。”（见缅甸作战）
抗战胜利后，著名的地方史专家、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先生曾亲往松山战场遗址考察，并在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对该防御工事有过较为详尽的描述：
敌之工事，布满全面，均构成堡垒群，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复为支撑，
即局部失陷，亦不影响余部之单独作战。
敌垒主体之构筑，大都为上中下三层：上作射击与观察，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堡垒上掩盖圆径二十至七十公分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三公厘厚之钢板数层，积土厚逾一公尺。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砂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桶外被土，故一一五榴弹重炮直接命中亦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振荡甚微。
敌人构筑阵地之坚固，射击设备之周密，非可能轻易摧毁。其他如堡垒之交通，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之坑道掩蔽部。并埋设地底电缆，假设无线电话。又在垭口有小型发电厂一所，以供电照明，安置吸水机，埋铁水管供应食水，以及其他卫生设备，皆甚完善。储存之粮秣弹药，尤为丰裕，足供持久固守。
我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叫做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先生列举二十三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英明领袖”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二十一条优于华军。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十三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狙击时，常能发挥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我以为比较乃是鉴别的唯一手段，除非你有意对事实视而不见。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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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左翼战线的攻势是在三十架美军b29轰炸机对松山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
六月一日凌晨，第十一集团军一个加强师渡过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据侦查报告，松山守敌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以腊勐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和松山主峰子高地等处为主要阵地。考虑松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希濂命令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主攻松山，以该军另外两师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切断龙陵之敌对松山的增援。
若以兵力论，中国军约为日军三十倍，另有两个整编军随时准备增援，取胜当万无一失。
因此第七十一军中将军长钟彬亲随第二十八师渡江督战。
战斗一开始，仗着炮火和空中优势的中国军便气势汹汹地扑向腊勐寨外围山头。钟军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他的穿土布军装的士兵猫着腰，好像灰色的蚁群顺着山谷和山坡的缝隙慢慢蠕动，渐渐接近敌人阵地。山大，坡陡，飞机和大炮早把腊勐寨犁成一片焦土。士兵们端着枪警觉地前进，或匍匐，或跳跃，或不断鸣枪壮胆。
他们等待敌人出现。
五百公尺，敌人沉默着；两百公尺，敌人仍然沉默着。越接近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
莫非敌人耍什么花招？钟军长头脑中刚刚闪出一丝疑惑，立即被自己否定。无论如何，敌人只有一支小小的守备队，难道三、四百人能够打败一个师加上飞机大炮的进攻么？
钟军长身经百战，对自己的战争常识深信不疑。
敌人的出现不幸打破了中国将军的乐观信念。
地雷爆炸。手榴弹爆炸。阵地上腾起的黑烟吞没了士兵灰色的身影，无数烟柱此起彼落，死亡的阴影渐渐遮没了天空。
机枪响了。不是十挺，而是五十挺，一百挺。无数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吐火舌，交叉射击，强大的火网笼罩着灰色的人群，将他们纷纷抛入血泊和死亡中。
仅仅一刻钟，第一轮进攻即告失败，主攻团一营只退下来一排人，正副营长均陈尸山头。
若非亲眼所见，钟军长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日本人眨眼的功夫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于是第二轮炮轰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
然而进攻依然归于失败。
钟军长被激怒了。不仅激怒，他更因失败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军长背后还有一双双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眼睛：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直至委员长都在注视着松山，注视着强大的七十一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钟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部下打败仗，他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
松山，难道你注定要给七十一军带来灭顶之灾？！
疯狂的冲锋又开始了。第二十八师在军长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各级长官层层督战，士兵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迫着，硬着头皮冲向敌人的火网。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本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失去理智的冲锋使士兵感到无比恐惧和绝望，与其曝尸荒野不如自己捡条活命，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趁夜间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二十八师伤亡达三千人，逃亡近半，剩余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
司令部闻讯，急调第六军新编三十九师增援，亦遭伤亡。月底，两师人勉强攻占腊勐寨，日军遗尸百余具。
至此，钟军长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二百余人，附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另有坦克若干。
大吃一惊的钟军长一面将情报火速上报，一面按兵不动。于是松山前线阵地就出现短暂的平静和对峙局面。
右翼战线，松山祐三师团长发现中国军已经转移兵力，突然对松山、龙陵大举进攻，经过短暂踌躇，终于决定留下一个联队固守腾冲，自己匆匆率领师团主力驰援左翼。同时，驻守芒市、遮放、畹町腊戌沿线的日军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接到河边总司令的命令，沿滇缅公路向龙陵进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一举夹击并消灭龙陵城外的两个中国师，然后在松山将中国远征军左翼击破，最后在腾冲围歼中国军右翼，实现怒江大捷的战略抱负。
正在龙陵围城的第七十一军两个师本已攻入城中，眼看再有一两日便可大功告成。然天有不测风云，敌人援军突至，只好慌忙退出城外，象刺猬那样缩起身体，在公路山头掘壕固守。卫立煌总司令意识到形势严重，给两名师长下了死命令：战至一兵一卒不许后退半步。
