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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中很多敏感的问题,防止容易出现的弊病,比方说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少数说了算。我们有个规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须差额,当时我们叫三差额: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后来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开职位,自愿报名,资格审查,演讲考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征求意见,上会票决。乡镇干部可以公推直选,机关这块不行,就用这一整套程序来体现公开、公平、公正,防患于未然。说得形象一点,过去是“伯乐相马”现在是“疆场赛马”起码在这一小块地方能够赛出好马。

    我说,但这对你们组织部来说,似乎没什么好处。事情变多了,权力变小了,可以说是“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麻渝生告诉我,他的想法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也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场革命。革命革命,总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战争年代我们革反动派的命,改革时期我们革自己的命。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胆量,来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心民意。当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谁的命都很痛苦,但我们的态度是乐观的、积极的。因为组织部本身是党委的一个部门,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设好我们这个党,而不是保留组织赋予的权力。实际上,某些人强调保密,他们要保的,并不是党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是组织部门自身所有的,而是党组织根据工作的需要赋予我们的。随着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进步,每一个部门的职能也应该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就影响了权力的分配。组织部门不能因为有了变化,就固守我们这种权力,把实质意义上的党的建设放于一边。这不是组织部所应有的使命。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来加强我们党的建设,选好我们的干部,管好我们的组织。所以我们在一定的场合讲,我们新都区组织部的职能已经转换,就是组织党员选举干部,简称“组织部”这就回到组织部的本来意义上了。这样,我们组织部的视野就会更加扩大,就能更有力地推进党内民主。因为党内的民主,首先体现在干部任用上。没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将失去基础,沦为空谈。

    这就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而且堪称凤凰涅槃。我不禁对麻渝生,对新都区的领导干部们肃然起敬。我已经没有什么可问的了,但我还想听听其他一些当事人的说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选中首当其冲的基层干部的真实体会。

    五、风口浪尖

    张雄全记忆犹新:

    我是写好了辞职报告才走进风暴中心的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马家镇党委办公室。

    大约是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原因,马家镇党委书记张雄全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而且一脸的沧桑。这就让我这种怀有偏见的人感到放心。张雄全告诉我,他们镇的公推直选,是在去年10月29号。去年10月10号左右,区委开全委会,确定马家、军屯、龙桥三镇作为第二批试点。张雄全当时只听说过有这个事儿,没想到第二批就有他们镇,非常突然。所以他隔了三天才去报名,填表交照片。报名之后给了三天时间实地调研和考察,他在马家镇已经工作四年,就用不着了,其他人要搞。下来就准备演讲稿。

    我问,还有其他人报名吗?

    张雄全说,有,一共七个,马家镇三个,镇长、副书记、我,另外还有新民镇的镇长,竹友镇的管党书记,青流镇的管党书记,农机局一位副局长。

    我又问,什么时候公开推荐呢?

    张雄全说,半个月以后。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有区领导,全镇机关干部,村里的书记和主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代表,群众代表,企业的领导,230多人。他们决定我们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我说,哦,230位“推委会委员”

    张雄全接着说,开会时,领导先简短讲话。然后抽签,抽演讲的顺序。

    我问,你抽到几号?

    张雄全说,一号。我们几人站成一排挨着抽,我在中间,结果是一号。

    我说好啊,no。1。接下来呢?

    张雄全说,演讲。规定的时间是15分钟,我大概超了一分钟。我多了个内容,就是在马家镇四年的工作情况。最后结果,230人推荐,我得了200票。

    我说不错嘛,高票入围,你成候选人了。什么时候选举?

    张雄全说,大概隔了好几天,10月29号,决定直选。当天参选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镇长。投票的是马家镇的全体党员。一共666人。

    我开玩笑说,哈,六六大顺!

    张雄全说,当时也要演讲,我又抽到一号。演讲完了就投票。第一轮投下来,都不过半,我比镇长可能还少两票。

    我问,都不过半,就不能当选吧?

    张雄全说,是。

    我问,那怎么办呢?

    张雄全说,领导就开会,决定立即再选。

    我又问,选第二次?

    张雄全说,是,又发选票。

    我再问,结果呢?

