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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选中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是因为他能够以一种接近总统的政治眼光同时考察史迪威和蒋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云层笼罩着暑热未消的山城重庆，赫尔利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着一尘不染，看上去十分洒脱自信，充满白种民族对有色人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特使带给委员长一份总统签署的外交文件，文件把特使的来访规定为“高级会谈”特使口头转告委员长，他负有调停蒋史矛盾和接受中国政府移交军队指挥权的全权使命。如果委员长真正予以合作，总统将通过外交途径使下列两项交换条件正式生效：
1、战后美国承担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义务。
2、战后将没收全部日本企业并将其所有权转交中国政府。
九月十一日，谈判开始。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委员长既然已经达到将史迪威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让总统特使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政治属于中国人，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中国人虽然看重工业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统治权。（我认为“统治权”应改为“主权”军队的指挥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贴者）
一个月来，美国特使同委员长频频会晤，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还应邀参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许多参观视察和社会活动。作为一名老资格政治家，赫尔利很快觉察出中美之间这场“指挥权危机”远比白宫和五角大楼估计的棘手。他还敏锐地从委员长身上嗅出一股阴谋家的险恶气息，他渐渐意识到正是这个阴谋家自始至终操纵着他们的谈判，并给谈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阴影。
关键问题还在于委员长对于中国政治的巨大权威和影响力。赫尔利曾经相当深入地研究过东方政治，现在他更是深切认识到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派系林立的中国，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好比一张巨网，委员长就是经营这张网的大蜘蛛。他平抑和消长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制约和调整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他以他的绝对意志为中心轴构成一个巨大的权利磁场。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委员长则是国家，是领袖和神，是军队、警察、官府、土地、税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这种业已建立的权威如同天空的太阳，它的光芒几乎随时无所不在地覆盖中国大地。
这是一个君临万方的封建领袖，这个同四亿中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并始终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大独裁者，你能试图用一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军人来取代他的权威么？即使你能够废黜一个封建领袖，但是你能废黜根植在四亿黄种人大脑深处千年不变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么？
赫尔利终于不无遗憾地看到，连罗斯福总统这样优秀的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也肤浅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赫尔利顺着政治家的思路继续研究这场由指挥权引发的危机。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蒋介石，又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史迪威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符号，他代表美援、枪炮、国际援助和强大的同盟战线，但是他永远不能代表中国政治。任何给中国人强加一个美国总司令的作法必将危害业已存在的中美关系。从战略的眼光看，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会超过本土以外，这是由中国的战争能力和政治需要决定的，任何试图依靠中国军队打败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勿庸置疑，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对中国政治以及这场指挥权危机的本质认识是相当清醒而深刻的，他断然摒弃了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能免俗的种族歧视意识和大国优越感，冷静地评价了蒋委员长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领袖地位。他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报告中再三强调：
我的意见是：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您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您还将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
在战争中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
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您立即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
国的一切陆军部队。
