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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头一回吻我，是吻在我嘴与耳朵之前那段“开阔地”上面。我的面孔有更合适的地方承受吻，可他偏偏在这儿、这个毫无诗意的部位来了一下。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被吻，我激动得不得了，全力以赴地感受着，像受了致命一击。说实话，那滋味妙极了。我没想到那么微小的一下接触，会给我带来头晕目眩的快乐。
他呢，他在吻了我一下后愣住了。忽然从口袋掏出一块抹布一样脏而皱的手帕，在我被吻过的位置用力一擦，接着又轻轻擦了几下。就像他一时兴起，在画布上抹了一块不相宜的色彩，又觉不妥，匆匆将它刮掉。
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为什么要擦掉那个吻。可惜他擦不掉，到现在它还清清楚楚留在原处：就在我嘴与耳朵之间，这段“开阔地”
我从此怕见班长。我觉得我脸上带着那个吻会被她一眼识破。可她始终没识破我，仍把我当最贴心的好朋友。那时她跟高力越来越热乎，高力每星期起码为她写一打情诗，有次我实在忍不住，指出他的诗是抄雪莱的。孙煤情绪不仅没受打击，反而更对他崇拜：“他能看懂外诗呢！”我连他们的约会暗号都知道，高力一摸军装的第二颗钮扣，孙煤准跟了他去。我有幸回回参加他们的约会，不过我知道有时他们很不需要我，我就礼貌地避到一边去。我避开后他们干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那天晚上——就是我不可避免地接受一个吻的那晚，我差点把一切都告诉徐北方。那家伙爱孙煤竟爱到两眼一抹黑的地步！他对孙煤和高力的关系很苦恼，自尊心又不允许他表现出来，因此他看上去茫然无措。偶尔表示疑惑，孙煤死不认账，他就作罢了。
那时女兵们对孙煤议论很激烈。她们说班长这回可撞对了地方，一头撞进副司令的小洋楼里。徐北方能和高力比吗？高力的衬衫永远是雪白的，皮鞋一贯是贼亮的，并且，他抽烟绝不把手指头熏黄。总之，他所具有的一切次要美德，都被女性普遍称道。而我跟一般人不同，那仪表堂堂的形象总让我感到有点假模假式。
那天晚上我想把真情讲出来，也是出于对徐北方的担忧。有人断言高力被惹急眼，非给徐北方好瞧的。那公子脾气大、热情高，真干起来，徐北方肯定吃亏。高力调宣传队之前在炮团当五炮手，又到军区体工队掷过铁饼。我想叫他提防着点高力。
当然，我也有我的一番打算。或说是告密的主要目的。我那目的如今想来够卑鄙的。孙煤所有真心话都对我讲过，我只需完全客观地、轻描淡写地把它转诉一遍就成，‘那痴小子准会气疯。徐北方是个挺要面子的人物，一旦发觉自己卷进这么个无聊的三角关系，并处于如此被动‘的地位，他是会报复的。
他的报复对我有利。我对他的钟情便是他报复的武器。他会毅然抛下她而选择我——这就是他报复的形式。那样一来我就会得逞，靠女伴的信任得逞。我乘这男子感情上有了空档时投了机；我用那姑娘的信任换取这男子的信任，我于是成了感情上买空卖空的掮客
只差一点，真诚可问天的我就成了那样的下作坯。
我在关键的时刻封了口。以至眼下我对班长不怎么愧怍。我始终没出卖她。
人啊，知道了别人的隐秘是多么痛苦的事。一旦人家信赖了你，把自己的隐秘交给了你，你就有义务盛装和密封这些隐秘。你对人的隐秘掌握得越多，你的责任便越重大。万一这些隐秘在你心里发酵——就在他吻我的那一刻——密封它是太难太难了。这需要动员道德、意志等等人所具有的一切高尚力量。我也未必能永远高尚。
我当时毕竟没有出卖班长。不管她的行为多么不像话，那是她的事。我的确没多嘴。可她也太损了，竟给了我个大嘴巴。我看得出，她非扇我那一下才好受。
我望着她奔跑的背影想着。她在这个山区小火车站月台上疯跑，简直不要命了。
车站已响起长长的哨音，表示列车将准时开出。它在这小站上只停了两分钟。他们猛追，也只追上了个车屁股。现在我躺的这副担架被撂在铁轨上，除了我不喘，他们全盯着缓缓启动的车大喘特喘，一个个都喘得像八十岁老头。孙煤还在月台上跑。她试图告诉信号员，让他阻止列车。
可列车已慢慢向前滑动。哎呀呀，他们一个个喘得真可怜。
我还有闲心四周望望。灰白色的黎明使我看清远远近近全是山。我对山没有太多好感，我觉得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它们生硬、呆板、自以为是地挺立在那里。有次我们去一个保密工地慰问演出，那地方也像此地一样多山。我看不出那些山和这些山有什么两样。