    张雄全说,我们两个又都不过半,而且票数完全一样。

    这可真有戏剧性!不知这事又如何了结。

    张雄全说,当天再选是不可能了。一是再选也未必有结果,二是选票也没有了,三是一些老同志和有事的人没法坚持。领导就征求参会党员意见,是不是择日再选,大家都同意。

    我问,那你们两个怎么办呢?吊起?

    张雄全说,我当时心情很矛盾。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还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我在马家镇还是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说良心话,力度不够,投入不够,研究不够,群众对我的了解也不够。老百姓是很实际的,他们是“眼见为实”所以要把实事干在他们身边,关心他们的重点难点问题,这是一个教训。但我确实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想不通,也很难过。我当时,唉,我当时,真的很难过。面对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干部,那么多群众,整成这个样子,你说我今后咋个开展工作?

    我说是啊,无颜见江东父老。

    张雄全说,再说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下回又是两个人票数扯平,又是都选不上,咋整?所以当时我就跟领导说,要不把我调走算了。领导说:你看我现在咋办?我也不可能踢一个下来。竞争竞争,没有对手怎么竞争?不行。不管结果如何,你张某人现在继续在马家镇当党委书记,年底拿试卷来看!

    我问,你服从了?

    张雄全说,不服从不行。再说我也不服输。我想我就是输,也要输得光明正大。哪怕二天(下回)我选不起(不能当选),现在的事我也要做好。

    我说,你们两个又各就各位,一个回去当书记,一个回去当镇长了?

    张雄全说,是。

    我又问,那你们两个同一栋楼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相处?难道没有一点尴尬吗?

    张雄全说,要说一点没有,也不真实,但应该说还是处得很好。开始我心里确实难过,但表面上是稳起(稳稳当当)的。我想,我是一把手,是党委书记,不能趴下。要是自己先趴下了,还怎么做事,怎么做人,怎么带队伍?就是牙齿咬碎了也要稳起,要踏实做事,明白做人。我和镇长还是在一起上班,该怎么还是怎么。我明确给大家说,今天下来了。没下之前和镇长是竞争对手,下来了还是要好好在一起工作。我们不会说我们是对手,我就要让你消失这样的话。那两个月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班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问,后来呢?

    张雄全说,后来我主动要求再选。这样吊起,总归不是个事。

    我又问,什么时候再选的呢?

    张雄全说,今年1月9号,还是老规矩,抽签,演讲,投票。我又抽到一号。我就想,我怎么回回都抽到一号,三盘都是棒棒(一号)?上次“标”(丢)过一盘,这次不得“标”了。但是台上说的话要算数,承诺要兑现,压力还是很大的。演讲了8分钟,再投票。

    我问,投票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张雄全说,我在旁边抽烟。

    我又问,这回结果如何?

    张雄全说,当时来了620多人,我得票超过了三分之二。

    我说,这回你是胜出了,但你想到过失败没有?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不对?而且你和镇长不同。镇长竞职书记,落选并不丢人,你可是在位书记啊!

    张雄全说,实在地讲,我的压力很大,双重甚至三重压力。我当时就是在风暴中心,而且没有退路。当时我想,要是真的选掉了,不怪上面也不怪下面,只怪自己确实不行,没本事或者没把事情做好。那就该走掉,让其他同事来干。既然是竞职,有成功有失败很正常。当然没面子,哪个都不愿意。

    我问,现在呢?没压力了吧?

    张雄全说:压力更大了。马家镇工作做得好和坏,不是我张某人一个人的事,是我们整个班子的事情。我跟班子里的人说,你们现在有个错觉,这个党委书记权力大。我说不是权力大,是责任大。我今天请你进班子,你觉得有信心有能力,你就进来。如果工作中出现问题,两年之后让你下课。我四十一二了,做不出来成绩,不是我个人下,是我们整个班子解散。下一个新书记来,看得起你就用你,看不起你就不用你。仲彬书记说过,老百姓把你选得上去,就把你选得下来。我们只能好好干,没得退路。

    我又问,怎么没有退路呢?