——摘自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史迪威也许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渴望荣誉，希望亲自打败日本人，创造辉煌的战争奇迹，但他毕竟是美国军人，具有美国人的气质和思维方式，不懂得中国特殊的政治和国情。中国的军事从来属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军队从属于政党，从属于个人，是个人实现政治统治和权力野心的私有工具，因此任何失去军队的领袖也都将失去政治，失去政治权力所赋予的一切。
这是一个简单的东方权力方程式，作为军人的史迪威也许一生也无法解开它，但是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只在一个月时间里便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当赫尔利特使不再坚持中国必须移交军队指挥权和怒江前线的战事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蒋委员长好像一个后发制人的高明拳师，突然向白宫摊牌了。
十月二日，委员长在重庆温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全会。委员长情绪非常激动，几个月的克制已经耗尽了他的忍耐力。他破例向常委历数了美国人的种种劣迹，并且在发言中多次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国骂“娘希匹”
“美国人算什么东西呢？”委员长的目光越过与会者的头顶，愤怒地质问窗外。“他们住得那么远，在太平洋那边，却要来向我指手画脚，做中国人的总司令，谁批准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呢？还不是他们运了一些东西到中国来，给中国人一点甜头，就以为我们应该感恩戴德，应该让他们来为所欲为。我要对他们讲明白，我们抗日同样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租借物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要是同日本人讲和了，他们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看美国人和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控制我们，娘希匹，都是帝国主义！”
常委们屏气敛息，没有人胆敢打断委员长的讲话或者发表不同意见。
“要是我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就违背了国父遗训，有悖于三民主义的宗旨，同时，你们各位也都成了美国人的傀儡。与其这样，我看还不如去投奔汪精卫算了。投奔汪精卫，你们有谁举手赞成吗？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人举手的。要是我们这样的人都做了傀儡，那么几百万前线将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不要怕美国人！不要怕他们取消援助，撤走顾问团！不要怕这怕那！”委员长严厉的目光扫过常委。“没有美国人我们照样能过。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这是我们与美国人谈判的先决条件。你们不要担心华中华南日本人打得凶，我们军队在怒江和密支那照样能打胜仗。日本人迟早要完蛋，我们还有半个中国。我们今天要形成一个决议，要向美国人表明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找你们来开会的目的。”
与会常委自然一致举手拥护，全体通过一份事先草拟的会议决议。决议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美国总统立即收回移交指挥权的建议和撤换史迪威。与会者只有陈布雷心里明白，前线形势远非委员长描绘的那样乐观，日本人开始进攻贵阳，委员长已经指示他暗中着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工作。
向美国人摊牌是委员长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掷的险棋。
会议纪要当天便通过官方渠道到达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特使赫尔利手中，次日白宫收到发自重庆的纪要全文。
罗斯福总统读过会议纪要，感到十分震惊。中国人的态度是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尔利特使的建议。他告诉总统：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胜过十个最优秀的将军。但是总统在决定是否应该抛弃史迪威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时仍然很费了一番踌躇，因为他同时遭到美国军方和自己内心那种神圣的使命感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总统毕竟是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必须用理智排除情绪干扰以便作出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正确选择。
英国盟友及时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意见。
“史迪威将军的确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却不好合作的伙伴，他会同所有人把关系搞糟。”蒙巴顿勋爵委婉地转告总统“我相信他在其他战区也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后，美国总统复电重庆，宣布有条件撤销对史迪威将军任命的建议。又过了一周，总统签发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迈的美国三星将军接替他的职务。
委员长大获全胜。
二十年后，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这场权力危机时，两个名叫曼纳斯和森德兰的美国人这样写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种以为中国要依赖和服从美国，美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任意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思想的必然结果。然而新的思想，无论史迪威还是罗斯福，都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国民党的军队组织是由其政治制度造就的，要对其军队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变革国民党政府的整个体制。至于责任问题，马歇尔应负触发它的责任；罗斯福应负批准它的责任；而史迪威本人则应负介入和促成它的责任。更深一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蒋与史两人的矛盾，实质上它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结果。”（史迪威出使中国）
