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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好？
当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过去农民一家一户单独住，现在搬进公寓楼，住到一起来了，那么谁住楼上，谁住楼下，谁住东头，谁住西头呢？如果发生矛盾引起冲突，又怎么解决？
宋朝华说很简单，也就三个词：公开、公平、公正。只要你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开，很多事情都好办。我们的纯阳安置小区楼层分配的办法，是先公布各楼层的价格，比如底楼260，二楼270，三楼300，四楼290。大家根据各自经济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户型。如果撞车，就先协商。协商不好，就抓阄。一靠经济杠杆，二靠民主协商，实在不行就靠“天”另外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哪个先拆完了，哪个就先来选房。先拆完的先选，后拆完的后选，等到最后没得好的了，就不怪我们嘛！结果很多群众连夜拆迁，冒雨拆迁，没有一户强制执行，也没有一户告状上访。农民其实是通情达理的，怕就怕你徇私枉法。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问题。
这样看，当然不大会有问题。不过新津县虽然在第三圈层，却是“第三世界领袖”第三圈层的其他县市，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五、硬崛起
曾万明迎难而上：
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再困难的地方也有优势
2005年8月10日，成都市政府，曾万明的办公室。
39岁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大邑县前任县委书记曾万明很低调。他似乎并不十分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曾万明一再声明，大邑能够有些变化，靠的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有方，靠的是全县人民和整个班子的集体智慧，和他个人没有太大关系，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和别的同志谈也一样。
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的访谈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没有宣传个人的意思，只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大邑县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有典型意义的，应该让别人知道。至于一定要和他谈，也仅仅因为当事人的感觉更真切。曾万明这才同意“把大家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面对面交谈。他嗓音低沉，语气平实，毫不张扬，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仍能感觉到他平时的风趣和风采。
曾万明告诉我，他做工作的原则，是谋事不谋人。谋事也就是谋发展，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其实再困难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大邑在成都算是相对偏远、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原来属于温江地区。温江地区有个说法：“邛蒲大，鬼害怕。”邛蒲大，也就是邛崃、蒲江、大邑。主要问题，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思想观念比较陈旧。他去大邑的时候，大邑基本上没有工业，基本上看不到建筑工地，存款只有20个亿，负债倒有6亿多，其中债券3亿多，工资都发不出。所以干部群众思想包袱很重，觉得大邑离成都那么远，发展也没有后劲。
我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不知有何想法？
曾万明说，我当时想的是，改变大邑现状，肯定要靠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话倒是不错。问题是他们那里一穷二白，要啥没啥的，怎么生产自救？
曾万明说，我这个人是逆向思维。大邑是有差距，是有困难，是相对落后，但是，差距就是潜力，落后就有希望。一个地方，它越困难，留给我们做事的舞台就越好，发展空间就越大。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嘛！所以差距也是财富。
好嘛！“鬼害怕”变“提款机”了。不过大话好说，实事难做，且看他们如何“变废为宝”
曾万明说，我当时脑海里一直在想，大邑主要的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说来说去，还是“发展”二字。必须用发展来凝聚人心，用发展来激励斗志，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要发展，就得有项目。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项目就是发展的硬道理，也是大邑的第一要务。搞城乡一体化，没有项目就是空谈。因此我们提出，以招商引资作为整个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来加快大邑的发展。
我问，大干快上？
曾万明说，不，科学发展。绝不能再走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个老路，必须集约化、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法制化。因此我们规划了“五区一线”“一线”就是旅游公路沿线，从西岭镇到韩场镇，100多公里，相当于一个项链，把五个区串起来。韩场镇是畜牧高科技园区，安仁镇是文化旅游开发区，晋原镇是工业区和新城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苏家镇，都在旅游沿线上。文化旅游开发区上实际上也是四点一线，一个西岭雪山，一个花水湾，一个道教发源地鹤鸣山，一个刘氏庄园。兵马未动，规划先行。规划好了，就可以招商引资。第一，靠优势招商
我笑了。“鬼害怕”的地方也有优势？
曾万明说，怎么没有？一是能源优势，有煤，有水，电力充足。二是土地优势，荒滩、土坡、河滩地很多，造地成本也低。三是环境优势，西岭雪山花水湾，旅游资源丰富。四是生态优势，山、丘、坝都有，立体气候很明显，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山区我们重点搞药材，丘区就搞多种经营，搞麻羊、反季节蔬菜，坝区主要搞大田。五是劳动力优势，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搞项目的话，在具体操作上必须要靠优势来招商。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项目就会来。优势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说明我们的切入点选得好。问题是你要把这些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宣传力。你必须要去挖掘它，利用它，也就是“发现优势，培育优势，制造优势，利用优势，发挥优势”
我这个人是有点不讲道理的。所谓“不讲道理”就是“只讲事实”这也是我和成都市领导干部访谈的一个基本原则。大邑有这五大优势，是事实；如何发现、培育、制造、利用、发挥，却不知道。
曾万明说，一靠真情，二靠诚信，三靠党的坚强领导。我经常跟班子里的人说，搞项目必须要大团结，必须要大联合，也必须要大统战。只要是能给我们项目的人，都要去争取他，团结他，实现双赢。办企业是要赚钱的，我们就要在遵纪守法和不伤害老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帮他们赚钱，甚至帮助他们算账，让他们觉得投入是有回报的。2003年3月，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的制鞋大王双星集团准备到四川来发展，但是没有基地。当时我刚到大邑不久，正在党校学习。我就去找他们成都公司的销售老总，请他到大邑来看，给他介绍工业开发区，介绍我们有哪些优势，劳动力的优势，电力的优势，交通的优势，良好的服务优势。这个东西就打动那位老总了，就把青岛总部的人介绍到大邑来。我们又陪其到大邑的景区去看，又跑到青岛去回访，争取他们到这边来投资。最后，双星集团投入2。5个亿，建西部的制鞋基地，还把制衣、制帽、制袜都搞起来了，形成一个很大的产业链。而且地价还卖得很高，6万多元一亩，国家标准，没有优惠。
我问，没有优惠也肯来？
曾万明说，肯来。其实一些大企业，并不十分在意那些“小恩小惠”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个地方的软环境。外地的企业能够过来发展，很大程度是选择人。这个人能不能交，这个人做事诚不诚信，老板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很多调查，考察这个地方说话算不算数。你讲诚信，项目就来了。所以我和班子里的人讲，我们招商引资搞项目，一定要用真心换真情，用真情换真意。
我问，如此说来，一靠真情，二靠诚信，这两条是一致的了？
曾万明说，是。有真情的人一定讲诚信，讲诚信的人一定有真情。真情是内在本质，诚信是外在表现。我经常说两句话：宁肯说我水平低，不要去虚报浮夸；宁肯说我手艺差，不要去弄虚作假。丁是丁，卯是卯，这样好一点。我到大邑后还有一个“阳光理念”提出了“诚信大邑，阳光政府”阳光政府，就是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为民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责任的政府，效益的政府。总之，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阳光，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经得起后人的评说，要经得起大家的认同，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
我问，三靠党的坚强领导又是怎么回事？
曾万明说，我当时在大邑提出，内部要增强凝聚力，外部要增强吸引力，整个干部队伍要有战斗力。我作为书记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方向把握好，把规则制定好，把节奏处理好，这样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
我又问，有效果吗？
曾万明说，有。比如福建有个玉新集团，它到西部来，要选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到了绵阳，到了乐山，也到了德阳，最后一站到成都。到成都时路过大邑，慕名到韩场镇去访问。当时韩场镇的党委书记十分敏锐，马上报告我，说他们可能是来考察投资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说你把他们留下来，住到花水湾。第二天我在县委接待了他们，介绍情况，又叫韩场镇的书记跟他们一起回厦门，考察公司情况，谈了13天就把这个项目搞定了。玉新公司投了一个多亿，可以解决1500人就业，出口创汇可以达到1000万到3000万美金，产品全部销到美国和欧洲。韩场镇的老百姓也富了。光是给他们种蘑菇，四五个月就可以赚6000元。