    张雄全说,我们新都区的乡镇党委书记都是公推直选的。你不可能这里干得不好,换到其他地方当党委书记,也不能干两年换个地方。再说老百姓也看起(看着)的。比如工程招标,就没得哪个敢拉半点关系。要是你走关系,你做事不公道,想点歪心,他们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要广泛宣传。好事不觉得,坏事都晓得,那你的钩钩(赞成票)就可能变成叉叉(反对票)。

    我说,据我所知,市委规定,公推直选的党委书记没有特殊情况,原则上要把任期做满。下一次选举要在五年以后,那这还有什么关系?

    张雄全说,还有一年一次的民主测评。

    我问,你们搞了吗?

    张雄全说,8月5号搞的,设了三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那天我先报告工作。按照区委的五条规定,说了16分钟,都是做过的,实在的事情,农村人一听就明白。前三天,我把报告打印出来发给所有要参加测评的人,说了之后就提问。那天提问题比较激烈,都很真实,是事先不能准备的。我只得认真回答,干部群众都比较理解。那天我的满意票85%,基本满意15%,没有一张不满意票。这说明群众认可了我们。

    我说,那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张雄全说,松不了。我是把辞职报告打印好了放在身边,然后才走进风暴中心,走向工作岗位的。我随时接受考验,随时准备离开。

    我不想再问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感同身受。不容易,不容易啊!这些基层干部,乡镇干部,职位很低,级别不高,但负担不轻,责任不小。现在,为了基层民主建设,他们又自愿或者半自愿地走向了第一线,用自己微弱的身躯扛起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基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但是,我更惦记着另一些基层干部,即那些在公推直选中落选的人。没有他们,这一项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甚至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说敢于参加公推直选的是英雄,那么,其中的落选者就更是英雄。如果这些落选者还是女干部,那就要算是“巾帼英雄”了。

    六、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杨金华坦然应对:

    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流花宾馆。

    冯珂和杨金华,正是两位落选的“巾帼英雄”现任新都区政务中心副主任的冯珂一共参加了两次竞职,一次是在军屯镇,一次是在新繁镇,都是竞职党委书记。之前她是新都镇的副镇长,当了3年多。其实她当副镇长也是通过公选的。所以冯珂自称她是受益者,对改革满腔热情。冯珂说,2001年公选的时候,她当时也很犹豫,觉得公选第一次嘛,会不会是作秀啊,会不会有假啊,会不会要凭关系啊!结果呢,就是通过那次公选当了副镇长。

    我说,所以军屯镇公推直选的时候,你就积极报名了?

    冯珂说,是的。当时一共有五个人参加。有他们的书记、镇长,然后还有一个副镇长,我和另外一个是其他乡镇去的,那个也是副镇长。当时是205个人进行公推,我得了22票。外镇人嘛,应该算比较可以的了。今年一月份新繁镇搞公推直选,我又报名参加了。这一次呢,有他们新繁镇的书记、镇长、两个副镇长,然后也是我和外镇的另外一个人,总共6个。参加公开推荐大会的是390人。公推结果,第一名是现任书记,可能有300票;第二名是他们的镇长,大概是168票。我得了103票,就居第三名了,还是没有入围。

    我问,为什么?

    冯珂说,因为只取两名。最后直接选举,还是书记当选了。

    我又问,遗憾吗?

    冯珂说,也遗憾也欣慰,总归从22票达到了103票。

    我说,步步高升啊!

    冯珂说,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锻炼,得到了提高。过后很多朋友也好,领导也好,都开玩笑说,知名度提高了吧?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些措施,还有我们整个新都区的氛围。公推直选那一段时间,街头巷尾也好,看电视的也好,一出去听到的就是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都在讨论这件事,也都在评论这件事。所以我感觉,公推直选不仅把我们年轻干部都调动起来,也把我们广大老百姓参政议政、关心政事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直接的参与者就更不用说了。“选手”(竞职者)也好“选民”(选举人)也好,心理素质和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比如参加公推的代表,参加投票的党员,他们在评选、推选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们的眼光也好,心理也好,都在不断完善了。所以从我内心来说,我是非常拥护这种制度的,也是用我的行动来拥护这种制度的。

    这话说得好。其实我在访问之前,也是有些顾虑的,害怕一不小心揭了人家的伤疤。但有冯珂这碗“酒”垫底,我就敢直面杨金华了。

    现任新都区团委书记的杨金华,就是在马家镇和张雄全“打擂台”两次不分胜负,又最后落选的那一位。杨金华也参加了两次公推直选。第一次是在木兰镇,当时她是团区委副书记,公推排在第三名。第二次是在马家镇,当时她已经在马家镇当了七个月的镇长。所以杨金华说她是新都区公推直选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人,感受非常深刻。

    于是我就问,你都有些什么感受呢?