另一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则写道：“蒋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庙里的金漆剥落的山神。你要从外部打败它，它的确显得很羸弱，摇摇欲坠；但是你要让僧众来推倒它，它却又显得太强大”（毁灭的种子）
3
“史迪威必须离开！”当委员长在常委会上愤怒咆哮之后两周，史迪威从南方战区视察归来，等待他的是一道美国总统签署的解职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在这座死气沉沉的中国陪都最后停留了一天，然后取道澳洲回国。
史迪威当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么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认那是错误，他依然坚持要打败日本人必须取代蒋介石的观点。马歇尔是他最坚定的伙伴和支持者，但是马歇尔毕竟不是总统。他认为总统受到赫尔利的蒙蔽，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将军一样，最看不起类似赫尔利这样的政客。政客们总是象红头苍蝇一样围着总统嗡嗡叫，希图捞到一星半点好处，他认为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正是为了达到对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总统的命令毕竟不可抗拒。于是史迪威上将不得不象个政治角斗场上的落魄者那样暗淡无光地离开中国。他也许永远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怪圈：强大的美国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人，残暴的日本人打败了贪婪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打败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相生相克，循环往复。
委员长宽宏大量地来为被免职的美国将军送行，同来的还有蒋夫人和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委员长满脸歉意，仿佛赶走史迪威并不是他的本意。委员长提出要亲自授予史将军一枚“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在华外国官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但是美国将军断然拒绝了。胸怀宽广的中国委员长当然不会计较史迪威的态度，他始终面带微笑，宽容地打量面前这个一败涂地的美国将军，就像一个暴发户满意地看着一个不幸破产的老对手。
深秋的重庆，寒风萧瑟，阴云密布。史迪威的飞机在白市驿机场的跑道上徐徐滑动。飞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使得空旷的机场充满峡谷一样隆隆的回声。飞机开始加速，机轮在与地面跑道的剧烈摩擦中爆发出一阵阵尖锐刺耳的震颤。这是人类智慧和意志力量在挣脱大地束缚时发出的痛苦战栗与呼号。很快，飞机昂起机首，机轮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猛然挣脱地面，腾空而起。
机舱里，史迪威深情地注视着地面上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注视着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备受苦难的人们，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之行的最后一页：
“走啦！——谨祝胜利，爱你们的美国人约瑟夫w史迪威。”
4
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史迪威在毫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抵达华盛顿机场。他一走下飞机，立即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严密看护起来。没有新闻记者，没有高级官员和将领来迎接他，也没有举行欢迎英雄的凯旋仪式，只有一名国防部上校公事公办地向他转述了总统和总参谋长的问候。
此前，史迪威已经得到警告，他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因为此刻美国正在举行四年一度的换届大选，罗斯福总统不想给他的政敌有可乘之机。
一连几个月，史迪威被软禁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他的行动处处受到监视，房屋四周有宪兵站岗。为了防备那些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捣乱，联邦调查局甚至取消他出门的自由。如此待遇使史迪威愤怒到极点。但是无论他怎样大发雷霆或者抗议也无济于事，昔日军界那些老朋友全部销声匿迹，连马歇尔将军也借故不愿见他，他们全都慑于白宫那个大人物的权威。
“天哪！”史迪威在日记中咒骂到“难道这群混蛋真的以为我成了杀人犯？！”
唯一使得将军得到安慰的是同家人的团聚。妻子温妮和两个女儿，还有小儿子本恩形影不离地陪伴他，陪他在花园里散步，给他讲述这些年来家乡的种种趣闻。到晚上，一家人还有那条叫基尔的大耳狗都围在壁炉旁，听本恩长子小约瑟夫从南太平洋前线寄回的信件。但是无论家庭生活多么温馨也无法抹平史迪威心中的创伤，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孤独，更加暴躁。他的身体开始明显变坏，胃病和肝区疼痛使他不得不住进医院。
史迪威被解职软禁和罗斯福总统屈服于忘恩负义的中国人的消息还是透露到报界。一时国内舆论大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为此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好在竞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总统的竞选对手杜威议员尚未来得及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为期三天的全国公民投票就开始了。投票结果，罗斯福以压倒多数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