我说，这就是靠优势招商了？
曾万明说，是。
我问，还有别的招数吗？
曾万明说，还要靠产业招商，靠环境招商，靠资源招商，靠市场招商。靠产业招商，就是对一些企业要引导它们做大做强。不知道你去看过天邑科技没有？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大邑人。我们把他请回大邑后，一年销售的可以达到1亿多，通过他还引进了台湾企业，是大邑的第一家台湾企业。还有一个是蓉新公司，投资一个多亿，搞了蓉新管道，投产以后可以做到10个亿，税收可以达到7000万。过去税收过千万的企业最多只有一家，现在达到四到五家。
我问，靠环境招商呢？
曾万明说，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硬环境，水电气路都要配套。还有就是软环境，核心就是讲诚信。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去说，说到的一定要做到。
我问，靠资源招商呢？
曾万明说，就是以资源换投入，以资源换资金。比如我们要修路，没有钱，又贷不到款，我们就引进中铁八局。路修好后，把土地拍卖给它，或者把拍卖土地的钱给它，以地换路。
我问，靠市场招商呢？
曾万明说，比如我们有这么多的垃圾，要做无害化处理，我们也没有钱，但是有市场。我就引进一个垃圾处理厂，搞了bot模式，它来投资、经营和管理，13年以后就无偿地交给我们了。
我明白了。曾万明的五大招商，最重要的是靠优势招商；而曾万明说的优势，其实包括“硬优势”和“软优势”“硬优势”就是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软优势”就是真情、诚信、党的坚强领导。在我看来“软优势”其实是比“硬优势”更重要的优势。实际上，有着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硬优势”的并非只有大邑一家。许多企业选择大邑，恐怕更多的还是看中了他们党委的真情诚信和政府的阳光透明。
“软优势”造就了“硬崛起”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大邑的变化。一是老百姓的存款从每年20亿增加到31个亿；二是用电量，2002年是3。6亿千瓦，到2005年超过了5亿千瓦。发展的结果是富裕，富裕的结果是文明。我看过安仁镇的农民新居，那是让城里人看了都要眼红的。大邑这个以前的边远贫困县，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地还是那些地，却因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从“鬼都害怕”变成了“人人爱来”
六、智者胜出
白刚妙手回春：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
2005年8月11日，锦江区委，白刚的办公室。
如果说大邑的发展可以归结为“软优势，硬崛起”那么，锦江的成功就无妨称之为“智取胜，巧安排”很难用一两个字来准确形容和描述锦江区委书记白刚。他睿智聪明，又并不张扬；思维严密，又富于想象。实际上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搞出来的那“五朵金花”——红砂村、幸福梅林、江家菜地、荷塘月色、东篱菊园，与其说是“典型”或者“范例”不如说是艺术品。我是到过红砂村、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的，一进门就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农村？完全是公园嘛！走进去以后就更是感慨万千。绿茵遍野，果木成行，花枝招展，四季飘香，一派恬淡祥和景象。所谓“田园牧歌”亦不过如此！能想出这种点子的人，肯定有艺术家气质；和这样的人谈话，当然也是愉快的。
然而说到“五朵金花”白刚的脸上却并无骄色，反倒微露一丝苦笑。他说这其实是逼出来的。锦江属于中心城区，带有两个乡。这两个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经改成了街道办事处，乡和镇都没有了，但居民还是农民。
我奇怪，为什么还是农民呢？
白刚说，因为城市一定要有通风口，一定要有绿地。我们锦江区这块农村，刚好就有一部分被规划为绿地和通风口。这就不能搞房地产，不能盖高楼大厦。可是周边地区在发展呀！你这块地方空起，搞不好就变成城中村，脏乱差不说，还穷。这块地方的农民就会有意见了：凭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脱贫致富，我们就该贫穷落后？没道理么！而且如果你不采取一种方式把它融入城市，这个城市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总不能搞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城中村”吧？
我同意，这确实麻烦。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性问题，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头疼的“老大难”著名学者陆学艺来成都调研的时候，就曾建议他们不要去动“城中村”但现在看来，锦江区不动也不行。
白刚说，这就逼得我们党委、政府想办法。我们这两个乡，有一个发展工业，问题不大。另一个乡，三圣乡，麻烦就大了。它是酸性膨胀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既不丰产也不丰收。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块地方不但变城市难，就连农村也很难做好？
白刚说，是。
这确实令人同情，却不知他们怎么想。
白刚说，我们也没有怨天尤人，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既然我们摊的就是这块地，那就要在这块地上做城乡一体化，把劣势变成优势。怎么做？找事干。我们就是没事找事。正好这个区有一个传统的种植习惯，就是大田种花。种花好啊，经济作物嘛，可以解决多收的问题。但如果不做大做强，顶多也就是小富，发不了大财，甚至可能连小富也做不到，不过温饱而已。
我说，那么请问如何做大做强呢？
白刚说，我们就选了一种方式——自己去申报四川省首届花博会，而且会址就选定最边远的一个村，叫红砂村。这个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天方夜谭。之前没有这个事啊，省上也没有说要办什么花博会啊！再说了，你要办一个省级花博会，肯定得要两个亿，比如修场馆、酒店什么的，基础设施你总要搞吧？
我说，呵呵，两个亿，你有吗？
白刚说，要两个亿就有问题了。不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也不能花两个亿搞昙花一现。我们绝不能过年放鞭炮，花钱只图一个响。必须把我们这个会，办成永不落幕的花博会，还不能花那么多钱。
我说，啊，空手套白狼！
白刚一笑，说也可以那么讲吧！当时省里正在推进三个转变，就是“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人才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我说这样很好，我就把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怎么转？很简单。我们不出一分钱，让企业出。哪个公司来投资，帮我们建场馆，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场馆改成西南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交给这家公司去经营，等于是他把市场建好借给我们开花博会，开完以后我们还给他。他有市场能盈利，我有场馆不花钱。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很高兴。
我说那是，双赢么！但不知你们和农民是不是也双赢？
白刚说，当然要双赢。我们做事就是为了农民致富，这是最大的前提。如果不是为农民致富我们就不干。所以我就策划了一个方案，把整个红砂村打造成花博会景区，而且还不大兴土木。怎么改的呢？不动迁一户农民，把农民的农房全部改造了。加个顶啦，刷个墙啦，围个院子啦！资金嘛，政府出六成，农民出四成，穿衣戴帽，把它变成旅游景点。城里人来了一看，啊，公园！
我笑，是像公园。收门票吗？
白刚说，不收。农村嘛，收什么门票？但它确实又是公园，可以当做公园来逛。这个工程我们大约花了1000多万。当时就有记者问春城书记，你一个村花1000多万，你要花多少钱？春城书记说，你看我们这个村是花了1000多万，但是如果在城市的旁边做个公园，要10个亿。我还要请一帮人来维护这个公园，管理这个公园，我们这个公园却不用请人维护管理，因为这是农民自己的家嘛！
我又问，然后呢？
白刚说，然后就搞土地流转，把这个村90%以上的土地流转给大户。结果38家公司接了，包括美国的维生公司。维生公司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是最好的公司之一，我们要搞花卉龙头企业，需要它来带动。花卉企业进来后，农民到企业打工，照样和平时一样种他的地，浇他的水，锄他的草，却多了一份工钱，自家的房子还可以做客栈，开茶馆，搞农家乐。因为他的房子改造成旅游景点了嘛！这又多一份收入。结果，我们办花博会，既没花多少成本，又没动迁农民，而且土地也流转了，花卉企业也进来了，农民也增收了，别人都很羡慕。
我问，没有不赞成的？
白刚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农民是不以为然的。农民觉得办会嘛，就是你们修两条路，插几面旗子，图个热闹，办完了我们还是老样子嘛。但是我们锦江区办的花博会，还不到半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其他村看红砂村富了起来，也都想搞
我打住白刚。且慢！我承认你这个红砂村方案很精彩，堪称“金点子”甚至是“绝招”你不但把农民就地变成市民，而且把农村就地变成了公园。但是，正因为它是“绝招”所以不可效法。“绝招”的特点就是“绝”嘛，难道还能拷贝、克隆？
白刚说，当然不能重复搞花博会。我就去幸福村，那里有一片梅花林。过去由于没搞城乡一体化，没完全引起重视。这次去看，发现有600亩。全国四大梅花基地，南京、无锡、武汉、成都，其他三个市最大的梅林也只有300亩，我有600亩就是最大了。如果认真做出来，还可以做到3000亩。我们就决定搞个“幸福梅林”这个理念一提出，农民比我们还积极。他们自己打了个标语：“奋战100天，超过红砂村”我们说我们快，农民比我们还快。
当然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下一个呢？
白刚说，下一个就是江家菜地。花香农居（红砂村）和幸福梅林（幸福村）都是种花，这回该种点菜了，也不能总是种花，就搞了江家菜地。种花的富了，种菜的也要富呀！我们就给农民说，你把土地整理出来，然后以一分地为单位，让城里人来认种。
我说，就像到动物园认养动物一样？
白刚说，对。一分地一年收他800元，一亩地你就有8000元。你也不用自己到城里去找认种人。你和农业合作社签订两个合同：一是土地流转合同，一个是代种合同。合作社把你的土地拿到以后，就去面对市场，让城里人认种，你自己变为代种人。他想种萝卜你就种萝卜，他爱种莴笋你就种莴笋。他的萝卜可以拿去换莴笋，也可以让你帮他卖。你卖了把钱给他，这样他也高兴，你也高兴。而且还有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把租金给他量化了，细化了。城里人付的这800元，100元是种子、化肥、农药，150元是地租，350元是劳动力，还有200元给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养护整个基础设施和景点。农民听了高兴得很。过去要起早贪黑去卖菜，进城又没有摊位，只能卖给菜贩子，卖得好就有钱赚，卖不好还亏本。现在一分地800元什么都包完了，城里人还多了个集生态、旅游、体验、休闲于一体的好去处，皆大欢喜。