    杨金华说,木兰镇公推直选的消息,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别人都在议论,说新都搞公推直选了,木兰镇党委书记的职位要拿出来,不像以前那样指定,或者是书记走了,镇长填充。当时我就有一点点跃跃欲试的想法。平时在团区委,扮演的更多的是组织者的角色,都是组织青年团员来唱来跳,这次是区委搭建了一个舞台,让我们上台表演,对我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共青团干部是有政治敏锐性的。公推直选的出现,我感觉是历史的开创,一种创新,所以当时就有很强烈的愿望报名参加。当时没有什么功利心,只是想去参加一下,试一试。因为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等着领导来安排。人的一生,机会并不是很多,目前的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地抓住。

    我问,你觉得你抓住了机会吗?

    杨金华说,我觉得抓住了。因为在这次公推大会上,我把自己最好的风采展示了出来,同时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之所以能够到马家镇去工作,我觉得应该来源于我在木兰镇公推直选的表现,我的感受和判断绝对是正确的。

    我笑问,那么你参加马家镇的公推直选,感受和判断正确吗?

    杨金华笑答,其实我当时的心态很微妙。第一,木兰镇的平台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这次竞职应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第二,我到马家镇的工作经历很短,还在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当中,参加竞职,自己的分量还是很轻。第三,现任党委书记张雄全,本人很实在,实干精神也非常强,群众的认可度也很高,我去竞争的希望比较渺茫。再说我到马家镇来,方方面面与他的合作也很愉快。如果他不参与我就会义无反顾,他要参与我就到别的地方去参加。权衡利弊后,我当时就稳起没动。

    我问,后来怎么又挺身而出了呢?

    杨金华说,后来别人说,民主的推进是一个一个层次的,由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星火燎原。不是说你非得要去当这个党委书记,而是给自己积累一些竞职的经验,以便不断适应这种竞争。再说了,如果作为一个镇长,都不敢面对当地老百姓的选择,还跑到其他地方去竞职,老百姓会认为你连这点底气都没有,自己就会觉得自己不行。起码也应该让老百姓认识一下镇长是什么样子嘛!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门口了,怎么能退缩?何况我作为一个年轻干部,也是因为公推直选才走到现在的工作岗位上的,我更没有理由退缩。

    我又问,但是你想到了可能出现的结果没有?

    杨金华说,没有。正式选举出现那种意外结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张书记受到的震动肯定比我大。当时选举结果迟迟没出来,现场都很着急。按理说应该没啥悬念。一个是老书记,工作经验很丰富;一个是新镇长,领导经验也不是很突出。如果放在一起居然没有任何悬殊的差别,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结果领导上台公布选票,说这次大家都没过半,还要重新投票,下面就有点哗然,弄不清楚都不过半是个什么概念。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群众中很多人弃权?很多人弃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就闪出来了。后来第二次选举,领导又上台宣布票决结果,投下来票数居然一模一样

    我问,当时你怎么想?

    杨金华说,当时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就觉得咋会是这样的呢?我就觉得我好对不住我们的书记!如果当天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们就好安安心心去工作,去合作,没想到会这么一波三折。

    我说,择日再选的结果就更没有想到吧?

