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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我们小镇文化馆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因为写作了一篇小说改变了默默无闻的命运。那小说获了那一年的全国文学大奖。他后来也因此被调到省里去做专业作家，自然是很扬眉吐气的了，整天一副天才在思考的深沉样子，在镇子里走着，觉得一切都那么琐屑和肮脏，心里充满了悲悯。没想到有一天却遭了一个人的迎头棒喝。
那天他在镇中学里跟一帮崇拜者讲了奋斗史回来（他调省里的调令已经来了，这些日子许多单位都抓紧请他讲演），过河的时候，忽然看见河对岸的镇长。镇上的河水浅，河上删节号似地横了一串大卵石，便是桥。他看见镇长时，已经走过一大半卵石了，镇长就在卵石后头站着。过了桥，他本来打算侧着脸从镇长身边擦过的，镇长却喊住了他。
“那个写小说出名的，就是你么？”
镇长光头底下那张尽是疙瘩的脸绷紧了，让他有些发毛。他垂了头，四处张望，惊怕地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人倒霉，盐罐子生蛆。如今是人是鬼都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这小子只顾自己出名，就不管别个死活了。我一个小镇长，迫害得了那么大一个人物么？如今你小子是行了时了，老子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镇长话说得咬牙切齿，却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说完了就沿了那串卵石，一跳一跳地走了，再没有回头。等他过了河，年轻人才缓过神来，回头看定镇长那一撅一撅的屁股明白自己再没有了危险，怒火便一点一点在心里升腾起来。一再下决心追上去，朝那屁股上踹一脚，终是隐忍住了。他气得还不至于失去理智，真要是打起来，镇长的两只手指头就可以捏扁他的。
当时的镇长早已不是镇长了，被停了职，在镇上的蔬菜大队劳动，待分配工作。他的被停职，当然不是因为那个年轻人写的小说的缘故，但那小说跟他却不是没有一点关系，小说里写了一个级别很高的老干部被流放到小镇来，镇上以镇长为代表的恶势力给了他许多的迫害。倘若不是因为镇长当时的处境，小说作者肯定不会把反面人物安排成“镇长”的。
那年轻人的得奖小说里写到的镇政府当时叫镇革委会——听说有些读者曾就此提出质疑，说作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这意见并不错，只是少了些幽默感——当时的镇革委会倒是很革命的，就在镇口的大路边上，先前是本地一个大姓宗族的祠堂，多年失修，破烂不堪，四墙裂了缝，已经歪斜了，屋头上长了草，衰败成灰色；祠堂改成办公室后开的窗子上，没有玻璃，蒙在上面的是包装化肥的透明塑料袋。文革时候才在满墙刷了红漆黄漆，不是为了维护屋子，是为了写语录。红红黄黄的颜色像在一张苍老的脸上化妆，不仅是难看，简直是狰狞。屋子里也几乎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桌子要互相靠着才放得稳，椅子要靠了墙才敢坐，会计的算盘和圆珠笔上都包扎着医院用的胶布。镇上原来就穷，再经了几年革命洗礼就更清白了，不过，再穷也有穷开心的法子，镇长到小镇上任，开第一次镇革委领导班子会，就领教了这开心。
乡镇上从来没有按时开会这一说。人总是先先后后参差不齐，说是九点开，十点人能坐拢就不错。等人的时候，先到的人就讲笑话打发时间。领导干部又主要讲的是跟领导干部有关的笑话：上级来了一位领导，大会上作报告，首先宣布来意：“我这回，是专门来搞妇女，”顿一下，才说：“计划生育工作的。”接下来就自谦“我是个大老粗，有多粗呢？你们妇女主任知道，昨天晚上，我跟她摸了一下，一直摸到下半夜”等等。在这类笑话里，开心的对象总少不了妇女主任。说多了，就觉得是老套子，没有新意。这一天，有人出了个点子，对另一个人说。我们莫总是图嘴巴皮子快活。今天不来素的，要来就来点荤的。你平日跟妇女主任眉来眼去，今天敢不敢当大家的面，在她胸口抓一把，也给我们开个眼界。
大家就起哄，一致说：“好！”一片山响，如同誓师。
妇女主任是六几届下来的知青，很积极能干。下来不到一年就入了党，成了知青模范。镇革委筹办妇代会时被抽上来，以后就留下来当了新生的妇代会主任。镇上的知青有“五朵金花”最好看的两朵都进了镇革委。一朵是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一朵就是这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是工农兵型的，很丰满壮实，胸脯特别高，让许多人垂涎。
被提议的那另一位是镇革委副主任（也就是副镇长），妇女主任就是由他发现推荐上来的，两人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一般，私底下有人问他跟妇女主任是不是有事，他总是反问：你看呢？分明是得了手的神气。只是大家还没有看到公开的证明。