由于松山据点始终象根鱼刺那样牢牢卡住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中国军队急需的粮食弹药后勤物资均要依靠人力骡马经由山间小道运抵松山和龙陵前线，因此前线供应时时发生危机。六月中旬，滇西雨季来临了。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伕骡马均不能行，美军飞机亦无法起飞。前线作战的军队失去后勤保障，好比飞机舰船没有了动力，一时军心动摇，攻势颓缓。士兵们蹲在光秃秃的战壕里，怀抱步枪，日夜听凭大雨浇泼，苦不堪言。有时实在耐不住饥饿，就漫山遍野寻觅充饥之物。伤员运不下来，只好听其自生自灭，痛号呻吟之声到处可闻，其状甚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对此忧心如焚。他们明白，如果暴雨再持续十天半月，中国军队的攻势将自行瓦解，全线崩溃将不可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司令官担心的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头场暴雨只下了一周便有了二三日好天气，怒江上空雨驻云薄，时隐时现的阳光将深山大谷照耀得满目青翠，大雨暂时洗刷了战场上的硝烟气息，使人感到一片清新气象。数千民伕骡马队抓紧起程，大批美国飞机迅速飞临前线阵地进行空投，这样才暂时缓解了前线四个师频临崩溃的危险局面。在空投过程中，一架美军飞机由于飞得过低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机上六名人员全部遇难。
长官部的人们虽然喘出一口大气，但是威胁依然存在，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吃掉龙陵两个师然后会师松山。于是卫立煌急令后备队第二军、第八军渡江增援。第八军接替攻打松山，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军各一师偕第二军经小路绕道增援龙陵。
至此，中国二十万大军全部投入战场，方圆百里的怒江前线呈现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战争场面：左翼龙陵松山，中国三个半军与日本三个师团紧紧咬在一起，枪炮昼夜不息，大地硝烟弥漫，阵地犬牙交错，攻防互有胜负。右翼腾冲，中国第二十集团军六个师围攻日本一四八联队，日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
对处于劣势的日本人来说，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内线，是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把敌人各个击破的战略设想也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在天时地利上明显处于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正好是插在心窝上的一把匕首，它的战略作用是把中国大军分割成彼此孤立的三块，致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松山不克。腾冲龙陵之师都成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导致全线崩溃的局面。松山若克，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后续部队及物资便能源源投入战略大反攻。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战争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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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军原为中国远征军预备队，驻昆明。军长何绍周，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何氏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擅长打仗，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观望。
李弥，号文卿，又名炳仁，云南腾冲人氏，农民家庭出身。该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在滇军里做勤务兵。二十年戎马生涯，经历大小百余战，终于官至少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当然，少将副军长绝不是李弥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的，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
总之李弥们付出的终归比得到的多得多。
七月一日，怒江大桥修复通车，第七十一军转攻龙陵，由第八军接替进攻松山。五日，远征军直属重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轮番进攻。
腊勐以上，即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坚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着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跤，有要提防头顶上长了眼睛的机枪子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射杀暴露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出小部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或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部约两百人突入敌主峰子高地，试图中心开花，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遭到包围，始知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昼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子高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壕相通。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见地堡里有日本女人唱歌。
此后数日，飞机再炸，大炮再轰，将松山大小山头反复犁过数遍，有的地方焦土深达几公尺。
然而第八军进攻依然收效甚微。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弥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和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他在作战日记中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巨任务。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也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阴云浓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大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三0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阳光温熙地洒进窗来。陈伟先生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采访。陈先生已逾花甲，面庞清癯，花白头发梳理整齐，腰板依然挺直，穿一件朴素庄重的灰咔叽中山制服。同我认识的所有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一样，陈先生言语也不多，说话谨慎，如果我不提问，他便绝不主动开口，极有礼貌地保持沉默。