    杨金华说,完全没有想到。张书记以高票当选,和前两次那种票数很接近的结果差异非常大。当时我就有种跌入谷底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真实,也很让人同情,但我还是开了个玩笑。因为杨金华长得很漂亮,有点像林黛玉,当然比林黛玉健康。听她说“跌入谷底”我就忍不住幽了她一默:哈,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杨金华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又笑了笑说,其实我很知足了,至少前两次的选举证明,我到马家镇这七个月的表现还是合格的。第三次选举差异这么大,可能是我基层工作的经验还是太少了。另一个呢,老百姓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我们张书记确确实实还是一个在为他们干实事的书记。尽管我落选了,我还是很认可他。既然是差额选举,就不可能两个都当选。但我觉得我还是成功的,只不过成功的意义不一样。我觉得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人把现任党委书记选掉。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这个头总是要开的。如果当时我上了,也许就创造了历史。但是反过来想,我也可能成了另一种历史,就是当选后又被群众罢免的历史。两种历史都有可能,现在想来我还是很庆幸的。

    我问,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杨金华说,1月9日宣布后,他就当选了,我还在当镇长。我是3月底才回到区里的。应该说心理还是有微妙的变化。公推直选既有竞争的成分,也有感情的因素在,我开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了。我去看张书记,他变得更加勤奋,为民办事的决心,发展的想法,都比以前有劲了。我为他有这种变化感到非常高兴,一种欣喜,别人感觉不到的。我觉得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因为我是马家镇人,我也希望把马家镇建设好。

    我追问,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

    杨金华实话实说,承认还是有一种微妙的变化。她说,这种变化淡淡的,说不出来,让我用语言来形容也形容不出。但是总体感受,变化重点是在工作上。因为公推直选有一个后续程序,就是所有的领导班子要实行重新组合,由书记来提名。我有一种担心,担心会不会因为我给他造成了威胁,他就不提名我了。他呢,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是我,就不一定提名他。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发展思路在一起是有矛盾和冲突的,这并不利于发展。从这个角度我又挺理解他的。我想他心里很矛盾。不提名我吧,外界会说他没得心胸;提名我呢,毕竟我们在竞选当中体现了不同的思路。他肯定也会担心,最后这么悬殊的当选,会不会在我心里造成一种不好的影响,会不会对今后的工作不利?他肯定比较为难吧!

    我问,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杨金华说,他还没有提方案,我就调走了。

    我默然,然后向杨金华道谢。其实我还应该向新都区所有设计、领导和参加公推直选的人道谢。因为就我所掌握的情况而言,他们至少在一定范围内颠覆了一个传统,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成者王侯败者寇。

    七、瓜熟蒂落

    唐川平稳操胜券:

    任何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完善的

    2005年8月25日,成都市委接待室。

    1957年出生的成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唐川平英俊潇洒,朝气蓬勃。和他拉起家常,发现彼此的经历不乏相似之处。我们都当过知青,也都跳过“农门”有着研究生学历的唐川平原本是学工程技术的,1977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大学生(77级);我则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是新时期第一批研究生(78级)。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时间走进大学的,这使我们之间有一种亲切感。

    不过亲切归亲切,工作归工作。说起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简意赅,干净利落。这和他组织部长的身份不无关系,也和他“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十分相符。唐川平说,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表面上看,只是一个乡镇一把手的任用问题,其实,这一个问题里面就包含了三个方面:乡镇一把手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产生,产生以后又如何管理。

    我说,哦,何为领导,怎样产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考虑,都有改革,都有创新?

    唐川平说,对。不过首先要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乡镇一级组织的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有两点想法:第一,应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第二,他来当这个书记以后,能够带领大家去发展,去致富。一个是愿意给老百姓做事,一个是能够给老百姓做事,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乡镇党委书记。

    我说,我注意到,你们的试行办法,对参选人资格的界定,标准并不高。比如,党龄只要两年,工龄只要三年,担任副职的工作经历也只要两年,文化程度则只要大专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是不是出于以上考虑?

    唐川平说,我们是想把门槛设低一点。当然也不能说是很低,中央委员也只要五年以上的党龄嘛!乡镇党委书记,党龄两年以上,门槛不能算低了。但我们确实是想把面放宽一点。党龄越长,工作年限越长,入围的人就越少。其实在农村要实事求是。现在农村的人才,应该说相对而言,数量还不太多,质量也受到限制,标准太高是很难选的。关键是要能够带动农民致富。只要能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他方面不必太讲究。

    我说,这倒是实事求是。不过你们对这些干部任职以后的要求却不低。你们规定,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应确定任期目标。而且,任期目标又由“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组成,这会不会很难?还有,我们也不太明白,这个“任期工作目标”和“任期承诺目标”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唐川平说,任期工作目标,就是区(市)县委对那个乡镇下达的工作目标任务;任期承诺目标,就是在他竞职时对老百姓表的态,或者说许的愿。对老百姓的承诺是应该完成的。但是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党委书记,不是说兑现了对老百姓的承诺,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关心的,更多的是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东西,上级党委却还有更长远更宏观的考虑。那么对于上级来说,还得对他有个目标考核。

    我说,又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这不是太难为人家了?