一九四五年元月，连任的美国总统解除了对史迪威的秘密禁令，并在白宫召见他。满面春风的总统邀请客人共进午餐，并宣布授予约瑟夫w史迪威上将“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各一枚，以表彰将军在中国和亚洲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有记者当场追问：既然史迪威将军指挥了一场出色的战争，那么怎么解释将军突然被撤职一事？总统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史迪威，轻松地回答道：“哦先生，不是撤职，是召回。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将军的身体不大适应那里的气候。”
元月下旬，中印公路全线开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把这条国际公路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消息传到美国，史迪威名声大噪，再度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罗斯福顺应民心，不失时机地任命史迪威担任美国本土陆军部队总司令。郁郁不乐的史迪威始终念念不忘打败日本的夙愿，在他的坚持要求下，同年六月获准转赴南太平洋战场，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亲自参加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后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史迪威出席了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的受降仪式。这是他作为军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当他看到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和梅津将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一切个人的委屈和辛劳都得到了报偿。
将军心中的伤痕部分地得到了抚平。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史迪威突然因健康恶化住进医院。医生在他的腹部发现多处肿块，确诊为胃癌晚期并扩散到肝脏。医生无法解释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何以会那样精力充沛地活跃在战场上。政府和军界要人闻讯纷纷赶到医院同将军诀别。当副总统问及病人有何心愿时，史迪威只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获得一枚“战斗步兵纪念章”人们俱感大惑不解。因为在将军一生中，他已经获得过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荣誉勋章，但是他在弥留之际却念念不忘得到一枚凡是上过战场的士兵都能得到的这种普通纪念章。
十月十一日，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满足了将军这个渺小的愿望。
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史迪威将军在昏迷中悄然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5
一个哲学家这样写道：
“历史苛求个人固然是个人的不幸，但是民族苛求个人却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我希望我的同龄人，除了知道一个白求恩，还应当知道更多的外国人；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还应当知道更多的被称作“历史”的那种东西。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南京。
委员长在总统官邸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基督教追悼仪式。事先没有发布公告，没有邀请各国使节，只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及夫人参加了悼念仪式。委员长刚刚出席完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满脸倦容。他在牧师做完祷告后划了一个马马虎虎的十字，然后请大使向美国政府及史迪威亲属转达他的悲痛之情，随即匆匆离去。
悼念仪式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
所以选中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是因为他能够以一种接近总统的政治眼光同时考察史迪威和蒋介石。
九月的一天，低矮的云层笼罩着暑热未消的山城重庆，赫尔利首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亮相。特使先生身材高大，衣着一尘不染，看上去十分洒脱自信，充满白种民族对有色人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特使带给委员长一份总统签署的外交文件，文件把特使的来访规定为“高级会谈”特使口头转告委员长，他负有调停蒋史矛盾和接受中国政府移交军队指挥权的全权使命。如果委员长真正予以合作，总统将通过外交途径使下列两项交换条件正式生效：
1、战后美国承担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义务。
2、战后将没收全部日本企业并将其所有权转交中国政府。
九月十一日，谈判开始。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委员长既然已经达到将史迪威排除在谈判桌之外的第一步目的，他剩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让总统特使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政治属于中国人，任何外国人都无权干涉。中国人虽然看重工业化，但是更看重自己的统治权。（我认为“统治权”应改为“主权”军队的指挥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贴者）
一个月来，美国特使同委员长频频会晤，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还应邀参加主人精心安排的许多参观视察和社会活动。作为一名老资格政治家，赫尔利很快觉察出中美之间这场“指挥权危机”远比白宫和五角大楼估计的棘手。他还敏锐地从委员长身上嗅出一股阴谋家的险恶气息，他渐渐意识到正是这个阴谋家自始至终操纵着他们的谈判，并给谈判的前途投下一道不祥的阴影。