我的采访是从松山以外的话题开始的。为行文方便，我删去提问和与文章无关的内容，将陈先生谈话整理如下：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第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到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那时物价不算太贵。二等兵一月六元法币，少尉排长四十八元，中尉八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我是中校，记得一元钱要买一百斤大米。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会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地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桩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桩，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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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当我作为百万知青大军的一员，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时，心中除了一片如同遭到上帝抛弃的荒凉外，对脚下这片陌生的红土地及其周围的人生故事全都漠不关心。
我们建设兵团（后恢复农场）座落在怒江以北几百公里的边境上。那是一块相当于成都市大小的富饶而荒凉的山间盆地，当地人称坝子。至少还有三种少数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坝子形如狭长的朝鲜半岛那样深深地楔进缅甸北部莽莽苍苍的热带林海中，它西与密支那相邻，南与八莫隔山相望，我们农场就好象一座坚强的桥头堡，牢牢地占据了这座半岛的中心位置。
农场始建于公元一九五五年，最初由几百名部队转业官兵创建。这些官兵虽然都戴过红彤彤的五星帽徽，来自革命大熔炉，却没有一个属于那种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角色，比方投诚、起义、收编等等，有的还是三大战役的俘虏兵。总之，这些老前辈的形象都远不够那么高大和光辉，因此很快就在我们这些被派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心目中黯然失色。
尽管当时我本人已经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我和我的情绪冲动的知青伙伴还是不公正地虐待了那些被历史遗弃的老兵。
十年之后，当我重返滇西，为创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进行历时数月的实地采访的时候，我特地回到了一度朝思暮想的边疆农场。也许由于时过境迁，也许由于经历了人生，多了一些沉重，少了一些幼稚和肤浅，总之我在那里几乎毫不费力地拾取了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别人，也有自己。
我在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昔日备受歧视并领受许多不公正待遇的老兵们，竟然大多有过参加抗日战争的辉煌经历，其中有人甚至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
这个发现确曾使我大大地激动了。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习惯鄙视和轻贱那些被宣布有罪和所谓历史有污点的人，把他们压迫得抬不起头来。我们都习惯用政策划分历史，却不知道历史有自己的面目。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为过于无知和轻信，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我们对于历史曾经有过明显的偏见和谬误，这却是事实。
我想这也是历史，一段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进化史。
于是，我又在农场多住了些日子。在赤日炎炎的蔗林地头，在凉风习习的胶林和果园里，在农舍昏黄的电灯光或者烛光下，我的小录音机忠实地录下了那些残存在垂暮老人记忆网膜上的遥远的故事，再由我如考古一般，把它们拂去尘土，一件件恢复原样。这样，我就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远征军，关于松山和腾龙战役，关于中缅印大战的第一手资料。我采访过的老人如今有的健在，有的已经谢世，他们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我撰写的纪实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和极为宝贵的真实性基础。
袁德均，男，六十九岁。国营陇川农场四分场二十七队退休工人，籍贯贵州遵义鲁家乡。瘪嘴，无齿（“文革”初期遭革命群众悉数击落），因此说话口齿不大清楚。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门口被抓丁的。那天俄还记着，俄背了一篓早稻去赶墟，刚出门就碰上抓丁。都怪各人命不好。
“那些兵蛮凶，动不动就打人。壮丁都拿麻绳捆了，几百人一串，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枪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围成一圈睡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云南的马关，就是现在打仗的老山前线。
“你问路上乞（吃）什么？那才惨哩，告诉你，乞稀饭！天天两餐，一人分一碗，清得跟米汤一样。才到安顺就饿死人。记得俄有个老乡叫陈世行，读过初中，不知怎么也抓了丁。当分饭组长，大公无私，结果自己才走到云南的富源就饿死了。路上至少饿死了一半人。
“壮丁先关在军营里受训，立正，敬礼，下操，然后才分到部队。俄分在第八军一0三师三0八团当步兵。俄们团先是驻在马关，天天下操，还要挖工事。当兵的伙食比壮丁好多了，顿顿不挨饿，能乞饱，有时候一月能乞几回肉哩。也不挨打，当官的害怕上战场挨黑枪，所以一般对当兵的还很照顾。虽然这样，俄还是不想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俄家里有田有地，虽然不富裕，也饿不死，为啥子偏要当兵呢？所以第二年部队换防到文山，俄开了三次小差，都没跑脱，要枪毙。幸好排长是我们遵义老乡，说了情。你不晓得，当兵的老乡能顶亲兄弟，俄现在就还记老乡的大恩。
“第二年五月，俄们部队接到命令，开到保山增援第七十一军。听说那边的日本人凶得很，七十一军快打光了。过江前，俄们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俄记得他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乞肉，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俄喝着喝着就哭了。俄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岸，俄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了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象战场，象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俄们才看清那座松山。俄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七十一军吃了大亏。
“不打仗不晓得枪炮厉害，打起仗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硬碰硬之意）。炮弹一炸，连石头都在抖，枪炮声密得跟大年三十放鞭炮一样。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往人身上钻，打得人抬不起头。连长命令冲锋，排长说敌人机枪这么猛怎么冲？连长说是团部的命令。大家只好爬起来慢腾腾地前进，结果只冲了几十米又退回来，白白丢下十几个弟兄。
“硬冲不行，就边打边修工事，打了半个来月，俄们团的工事修到了大垭口下面。大垭口有日本人的指挥部，有发电厂，听说还有妓院。反正暗堡到处都是，火力猛得很。有次三连刚刚冲上去，军部的榴弹炮就打过来，结果只有十几个弟兄逃回来。李弥气得当场就把那个炮兵团长给毙了。
“日本人的工事修得有水平，不光牢固，轰不垮，而且很隐蔽，不容易发现。你冲锋他不打枪，等你冲到跟前机枪就响了。所以每次进攻都有伤亡。开头对付暗堡没有经验，连长命令班长带几个人上去干掉它，班长就骂骂咧咧地点起几个弟兄，身上捆了许多手榴弹，匍匐前进，跟电影上甘岭里演的那些事差不多。但是日本鬼子精得很，他们在暗堡里往往都是三五成群，互相用交叉火力掩护。你想摸近这个，那边枪响了，所以你很难接近它们。就是接近了，也未必能搞掉它。俄们班有个叫二牛的四川兵，不知怎么七摸八摸到底摸到敌人地堡跟前。不料摸到跟前也没法下手，地堡没有门，只有几个枪眼，鬼子机枪打得又凶，心一慌，掏出手榴弹就扔。结果手榴弹被岩石挡回来，反而把自己腿炸断了。你看冤不冤？