    唐川平说,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试验。实际上我们现在搞公推直选,搞基层民主建设,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问题,让我们基层干部的任用人选和所作所为,既合党心,又顺民意。

    我说,不知你们有什么锦囊妙计?

    唐川平说,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办法,只不过改革了选举的方式。我们以前也选书记啊,乡镇党委书记也是选出来的啊!但那是间接选举,由党员代表大会来选,候选人则是上级党委指定的。那么,为什么要改成现在这样,改成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直选前还要公开推荐?就是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来认可,而不是简单地只是上面认可、代表认可。如果可能的话,多数人认可总比只有少数人认可好。实际上,选张三,选李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认可。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种制度,哪个政权,哪个人执政,要想长治久安,立于不败之地,都要人民认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想执政就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根本就是人民的选择。

    我说,你这是说到根本上了。不过,人民认可,并不等于直接选举。或者说,人民认可,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但我同意,在乡镇一级,直接选举确实比间接选举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认可。至少,这种认可更加直截了当,一般群众会觉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但这也只是解决了一个对下负责的问题,如何能体现对上负责呢?

    唐川平说,我们还有一条原则,一项规定,一个委员会。一条原则就是“党管干部原则”一项规定就是“选举结果应报区(市)县委批准”一个委员会就是“选举监督委员会”选举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区(市)县委领导、纪检委负责人、组织部负责人,还有选举乡镇的党员代表和群众代表,也体现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结合的精神。另外,当选书记还有“任期工作目标”这也是对上负责的体现。

    我说,按照你们的规定,公推直选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发布公告,参选报名,实地调研,初步考察,公开推荐,组织考察,直接选举,等等。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为了保证整个过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我注意到,参选者报名的方式有三种:个人自荐、联名推荐和组织推荐。这三种方式是平等的吗?

    唐川平说,平等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我说,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它们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联名推荐和个人自荐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点,组织推荐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个人自荐和联名推荐之外,还要设组织推荐这种方式?

    唐川平说,党管干部本来就是一个原则,何况民主的权利是平等的。总不能说党员有个人自荐的权利,有联名推荐的权利,党组织反倒没有推荐权吧?

    我说,那现实操作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本来我想去报名的,结果组织上推荐了一个,我可能就不敢去报名了。要知道,所谓“组织推荐”指的是上级党委也就是区(市)县委的推荐。你和区(市)县委推荐的人竞职,不是胳膊拧大腿吗?

    唐川平说,在实际当中,这个现象不是很明显。自己愿意去的,可能会很有准备,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会报的。

    我问,联名推荐要十人以上吗?

    唐川平说,要。要有十名以上的党员群众,而且要采取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以示负责。

    我又问,如果被推荐者不愿意报名怎么办?

    唐川平说,对于是否必须接受联名推荐,我们没有作硬性规定。

    我追问,尊重他的民主权利?

    唐川平说,可以这么理解吧!但如果是组织推荐,必须服从。拒不服从或消极参与的,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问,为什么?

    唐川平说,这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我说,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怎样产生”吧?

    唐川平说,是。乡镇党委书记产生后,就有了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管理”所以我们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试行办法,内容从选举、备案、提名,到考核、质询、罢免、奖惩都有。

    我问,这些办法是指令性的呢,还是指导性的呢?

    唐川平说,指导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公推直选试点之后,后续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个规范。但是各个区(市)县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因此这些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也叫“试行办法”何况制度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只能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以后也还有修改的过程。本来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们现在想的是,先定制度,按制度办,在实践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后再实践再完善,再完善再实践,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说,在你们的试行办法中,我特别注意到两点,就是对当选乡镇党委书记的罢免和奖惩,请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规定?