确实皆大欢喜。不知白刚还有什么金点子。
白刚说，这三个村成功后，就提出了“五朵金花”的概念，第一朵是花香农居，第二朵是幸福梅林，第三朵是江家菜地，第四朵是荷塘月色，第五朵是东篱菊园。荷塘月色，我们准备打造成艺术村。办法也很简单，把农民的房子略加改造，一幢房子培养一个管家，租给艺术家。艺术家一进来，这个村子的文化含量就不一样了，做旅游景点就有吸引力了，也就可持续发展了。
我问，农民有什么好处？
白刚说，怎么没有好处？按照我们的设想，农民应该有四份收入：你流转我的土地，要给我土地的租金；我在你那里打工，要给我薪金；我出租房屋给你，你要给我房子的租金；我入股集体经济组织，要给我股金。何况权属还在，土地还在，不动产没变，农民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岂止是四份收入，还有四种身份：地主、工人、房东、股东，真是立地成佛。只不过我总觉得你们的情况太特殊，未必是人人都学得来的。
白刚说，怎么学不来？有人说，红砂村你搞小盆花种植我们学不懂，幸福梅林有梅花我们又没有，算你运气。我们承认这两个地方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盆花、梅花你没有，菜地你也没有？种菜你总会吧？大家都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一定要找到产业，一定要找到载体，可惜自己没有。如果你要这样想就错了。每个人，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有优势的。你自己不会发挥，不去找，你就会觉得别人可以你不可以。实际上到处都是产业，到处都是载体，甚至到处都是机会，关键是你去不去发现，怎么去发现。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想问题。
这话在理。必须承认，锦江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他那“五朵金花”不要说别的地方没有，便是在成都，也独此一家。但，事不同而理同。这个“理”就是科学发展观。只要总体思路是对的，所有的地方便都可以那样做，只不过要因地制宜而已。至于具体如何做，那就要靠智慧了。就说三圣乡，原来不也“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差一点落得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吗？谁想到他们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反败为胜，突出重围呢？
穷则思变，急中生智，智者胜出。所谓“锦江经验”或可作如是解。
七、仁心致和
文登来情为民系：
农民的收入问题，是最核心的切入点
2005年8月11日，金牛区委接待室。
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金牛区委书记文登来兼有山东人的豪爽和工程师的谨严。文登来是莱阳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搞过企业，坐过机关，掌管过一省的信息产业工作，属于那种专家型的领导。他调到地方上工作，肯定会有自己的风格。文登来说，他是2003年10月份才到金牛区的。那时双流、锦江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已经开始有一些东西，他感觉有压力，也感觉如果继续去简单重复地摹仿，意义不是很大。他跟班子成员讲，不要去争一时之短长，要静下心来认真研究，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加符合自己实际的办法，把事情想得更长远、更系统一点，这样做下去可能会好一些。
这是实话。双流和锦江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做得确实漂亮，金牛要赶超并不容易。那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文登来说，首先琢磨的，就是农民转变身份之后的收入问题。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根据以往的经验，超过30岁的农民就很难再就业。七八千农民集中在一起，如果不能就业，没有收入，整个小区就会一塌糊涂，想去整改也整改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农民出租自己的房子，都有一些钱可以赚。现在我们搞“农民向城镇集中”把他的房子全拆掉了，他这部分收入就没有了，农民怎么肯干？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要集体居住，就要搞农民新居工程，钱从哪里来？我们金牛区有9万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万平方米。1平方米算1000元，就要45个亿，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啊？这还只算了基本建设费。加上配套之类，差不多需要100个亿，甚至超过100个亿。由政府出钱来建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不现实，哪个政府也负担不起。其实也不光是这三个问题。外来流动人口无房可住，同样是问题。一个城市要发展，是离不开外来流动人口的，不能让他们无处落脚。外来人口没了住处，搬迁农民少了收入，这两条加在一起，社会就不稳定、不和谐了。不知金牛区有什么高招？
文登来说，想来想去，感觉还是得发展集体经济，但必须是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叫新型的呢？首先操作上要按照公司法来操作，跟以前的那种非法人的集体经济不一样。公司自己成立董事会，所有农民都是股东，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董事长，然后再任命总经理。公司主要的任务就是经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招商引资也可以。当然，它的经营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比方说我们有一片地，我们要规划市场，他们就可以去。如果我们是物流，他们就可以找企业来合办物流。政府在征地之前，也适当地给他们配置资源。公司内部，必须有相当的资产不能拿去抵押、出售，确保一个底线。这样，不管公司的经营状况怎么坏，坏到最后这个底还在。我们知道，每个村差不多都有集体资产的，但往往一拆迁就没有了，分光了。现在大家明确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原来的资产也就不会浪费，农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去保护集体资产。不过光是这样想还不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成立的公司还得有事做有钱赚才行。正好这时我们区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建设“两河森林公园”这是成都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的重要项目之一，占地6500亩，包括森林，涉及农民5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盘”1100多亩。
我问文登来，什么叫“林盘”？
文登来说，川西农民都是独家独户居住，农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后还有一些树林、竹林，我们叫“林盘”这5000多农民，宅基地加“林盘”是1100多亩。农民集中居住以后，就用不了这么多了。于是我们就在已经建成的高家小区旁边规划了两河社区和一个商业风情镇，占地540亩，和占地1100多亩比较起来，还省了500多亩。所以我们愿意拿200多亩做商业街，再拿一定的面积做出租房，作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载体。商业街和出租房，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方共同建设，集体经济组织出土地，投资方出资金。建成以后，给投资方不超过30％的住宅和商业设施作为回报。不过只给使用权，不给所有权。房子不能卖，一卖就乱套了。招标之前我们选企业，对企业讲你要来投这个资，说清楚给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办产权也是给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不是办给你这个投资方的。
我明白金牛区的想法了。他们确实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在经营者和农民之间，优先保护农民；在集体和个体之间，优先保护集体。当然，经营者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护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让农民个人增加收入。至少，集中居住以后，收入不能减少。比方说，金牛区许多农民，原来都是有租房收入的。这和集体经济组织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文登来他们也想到了。
文登来告诉我，他们在建农民新居时，事先充分征求了农民的意见。文登来说，按照规定，种粮户人均面积是60平方米，种菜户50平方米。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农民是比较节省的，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一套浪费了，一般都选三套，一套自己住，另外两套拿来出租。我们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就设计了三种户型的房子，大中小，三套，让农民在规定面积范围内自由选择。你愿意自己住大套就住大套，愿意住小套就住小套，省下面积换租金。不过有两点和以前不同。第一，以前是自己出租，现在全部交给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出租。出租以后，钱是多少给多少，租出去多大面积就按多大面积给你租金，当然要交所得税。第二，自住的和出租的分开。比如这一块是农民自己住的，旁边这一块是农民出租的，不混在一起，这样便于管理，治安也好得多。
这是个好办法。政府并没有多花钱，就解决了两个问题——农民的收入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这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
问题是，农民当真愿意吗？
文登来实话实说，农民开始时是有些不愿意。我们就和农民直接交换意见。我们有200多名机关干部，用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去走访，去谈话，做工作。就是了解情况，你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咱们怎么能做到一块。200多名干部花了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都弄清楚了，就想办法解决。比方说，农民有一条意见：你给我迁得远离城市中心我不干，我就住在近处。这个好办，我们保证不迁远。全区规划11个住宅区，都不迁远。这是第一个。
我问，第二个呢？
文登来说，第二个，房子我们给他盖好一点。做经济适用房，层高2。8米就合格，我们规定3米。第三个，鼓励企业给农民买社保。你雇佣我们的工人，我们补贴你一部分，帮你买单。第四个，对年轻的农民进行培训，每个人700元培训费由政府来付。培训出来找职业，我们也帮他找。年纪大的，安排从事服务业和公益事业，有一部分靠低保，每个月210元。第五个，解决户籍问题。