“进攻松山那阵，几乎天天下雨，身上没一处干的。加上山大坡陡，地形不利，敌人在上面，俄们在下面，所以吃了不少亏。山上死人很多，阵地前面到处都是尸体。白天伤员没法拖，只好眼睁睁看他断气。到了晚上，敌人经常派敢死队来夜袭，搞得人人都很紧张，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者拖那些尸体。这样，只要有飞机轰炸，或者大炮开火，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的胳膊大腿炸上了天。怒江那地方，天气怪得很，早上下雨冷得发抖，太阳一出来，嘿，烤得跟伏天一样。死人不出一两天，尸体就开始腐烂发臭，生出白花花的大蛆，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幸好美国军医连夜到阵地上到处打预防针，服药片，才没有染上瘟病。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么残酷。弟兄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听说后来用了美国人造的喷火枪才解决了问题。狗日的！俄没有赶上用那玩艺儿，不过心里挺解恨。想想烧死那些狗杂种的日本鬼子，烧得哇哇叫，心里觉得痛快。俄是在攻打发电厂的时候受伤的。排长命令炸掉敌人火力点，还没有靠近就挨了子弹，在大腿上，幸好没有伤着骨头。但是俄不愿意送命，就趴下装死，夜里自己慢慢爬回山下，后来被转送到后方医院。
“在山脚公路上，从腊勐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重伤号，没等上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俄们都是当地老百姓组织的民伕队抬过江去的。
“听说俄们那个师（一0三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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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中国战场，日本强盗到处都在发动进攻，太阳旗伴随着浓烈的硝烟和侵略者的胜利欢呼在中国的废墟上冉冉升起。强盗们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国国土继续沦丧，人民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如果仅从中国战场的局部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为眼前这幅前景黯淡的战争图画感到悲观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得更远一些，投向中国西部，投向东南亚、太平洋以及整个欧洲，我们便没有理由不感到极大的振奋和鼓舞。因为在全世界，盟军到处都在反攻。而在怒江东岸地形险恶的大峡谷里，在缅甸北部重崖叠嶂的丛林地带，中国士兵正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大反攻。
五月。赤日炎炎的滇西保山。
正当二十万穿草鞋的中国士兵陆续渡过怒江并向盘踞在山头上的日军阵地进攻时，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大房子里，空气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那些平时很神气的副官们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连参谋长也远远地躲进参谋部不肯露面；没有人敢大声说话，或者高声喧哗。因为代总司令卫立煌上将正在大发雷霆。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姗。安徽合肥人士，二级陆军上将。卫立煌出身贫寒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卫队的一名贴身卫士。经过半生征战，终于发迹成为国民党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这对于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的杂牌军将领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多见的奇迹。
卫立煌同蒋介石及中央军何（应钦）系、陈（诚）系均有较深的矛盾。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军人，他既不满国民党，又离不开国民党。中央军排挤他，他便靠拢共产党；蒋介石感召和起用他，他又卖力为蒋介石打仗。这样，他就注定成为一个被时代造就的反覆无常和大起大落的悲剧性人物。
据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卫立煌列传载：卫在三十年代即与共产党有秘密往来，他曾经从延安要来一名机要秘书留在身边，并提出过入党要求。一九三七年山西忻口战役是卫立煌同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朱德称他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后来借故让他在家里坐了两年冷板凳。起用他担任远征军代总司令，就是意在以观后效。一九四七年卫立煌出任东北“剿共“总司令，成为中国内战中最大的战犯之一。一九五五年卫从香港返回大陆，担任政协常委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卫立煌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昆明附近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不到五十公里的保山县马玉堂镇。他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师、团依法效仿，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
五月初，各部队依照命令到达指定位置，进入攻击状态。美军方面亦于四月二十九日成立y军野战司令部，随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行动。该野战司令部下设g1部（空援），g2部（情报），g3部（作战），g4部（兵站），并在远征军团以上单位设立美军联络参谋组，每组约六至十多人不等。在怒江战役打响之前，美军直接投入参战兵员已达三千余人（不含空军），其中包括野战医院、流动外科、工兵营、炮兵团、喷火训练队等。
为保证战役取得胜利，美军还为各集团军配备了大口径榴弹炮、山炮、机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澜沧江和大理洱海对中国工兵部队进行了半个多月的模拟渡江和作业训练。这样，虽然战役发起相当仓促，但是中国人占有火力装备和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日本人的防线就没有理由不在中国军队的打击下崩溃瓦解。
然而战争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你明明以为答案应当这样，它却偏偏变出了那样。
对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上午发生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那个意外情况，作战部情报处中校处长林逸时先生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形势对我军不利。渡江作战已经进行第十天，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大约上午八点多钟，美军g2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我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我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二十集团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增援。日军似乎早已洞悉我军部署，将第五十六师团主力三万余人全部集中在腾冲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我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
“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攻击部队屡屡失利，增援部队躲在峡谷里进退两难；炮火施展不开，飞机无法投弹日军却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地大量杀伤中国军队。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六月雨季将临，一旦天降大雨江水陡涨，中国军的攻势必将自行瓦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怒江战场。如果二十万中国大军对区区三万日军尚不能取胜，那么失败的影响必将迅速波及到缅北、英帕尔和整个东南亚。日本人完全有可能乘胜挺进，直取缅甸、印度，进攻昆明、贵阳、重庆，那时候亚洲战场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怒江战场而发生难以预料的倒塌。