关键问题还在于委员长对于中国政治的巨大权威和影响力。赫尔利曾经相当深入地研究过东方政治，现在他更是深切认识到东西方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派系林立的中国，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好比一张巨网，委员长就是经营这张网的大蜘蛛。他平抑和消长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制约和调整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他以他的绝对意志为中心轴构成一个巨大的权利磁场。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委员长则是国家，是领袖和神，是军队、警察、官府、土地、税收、徭役等等概念的集合物。这种业已建立的权威如同天空的太阳，它的光芒几乎随时无所不在地覆盖中国大地。
这是一个君临万方的封建领袖，这个同四亿中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并始终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大独裁者，你能试图用一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军人来取代他的权威么？即使你能够废黜一个封建领袖，但是你能废黜根植在四亿黄种人大脑深处千年不变的精神崇拜和文化方式么？
赫尔利终于不无遗憾地看到，连罗斯福总统这样优秀的西方政治家对中国的认识也肤浅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赫尔利顺着政治家的思路继续研究这场由指挥权引发的危机。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察了蒋介石，又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考察了史迪威。史迪威对中国人来说只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外来符号，他代表美援、枪炮、国际援助和强大的同盟战线，但是他永远不能代表中国政治。任何给中国人强加一个美国总司令的作法必将危害业已存在的中美关系。从战略的眼光看，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会超过本土以外，这是由中国的战争能力和政治需要决定的，任何试图依靠中国军队打败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
勿庸置疑，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对中国政治以及这场指挥权危机的本质认识是相当清醒而深刻的，他断然摒弃了连罗斯福总统也未能免俗的种族歧视意识和大国优越感，冷静地评价了蒋委员长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取代的领袖地位。他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报告中再三强调：
我的意见是：如果您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您就将失去蒋介石，并且您还将连同失去中国如果我们让中国
在战争中崩溃，如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军队继续参战，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发誓说我们支持史迪威是对的，这也改变不了历
史的结论。美国势必在中国遭到失败我谨建议您立即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
国的一切陆军部队。
——摘自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史迪威也许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他渴望荣誉，希望亲自打败日本人，创造辉煌的战争奇迹，但他毕竟是美国军人，具有美国人的气质和思维方式，不懂得中国特殊的政治和国情。中国的军事从来属于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军队从属于政党，从属于个人，是个人实现政治统治和权力野心的私有工具，因此任何失去军队的领袖也都将失去政治，失去政治权力所赋予的一切。
这是一个简单的东方权力方程式，作为军人的史迪威也许一生也无法解开它，但是作为政治家的赫尔利只在一个月时间里便弄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当赫尔利特使不再坚持中国必须移交军队指挥权和怒江前线的战事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蒋委员长好像一个后发制人的高明拳师，突然向白宫摊牌了。
十月二日，委员长在重庆温泉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全会。委员长情绪非常激动，几个月的克制已经耗尽了他的忍耐力。他破例向常委历数了美国人的种种劣迹，并且在发言中多次使用了那句著名的国骂“娘希匹”
“美国人算什么东西呢？”委员长的目光越过与会者的头顶，愤怒地质问窗外。“他们住得那么远，在太平洋那边，却要来向我指手画脚，做中国人的总司令，谁批准他们有这样的特权呢？还不是他们运了一些东西到中国来，给中国人一点甜头，就以为我们应该感恩戴德，应该让他们来为所欲为。我要对他们讲明白，我们抗日同样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租借物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要是同日本人讲和了，他们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我看美国人和日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只不过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控制我们，娘希匹，都是帝国主义！”
常委们屏气敛息，没有人胆敢打断委员长的讲话或者发表不同意见。
“要是我接受了美国人的条件，就违背了国父遗训，有悖于三民主义的宗旨，同时，你们各位也都成了美国人的傀儡。与其这样，我看还不如去投奔汪精卫算了。投奔汪精卫，你们有谁举手赞成吗？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人举手的。要是我们这样的人都做了傀儡，那么几百万前线将士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不要怕美国人！不要怕他们取消援助，撤走顾问团！不要怕这怕那！”委员长严厉的目光扫过常委。“没有美国人我们照样能过。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这是我们与美国人谈判的先决条件。你们不要担心华中华南日本人打得凶，我们军队在怒江和密支那照样能打胜仗。日本人迟早要完蛋，我们还有半个中国。我们今天要形成一个决议，要向美国人表明我们的态度，这就是我找你们来开会的目的。”