我问，改成城市户口吗？
文登来说，是。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细，我们是挨家挨户去给农民讲，为什么你要换，换了以后你有什么好处，他们愿意了才交上来，不愿意就算了。交上后我们再给他换成城市户口簿。
我又问，为什么他们不愿意？
文登来说，因为他们怕丢掉一些权利。其实这个事我们原本可以不管的，公安直接给你管了，宣布原户口簿作废，很简单就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交这个本实际上就是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他心甘情愿交上来，我们就成功了，就放心了，农民就成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协作者。我们真的感觉到，要诚信对待农民，逐步解决遗留问题，绝不发生新的问题。农民是很不错的，只要真心诚意对农民，没有做不了的事。
我想，这大约可以称之为“仁心致和”了。实际上，成都市许多区县党委书记都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他们说，农民其实是很可爱的，也是通情达理的，一般都不会无理取闹。要闹，也是“有理取闹”因此，我们的干部只要注意三点就行了。第一，要爱护农民，不能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二，要平等待人，不能把人家摆在一个比你低的位置；第三，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公开、公正、公平。过去有些事情之所以做不好，就在于喜欢搞“暗箱操作”农民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干部的态度还不好，哪里和谐得起来？
这就必须转变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实际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成都市各区、县、乡、镇干部的作风，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我第一次下乡就体会到了。
八、润物细无声
陈代康体会深刻：
最大的效益就是群众信任政府了
2005年8月3日，蒲江县复兴乡农民李启松家。
蒲江县复兴乡其实是我实地考察的第一个点。但当时初来乍到，感受并不很深。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感觉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真正感觉。当我开始理解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以后，对复兴乡党委书记陈代康的话就有了新的感受。
陈代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皮肤微黑，身体健壮，风尘仆仆，看起来不像党委书记，倒像一个农民工，当然是农民工当中比较有文化的那种。这就让人放心。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整天东奔西走，上山下乡，和农民打交道，如果白白净净，大腹便便，就让人生疑。陈代康既然把自己整得像个农民工，就说明他的工作是真抓实干，不是光耍嘴皮子。
复兴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搞得不错。有楼房，有平房，有一楼一底，有两楼一底，连成一片，看上去像是联排别墅。“别墅”对面，是统一建设的猪圈，也连成一片，是猪儿的“联排别墅”陈代康告诉我，盖这样的房子，农民基本上不用掏钱，乡里按户头算每个人补助2500元到3000元，从项目资金里来解决。像修这个平房，大概也就是二三万，我们给他补助的就是一万多，剩下的他拆了旧房也就够了。水、电、路都给他修好，公用配套也全部给他。户型自由选择，经济条件稍差的修平房，经济条件稍好的修楼房。楼房的标准每平方米大概就是1000多元，也不高，一家一户住起安逸。
我想，你说得倒是好听，这房子看起也不错，不过农民的事情我也是晓得一点的。他们安土重迁，不喜欢搬来搬去。老房子虽然烂一点，但是住惯了，也未必肯走。
陈代康说，刚开始我们动员的时候，老百姓一是不相信，二是不愿意。群众说，啥子哟，农民还有空调，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天上掉馅过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开了10多次会，进行协调，进行访问，进行宣传。我们宣传小区建设的好处。好处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好处是人畜分开，专门为他们在房子对面另修了养猪场，猪儿问题解决了。猪儿集中饲养，再修个沼气池，燃料的问题解决了，污染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好处是治安，我们治安都是联防，小偷小摸进不来。第三个好处，就是小区离他们种的田并不远，最远的也就是1公里，所以老百姓还是很容易接受。以前，他们想住好房子又没条件住，他们要自己修房子又不符合规划的要求，现在他们的梦想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他们说“真是死了我都干”
我听明白了。我问陈代康，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有离土，也没有离地，也没有离乡，还让他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你还给他贴钱，所以他很开心？
村民李启松接话说，就是这样，我原来住在山边上，没有自来水，把家具买回屋头（家里）都感觉不协调，现在空调、浴缸啥子的都安起了。
李启松的浴缸我看了，一看就没用过。我怀疑是摆样子，装了给参观的人看的。陈代康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出去打工，猪儿不够，无法生成沼气，我们准备把猪圈租出去，让别人来搞养殖业。这样沼气池就能启用，李启松到冬天就能烧水泡澡。
不过李启松感受最深的，还是集中居住以后找活路、找钱（赚钱）更容易了。李启松有一台打米机，空闲时间帮别人打米。李启松说，以前打米很艰难，现在方便了。因为有通讯工具，有手机了，听到声音就知道打米的人要来了。也可以发短信，就是有点贵。打电话一个月大概就是50元左右，接电话不收钱的，用“大众卡”
陈代康说，我们一个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移动电话增加了300多部。
我问陈代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你们呢？
陈代康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们有一点加班费，不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目前来说算是比较低的，但我们在基层也习惯了。我们的收入虽然不多，还是觉得干起来带劲，有成就感。老百姓信任我们就有成就感。
我问，老百姓信任你，拥护你，感到愉快，是不是？
陈代康说，是。我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创举，它带来最大的效益，就是干群关系融洽了，社会和谐了，群众对我们政府信任了。在整个整理土地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不但农民在变，农村在变，干部也在变，包括机关干部、村社干部。我们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我们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在土地整理以前，我们经常出个通知、计划，各个村往下发，那你就按这个通知、计划去做。现在我们干部思想变了，就是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要和群众商量，实施过程中也要和群众商量。比如使用土地，让老百姓搬迁，都要实行民主协商制。乡干部过去是命令式的，现在是协商式的。
我问，从命令式转变为协商式？
陈代康说，是。在整个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都不是乡上提出来说了算，都是和老百姓商量，大家同意了才算。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问，第二个呢？
陈代康说，就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感、责任心加强了。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都是划分了责任区的。你的范围是哪个村、哪个社，你的社员是哪些人，你就要负责帮助他们。就是说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他这里有一张单单，单单上有具体的问题，在多久之内要解决，你就要记下来，要解决。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还要群众签单。这就是我们的“一区两好”一区就是责任区，两好就是干部为群众好，群众说干部好。所以我们的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盼望的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我问，如果干部不这样做呢？
陈代康说，我们把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书记的电话给大家公示。公示的是移动电话，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电话。如果有些干部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没给大家干事，你可以给我们反映。还有举报电话，大家来解决，监督干部。干部变了，群众也在跟着变
我问，怎么变？
陈代康说，一是观念变了，变开放了。二十几个施工队在这里施工，群众感受到外面的变化，感受到外边人的思维，冲击很大。二是舆论变了。说务工的、说家庭经济的多了，说奇谈怪论的、发牢骚的少了。农民聚在一起，议论较多的是问你又到哪里去务工了，哪里有项目可以找钱（赚钱），这方面话题多了。三是关系变了，干群关系变密切了、变和谐了。过去有些时候连会都开不起来，现在一喊就来。他怕又有什么好政策他不晓得，或者又有什么优惠他漏掉了。四是心态变了。群众觉得县委、县政府是干事的，觉得共产党的政策确实好，都拥护推进城乡一体化。因为城乡一体化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收入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收入增加了，心理就平衡了。
我问，你们呢？
陈代康说，我们干部的心态也变了。我自己心态的变化，就是感觉到干起工作来特别有劲。春城书记经常说，要把工作当做学问去研究，当做事业去追求。这话以前我们听得半懂不懂，现在是深有体会了。
看来，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但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解决了干部问题；不但教育和转变了农民，也教育和转变了干部。忽然想起，成都这两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试行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于是问陈代康：你是派的还是选的？