泄密事件在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这个谜底直到一九七三年才被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缅甸作战揭开。卫立煌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件事令我感到极大震惊。我毫不怀疑重庆方面有人把机密泄露给敌人。因为那时政府里有许多人暗地里同南京汪精卫政府有联系，蒋介石并非完全不知道，他只不过装作不知道好利用他们而已”
卫立煌毕竟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他不同于何应钦、陈诚之类政治军人的根本之处在于：军人面对战争胜负，政客面对利益得失。他连夜召集两位集团军总司令紧急商议对策。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陆军中将，时年仅三十七岁，人称“鹰犬将军”宋是黄埔一期出身，委员长嫡系，颇有御前大将军的威风，因此时常不免拥兵自骄。但是他没有想到仅仅五年就在大渡河折断翅膀，做了共产党的俘虏。宋先生一九五九年首批获得特赦，后来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晚年获准移居美国，享受儿女清福。
同是黄埔一期出身的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命运却大不一样。他在抗战胜利后接替杜聿明坐镇昆明，派兵镇压学生运动，枪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后病死台湾，落得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远征军总司令在取得两位集团军司令官一致同意后，立即责令参谋部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起草的作战方案直飞重庆谒见蒋介石。新方案拟利用日本人将兵力集中于右翼的部署，将后备队第十一集团军隐蔽地调往左翼松山，对松山和龙陵发起总攻击，控制滇缅公路并切断腾冲日军退路。这样，以二十万优势兵力同时两面进攻，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答：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新方案很快得到美军野战司令部赞同。多恩准将表示，将出动更多作战飞机予以支援。
五月二十五日，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敌人，第十一集团军所属三个军则沿怒江东岸向左翼战线秘密运动，所有部队车辆均在夜间行军，不得开灯或暴露目标。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几乎瞒过了日本人的耳目。只是后来当“芒市一号”的侦听电台发现松山对岸老六田一带的通讯信号突然增多时才引起警觉，但毕竟迟了一步。
六月一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松山阵地面前。紧接着，潮水般的中国大军继续向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和滇缅公路沿线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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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为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属横断山脉南麓，海拔两千六百九十公尺。它突兀于怒江西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扼滇缅公路要冲及怒江打黑渡以北四十里江面，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
自从一九四二年日军长驱直入占领怒江西岸之后，松山的战略地位就变得尤其重要。它不仅牢牢控制了滇缅公路，而且掌握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呼应。登上主峰子高地，勿需借助望远镜便能将东岸婆海山敌军阵地尽收眼底。平时云开雾散，每个标准视力的人都能清楚地望见峡谷里那架折断的怒江大桥（惠通桥），还能看见滇缅公路保（山）龙（陵）段八十八公里长的灰色公路好像带子一样在两岸山间绕来饶无。美军飞机获得的航测资料表明，日军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弹炮群至少可以将两岸一百公里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因此松山又被美国报纸称为“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见美国驻华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
松山既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敌我双方都不可谓不高度重视。远征军最初将腾冲选作主攻方向，其中就有考虑松山易守难攻的因素。
驻守松山之敌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下属腊勐守备队，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少佐。该守备队配置强大火力，计有一一五重炮群、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名。
腊勐（日方译作拉孟）是松山大垭口下面的一座村寨。“勐”在傣语中是平坝的意思。环山而上的滇缅公路即穿寨而过通往龙陵，金光少佐的司令部就设在腊勐街上。
早在一九四三年初，日军在太平洋上连遭失利之后，松山就被日本战略专家深谋远虑地设想为支撑滇西和缅甸日军防卫系统体系的重要据点。日军第十五军司令部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另外从泰国缅甸征集大批民工（为保密不用中国人）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年余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为复杂坚固，甚至连坦克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活动自如。日本缅甸派遣军总司令河边正三中将，第十五军新任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和第五十六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都亲往视察，现场观看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试验表明，数枚五百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亦未能使工事内部受到损害。司令官们对此极为满意。河边总司令在写给南方军总司令的报告中称：“松山工事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程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11个月以上。”（见缅甸作战）
抗战胜利后，著名的地方史专家、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先生曾亲往松山战场遗址考察，并在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对该防御工事有过较为详尽的描述：
敌之工事，布满全面，均构成堡垒群，如龟背纹，周以刺铁丝数重。堡垒内外，编成浓密火网，互为支援，复为支撑，
即局部失陷，亦不影响余部之单独作战。
敌垒主体之构筑，大都为上中下三层：上作射击与观察，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堡垒上掩盖圆径二十至七十公分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三公厘厚之钢板数层，积土厚逾一公尺。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砂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桶外被土，故一一五榴弹重炮直接命中亦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振荡甚微。
