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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 -->>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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