陈代康实话实说：我是从县人大机关派下去的，经历三个乡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是公推直选的。
村支书说：我是全票当选的。我们村总共36名党员，到会投票22人，我当时得了22票，其中有些没参加。我是1953年出生的，很早以前就当支部书记，今年52岁，年纪大了些。不过村支部书记好像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只要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人就行。
陈代康接着说，按照县上的规定，我们将来都要通过公推直选，总有一天要竞职。说老实话，我们真还希望这样做。因为你随便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评价和支持才行。如果老百姓把你看扁了，组织派你去你也干不好。何况乡村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不是他们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这倒是有道理。但问题是，成都19个区县市，200多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都这么想吗？从组织任命变成公推直选，这个弯他们转得过来吗？万一选不上怎么办？心理上能够承受得了吗？再说了，这个公推直选的程序是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案是什么，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又是什么？
我决定走访率先试行这一改革的新都区。
什么不好？
当然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就是过去农民一家一户单独住，现在搬进公寓楼，住到一起来了，那么谁住楼上，谁住楼下，谁住东头，谁住西头呢？如果发生矛盾引起冲突，又怎么解决？
宋朝华说很简单，也就三个词：公开、公平、公正。只要你是真正的公平、真正的公开，很多事情都好办。我们的纯阳安置小区楼层分配的办法，是先公布各楼层的价格，比如底楼260，二楼270，三楼300，四楼290。大家根据各自经济的承受能力，自由选择户型。如果撞车，就先协商。协商不好，就抓阄。一靠经济杠杆，二靠民主协商，实在不行就靠“天”另外我们出台一个政策，就是哪个先拆完了，哪个就先来选房。先拆完的先选，后拆完的后选，等到最后没得好的了，就不怪我们嘛！结果很多群众连夜拆迁，冒雨拆迁，没有一户强制执行，也没有一户告状上访。农民其实是通情达理的，怕就怕你徇私枉法。只要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就不会有矛盾，也不会有问题。
这样看，当然不大会有问题。不过新津县虽然在第三圈层，却是“第三世界领袖”第三圈层的其他县市，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五、硬崛起
曾万明迎难而上：
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再困难的地方也有优势
2005年8月10日，成都市政府，曾万明的办公室。
39岁的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大邑县前任县委书记曾万明很低调。他似乎并不十分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曾万明一再声明，大邑能够有些变化，靠的是市委市政府领导有方，靠的是全县人民和整个班子的集体智慧，和他个人没有太大关系，何况事情已经过去，和别的同志谈也一样。
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的访谈是对事不对人的，也没有宣传个人的意思，只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大邑县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有典型意义的，应该让别人知道。至于一定要和他谈，也仅仅因为当事人的感觉更真切。曾万明这才同意“把大家做的事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于是，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面对面交谈。他嗓音低沉，语气平实，毫不张扬，就像讲述别人的故事。尽管如此，我仍能感觉到他平时的风趣和风采。
曾万明告诉我，他做工作的原则，是谋事不谋人。谋事也就是谋发展，要发展就要有胆识。其实再困难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大邑在成都算是相对偏远、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原来属于温江地区。温江地区有个说法：“邛蒲大，鬼害怕。”邛蒲大，也就是邛崃、蒲江、大邑。主要问题，是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思想观念比较陈旧。他去大邑的时候，大邑基本上没有工业，基本上看不到建筑工地，存款只有20个亿，负债倒有6亿多，其中债券3亿多，工资都发不出。所以干部群众思想包袱很重，觉得大邑离成都那么远，发展也没有后劲。
我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走马上任，不知有何想法？
曾万明说，我当时想的是，改变大邑现状，肯定要靠上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自己依靠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话倒是不错。问题是他们那里一穷二白，要啥没啥的，怎么生产自救？
曾万明说，我这个人是逆向思维。大邑是有差距，是有困难，是相对落后，但是，差距就是潜力，落后就有希望。一个地方，它越困难，留给我们做事的舞台就越好，发展空间就越大。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嘛！所以差距也是财富。
好嘛！“鬼害怕”变“提款机”了。不过大话好说，实事难做，且看他们如何“变废为宝”
曾万明说，我当时脑海里一直在想，大邑主要的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说来说去，还是“发展”二字。必须用发展来凝聚人心，用发展来激励斗志，用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要发展，就得有项目。如果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那么，项目就是发展的硬道理，也是大邑的第一要务。搞城乡一体化，没有项目就是空谈。因此我们提出，以招商引资作为整个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以项目建设为核心来加快大邑的发展。
我问，大干快上？
曾万明说，不，科学发展。绝不能再走过去“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个老路，必须集约化、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法制化。因此我们规划了“五区一线”“一线”就是旅游公路沿线，从西岭镇到韩场镇，100多公里，相当于一个项链，把五个区串起来。韩场镇是畜牧高科技园区，安仁镇是文化旅游开发区，晋原镇是工业区和新城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在苏家镇，都在旅游沿线上。文化旅游开发区上实际上也是四点一线，一个西岭雪山，一个花水湾，一个道教发源地鹤鸣山，一个刘氏庄园。兵马未动，规划先行。规划好了，就可以招商引资。第一，靠优势招商
我笑了。“鬼害怕”的地方也有优势？
曾万明说，怎么没有？一是能源优势，有煤，有水，电力充足。二是土地优势，荒滩、土坡、河滩地很多，造地成本也低。三是环境优势，西岭雪山花水湾，旅游资源丰富。四是生态优势，山、丘、坝都有，立体气候很明显，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种植。山区我们重点搞药材，丘区就搞多种经营，搞麻羊、反季节蔬菜，坝区主要搞大田。五是劳动力优势，劳动力价格相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搞项目的话，在具体操作上必须要靠优势来招商。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项目就会来。优势发挥得越充分，就越说明我们的切入点选得好。问题是你要把这些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宣传力。你必须要去挖掘它，利用它，也就是“发现优势，培育优势，制造优势，利用优势，发挥优势”
我这个人是有点不讲道理的。所谓“不讲道理”就是“只讲事实”这也是我和成都市领导干部访谈的一个基本原则。大邑有这五大优势，是事实；如何发现、培育、制造、利用、发挥，却不知道。
曾万明说，一靠真情，二靠诚信，三靠党的坚强领导。我经常跟班子里的人说，搞项目必须要大团结，必须要大联合，也必须要大统战。只要是能给我们项目的人，都要去争取他，团结他，实现双赢。办企业是要赚钱的，我们就要在遵纪守法和不伤害老百姓利益的前提下，帮他们赚钱，甚至帮助他们算账，让他们觉得投入是有回报的。2003年3月，一个朋友告诉我，中国的制鞋大王双星集团准备到四川来发展，但是没有基地。当时我刚到大邑不久，正在党校学习。我就去找他们成都公司的销售老总，请他到大邑来看，给他介绍工业开发区，介绍我们有哪些优势，劳动力的优势，电力的优势，交通的优势，良好的服务优势。这个东西就打动那位老总了，就把青岛总部的人介绍到大邑来。我们又陪其到大邑的景区去看，又跑到青岛去回访，争取他们到这边来投资。最后，双星集团投入2。5个亿，建西部的制鞋基地，还把制衣、制帽、制袜都搞起来了，形成一个很大的产业链。而且地价还卖得很高，6万多元一亩，国家标准，没有优惠。
我问，没有优惠也肯来？
曾万明说，肯来。其实一些大企业，并不十分在意那些“小恩小惠”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个地方的软环境。外地的企业能够过来发展，很大程度是选择人。这个人能不能交，这个人做事诚不诚信，老板在这些方面都做了很多调查，考察这个地方说话算不算数。你讲诚信，项目就来了。所以我和班子里的人讲，我们招商引资搞项目，一定要用真心换真情，用真情换真意。
我问，如此说来，一靠真情，二靠诚信，这两条是一致的了？
曾万明说，是。有真情的人一定讲诚信，讲诚信的人一定有真情。真情是内在本质，诚信是外在表现。我经常说两句话：宁肯说我水平低，不要去虚报浮夸；宁肯说我手艺差，不要去弄虚作假。丁是丁，卯是卯，这样好一点。我到大邑后还有一个“阳光理念”提出了“诚信大邑，阳光政府”阳光政府，就是公开的政府，透明的政府，为民的政府，廉洁的政府，责任的政府，效益的政府。总之，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阳光，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经得起后人的评说，要经得起大家的认同，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
我问，三靠党的坚强领导又是怎么回事？
曾万明说，我当时在大邑提出，内部要增强凝聚力，外部要增强吸引力，整个干部队伍要有战斗力。我作为书记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方向把握好，把规则制定好，把节奏处理好，这样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事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和谐。
