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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真很严肃。过了这么多年,她整个的精神气质好像一点没有变。只是脸黄了些,松弛了些,一旦牵动,满是括弧。
她本是有可能先于胡月兰成为第二个女镇长的。
李芙蓉当镇长的时候,创造了许多经验,不可能回回都由记者来总结。她没有读完高小,镇上干部的文墨也都有限,但是,镇上的工作总结,给上级的汇报材料,文字都很顺很出色,一点不比上级机关那些专门搞秘书工作的人写得差。这得力于谢真。
谢真是“文革”前下乡的那类知识青年,一九六五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踏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的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是镇上的”五朵金花”之一,又文文静静,只是有些冷,有些高不可攀的样子。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这中间,跟一个县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结了婚。由于两家出身都有些问题,技术员往回调的时候颇费周折。后来为把谢真转成城镇户口,更是碰得焦头烂额,终于没有办成。那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员深感行路难,精疲力竭,很是苍凉。结婚多年,谢真又没有生育,技术员最后提出分手,说完泪流满面。谢真相反没有流一滴眼泪,答应了。一九七三年大学报考,她看见报上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上大学,便跑去应试。她高中功课是自学的。在考场上,却被来招生的监考老师看中,事后便向当地文教部门指名要她。结果是被质之是否同谢真有私情,什么阶级立场云云,带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工作鉴定狼狈走路了事。一九七七年,谢真再试,成功了,却因为年龄偏大,被刷到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毕业分到县农业局(那位技术员仍在,已再婚,悔之晚矣),不久,局里把她列为第二梯队人选。县里(已经重换了一班人马,李芙蓉去县人大当了主任)却有了更大胆的设想,将她从农业局调出,先放到基层工作一段,再提到县级领导岗位任职。因为谢真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任女镇长。
对于谢真,这是二度青春。过去的经历不太顺,她够得上许多时髦小说描写的所谓“强者”然而,那些努力,都只是为的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她设想过有一天要对许多人的命运负起责任。
不过,她并不觉得太意外,一如对待已经出现过的许多变故。她很平静地去上了任。
镇上比先前多少有了变化。她的前任是个“土改”出身的干部,在镇上资格自然是老的,又很有些励精图治的雄心,在任上几年,继续拓展胡月兰的蓝图,把镇政府一幢二层的旧楼房重新油漆粉刷了一遍,连外墙面也用红粉遮了一遍,再用白粉勾了墙缝,整饰得如洞房一般;最卓著的德政是卖他的老面子为镇机关搞到一辆北京吉普。有了这辆吉普,一镇之首才真正成为一镇之首。上城开会,下乡检查,再也不用挤车跑路。镇上好几位负责同志的老屋就在本镇乡间,用一辆车载回去,同满头尘土臭汗的走回去相比,外观气派,内心感受,便都大不一样了。
谢真上任,镇上自然用吉普去接。谢真上了车,却说:“这一回我就领情了,下一次,这样的事不好再用车的。”
车上的几个人,副镇长、秘书,连司机都笑了,笑得很认真,也很丰富。秘书是个爱好文学的,晓得许多中外文学名人的轶事。他给副镇长、司机各递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缭绕间,说了一个关于烟的故事:有人问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世界上什么事最容易办,马氏一点不迟疑地回答说:“戒烟。我已经戒了一千次。”几个抽烟的于是又笑。