敌人构筑阵地之坚固，射击设备之周密，非可能轻易摧毁。其他如堡垒之交通，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之坑道掩蔽部。并埋设地底电缆，假设无线电话。又在垭口有小型发电厂一所，以供电照明，安置吸水机，埋铁水管供应食水，以及其他卫生设备，皆甚完善。储存之粮秣弹药，尤为丰裕，足供持久固守。
我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一位叫做方诚的国民党将领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战小史的书，意在总结经验，明辨得失。该书于一九四六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陈诚、李根源等国民党元老的高度肯定。方先生列举二十三大条对中日两军进行详尽比较，比较结果，除“英明领袖”和“全民抗战”两条外，日军竟有二十一条优于华军。例如第二条：“敌中级以上官佐，其战术修养比我高一至二级，下级军官比我高二至三级；至士兵素质，我简直不能与敌相比。”又如第十三条：“独立作战精神：我军一连有时尚不能独立作战，敌兵一班甚至一名，担任搜索、掩护与狙击时，常能发挥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宁作战，我军追击数师，因受敌一班掩护之兵力，而迟滞数小时前进。”
我以为比较乃是鉴别的唯一手段，除非你有意对事实视而不见。
结论：“就作用而言，敌兵可望以一当五、当十，我军若无五倍十倍优于敌人，则不能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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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左翼战线的攻势是在三十架美军b29轰炸机对松山的狂轰滥炸中拉开序幕的。
六月一日凌晨，第十一集团军一个加强师渡过怒江，随即开始仰攻松山。据侦查报告，松山守敌约有三、四百人，火炮五门，机枪十余挺，以腊勐寨、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和松山主峰子高地等处为主要阵地。考虑松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宋希濂命令第七十一军二十八师主攻松山，以该军另外两师绕过松山进攻龙陵，切断龙陵之敌对松山的增援。
若以兵力论，中国军约为日军三十倍，另有两个整编军随时准备增援，取胜当万无一失。
因此第七十一军中将军长钟彬亲随第二十八师渡江督战。
战斗一开始，仗着炮火和空中优势的中国军便气势汹汹地扑向腊勐寨外围山头。钟军长从望远镜里看得清楚：他的穿土布军装的士兵猫着腰，好像灰色的蚁群顺着山谷和山坡的缝隙慢慢蠕动，渐渐接近敌人阵地。山大，坡陡，飞机和大炮早把腊勐寨犁成一片焦土。士兵们端着枪警觉地前进，或匍匐，或跳跃，或不断鸣枪壮胆。
他们等待敌人出现。
五百公尺，敌人沉默着；两百公尺，敌人仍然沉默着。越接近山头，这种沉默越发显得阴险和不祥。
莫非敌人耍什么花招？钟军长头脑中刚刚闪出一丝疑惑，立即被自己否定。无论如何，敌人只有一支小小的守备队，难道三、四百人能够打败一个师加上飞机大炮的进攻么？
钟军长身经百战，对自己的战争常识深信不疑。
敌人的出现不幸打破了中国将军的乐观信念。
地雷爆炸。手榴弹爆炸。阵地上腾起的黑烟吞没了士兵灰色的身影，无数烟柱此起彼落，死亡的阴影渐渐遮没了天空。
机枪响了。不是十挺，而是五十挺，一百挺。无数机枪、小炮、掷弹筒从隐蔽的地堡中喷吐火舌，交叉射击，强大的火网笼罩着灰色的人群，将他们纷纷抛入血泊和死亡中。
仅仅一刻钟，第一轮进攻即告失败，主攻团一营只退下来一排人，正副营长均陈尸山头。
若非亲眼所见，钟军长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日本人眨眼的功夫就把他的部队赶下了山。于是第二轮炮轰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又开始了。
然而进攻依然归于失败。
钟军长被激怒了。不仅激怒，他更因失败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军长背后还有一双双更加严厉更加冷酷的眼睛：集团军司令官、远征军总司令直至委员长都在注视着松山，注视着强大的七十一军在敌人区区一支守备队面前一败涂地。钟军长并非不能容忍自己部下打败仗，他不能容忍失败带来的后果。
松山，难道你注定要给七十一军带来灭顶之灾？！
疯狂的冲锋又开始了。第二十八师在军长亲自督战下，各团各营轮番投入进攻。各级长官层层督战，士兵们被督战队的枪口逼迫着，硬着头皮冲向敌人的火网。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本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
失去理智的冲锋使士兵感到无比恐惧和绝望，与其曝尸荒野不如自己捡条活命，于是成班成排的逃兵出现了，他们或遁迹山林，或趁夜间泅水逃回内地。初战半月，第二十八师伤亡达三千人，逃亡近半，剩余部队军心涣散，攻势日衰。
司令部闻讯，急调第六军新编三十九师增援，亦遭伤亡。月底，两师人勉强攻占腊勐寨，日军遗尸百余具。
至此，钟军长才确实获悉，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一千二百余人，附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另有坦克若干。
大吃一惊的钟军长一面将情报火速上报，一面按兵不动。于是松山前线阵地就出现短暂的平静和对峙局面。
右翼战线，松山祐三师团长发现中国军已经转移兵力，突然对松山、龙陵大举进攻，经过短暂踌躇，终于决定留下一个联队固守腾冲，自己匆匆率领师团主力驰援左翼。同时，驻守芒市、遮放、畹町腊戌沿线的日军第二、第三十三师团也接到河边总司令的命令，沿滇缅公路向龙陵进发。日军的战略意图是：一举夹击并消灭龙陵城外的两个中国师，然后在松山将中国远征军左翼击破，最后在腾冲围歼中国军右翼，实现怒江大捷的战略抱负。
正在龙陵围城的第七十一军两个师本已攻入城中，眼看再有一两日便可大功告成。然天有不测风云，敌人援军突至，只好慌忙退出城外，象刺猬那样缩起身体，在公路山头掘壕固守。卫立煌总司令意识到形势严重，给两名师长下了死命令：战至一兵一卒不许后退半步。
由于松山据点始终象根鱼刺那样牢牢卡住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中国军队急需的粮食弹药后勤物资均要依靠人力骡马经由山间小道运抵松山和龙陵前线，因此前线供应时时发生危机。六月中旬，滇西雨季来临了。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伕骡马均不能行，美军飞机亦无法起飞。前线作战的军队失去后勤保障，好比飞机舰船没有了动力，一时军心动摇，攻势颓缓。士兵们蹲在光秃秃的战壕里，怀抱步枪，日夜听凭大雨浇泼，苦不堪言。有时实在耐不住饥饿，就漫山遍野寻觅充饥之物。伤员运不下来，只好听其自生自灭，痛号呻吟之声到处可闻，其状甚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对此忧心如焚。他们明白，如果暴雨再持续十天半月，中国军队的攻势将自行瓦解，全线崩溃将不可避免。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司令官担心的不可收拾的局面终于没有出现。头场暴雨只下了一周便有了二三日好天气，怒江上空雨驻云薄，时隐时现的阳光将深山大谷照耀得满目青翠，大雨暂时洗刷了战场上的硝烟气息，使人感到一片清新气象。数千民伕骡马队抓紧起程，大批美国飞机迅速飞临前线阵地进行空投，这样才暂时缓解了前线四个师频临崩溃的危险局面。在空投过程中，一架美军飞机由于飞得过低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机上六名人员全部遇难。
长官部的人们虽然喘出一口大气，但是威胁依然存在，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吃掉龙陵两个师然后会师松山。于是卫立煌急令后备队第二军、第八军渡江增援。第八军接替攻打松山，第七十一军和第六军各一师偕第二军经小路绕道增援龙陵。
至此，中国二十万大军全部投入战场，方圆百里的怒江前线呈现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战争场面：左翼龙陵松山，中国三个半军与日本三个师团紧紧咬在一起，枪炮昼夜不息，大地硝烟弥漫，阵地犬牙交错，攻防互有胜负。右翼腾冲，中国第二十集团军六个师围攻日本一四八联队，日军顽强抵抗，寸土必争。