与会常委自然一致举手拥护，全体通过一份事先草拟的会议决议。决议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美国总统立即收回移交指挥权的建议和撤换史迪威。与会者只有陈布雷心里明白，前线形势远非委员长描绘的那样乐观，日本人开始进攻贵阳，委员长已经指示他暗中着手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工作。
向美国人摊牌是委员长投下的一招孤注一掷的险棋。
会议纪要当天便通过官方渠道到达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和特使赫尔利手中，次日白宫收到发自重庆的纪要全文。
罗斯福总统读过会议纪要，感到十分震惊。中国人的态度是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霍普金斯支持赫尔利特使的建议。他告诉总统：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胜过十个最优秀的将军。但是总统在决定是否应该抛弃史迪威和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时仍然很费了一番踌躇，因为他同时遭到美国军方和自己内心那种神圣的使命感的强烈反对。但是美国总统毕竟是有魄力和胆识的政治家，他懂得自己的责任，懂得必须用理智排除情绪干扰以便作出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正确选择。
英国盟友及时贡献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意见。
“史迪威将军的确是一个受人尊敬但却不好合作的伙伴，他会同所有人把关系搞糟。”蒙巴顿勋爵委婉地转告总统“我相信他在其他战区也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周之后，美国总统复电重庆，宣布有条件撤销对史迪威将军任命的建议。又过了一周，总统签发命令，宣布召回史迪威，另以一名叫魏德迈的美国三星将军接替他的职务。
委员长大获全胜。
二十年后，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这场权力危机时，两个名叫曼纳斯和森德兰的美国人这样写道：
“史迪威的被召回，是那种以为中国要依赖和服从美国，美国可以把自己的观点任意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思想的必然结果。然而新的思想，无论史迪威还是罗斯福，都无法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国民党的军队组织是由其政治制度造就的，要对其军队进行改革，首先必须变革国民党政府的整个体制。至于责任问题，马歇尔应负触发它的责任；罗斯福应负批准它的责任；而史迪威本人则应负介入和促成它的责任。更深一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蒋与史两人的矛盾，实质上它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目的互不相容的结果。”（史迪威出使中国）
另一位历史学家易劳逸教授则写道：“蒋介石好像一尊供奉在寺庙里的金漆剥落的山神。你要从外部打败它，它的确显得很羸弱，摇摇欲坠；但是你要让僧众来推倒它，它却又显得太强大”（毁灭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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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必须离开！”当委员长在常委会上愤怒咆哮之后两周，史迪威从南方战区视察归来，等待他的是一道美国总统签署的解职命令。
十月十九日，史迪威经昆明飞往重庆，在这座死气沉沉的中国陪都最后停留了一天，然后取道澳洲回国。
史迪威当然清楚自己冒犯了什么人的利益，但他不承认那是错误，他依然坚持要打败日本人必须取代蒋介石的观点。马歇尔是他最坚定的伙伴和支持者，但是马歇尔毕竟不是总统。他认为总统受到赫尔利的蒙蔽，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史迪威同所有的将军一样，最看不起类似赫尔利这样的政客。政客们总是象红头苍蝇一样围着总统嗡嗡叫，希图捞到一星半点好处，他认为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正是为了达到对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
总统的命令毕竟不可抗拒。于是史迪威上将不得不象个政治角斗场上的落魄者那样暗淡无光地离开中国。他也许永远无法解释这样一个怪圈：强大的美国打败了残暴的日本人，残暴的日本人打败了贪婪的蒋介石，而蒋介石却打败了他。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相生相克，循环往复。
委员长宽宏大量地来为被免职的美国将军送行，同来的还有蒋夫人和外交部长宋子文先生。委员长满脸歉意，仿佛赶走史迪威并不是他的本意。委员长提出要亲自授予史将军一枚“青天白日特别勋章”这是在华外国官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但是美国将军断然拒绝了。胸怀宽广的中国委员长当然不会计较史迪威的态度，他始终面带微笑，宽容地打量面前这个一败涂地的美国将军，就像一个暴发户满意地看着一个不幸破产的老对手。
深秋的重庆，寒风萧瑟，阴云密布。史迪威的飞机在白市驿机场的跑道上徐徐滑动。飞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使得空旷的机场充满峡谷一样隆隆的回声。飞机开始加速，机轮在与地面跑道的剧烈摩擦中爆发出一阵阵尖锐刺耳的震颤。这是人类智慧和意志力量在挣脱大地束缚时发出的痛苦战栗与呼号。很快，飞机昂起机首，机轮在加速度的作用下猛然挣脱地面，腾空而起。
机舱里，史迪威深情地注视着地面上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注视着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备受苦难的人们，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之行的最后一页：
“走啦！——谨祝胜利，爱你们的美国人约瑟夫w史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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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史迪威在毫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抵达华盛顿机场。他一走下飞机，立即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严密看护起来。没有新闻记者，没有高级官员和将领来迎接他，也没有举行欢迎英雄的凯旋仪式，只有一名国防部上校公事公办地向他转述了总统和总参谋长的问候。