谢真不笑,她扭着脸看着车窗外面,好像没有听见。
到镇上以后,她再也没有用过这辆吉普。起先大家都只是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她,每回她要出去,照旧把车开到院子里等她。每回,她都径自从车边上绕过去。
大家于是纷纷提醒镇长注意身体,不要太辛苦。有一回她坐上自行车出了院子,人们又让吉普追上去,一直跟到她跳下自行车,发了脾气:
“你们不是爱惜我,是爱惜你们自己。”
大家自然就极尴尬。
“未必吧,也是为了工作方便么。”秘书勇敢地说着,拿出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登着这样一篇小说,说是一个县委机关买了一辆小车,因为代表旧观念的几个领导反对用,结果影响了这个县的现代化。
谢真把手提到胸前挡住杂志:“我还想坐在电视机面前喊人做事呢。”
本来她可以作些解释:大多数农户还在用牛耕田,镇下面村与村之间还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公路,上县上省有火车,便当得多,也快得多等等。但是她不,她不说话则已,一说就极刮毒,让人受不住。
女人的心又窄,不能容事容人。她在李八碗插队的时候,现在的副镇长起先是文书,后来升为办公室主任。谢真对他印象很坏。到镇上写材料从来不跟他搭腔。她在李八碗听说过他那个帮新郎开路的故事。过了若干年,人事谙熟,当年的新郎才猛然醒悟自己当初只是做了乌龟,已无从告白。只能时不时在女人身上出气。
谢真直认他作衣冠禽兽。
他竟成了副镇长。谢真竟又与他共事。真是山不转路转。
谢真依旧是冷冷的,除去公事从不与他闲话。毕竟一大把年纪,他主动来迁就讲真。他们一个办公室。每天他都沏上一杯酽酽浓茶,放在谢真桌上。谢真却一直到下班,都不揭那碗盖。他并不气馁,二日又重沏上。回数多了,谢真正色说:“请不要庸俗。”
他点头称是。
茶是不沏了,工作方面副镇长还是细心关照她。接到通知,新任省委书记到各地视察,第二天要在镇上小憩,顺便听取汇报。夜里散了会,副镇长请谢真留一下,他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第二天向省委书记汇报的提纲。其中包括如下内容:省委书记喜欢提的问题;观察判断的方法和特点;起居饮食的习惯和爱好等。
“这些事你怎么晓得?”
“省委书记前面走过几站,我都打电话问过了。”
“这不是搞省委书记的情报么?”
“怎么好这样说呢。”副镇长脸上发灰,很委屈“我完全是为了你好么。”
这种事是常听说的:许多千里马就是靠一两次这一类的汇报,被伯乐相中,突然之间平步青云的。副镇长这样做,凭良心说,真是用心良苦。他并不晓得自己何以会得罪谢真,很想跟她处好关系。
“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想讨好哪一个。”谢真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副镇长又点头称是。
谢真发现她在镇政府很孤单,大家对她都唯唯诺诺,却尽量远离她。她住的宿舍,从来没有别人进去。再闹热的地方,她一去,那里就像遭了瘟,一个个勾起颈。她单身过了很多年,惯了,也晓得自己心理上有了一些扭曲,难于同人亲切,因此初不警觉。然而她又极敏感,很快就明白,别人疏远她,并且这种疏远里面含有某种程度的抗议。她也偶尔听到对她那张原本好看的冷脸,现在有人说是“寡妇脸”假如她要挂电话,不等半天是决挂不通的,除非她自己去话务室。否则不是对方无人接,就是她要的这个电话的线路出了故障,她急得跳脚也没有用。话务员是副镇长本家的侄女,在她面前还有几分腼腆呢。她想要召集一个干部会,总难召集得拢,总是有半数以上的请病假,请事假,或蹲的点有事走不开。即便召集拢了,她说完话,就再没有人做声,连咳嗽都有了音量限制,且有了节奏,只是副镇长热心提醒大家,议议嘛,争一争嘛,结果是大家更加咬紧了牙关。至于副镇长自己,他永远只是同意镇长的意见。同意了,哪个去办,怎么办,则又永远不晓得。
怠工!谢真在心里喊,却又作不得声。牙齿错动着想要咬什么东西,却不晓得从何处下牙。她总想狠咬一口,有一回终于给她捉到机会。
冬种以后,镇上几个头头和业务干部集中到下面一个村开了两天会,两天的伙食都是按规定标准办的。可是到了会议结束的最后一顿饭,却加了好几个菜,上了酒。
“这样做有什么理由?”谢真两只手按在椅子靠背上。