    唐川平说,我们担心的问题,就是党员群众选的党委书记,能不能罢免,谁来罢免。以前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上级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罢免他。现在改成公推直选,就有一个回归权力源的问题。我们想,既然选举有一系列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程序,那么,罢免也应该有这样的程序。因此我们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从动议、受理到罢免,都有。

    我说,我注意到了这些规定,而且注意到它们充分体现了两大原则,即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比如动议由基层党员提出,区(市)县委责成组织部门受理;罢免由乡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审议表决,报区(市)县委批准。另外,为了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你们规定“罢免对象有权进行申辩”;为了防止干扰正常工作,你们规定“罢免请求撤销后,党员一年内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罢免动议”这似乎可以看做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而且仅限于基层地方党委书记的“弹劾制度”弹劾毕竟是非常规的特殊行为,对于这些当选的乡镇党委书记,你们还有常规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说,是的。这就是考核和奖惩。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区(市)县委组织部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由本人引咎辞职,或者区(市)县责令辞职。任期考核被评定为不称职的,降职使用。

    我说,除上级党委的考核外,好像还有人民群众的民主测评。

    唐川平说,测评是一年一次。满意率低于50%的,由本人提出辞职。本人不辞职的,党员有权提出罢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级党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测评,仍然是同时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基层民主原则。而且,民主测评还有罢免程序以为后盾,乡镇党委书记们当然不敢懈怠。那么,干得好呢?

    唐川平说,奖励。年度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有年度奖励;任期考核评定为优秀和称职的,另有一次性奖励。具体标准嘛,各区(市)县自定。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只适用于非公务员,公务员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问,乡镇党委书记不都是公务员吗?

    唐川平说,公推直选的并不都是。因此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五年之后把他转成公务员,那就不能拿年薪。这也是一种激励,一种长期的激励。

    听了唐川平的介绍,我有一种体会,就是成都市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谓积极而稳妥。他们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实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事实上,就在这天,四川省省委决定,在省内30个县全面推行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这一改革成果终于瓜熟蒂落了。

    八、红旗漫卷西风

    邓川话说根本:

    推动党内民主建设,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邓川的办公室。

    成都市委常务副书记邓川毕业于两个名牌大学——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先学中文后学经管,是经济学硕士。他担任过团省委副书记、遂宁市委书记、成都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务,经验丰富,思想解放,作风稳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邓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亲和力的领导干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促膝而谈,气氛有如闲庭散步。问到紧要处,邓川轻声细语,娓娓道来,似乎万千思绪都化作了一壶清茶。

    邓川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党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过去,在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我们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都有很好的发展,现在应该好好抓抓党内民主建设了。因为我们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话说,也就是“先党内后党外”吧!实际上,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经济建设也好,社会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众来理解,来参与,就是说民主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那种制度。那么,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难的课题。

    我说是啊,你们是迎难而上啊!

    邓川说,也不仅仅是成都,实际上全党都很关心。关键是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我在遂宁的时候,就在步云镇搞过镇长的公推直选,桂花镇的党委书记也试行过公推直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推广。其他地区也有这样那样的试点和经验。但应该说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直选,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党工作的透明度,把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了实处,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市委认为,新都的做法应该是代表了我们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发展趋势,应该进一步推广。省委也这么认为。当然了,这一方式可能还需要不断去完善。但是能够迈出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这也是我们推进党内民主必然的选择。

    我问,为什么?

    邓川说,因为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公推直选的推广,当然还有民主测评,开放三会,可以让我们的党员拥有最直接的权利,知道最应该负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如何行使这种权利,如何担负责任、承担义务。这对他们(党员群众)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中国古代社会就缺这个东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历史,缺民主的传统。所以有人说,中国不能搞民主。这其实是错误的。民主这个东西,我认为它并不只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种社会制度,应该说是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文明标志,一种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国既然缺少这个传统,就必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建设,而且首先是在基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些常识,比方说,如何推荐,如何选举,如何报名,如何投票,使我们的基层党员对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他们的实际参与和操作,对整个民族民主素质的提高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我非常赞成。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难道没有不同意见?