此前，史迪威已经得到警告，他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因为此刻美国正在举行四年一度的换届大选，罗斯福总统不想给他的政敌有可乘之机。
一连几个月，史迪威被软禁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他的行动处处受到监视，房屋四周有宪兵站岗。为了防备那些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捣乱，联邦调查局甚至取消他出门的自由。如此待遇使史迪威愤怒到极点。但是无论他怎样大发雷霆或者抗议也无济于事，昔日军界那些老朋友全部销声匿迹，连马歇尔将军也借故不愿见他，他们全都慑于白宫那个大人物的权威。
“天哪！”史迪威在日记中咒骂到“难道这群混蛋真的以为我成了杀人犯？！”
唯一使得将军得到安慰的是同家人的团聚。妻子温妮和两个女儿，还有小儿子本恩形影不离地陪伴他，陪他在花园里散步，给他讲述这些年来家乡的种种趣闻。到晚上，一家人还有那条叫基尔的大耳狗都围在壁炉旁，听本恩长子小约瑟夫从南太平洋前线寄回的信件。但是无论家庭生活多么温馨也无法抹平史迪威心中的创伤，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孤独，更加暴躁。他的身体开始明显变坏，胃病和肝区疼痛使他不得不住进医院。
史迪威被解职软禁和罗斯福总统屈服于忘恩负义的中国人的消息还是透露到报界。一时国内舆论大哗。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为此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好在竞选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总统的竞选对手杜威议员尚未来得及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为期三天的全国公民投票就开始了。投票结果，罗斯福以压倒多数第三次当选美国总统。
一九四五年元月，连任的美国总统解除了对史迪威的秘密禁令，并在白宫召见他。满面春风的总统邀请客人共进午餐，并宣布授予约瑟夫w史迪威上将“荣誉军团勋章”和“橡叶勋章”各一枚，以表彰将军在中国和亚洲战场作出的巨大贡献。有记者当场追问：既然史迪威将军指挥了一场出色的战争，那么怎么解释将军突然被撤职一事？总统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史迪威，轻松地回答道：“哦先生，不是撤职，是召回。我想部分原因是因为将军的身体不大适应那里的气候。”
元月下旬，中印公路全线开通，委员长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把这条国际公路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消息传到美国，史迪威名声大噪，再度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罗斯福顺应民心，不失时机地任命史迪威担任美国本土陆军部队总司令。郁郁不乐的史迪威始终念念不忘打败日本的夙愿，在他的坚持要求下，同年六月获准转赴南太平洋战场，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总司令，亲自参加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后作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史迪威出席了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的受降仪式。这是他作为军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当他看到日本代表重光葵外相和梅津将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一切个人的委屈和辛劳都得到了报偿。
将军心中的伤痕部分地得到了抚平。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史迪威突然因健康恶化住进医院。医生在他的腹部发现多处肿块，确诊为胃癌晚期并扩散到肝脏。医生无法解释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何以会那样精力充沛地活跃在战场上。政府和军界要人闻讯纷纷赶到医院同将军诀别。当副总统问及病人有何心愿时，史迪威只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获得一枚“战斗步兵纪念章”人们俱感大惑不解。因为在将军一生中，他已经获得过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国荣誉勋章，但是他在弥留之际却念念不忘得到一枚凡是上过战场的士兵都能得到的这种普通纪念章。
十月十一日，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满足了将军这个渺小的愿望。
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史迪威将军在昏迷中悄然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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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学家这样写道：
“历史苛求个人固然是个人的不幸，但是民族苛求个人却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我希望我的同龄人，除了知道一个白求恩，还应当知道更多的外国人；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还应当知道更多的被称作“历史”的那种东西。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南京。
委员长在总统官邸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基督教追悼仪式。事先没有发布公告，没有邀请各国使节，只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及夫人参加了悼念仪式。委员长刚刚出席完一次秘密军事会议，满脸倦容。他在牧师做完祷告后划了一个马马虎虎的十字，然后请大使向美国政府及史迪威亲属转达他的悲痛之情，随即匆匆离去。
悼念仪式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