“镇上是头回在我们村上开会,我们再穷,面子总要的。”几个村干部讪笑着。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不吃就是看人不起。
“那好,吃吧。”谢真先入了座。
大家有些意外,又马上释然:一个人的人情味终归不会丧失得那么干净的。
哪晓得,谢真吃完了,站起来,擦一擦嘴,掏出了钱,往碗底下一压,对几个陪吃的村干部说:“这是我的一份。回头你们算一下帐,多退少补。”又对镇上同来的干部一个个盯了一眼:“也请你们照我这样办。”
谢真离座的时候不自觉地撤了一下嘴,心里有些说不出口的快意。
几天以后,在镇政府的走廊里,谢真忽然被几个干部叫住,请她吃某人儿子结婚的喜糖。这样热情的邀请,她很少碰到,心里头颇有些感动,便很欣然地跟进办公室,很欣然地同大家嚼了一顿喜糖,很难得地同那位做了公公的人说了几句玩话。
等她一出去,全屋子的人就一下轰然而起,拍手跳脚,几乎要把屋掀塌。欢腾中有人高歌一曲小寡妇上坟。
原来,上次开会设宴的那个村把镇上干部当时掏的钱都一一退回了本人。谢真那一份自然不好还,于是就买了糖来招待众人,让谢真来沾了光。
谢真想咬别人,却咬到自己身上。她后来晓得这事,气得手脚刹时冰凉。
镇政府机关十几个干部里头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之心的还算秘书。到底多读了几本书,便隔生隔熟地跟谢真讲解系统论,教诫她社会关系是网络结构,线型思维行不通,一个现代型的领导者应该
“见你的鬼去。”谢真讨厌油嘴滑舌。
然而,县委把谢真召了去,她也受到了类似批评。
“这么多状子告你,飞委书记扬着一叠材料“说你不适应镇长工作。”
“是不适应。”谢真一点不否认。无非是不干。她想起那个技术员跟她离婚时说的话:行路难,疲倦,苍凉。她现在也感觉到了。
“不适应也要适应,”县委书记有些火“想清高就莫... -->>
谢真很严肃。过了这么多年,她整个的精神气质好像一点没有变。只是脸黄了些,松弛了些,一旦牵动,满是括弧。
她本是有可能先于胡月兰成为第二个女镇长的。
李芙蓉当镇长的时候,创造了许多经验,不可能回回都由记者来总结。她没有读完高小,镇上干部的文墨也都有限,但是,镇上的工作总结,给上级的汇报材料,文字都很顺很出色,一点不比上级机关那些专门搞秘书工作的人写得差。这得力于谢真。
谢真是“文革”前下乡的那类知识青年,一九六五年在省城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为此,省报上很宣传了一番。下来没有几天,就又晓得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省报上她的如何“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踏污泥眼观全球”的体会文章,就是她自己写的,决不要记者代笔,而且不消改一个字,就能登。这真好比一只凤凰飞到鸡窝里。当时的镇长李芙蓉自然是十分的看重,时常由镇政府发误工补贴,把她借到镇上来写用三兜粪、三块石头打倒帝修反的总结、汇报、新闻报道。谢真长得也好看,是镇上的”五朵金花”之一,又文文静静,只是有些冷,有些高不可攀的样子。有她在场,或沏茶、或记录,听汇报的上级领导或记者就总是兴趣十足,表态十分爽快,都是肯定成绩的好话。“亏得有这么一支金笔杆!”李芙蓉常常这样真心实意地感叹。她是从理论上明白了舆论的要紧:人是一样的人。事是一样的事,宣传不宣传大不一样。嘴里一块肉,左红右绿么。
李芙蓉在镇党委会上提出来,把谢真作为接班人培养对象,大家都同意。可是一外调,就现了芦花。谢真原来不叫谢真,她的生父是右派,劳改期间死在农场里。后来母亲带着她改嫁给了一个姓谢的工人。李芙蓉她们于是很愤怒,埋怨省报不负责任;为了宣传需要,就把右派的女儿说成工人阶级的女儿。
谢真当然是没有当成接班人,就是金笔杆也不能再作,只好安安心心地身居茅屋,脚踩污泥,在李八碗一住十来年。这中间,跟一个县农业局下放的技术员结了婚。由于两家出身都有些问题,技术员往回调的时候颇费周折。后来为把谢真转成城镇户口,更是碰得焦头烂额,终于没有办成。那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员深感行路难,精疲力竭,很是苍凉。结婚多年,谢真又没有生育,技术员最后提出分手,说完泪流满面。谢真相反没有流一滴眼泪,答应了。一九七三年大学报考,她看见报上说“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可以上大学,便跑去应试。