    邓川笑着说,肯定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个很正常。所谓民主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不同意见。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要让这些不同意见都能够比较好地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以后,在充分听取不同意见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最后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一个结合点。我觉得民主建设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呢,是根据少数人的意见作出决策。这个意见有可能正确,甚至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但也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错得还比较厉害。但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是少数人甚至是某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听得到,或者是听到了也很不充分。过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学的东西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必须要有不同意见?

    邓川说,其实民主政治建设,一个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够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还要鼓励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兼听则明,单方面的决策总是会有问题的。只有广泛听取不同意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路径和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工作,避免走弯路,避免犯错误。

    我又问,如果这些不同意见是少数人的,或者是错误的,也要听吗?

    邓川说,意见是少数人发表的,或者是错误的,也没关系。少数人的意见中肯定有错误的,也有正确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正确的意见,也不一定全是正确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问,那怎么办?

    邓川说,把这些东西都尽可能摆在阳光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通过民主的方式,找到一个大多数人意见的结合点。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一个正确做法或者方案。

    我说,那好,我们现在就把当初那些不同意见都摆在阳光下,看看你们找到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或者方案。

    这就要讲当初的不同意见了。邓川告诉我,异议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担心会出乱子。这些同志问,我们搞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没有这个条件,这个土壤,这个传统?我们会不会抓?就是说我们说的民主会不会变样,包括有人说,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吗?

    我说,像“文革”中那样,打砸抢。

    邓川默然。

    我问,那你们怎么想?

    邓川说,我觉得,正因为过去没有这个政治传统,所以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此推进党内民主政治就显得越发重要,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对这个事,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基层从事党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自觉地来推进。至于担心出现“暴民政治”我看没有必要。我们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首先建设的是党内民主,怎么会有问题?

    我问,第二点异议呢?

    邓川说,担心失权。过去理解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权力。现在这权力都交给群众了,党的领导又怎么体现?

    我说,哦,一个担心失控,一个担心失权。那么你的看法呢?

    邓川说,从新都的实践看,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推进党内基层民主,说到底,是把一些本来属于普通党员的权利还给他们。是“还权”不是“让权”也不是“放权”更不是“丧权”还什么权?选择权。具体地说,就是党员群众对自己领导的选择权。把这个权利交还给党员群众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一票很重要,也会很珍惜。因为珍惜这一票,实际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由于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最基本的政治活动,他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他会觉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会更加关心这个党,更加爱护这个党,把党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这是一方面。

    我问,另一方面呢?

    邓川说,另一方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改变了过去视野非常狭窄这样一个状况,为我们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更加准确地选择优秀人才,得到一批党也放心群众也公认的好干部。这样的话,对我们干部队伍的建设,对加强干部的监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监督和管理加强了,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好了,反过来也促进了基层民主建设。

    我说,良性循环?

    邓川说,对。

    我说,所以,党的领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

    邓川说,正是如此。

    我问,那他们还担心什么?

    邓川说,担心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决问题的。下面搞了上面没搞,有什么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讲,民主政治建设应该自上而下,不应该自下而上。这是第三点不同意见。

    我说,这个担心不无道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三五十个乡镇也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们搞了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响?哪里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云集?

    邓川说,对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一个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也是我们党自我完善、在新时代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选择。所以,党内民主必须推动,也必然会推动,但不能为推动而推动。如果急于求成,造成社会动荡,就不符合我们的初衷。因此只能积极而稳妥地进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过去没有这样一个传统,又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东西,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有一个探索的问题。如果基层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恒,有序推进,就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积累。既积累经验,也积累教训,至少也能提供实战的经验。虽然一个镇两个镇,一个县两个县,在全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错了,那么推倒重来,也不会影响大局,动摇国本。我想,新都的意义,也可以这样理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先从农村开始,从生产队开始,经济特区不选北京,不选上海,选深圳,就有这么一层意思──万一搞错了不会影响全局,不会引起大的动荡,成功了则可以在全国推广。从这种意义上看,我觉得成都有一点像当年的深圳,新都有一点像当年的蛇口。它是开了一个口子,一个让我们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实,改革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种。除了基层民主建设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这就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开创了公共管理的崭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机,使我们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那么,所谓“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决定去请教姜晓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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