我又问，有效果吗？
曾万明说，有。比如福建有个玉新集团，它到西部来，要选一个出口加工基地，到了绵阳，到了乐山，也到了德阳，最后一站到成都。到成都时路过大邑，慕名到韩场镇去访问。当时韩场镇的党委书记十分敏锐，马上报告我，说他们可能是来考察投资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投，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说你把他们留下来，住到花水湾。第二天我在县委接待了他们，介绍情况，又叫韩场镇的书记跟他们一起回厦门，考察公司情况，谈了13天就把这个项目搞定了。玉新公司投了一个多亿，可以解决1500人就业，出口创汇可以达到1000万到3000万美金，产品全部销到美国和欧洲。韩场镇的老百姓也富了。光是给他们种蘑菇，四五个月就可以赚6000元。
我说，这就是靠优势招商了？
曾万明说，是。
我问，还有别的招数吗？
曾万明说，还要靠产业招商，靠环境招商，靠资源招商，靠市场招商。靠产业招商，就是对一些企业要引导它们做大做强。不知道你去看过天邑科技没有？这家公司的老板是大邑人。我们把他请回大邑后，一年销售的可以达到1亿多，通过他还引进了台湾企业，是大邑的第一家台湾企业。还有一个是蓉新公司，投资一个多亿，搞了蓉新管道，投产以后可以做到10个亿，税收可以达到7000万。过去税收过千万的企业最多只有一家，现在达到四到五家。
我问，靠环境招商呢？
曾万明说，环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硬环境，水电气路都要配套。还有就是软环境，核心就是讲诚信。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去说，说到的一定要做到。
我问，靠资源招商呢？
曾万明说，就是以资源换投入，以资源换资金。比如我们要修路，没有钱，又贷不到款，我们就引进中铁八局。路修好后，把土地拍卖给它，或者把拍卖土地的钱给它，以地换路。
我问，靠市场招商呢？
曾万明说，比如我们有这么多的垃圾，要做无害化处理，我们也没有钱，但是有市场。我就引进一个垃圾处理厂，搞了bot模式，它来投资、经营和管理，13年以后就无偿地交给我们了。
我明白了。曾万明的五大招商，最重要的是靠优势招商；而曾万明说的优势，其实包括“硬优势”和“软优势”“硬优势”就是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软优势”就是真情、诚信、党的坚强领导。在我看来“软优势”其实是比“硬优势”更重要的优势。实际上，有着能源、土地、环境、生态、劳动力“硬优势”的并非只有大邑一家。许多企业选择大邑，恐怕更多的还是看中了他们党委的真情诚信和政府的阳光透明。
“软优势”造就了“硬崛起”有两组数据可以说明大邑的变化。一是老百姓的存款从每年20亿增加到31个亿；二是用电量，2002年是3。6亿千瓦，到2005年超过了5亿千瓦。发展的结果是富裕，富裕的结果是文明。我看过安仁镇的农民新居，那是让城里人看了都要眼红的。大邑这个以前的边远贫困县，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地还是那些地，却因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从“鬼都害怕”变成了“人人爱来”
六、智者胜出
白刚妙手回春：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
2005年8月11日，锦江区委，白刚的办公室。
如果说大邑的发展可以归结为“软优势，硬崛起”那么，锦江的成功就无妨称之为“智取胜，巧安排”很难用一两个字来准确形容和描述锦江区委书记白刚。他睿智聪明，又并不张扬；思维严密，又富于想象。实际上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搞出来的那“五朵金花”——红砂村、幸福梅林、江家菜地、荷塘月色、东篱菊园，与其说是“典型”或者“范例”不如说是艺术品。我是到过红砂村、幸福梅林和江家菜地的，一进门就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农村？完全是公园嘛！走进去以后就更是感慨万千。绿茵遍野，果木成行，花枝招展，四季飘香，一派恬淡祥和景象。所谓“田园牧歌”亦不过如此！能想出这种点子的人，肯定有艺术家气质；和这样的人谈话，当然也是愉快的。
然而说到“五朵金花”白刚的脸上却并无骄色，反倒微露一丝苦笑。他说这其实是逼出来的。锦江属于中心城区，带有两个乡。这两个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已经改成了街道办事处，乡和镇都没有了，但居民还是农民。
我奇怪，为什么还是农民呢？
白刚说，因为城市一定要有通风口，一定要有绿地。我们锦江区这块农村，刚好就有一部分被规划为绿地和通风口。这就不能搞房地产，不能盖高楼大厦。可是周边地区在发展呀！你这块地方空起，搞不好就变成城中村，脏乱差不说，还穷。这块地方的农民就会有意见了：凭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脱贫致富，我们就该贫穷落后？没道理么！而且如果你不采取一种方式把它融入城市，这个城市化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总不能搞成令人谈虎色变的“城中村”吧？
我同意，这确实麻烦。城中村，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历史性、阶段性问题，也是一个让许多人头疼的“老大难”著名学者陆学艺来成都调研的时候，就曾建议他们不要去动“城中村”但现在看来，锦江区不动也不行。
白刚说，这就逼得我们党委、政府想办法。我们这两个乡，有一个发展工业，问题不大。另一个乡，三圣乡，麻烦就大了。它是酸性膨胀土地，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既不丰产也不丰收。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这块地方不但变城市难，就连农村也很难做好？
白刚说，是。
这确实令人同情，却不知他们怎么想。
白刚说，我们也没有怨天尤人，怨天尤人也没有用。既然我们摊的就是这块地，那就要在这块地上做城乡一体化，把劣势变成优势。怎么做？找事干。我们就是没事找事。正好这个区有一个传统的种植习惯，就是大田种花。种花好啊，经济作物嘛，可以解决多收的问题。但如果不做大做强，顶多也就是小富，发不了大财，甚至可能连小富也做不到，不过温饱而已。
我说，那么请问如何做大做强呢？
白刚说，我们就选了一种方式——自己去申报四川省首届花博会，而且会址就选定最边远的一个村，叫红砂村。这个方案一出来，大家都说天方夜谭。之前没有这个事啊，省上也没有说要办什么花博会啊！再说了，你要办一个省级花博会，肯定得要两个亿，比如修场馆、酒店什么的，基础设施你总要搞吧？
我说，呵呵，两个亿，你有吗？
白刚说，要两个亿就有问题了。不要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就是有，也不能花两个亿搞昙花一现。我们绝不能过年放鞭炮，花钱只图一个响。必须把我们这个会，办成永不落幕的花博会，还不能花那么多钱。
我说，啊，空手套白狼！
白刚一笑，说也可以那么讲吧！当时省里正在推进三个转变，就是“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土地资源转化为土地资本，人才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本”我说这样很好，我就把民间资金转化为民间资本。怎么转？很简单。我们不出一分钱，让企业出。哪个公司来投资，帮我们建场馆，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个场馆改成西南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交给这家公司去经营，等于是他把市场建好借给我们开花博会，开完以后我们还给他。他有市场能盈利，我有场馆不花钱。大家都不吃亏，大家都很高兴。
我说那是，双赢么！但不知你们和农民是不是也双赢？
白刚说，当然要双赢。我们做事就是为了农民致富，这是最大的前提。如果不是为农民致富我们就不干。所以我就策划了一个方案，把整个红砂村打造成花博会景区，而且还不大兴土木。怎么改的呢？不动迁一户农民，把农民的农房全部改造了。加个顶啦，刷个墙啦，围个院子啦！资金嘛，政府出六成，农民出四成，穿衣戴帽，把它变成旅游景点。城里人来了一看，啊，公园！
我笑，是像公园。收门票吗？
白刚说，不收。农村嘛，收什么门票？但它确实又是公园，可以当做公园来逛。这个工程我们大约花了1000多万。当时就有记者问春城书记，你一个村花1000多万，你要花多少钱？春城书记说，你看我们这个村是花了1000多万，但是如果在城市的旁边做个公园，要10个亿。我还要请一帮人来维护这个公园，管理这个公园，我们这个公园却不用请人维护管理，因为这是农民自己的家嘛！
我又问，然后呢？
白刚说，然后就搞土地流转，把这个村90%以上的土地流转给大户。结果38家公司接了，包括美国的维生公司。维生公司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是最好的公司之一，我们要搞花卉龙头企业，需要它来带动。花卉企业进来后，农民到企业打工，照样和平时一样种他的地，浇他的水，锄他的草，却多了一份工钱，自家的房子还可以做客栈，开茶馆，搞农家乐。因为他的房子改造成旅游景点了嘛！这又多一份收入。结果，我们办花博会，既没花多少成本，又没动迁农民，而且土地也流转了，花卉企业也进来了，农民也增收了，别人都很羡慕。
我问，没有不赞成的？
白刚说，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农民是不以为然的。农民觉得办会嘛，就是你们修两条路，插几面旗子，图个热闹，办完了我们还是老样子嘛。但是我们锦江区办的花博会，还不到半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其他村看红砂村富了起来，也都想搞
我打住白刚。且慢！我承认你这个红砂村方案很精彩，堪称“金点子”甚至是“绝招”你不但把农民就地变成市民，而且把农村就地变成了公园。但是，正因为它是“绝招”所以不可效法。“绝招”的特点就是“绝”嘛，难道还能拷贝、克隆？
白刚说，当然不能重复搞花博会。我就去幸福村，那里有一片梅花林。过去由于没搞城乡一体化，没完全引起重视。这次去看，发现有600亩。全国四大梅花基地，南京、无锡、武汉、成都，其他三个市最大的梅林也只有300亩，我有600亩就是最大了。如果认真做出来，还可以做到3000亩。我们就决定搞个“幸福梅林”这个理念一提出，农民比我们还积极。他们自己打了个标语：“奋战100天，超过红砂村”我们说我们快，农民比我们还快。
当然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下一个呢？
白刚说，下一个就是江家菜地。花香农居（红砂村）和幸福梅林（幸福村）都是种花，这回该种点菜了，也不能总是种花，就搞了江家菜地。种花的富了，种菜的也要富呀！我们就给农民说，你把土地整理出来，然后以一分地为单位，让城里人来认种。
我说，就像到动物园认养动物一样？
白刚说，对。一分地一年收他800元，一亩地你就有8000元。你也不用自己到城里去找认种人。你和农业合作社签订两个合同：一是土地流转合同，一个是代种合同。合作社把你的土地拿到以后，就去面对市场，让城里人认种，你自己变为代种人。他想种萝卜你就种萝卜，他爱种莴笋你就种莴笋。他的萝卜可以拿去换莴笋，也可以让你帮他卖。你卖了把钱给他，这样他也高兴，你也高兴。而且还有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把租金给他量化了，细化了。城里人付的这800元，100元是种子、化肥、农药，150元是地租，350元是劳动力，还有200元给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养护整个基础设施和景点。农民听了高兴得很。过去要起早贪黑去卖菜，进城又没有摊位，只能卖给菜贩子，卖得好就有钱赚，卖不好还亏本。现在一分地800元什么都包完了，城里人还多了个集生态、旅游、体验、休闲于一体的好去处，皆大欢喜。