妇女主任总是最后一个到会。一是因为来早了，会让这些臭男人没头没脑地打趣；二是因为当了干部，又碰到场面的事，一个女人上下总要收拾得光鲜些。那天她穿了件短袖衫，那衫子很薄，其实遮掩不住什么，里面肉色的胸罩远远看起来跟没戴一样（这其实是镇上人的看法。妇女主任的穿着还是很得体的，只是因为带着些城里人的趣味，镇上人觉得有些惹眼就是）。
十几年前，我们小镇文化馆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人，因为写作了一篇小说改变了默默无闻的命运。那小说获了那一年的全国文学大奖。他后来也因此被调到省里去做专业作家，自然是很扬眉吐气的了，整天一副天才在思考的深沉样子，在镇子里走着，觉得一切都那么琐屑和肮脏，心里充满了悲悯。没想到有一天却遭了一个人的迎头棒喝。
那天他在镇中学里跟一帮崇拜者讲了奋斗史回来（他调省里的调令已经来了，这些日子许多单位都抓紧请他讲演），过河的时候，忽然看见河对岸的镇长。镇上的河水浅，河上删节号似地横了一串大卵石，便是桥。他看见镇长时，已经走过一大半卵石了，镇长就在卵石后头站着。过了桥，他本来打算侧着脸从镇长身边擦过的，镇长却喊住了他。
“那个写小说出名的，就是你么？”
镇长光头底下那张尽是疙瘩的脸绷紧了，让他有些发毛。他垂了头，四处张望，惊怕地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人倒霉，盐罐子生蛆。如今是人是鬼都往我头上扣屎盆子。你这小子只顾自己出名，就不管别个死活了。我一个小镇长，迫害得了那么大一个人物么？如今你小子是行了时了，老子却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镇长话说得咬牙切齿，却并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行动。说完了就沿了那串卵石，一跳一跳地走了，再没有回头。等他过了河，年轻人才缓过神来，回头看定镇长那一撅一撅的屁股明白自己再没有了危险，怒火便一点一点在心里升腾起来。一再下决心追上去，朝那屁股上踹一脚，终是隐忍住了。他气得还不至于失去理智，真要是打起来，镇长的两只手指头就可以捏扁他的。
当时的镇长早已不是镇长了，被停了职，在镇上的蔬菜大队劳动，待分配工作。他的被停职，当然不是因为那个年轻人写的小说的缘故，但那小说跟他却不是没有一点关系，小说里写了一个级别很高的老干部被流放到小镇来，镇上以镇长为代表的恶势力给了他许多的迫害。倘若不是因为镇长当时的处境，小说作者肯定不会把反面人物安排成“镇长”的。
那年轻人的得奖小说里写到的镇政府当时叫镇革委会——听说有些读者曾就此提出质疑，说作者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这意见并不错，只是少了些幽默感——当时的镇革委会倒是很革命的，就在镇口的大路边上，先前是本地一个大姓宗族的祠堂，多年失修，破烂不堪，四墙裂了缝，已经歪斜了，屋头上长了草，衰败成灰色；祠堂改成办公室后开的窗子上，没有玻璃，蒙在上面的是包装化肥的透明塑料袋。文革时候才在满墙刷了红漆黄漆，不是为了维护屋子，是为了写语录。红红黄黄的颜色像在一张苍老的脸上化妆，不仅是难看，简直是狰狞。屋子里也几乎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桌子要互相靠着才放得稳，椅子要靠了墙才敢坐，会计的算盘和圆珠笔上都包扎着医院用的胶布。镇上原来就穷，再经了几年革命洗礼就更清白了，不过，再穷也有穷开心的法子，镇长到小镇上任，开第一次镇革委领导班子会，就领教了这开心。
乡镇上从来没有按时开会这一说。人总是先先后后参差不齐，说是九点开，十点人能坐拢就不错。等人的时候，先到的人就讲笑话打发时间。领导干部又主要讲的是跟领导干部有关的笑话：上级来了一位领导，大会上作报告，首先宣布来意：“我这回，是专门来搞妇女，”顿一下，才说：“计划生育工作的。”接下来就自谦“我是个大老粗，有多粗呢？你们妇女主任知道，昨天晚上，我跟她摸了一下，一直摸到下半夜”等等。在这类笑话里，开心的对象总少不了妇女主任。说多了，就觉得是老套子，没有新意。这一天，有人出了个点子，对另一个人说。我们莫总是图嘴巴皮子快活。今天不来素的，要来就来点荤的。你平日跟妇女主任眉来眼去，今天敢不敢当大家的面，在她胸口抓一把，也给我们开个眼界。
大家就起哄，一致说：“好！”一片山响，如同誓师。
妇女主任是六几届下来的知青，很积极能干。下来不到一年就入了党，成了知青模范。镇革委筹办妇代会时被抽上来，以后就留下来当了新生的妇代会主任。镇上的知青有“五朵金花”最好看的两朵都进了镇革委。一朵是镇广播站的播音员；一朵就是这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是工农兵型的，很丰满壮实，胸脯特别高，让许多人垂涎。
被提议的那另一位是镇革委副主任（也就是副镇长），妇女主任就是由他发现推荐上来的，两人的关系自然也就不一般，私底下有人问他跟妇女主任是不是有事，他总是反问：你看呢？分明是得了手的神气。只是大家还没有看到公开的证明。
妇女主任总是最后一个到会。一是因为来早了，会让这些臭男人没头没脑地打趣；二是因为当了干部，又碰到场面的事，一个女人上下总要收拾得光鲜些。那天她穿了件短袖衫，那衫子很薄，其实遮掩不住什么，里面肉色的胸罩远远看起来跟没戴一样（这其实是镇上人的看法。妇女主任的穿着还是很得体的，只是因为带着些城里人的趣味，镇上人觉得有些惹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