她高中功课是自学的。在考场上,却被来招生的监考老师看中,事后便向当地文教部门指名要她。结果是被质之是否同谢真有私情,什么阶级立场云云,带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工作鉴定狼狈走路了事。一九七七年,谢真再试,成功了,却因为年龄偏大,被刷到省农学院在专区办的一个分院。毕业分到县农业局(那位技术员仍在,已再婚,悔之晚矣),不久,局里把她列为第二梯队人选。县里(已经重换了一班人马,李芙蓉去县人大当了主任)却有了更大胆的设想,将她从农业局调出,先放到基层工作一段,再提到县级领导岗位任职。因为谢真熟悉李八碗,这个基层便选在小镇。谢真于是成为第三任女镇长。
对于谢真,这是二度青春。过去的经历不太顺,她够得上许多时髦小说描写的所谓“强者”然而,那些努力,都只是为的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她设想过有一天要对许多人的命运负起责任。
不过,她并不觉得太意外,一如对待已经出现过的许多变故。她很平静地去上了任。
镇上比先前多少有了变化。她的前任是个“土改”出身的干部,在镇上资格自然是老的,又很有些励精图治的雄心,在任上几年,继续拓展胡月兰的蓝图,把镇政府一幢二层的旧楼房重新油漆粉刷了一遍,连外墙面也用红粉遮了一遍,再用白粉勾了墙缝,整饰得如洞房一般;最卓著的德政是卖他的老面子为镇机关搞到一辆北京吉普。有了这辆吉普,一镇之首才真正成为一镇之首。上城开会,下乡检查,再也不用挤车跑路。镇上好几位负责同志的老屋就在本镇乡间,用一辆车载回去,同满头尘土臭汗的走回去相比,外观气派,内心感受,便都大不一样了。
谢真上任,镇上自然用吉普去接。谢真上了车,却说:“这一回我就领情了,下一次,这样的事不好再用车的。”
车上的几个人,副镇长、秘书,连司机都笑了,笑得很认真,也很丰富。秘书是个爱好文学的,晓得许多中外文学名人的轶事。他给副镇长、司机各递了一支烟,自己也点了一支。烟雾缭绕间,说了一个关于烟的故事:有人问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世界上什么事最容易办,马氏一点不迟疑地回答说:“戒烟。我已经戒了一千次。”几个抽烟的于是又笑。
谢真不笑,她扭着脸看着车窗外面,好像没有听见。
到镇上以后,她再也没有用过这辆吉普。起先大家都只是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她,每回她要出去,照旧把车开到院子里等她。每回,她都径自从车边上绕过去。
大家于是纷纷提醒镇长注意身体,不要太辛苦。有一回她坐上自行车出了院子,人们又让吉普追上去,一直跟到她跳下自行车,发了脾气:
“你们不是爱惜我,是爱惜你们自己。”
大家自然就极尴尬。
“未必吧,也是为了工作方便么。”秘书勇敢地说着,拿出了一本文学杂志,上面登着这样一篇小说,说是一个县委机关买了一辆小车,因为代表旧观念的几个领导反对用,结果影响了这个县的现代化。
谢真把手提到胸前挡住杂志:“我还想坐在电视机面前喊人做事呢。”
本来她可以作些解释:大多数农户还在用牛耕田,镇下面村与村之间还说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公路,上县上省有火车,便当得多,也快得多等等。但是她不,她不说话则已,一说就极刮毒,让人受不住。
女人的心又窄,不能容事容人。她在李八碗插队的时候,现在的副镇长起先是文书,后来升为办公室主任。谢真对他印象很坏。到镇上写材料从来不跟他搭腔。她在李八碗听说过他那个帮新郎开路的故事。过了若干年,人事谙熟,当年的新郎才猛然醒悟自己当初只是做了乌龟,已无从告白。只能时不时在女人身上出气。
谢真直认他作衣冠禽兽。
他竟成了副镇长。谢真竟又与他共事。真是山不转路转。
谢真依旧是冷冷的,除去公事从不与他闲话。毕竟一大把年纪,他主动来迁就讲真。他们一个办公室。每天他都沏上一杯酽酽浓茶,放在谢真桌上。谢真却一直到下班,都不揭那碗盖。他并不气馁,二日又重沏上。回数多了,谢真正色说:“请不要庸俗。”
他点头称是。
茶是不沏了,工作方面副镇长还是细心关照她。接到通知,新任省委书记到各地视察,第二天要在镇上小憩,顺便听取汇报。夜里散了会,副镇长请谢真留一下,他为她准备好了一个第二天向省委书记汇报的提纲。其中包括如下内容:省委书记喜欢提的问题;观察判断的方法和特点;起居饮食的习惯和爱好等。
“这些事你怎么晓得?”