确实皆大欢喜。不知白刚还有什么金点子。
白刚说，这三个村成功后，就提出了“五朵金花”的概念，第一朵是花香农居，第二朵是幸福梅林，第三朵是江家菜地，第四朵是荷塘月色，第五朵是东篱菊园。荷塘月色，我们准备打造成艺术村。办法也很简单，把农民的房子略加改造，一幢房子培养一个管家，租给艺术家。艺术家一进来，这个村子的文化含量就不一样了，做旅游景点就有吸引力了，也就可持续发展了。
我问，农民有什么好处？
白刚说，怎么没有好处？按照我们的设想，农民应该有四份收入：你流转我的土地，要给我土地的租金；我在你那里打工，要给我薪金；我出租房屋给你，你要给我房子的租金；我入股集体经济组织，要给我股金。何况权属还在，土地还在，不动产没变，农民高兴得不得了。
我说，岂止是四份收入，还有四种身份：地主、工人、房东、股东，真是立地成佛。只不过我总觉得你们的情况太特殊，未必是人人都学得来的。
白刚说，怎么学不来？有人说，红砂村你搞小盆花种植我们学不懂，幸福梅林有梅花我们又没有，算你运气。我们承认这两个地方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盆花、梅花你没有，菜地你也没有？种菜你总会吧？大家都说，推进城乡一体化，一定要找到产业，一定要找到载体，可惜自己没有。如果你要这样想就错了。每个人，每个地方，其实都是有优势的。你自己不会发挥，不去找，你就会觉得别人可以你不可以。实际上到处都是产业，到处都是载体，甚至到处都是机会，关键是你去不去发现，怎么去发现。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难题也能变成机会。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想问题。
这话在理。必须承认，锦江确有一定的特殊性。他那“五朵金花”不要说别的地方没有，便是在成都，也独此一家。但，事不同而理同。这个“理”就是科学发展观。只要总体思路是对的，所有的地方便都可以那样做，只不过要因地制宜而已。至于具体如何做，那就要靠智慧了。就说三圣乡，原来不也“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差一点落得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吗？谁想到他们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反败为胜，突出重围呢？
穷则思变，急中生智，智者胜出。所谓“锦江经验”或可作如是解。
七、仁心致和
文登来情为民系：
农民的收入问题，是最核心的切入点
2005年8月11日，金牛区委接待室。
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金牛区委书记文登来兼有山东人的豪爽和工程师的谨严。文登来是莱阳人，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搞过企业，坐过机关，掌管过一省的信息产业工作，属于那种专家型的领导。他调到地方上工作，肯定会有自己的风格。文登来说，他是2003年10月份才到金牛区的。那时双流、锦江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已经开始有一些东西，他感觉有压力，也感觉如果继续去简单重复地摹仿，意义不是很大。他跟班子成员讲，不要去争一时之短长，要静下心来认真研究，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加符合自己实际的办法，把事情想得更长远、更系统一点，这样做下去可能会好一些。
这是实话。双流和锦江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做得确实漂亮，金牛要赶超并不容易。那他们又是怎么想的呢？
文登来说，首先琢磨的，就是农民转变身份之后的收入问题。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切入点。根据以往的经验，超过30岁的农民就很难再就业。七八千农民集中在一起，如果不能就业，没有收入，整个小区就会一塌糊涂，想去整改也整改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区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农民出租自己的房子，都有一些钱可以赚。现在我们搞“农民向城镇集中”把他的房子全拆掉了，他这部分收入就没有了，农民怎么肯干？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要集体居住，就要搞农民新居工程，钱从哪里来？我们金牛区有9万农民，人均居住面积就算50平方米，那就是450万平方米。1平方米算1000元，就要45个亿，哪里去找那么多钱啊？这还只算了基本建设费。加上配套之类，差不多需要100个亿，甚至超过100个亿。由政府出钱来建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不现实，哪个政府也负担不起。其实也不光是这三个问题。外来流动人口无房可住，同样是问题。一个城市要发展，是离不开外来流动人口的，不能让他们无处落脚。外来人口没了住处，搬迁农民少了收入，这两条加在一起，社会就不稳定、不和谐了。不知金牛区有什么高招？
文登来说，想来想去，感觉还是得发展集体经济，但必须是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可持续发展的。什么叫新型的呢？首先操作上要按照公司法来操作，跟以前的那种非法人的集体经济不一样。公司自己成立董事会，所有农民都是股东，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董事长，然后再任命总经理。公司主要的任务就是经营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招商引资也可以。当然，它的经营要符合城市规划的总体要求。比方说我们有一片地，我们要规划市场，他们就可以去。如果我们是物流，他们就可以找企业来合办物流。政府在征地之前，也适当地给他们配置资源。公司内部，必须有相当的资产不能拿去抵押、出售，确保一个底线。这样，不管公司的经营状况怎么坏，坏到最后这个底还在。我们知道，每个村差不多都有集体资产的，但往往一拆迁就没有了，分光了。现在大家明确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前途，原来的资产也就不会浪费，农民就会自觉自愿地去保护集体资产。不过光是这样想还不行。集体经济组织，农民成立的公司还得有事做有钱赚才行。正好这时我们区有一个项目，就是要建设“两河森林公园”这是成都市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申报中国人居环境奖的重要项目之一，占地6500亩，包括森林，涉及农民5000多人，宅基地和“林盘”1100多亩。
我问文登来，什么叫“林盘”？
文登来说，川西农民都是独家独户居住，农民除了合法的宅基地之外，屋前屋后还有一些树林、竹林，我们叫“林盘”这5000多农民，宅基地加“林盘”是1100多亩。农民集中居住以后，就用不了这么多了。于是我们就在已经建成的高家小区旁边规划了两河社区和一个商业风情镇，占地540亩，和占地1100多亩比较起来，还省了500多亩。所以我们愿意拿200多亩做商业街，再拿一定的面积做出租房，作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的主要载体。商业街和出租房，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方共同建设，集体经济组织出土地，投资方出资金。建成以后，给投资方不超过30％的住宅和商业设施作为回报。不过只给使用权，不给所有权。房子不能卖，一卖就乱套了。招标之前我们选企业，对企业讲你要来投这个资，说清楚给你50年或70年的使用权，办产权也是给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不是办给你这个投资方的。
我明白金牛区的想法了。他们确实是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集体利益。也就是说，在经营者和农民之间，优先保护农民；在集体和个体之间，优先保护集体。当然，经营者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护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让农民个人增加收入。至少，集中居住以后，收入不能减少。比方说，金牛区许多农民，原来都是有租房收入的。这和集体经济组织可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文登来他们也想到了。
文登来告诉我，他们在建农民新居时，事先充分征求了农民的意见。文登来说，按照规定，种粮户人均面积是60平方米，种菜户50平方米。对于三口之家来说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农民是比较节省的，觉得一家人住这么大一套浪费了，一般都选三套，一套自己住，另外两套拿来出租。我们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就设计了三种户型的房子，大中小，三套，让农民在规定面积范围内自由选择。你愿意自己住大套就住大套，愿意住小套就住小套，省下面积换租金。不过有两点和以前不同。第一，以前是自己出租，现在全部交给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出租。出租以后，钱是多少给多少，租出去多大面积就按多大面积给你租金，当然要交所得税。第二，自住的和出租的分开。比如这一块是农民自己住的，旁边这一块是农民出租的，不混在一起，这样便于管理，治安也好得多。
这是个好办法。政府并没有多花钱，就解决了两个问题——农民的收入和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这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
问题是，农民当真愿意吗？
文登来实话实说，农民开始时是有些不愿意。我们就和农民直接交换意见。我们有200多名机关干部，用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去走访，去谈话，做工作。就是了解情况，你对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咱们怎么能做到一块。200多名干部花了一个月时间每家每户都弄清楚了，就想办法解决。比方说，农民有一条意见：你给我迁得远离城市中心我不干，我就住在近处。这个好办，我们保证不迁远。全区规划11个住宅区，都不迁远。这是第一个。
我问，第二个呢？
文登来说，第二个，房子我们给他盖好一点。做经济适用房，层高2。8米就合格，我们规定3米。第三个，鼓励企业给农民买社保。你雇佣我们的工人，我们补贴你一部分，帮你买单。第四个，对年轻的农民进行培训，每个人700元培训费由政府来付。培训出来找职业，我们也帮他找。年纪大的，安排从事服务业和公益事业，有一部分靠低保，每个月210元。第五个，解决户籍问题。
我问，改成城市户口吗？
文登来说，是。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细，我们是挨家挨户去给农民讲，为什么你要换，换了以后你有什么好处，他们愿意了才交上来，不愿意就算了。交上后我们再给他换成城市户口簿。
我又问，为什么他们不愿意？
文登来说，因为他们怕丢掉一些权利。其实这个事我们原本可以不管的，公安直接给你管了，宣布原户口簿作废，很简单就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认为，交这个本实际上就是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他心甘情愿交上来，我们就成功了，就放心了，农民就成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的协作者。我们真的感觉到，要诚信对待农民，逐步解决遗留问题，绝不发生新的问题。农民是很不错的，只要真心诚意对农民，没有做不了的事。