对处于劣势的日本人来说，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内线，是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把敌人各个击破的战略设想也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在天时地利上明显处于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正好是插在心窝上的一把匕首，它的战略作用是把中国大军分割成彼此孤立的三块，致使龙陵方向的中国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松山不克。腾冲龙陵之师都成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导致全线崩溃的局面。松山若克，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后续部队及物资便能源源投入战略大反攻。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战争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
4
第八军原为中国远征军预备队，驻昆明。军长何绍周，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何氏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擅长打仗，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观望。
李弥，号文卿，又名炳仁，云南腾冲人氏，农民家庭出身。该员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在滇军里做勤务兵。二十年戎马生涯，经历大小百余战，终于官至少将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当然，少将副军长绝不是李弥的最高理想，如果说中国的何绍周们是依靠皇亲国戚裙带关系后门后台轻而易举取得高位的，那么平民出身的李弥们便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功劳、汗水、忠诚、狡诈，以及察言观色、忍辱负重、卖身投靠、铤而走险等等来实现。
总之李弥们付出的终归比得到的多得多。
七月一日，怒江大桥修复通车，第七十一军转攻龙陵，由第八军接替进攻松山。五日，远征军直属重炮团及军、师炮群百余门大炮一齐轰击，掩护第八军三个步兵师从四个方向向松山阵地轮番进攻。
腊勐以上，即大垭口、阴登山、滚龙坡、子高地等处，山势更陡，敌人工事更加坚固隐蔽。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冒着大雨和敌人枪炮，手脚并用跌跌撞撞在山谷里攀登。泥泞的山坡好像泼了油，士兵们既要留神脚下摔跤，有要提防头顶上长了眼睛的机枪子弹，真是两面受敌，艰苦异常。
日军利用恶劣天气频频发起反击。他们完全不惧怕数十倍于己的优势敌人，心理上没有负担。他们或以逸待劳，准确射杀暴露于开阔地的中国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或者派出小部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或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猛轰将敌人赶下山去。
接连几日，第八军进攻受阻，伤亡官兵六百余人。各师奉命待命一日，在山下修筑工事。
次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部约两百人突入敌主峰子高地，试图中心开花，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即遭到包围，始知上当。这一夜，山上枪炮声喊杀声昼夜不息，黎明时分，仅有两名伤兵爬下山来。据伤兵称，子高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且有掩蔽壕相通。有人曾一度接近大地堡，听见地堡里有日本女人唱歌。
此后数日，飞机再炸，大炮再轰，将松山大小山头反复犁过数遍，有的地方焦土深达几公尺。
然而第八军进攻依然收效甚微。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弥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和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他在作战日记中留下后话云：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之最艰巨任务。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
也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六章第三节载：
“七月二十四日，阴云浓雾，步炮协同困难，未能扩大战果。而敌乘雨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三0七团副团长陈伟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与敌鏖战负伤”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区天气晴朗，晨雾尚未散尽，阳光温熙地洒进窗来。陈伟先生与我面对面地坐在市政协办公室里，接受采访。陈先生已逾花甲，面庞清癯，花白头发梳理整齐，腰板依然挺直，穿一件朴素庄重的灰咔叽中山制服。同我认识的所有作为统战对象的民主人士一样，陈先生言语也不多，说话谨慎，如果我不提问，他便绝不主动开口，极有礼貌地保持沉默。
我的采访是从松山以外的话题开始的。为行文方便，我删去提问和与文章无关的内容，将陈先生谈话整理如下：
“我是广州人，南京黄埔第十期毕业，打松山那年二十九岁。当过士兵、二等兵，到副排、连、营、副团。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广州沦陷区，部队一律不带家属。
“那时物价不算太贵。二等兵一月六元法币，少尉排长四十八元，中尉八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我是中校，记得一元钱要买一百斤大米。
“打日本跟打内战不同，但是从打仗的角度讲是一回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兵就得打仗，命令下来，不管是谁都得打你问现在对日本民族怎么看？我想他们是有罪的，他们并没有承担战争责任，不管别人会怎么看，我永远忘不了这个事实。
“他们必须对中国作出赔偿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团都有美军联络参谋组，军部有参谋团。一九四三年在云南文山驻防，办军事干训班，由美国军官训练排以上干部和特种兵。效果不大，连排长习惯按照自己的方法带兵。
“战斗前一般要进行短期精神训化，启发士兵爱国觉悟。团部设政训处，有政训主任，连部设政治指导员，后来撤销，改设副连长，负责对士兵进行时事政治和抗日救国教育。
“渡江第一阶段，我军进攻基本上是失败的，伤亡很大。日本人不仅工事坚固，而且非常隐蔽，即使我军占领了表面阵地也无法立足，因此军部决定改变战术，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点地收拢。这样看上去虽然进展缓慢，却很有效果，敌人消灭一个少一个，所以到七月下旬，我军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阴登山、大垭口和黄家水井一带。
“我是在指挥攻打黄家水井时负伤的。当时我隐蔽在一棵树桩后面观察，大约被日本狙击手发现了，于是几颗枪榴弹就接连在我身边爆炸，其中一颗直接命中树桩，将我头部和大腿炸伤。日本兵枪法好，狙击手特别多，狙击手往往都用步枪和枪榴弹。枪榴弹比手榴弹厉害，抛得远，准确性高，瞄准射击，对付步兵比迫击炮还管用。日本士兵素质比我们好，训练有方，听说他们都是志愿兵，没人强迫，所以经得起打硬仗。
“据我个人所知，国民党军队里没有督战队，也许只是我所在的部队没有。荣一师攻下子高地，被敌人反攻，李弥急了，亲自率领敢死队上战场。
“你问松山战役取胜的关键在哪里？我看除了中国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国飞机支援外，战术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李弥及时调整战术，第二是使用火焰喷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陈先生伤愈后升任团长，后任少将师长，一九四九年在广州率部起义。现为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
5
一九七一年，当我作为百万知青大军的一员，从天府之国的成都来到遥远的云南边疆插队落户时，心中除了一片如同遭到上帝抛弃的荒凉外，对脚下这片陌生的红土地及其周围的人生故事全都漠不关心。
我们建设兵团（后恢复农场）座落在怒江以北几百公里的边境上。那是一块相当于成都市大小的富饶而荒凉的山间盆地，当地人称坝子。至少还有三种少数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坝子形如狭长的朝鲜半岛那样深深地楔进缅甸北部莽莽苍苍的热带林海中，它西与密支那相邻，南与八莫隔山相望，我们农场就好象一座坚强的桥头堡，牢牢地占据了这座半岛的中心位置。