“省委书记前面走过几站,我都打电话问过了。”
“这不是搞省委书记的情报么?”
“怎么好这样说呢。”副镇长脸上发灰,很委屈“我完全是为了你好么。”
这种事是常听说的:许多千里马就是靠一两次这一类的汇报,被伯乐相中,突然之间平步青云的。副镇长这样做,凭良心说,真是用心良苦。他并不晓得自己何以会得罪谢真,很想跟她处好关系。
“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想讨好哪一个。”谢真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副镇长又点头称是。
谢真发现她在镇政府很孤单,大家对她都唯唯诺诺,却尽量远离她。她住的宿舍,从来没有别人进去。再闹热的地方,她一去,那里就像遭了瘟,一个个勾起颈。她单身过了很多年,惯了,也晓得自己心理上有了一些扭曲,难于同人亲切,因此初不警觉。然而她又极敏感,很快就明白,别人疏远她,并且这种疏远里面含有某种程度的抗议。她也偶尔听到对她那张原本好看的冷脸,现在有人说是“寡妇脸”假如她要挂电话,不等半天是决挂不通的,除非她自己去话务室。否则不是对方无人接,就是她要的这个电话的线路出了故障,她急得跳脚也没有用。话务员是副镇长本家的侄女,在她面前还有几分腼腆呢。她想要召集一个干部会,总难召集得拢,总是有半数以上的请病假,请事假,或蹲的点有事走不开。即便召集拢了,她说完话,就再没有人做声,连咳嗽都有了音量限制,且有了节奏,只是副镇长热心提醒大家,议议嘛,争一争嘛,结果是大家更加咬紧了牙关。至于副镇长自己,他永远只是同意镇长的意见。同意了,哪个去办,怎么办,则又永远不晓得。
怠工!谢真在心里喊,却又作不得声。牙齿错动着想要咬什么东西,却不晓得从何处下牙。她总想狠咬一口,有一回终于给她捉到机会。
冬种以后,镇上几个头头和业务干部集中到下面一个村开了两天会,两天的伙食都是按规定标准办的。可是到了会议结束的最后一顿饭,却加了好几个菜,上了酒。
“这样做有什么理由?”谢真两只手按在椅子靠背上。
“镇上是头回在我们村上开会,我们再穷,面子总要的。”几个村干部讪笑着。脸上的表情分明在说:不吃就是看人不起。
“那好,吃吧。”谢真先入了座。
大家有些意外,又马上释然:一个人的人情味终归不会丧失得那么干净的。
哪晓得,谢真吃完了,站起来,擦一擦嘴,掏出了钱,往碗底下一压,对几个陪吃的村干部说:“这是我的一份。回头你们算一下帐,多退少补。”又对镇上同来的干部一个个盯了一眼:“也请你们照我这样办。”
谢真离座的时候不自觉地撤了一下嘴,心里有些说不出口的快意。
几天以后,在镇政府的走廊里,谢真忽然被几个干部叫住,请她吃某人儿子结婚的喜糖。这样热情的邀请,她很少碰到,心里头颇有些感动,便很欣然地跟进办公室,很欣然地同大家嚼了一顿喜糖,很难得地同那位做了公公的人说了几句玩话。
等她一出去,全屋子的人就一下轰然而起,拍手跳脚,几乎要把屋掀塌。欢腾中有人高歌一曲小寡妇上坟。
原来,上次开会设宴的那个村把镇上干部当时掏的钱都一一退回了本人。谢真那一份自然不好还,于是就买了糖来招待众人,让谢真来沾了光。
谢真想咬别人,却咬到自己身上。她后来晓得这事,气得手脚刹时冰凉。
镇政府机关十几个干部里头多少有些悲天悯人之心的还算秘书。到底多读了几本书,便隔生隔熟地跟谢真讲解系统论,教诫她社会关系是网络结构,线型思维行不通,一个现代型的领导者应该
“见你的鬼去。”谢真讨厌油嘴滑舌。
然而,县委把谢真召了去,她也受到了类似批评。
“这么多状子告你,飞委书记扬着一叠材料“说你不适应镇长工作。”
“是不适应。”谢真一点不否认。无非是不干。她想起那个技术员跟她离婚时说的话:行路难,疲倦,苍凉。她现在也感觉到了。
“不适应也要适应,”县委书记有些火“想清高就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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