我想，这大约可以称之为“仁心致和”了。实际上，成都市许多区县党委书记都说过意思差不多的话。他们说，农民其实是很可爱的，也是通情达理的，一般都不会无理取闹。要闹，也是“有理取闹”因此，我们的干部只要注意三点就行了。第一，要爱护农民，不能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第二，要平等待人，不能把人家摆在一个比你低的位置；第三，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公开、公正、公平。过去有些事情之所以做不好，就在于喜欢搞“暗箱操作”农民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干部的态度还不好，哪里和谐得起来？
这就必须转变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实际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成都市各区、县、乡、镇干部的作风，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我第一次下乡就体会到了。
八、润物细无声
陈代康体会深刻：
最大的效益就是群众信任政府了
2005年8月3日，蒲江县复兴乡农民李启松家。
蒲江县复兴乡其实是我实地考察的第一个点。但当时初来乍到，感受并不很深。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感觉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理解，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真正感觉。当我开始理解成都市的城乡一体化以后，对复兴乡党委书记陈代康的话就有了新的感受。
陈代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他皮肤微黑，身体健壮，风尘仆仆，看起来不像党委书记，倒像一个农民工，当然是农民工当中比较有文化的那种。这就让人放心。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整天东奔西走，上山下乡，和农民打交道，如果白白净净，大腹便便，就让人生疑。陈代康既然把自己整得像个农民工，就说明他的工作是真抓实干，不是光耍嘴皮子。
复兴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搞得不错。有楼房，有平房，有一楼一底，有两楼一底，连成一片，看上去像是联排别墅。“别墅”对面，是统一建设的猪圈，也连成一片，是猪儿的“联排别墅”陈代康告诉我，盖这样的房子，农民基本上不用掏钱，乡里按户头算每个人补助2500元到3000元，从项目资金里来解决。像修这个平房，大概也就是二三万，我们给他补助的就是一万多，剩下的他拆了旧房也就够了。水、电、路都给他修好，公用配套也全部给他。户型自由选择，经济条件稍差的修平房，经济条件稍好的修楼房。楼房的标准每平方米大概就是1000多元，也不高，一家一户住起安逸。
我想，你说得倒是好听，这房子看起也不错，不过农民的事情我也是晓得一点的。他们安土重迁，不喜欢搬来搬去。老房子虽然烂一点，但是住惯了，也未必肯走。
陈代康说，刚开始我们动员的时候，老百姓一是不相信，二是不愿意。群众说，啥子哟，农民还有空调，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天上掉馅过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开了10多次会，进行协调，进行访问，进行宣传。我们宣传小区建设的好处。好处体现在哪里呢？第一个好处是人畜分开，专门为他们在房子对面另修了养猪场，猪儿问题解决了。猪儿集中饲养，再修个沼气池，燃料的问题解决了，污染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二个好处是治安，我们治安都是联防，小偷小摸进不来。第三个好处，就是小区离他们种的田并不远，最远的也就是1公里，所以老百姓还是很容易接受。以前，他们想住好房子又没条件住，他们要自己修房子又不符合规划的要求，现在他们的梦想一夜之间变成了现实，他们说“真是死了我都干”
我听明白了。我问陈代康，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没有离土，也没有离地，也没有离乡，还让他住上了城里的房子，你还给他贴钱，所以他很开心？
村民李启松接话说，就是这样，我原来住在山边上，没有自来水，把家具买回屋头（家里）都感觉不协调，现在空调、浴缸啥子的都安起了。
李启松的浴缸我看了，一看就没用过。我怀疑是摆样子，装了给参观的人看的。陈代康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出去打工，猪儿不够，无法生成沼气，我们准备把猪圈租出去，让别人来搞养殖业。这样沼气池就能启用，李启松到冬天就能烧水泡澡。
不过李启松感受最深的，还是集中居住以后找活路、找钱（赚钱）更容易了。李启松有一台打米机，空闲时间帮别人打米。李启松说，以前打米很艰难，现在方便了。因为有通讯工具，有手机了，听到声音就知道打米的人要来了。也可以发短信，就是有点贵。打电话一个月大概就是50元左右，接电话不收钱的，用“大众卡”
陈代康说，我们一个乡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移动电话增加了300多部。
我问陈代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你们呢？
陈代康憨厚地笑了笑，说我们有一点加班费，不多。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收入水平在目前来说算是比较低的，但我们在基层也习惯了。我们的收入虽然不多，还是觉得干起来带劲，有成就感。老百姓信任我们就有成就感。
我问，老百姓信任你，拥护你，感到愉快，是不是？
陈代康说，是。我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个创举，它带来最大的效益，就是干群关系融洽了，社会和谐了，群众对我们政府信任了。在整个整理土地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不但农民在变，农村在变，干部也在变，包括机关干部、村社干部。我们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我们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在土地整理以前，我们经常出个通知、计划，各个村往下发，那你就按这个通知、计划去做。现在我们干部思想变了，就是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去解决。我们每出台一个政策，都要和群众商量，实施过程中也要和群众商量。比如使用土地，让老百姓搬迁，都要实行民主协商制。乡干部过去是命令式的，现在是协商式的。
我问，从命令式转变为协商式？
陈代康说，是。在整个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都不是乡上提出来说了算，都是和老百姓商量，大家同意了才算。这是第一个变化。
我问，第二个呢？
陈代康说，就是党员干部的责任感、责任心加强了。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都是划分了责任区的。你的范围是哪个村、哪个社，你的社员是哪些人，你就要负责帮助他们。就是说老百姓反映什么问题，他这里有一张单单，单单上有具体的问题，在多久之内要解决，你就要记下来，要解决。解决的情况怎么样，还要群众签单。这就是我们的“一区两好”一区就是责任区，两好就是干部为群众好，群众说干部好。所以我们的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他们关心的问题，他们盼望的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
我问，如果干部不这样做呢？
陈代康说，我们把党委书记、乡镇长、分管书记的电话给大家公示。公示的是移动电话，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电话。如果有些干部一天到晚喝酒，一天到晚没给大家干事，你可以给我们反映。还有举报电话，大家来解决，监督干部。干部变了，群众也在跟着变
我问，怎么变？
陈代康说，一是观念变了，变开放了。二十几个施工队在这里施工，群众感受到外面的变化，感受到外边人的思维，冲击很大。二是舆论变了。说务工的、说家庭经济的多了，说奇谈怪论的、发牢骚的少了。农民聚在一起，议论较多的是问你又到哪里去务工了，哪里有项目可以找钱（赚钱），这方面话题多了。三是关系变了，干群关系变密切了、变和谐了。过去有些时候连会都开不起来，现在一喊就来。他怕又有什么好政策他不晓得，或者又有什么优惠他漏掉了。四是心态变了。群众觉得县委、县政府是干事的，觉得共产党的政策确实好，都拥护推进城乡一体化。因为城乡一体化解决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解决了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收入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收入增加了，心理就平衡了。
我问，你们呢？
陈代康说，我们干部的心态也变了。我自己心态的变化，就是感觉到干起工作来特别有劲。春城书记经常说，要把工作当做学问去研究，当做事业去追求。这话以前我们听得半懂不懂，现在是深有体会了。
看来，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但解决了农民问题，也解决了干部问题；不但教育和转变了农民，也教育和转变了干部。忽然想起，成都这两年还做了一件事，就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试行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公推直选。于是问陈代康：你是派的还是选的？
陈代康实话实说：我是从县人大机关派下去的，经历三个乡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是公推直选的。
村支书说：我是全票当选的。我们村总共36名党员，到会投票22人，我当时得了22票，其中有些没参加。我是1953年出生的，很早以前就当支部书记，今年52岁，年纪大了些。不过村支部书记好像没有什么年龄限制，只要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人就行。
陈代康接着说，按照县上的规定，我们将来都要通过公推直选，总有一天要竞职。说老实话，我们真还希望这样做。因为你随便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评价和支持才行。如果老百姓把你看扁了，组织派你去你也干不好。何况乡村干部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不是他们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自己心里也不踏实。
这倒是有道理。但问题是，成都19个区县市，200多个乡镇党委书记，他们都这么想吗？从组织任命变成公推直选，这个弯他们转得过来吗？万一选不上怎么办？心理上能够承受得了吗？再说了，这个公推直选的程序是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案是什么，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又是什么？
我决定走访率先试行这一改革的新都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