农场始建于公元一九五五年，最初由几百名部队转业官兵创建。这些官兵虽然都戴过红彤彤的五星帽徽，来自革命大熔炉，却没有一个属于那种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他们都是半路出家的角色，比方投诚、起义、收编等等，有的还是三大战役的俘虏兵。总之，这些老前辈的形象都远不够那么高大和光辉，因此很快就在我们这些被派来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心目中黯然失色。
尽管当时我本人已经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我和我的情绪冲动的知青伙伴还是不公正地虐待了那些被历史遗弃的老兵。
十年之后，当我重返滇西，为创作这部长篇纪实文学进行历时数月的实地采访的时候，我特地回到了一度朝思暮想的边疆农场。也许由于时过境迁，也许由于经历了人生，多了一些沉重，少了一些幼稚和肤浅，总之我在那里几乎毫不费力地拾取了许许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别人，也有自己。
我在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昔日备受歧视并领受许多不公正待遇的老兵们，竟然大多有过参加抗日战争的辉煌经历，其中有人甚至经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
这个发现确曾使我大大地激动了。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习惯鄙视和轻贱那些被宣布有罪和所谓历史有污点的人，把他们压迫得抬不起头来。我们都习惯用政策划分历史，却不知道历史有自己的面目。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是因为过于无知和轻信，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总之我们对于历史曾经有过明显的偏见和谬误，这却是事实。
我想这也是历史，一段属于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进化史。
于是，我又在农场多住了些日子。在赤日炎炎的蔗林地头，在凉风习习的胶林和果园里，在农舍昏黄的电灯光或者烛光下，我的小录音机忠实地录下了那些残存在垂暮老人记忆网膜上的遥远的故事，再由我如考古一般，把它们拂去尘土，一件件恢复原样。这样，我就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远征军，关于松山和腾龙战役，关于中缅印大战的第一手资料。我采访过的老人如今有的健在，有的已经谢世，他们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为我撰写的纪实文学提供了可靠的和极为宝贵的真实性基础。
袁德均，男，六十九岁。国营陇川农场四分场二十七队退休工人，籍贯贵州遵义鲁家乡。瘪嘴，无齿（“文革”初期遭革命群众悉数击落），因此说话口齿不大清楚。
“俄（我）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家门口被抓丁的。那天俄还记着，俄背了一篓早稻去赶墟，刚出门就碰上抓丁。都怪各人命不好。
“那些兵蛮凶，动不动就打人。壮丁都拿麻绳捆了，几百人一串，有认得的，也有认不得的，枪押了往南走。白天走路，晚上围成一圈睡觉。不许跑，跑了捉回来打板子，活活打死。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云南的马关，就是现在打仗的老山前线。
“你问路上乞（吃）什么？那才惨哩，告诉你，乞稀饭！天天两餐，一人分一碗，清得跟米汤一样。才到安顺就饿死人。记得俄有个老乡叫陈世行，读过初中，不知怎么也抓了丁。当分饭组长，大公无私，结果自己才走到云南的富源就饿死了。路上至少饿死了一半人。
“壮丁先关在军营里受训，立正，敬礼，下操，然后才分到部队。俄分在第八军一0三师三0八团当步兵。俄们团先是驻在马关，天天下操，还要挖工事。当兵的伙食比壮丁好多了，顿顿不挨饿，能乞饱，有时候一月能乞几回肉哩。也不挨打，当官的害怕上战场挨黑枪，所以一般对当兵的还很照顾。虽然这样，俄还是不想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俄家里有田有地，虽然不富裕，也饿不死，为啥子偏要当兵呢？所以第二年部队换防到文山，俄开了三次小差，都没跑脱，要枪毙。幸好排长是我们遵义老乡，说了情。你不晓得，当兵的老乡能顶亲兄弟，俄现在就还记老乡的大恩。
“第二年五月，俄们部队接到命令，开到保山增援第七十一军。听说那边的日本人凶得很，七十一军快打光了。过江前，俄们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俄记得他们的意思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乞肉，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俄喝着喝着就哭了。俄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岸，俄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了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象战场，象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俄们才看清那座松山。俄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七十一军吃了大亏。
“不打仗不晓得枪炮厉害，打起仗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硬碰硬之意）。炮弹一炸，连石头都在抖，枪炮声密得跟大年三十放鞭炮一样。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往人身上钻，打得人抬不起头。连长命令冲锋，排长说敌人机枪这么猛怎么冲？连长说是团部的命令。大家只好爬起来慢腾腾地前进，结果只冲了几十米又退回来，白白丢下十几个弟兄。
“硬冲不行，就边打边修工事，打了半个来月，俄们团的工事修到了大垭口下面。大垭口有日本人的指挥部，有发电厂，听说还有妓院。反正暗堡到处都是，火力猛得很。有次三连刚刚冲上去，军部的榴弹炮就打过来，结果只有十几个弟兄逃回来。李弥气得当场就把那个炮兵团长给毙了。
“日本人的工事修得有水平，不光牢固，轰不垮，而且很隐蔽，不容易发现。你冲锋他不打枪，等你冲到跟前机枪就响了。所以每次进攻都有伤亡。开头对付暗堡没有经验，连长命令班长带几个人上去干掉它，班长就骂骂咧咧地点起几个弟兄，身上捆了许多手榴弹，匍匐前进，跟电影上甘岭里演的那些事差不多。但是日本鬼子精得很，他们在暗堡里往往都是三五成群，互相用交叉火力掩护。你想摸近这个，那边枪响了，所以你很难接近它们。就是接近了，也未必能搞掉它。俄们班有个叫二牛的四川兵，不知怎么七摸八摸到底摸到敌人地堡跟前。不料摸到跟前也没法下手，地堡没有门，只有几个枪眼，鬼子机枪打得又凶，心一慌，掏出手榴弹就扔。结果手榴弹被岩石挡回来，反而把自己腿炸断了。你看冤不冤？
“进攻松山那阵，几乎天天下雨，身上没一处干的。加上山大坡陡，地形不利，敌人在上面，俄们在下面，所以吃了不少亏。山上死人很多，阵地前面到处都是尸体。白天伤员没法拖，只好眼睁睁看他断气。到了晚上，敌人经常派敢死队来夜袭，搞得人人都很紧张，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救伤员或者拖那些尸体。这样，只要有飞机轰炸，或者大炮开火，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的胳膊大腿炸上了天。怒江那地方，天气怪得很，早上下雨冷得发抖，太阳一出来，嘿，烤得跟伏天一样。死人不出一两天，尸体就开始腐烂发臭，生出白花花的大蛆，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幸好美国军医连夜到阵地上到处打预防针，服药片，才没有染上瘟病。
“打仗就是这样，要多残酷就有多么残酷。弟兄们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那种日子，别提多么艰苦。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脚杆、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黑色，死人的臭气好久都洗不干净。
“听说后来用了美国人造的喷火枪才解决了问题。狗日的！俄没有赶上用那玩艺儿，不过心里挺解恨。想想烧死那些狗杂种的日本鬼子，烧得哇哇叫，心里觉得痛快。俄是在攻打发电厂的时候受伤的。排长命令炸掉敌人火力点，还没有靠近就挨了子弹，在大腿上，幸好没有伤着骨头。但是俄不愿意送命，就趴下装死，夜里自己慢慢爬回山下，后来被转送到后方医院。
“在山脚公路上，从腊勐开始，等着过江的担架那才叫多，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有重伤号，没等上过江就咽了气，也有像我这样的轻伤号。俄们都是当地老百姓组织的民伕队抬过江去的。
“听说俄们那个师（一0三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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