那个保密工地是正修建的战略油库，说是把大山内脏掏空改装油，那是多费劲、多宏大、多富有想象力的工程！
我记得演出队在一条糟得不能再糟的临时公路上走了三天。那条路害得所有人都晕车，五脏六腑都快颠到小腿肚里去了。那条路还特别乏味，除了山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带荒凉得出奇。
到了演出地点，所有人一点演出劲头都没了。头一场演出乱子层出不穷。徐北方多服了“晕海宁”困得睁不开眼，把灯光布景搞得一团糟，有个节目剧情是烈日当空，月亮竟自作主张地升了起末；伊农配了一口漂亮的假牙，端正了吹号口形，可他无论怎样练，号音比他歪着嘴吹的更刺耳。那晚上他的假牙丢了，全队人帮他台前台后地找。演到中间，蔡玲闹起情绪来。她向刘队长告状，说徐北方三年前骂过她，骂她“葛朗台”队长奇怪了：“三年前骂的，你现在难受什么？”她说刚在车上听了我讲了“葛朗台”的故事，才知道徐北方当年的恶毒用意。团支书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蔡玲立刻就乐了。乐得上舞台还止不住，因为不知谁把伊农小号盒子上的“请勿倒置”揭下来，贴到酷爱拿大顶的团支书背上。这事让女兵们乐得连演出的心思也没了。
反正那晚上的演出是空前绝后的糟。但观众仍疯了一样拍巴掌。观众没一个女的，摘下军帽，是一大片清一色光头。这地方毫无娱乐生活。我们女兵发现，那些光头盯着我们时，简直虎视眈眈。
我们在工地住下来，尽管是一模一样的节目，每晚都能收获疯狂的掌声。那地方很热，还潮湿。一切都是临时搭的：营房、卫生所、食堂。晚上睡觉，蟋蟀在床下的青草稞里叫，谁扔了件脏衬衫在盆里，第二天衣服上就长出一朵可爱的小蘑菇。最有意思的是：女兵们去上厕所，见几个战士在门口打转，边议论说：“咦？昨天还姓‘男’，今天就改姓‘女’啦？”见我们来了，一群青晃晃的光头溃不成军地跑散开。
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我从身上逮住一个最令人难堪的东西。当时我一声惨叫，一手按住肚子，把女伴们全吓傻了。
“怎么了？！”
我焦躁地跺跺脚，仍按着肚子：“谁来看？有个东西！”
她们小心翼翼包围了我。我用极恐怖的声音说：“恐怕是只虱子！”然后我从短裤的松紧带皱褶里，哆哆嗦嗦摸出它来。因为用力过大，它被我捏扁了：“瞧！”我对大伙说。
蔡玲已睡下了，这时说：“拿过来我看，我认得虱子！”但当她注意到众人全都惊讶而异常地瞪着她，她连忙不作声了。她已意识到和这玩艺打过交道是很不名誉的事。
“你看，是不是虱子？”我逼着她看。
她肯定认为我有意出她洋相，用十分仇恨的声音说：“你自己身上长的东西，我晓得是啥子！”
我还逼她：“你认得，看看它是不是嘛”
她厌烦地嚷：“是是是，肯定是！”我绝望透顶，顿时“哇”一声哭起来。我的样子傻极了，咧着嘴，哭得完全像个少先队员。完了完了。生虱子，是件顶丢脸的事，就像害那些无法启口的病一样。我哭得全体女兵都浑身痒起来。尽管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没人敢凑近来劝劝我。
后来我哭够了，一声不响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套上衬衣衬裤、军衣军裤、外加一件雨衣，雨衣上又绑了根腰带。我认为这样别的虱子就钻不进来了。全体女兵都学我的样，大伙就这么直挺挺躺下去。第二天，男兵们都对我说：“光荣啊，陶小童！你看上去怪卫生的”
团支书劝我想开点。说他小时候，虱子生得太多，逮不过来，就拎起棉裤腿到柴火上烤，等灌满热气和烟，再将裤腿裤腰扎死，往屁股下一坐。一会儿，虱子都闷得差不多了，再往火里一抖，简直像撒把芝麻进去：“噼里啪啦！”
我想，那声音一定令人毛骨悚然。
团支书又对全体女兵说：遇到虱子，非但不能全副武装，而且越穿少越保险，最好做到一丝不挂，他替我们在屋里牵根绳，睡觉前把所有衣服搭上去。
从此我们只好照他说的办了。他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第二天，正当我们差不多脱得精光时，蔡玲“啊”的一声，远比我那声叫得更惨。
女兵们立刻问她发现了什么新情况。
她缩成一团，声音捂在被子里：“窗子上！窗子上有张大脸！”
回头时，那张面影已一闪即逝。仅那一瞥，我们已看清是张男性的脸！
“啊！哎呀！”女兵们语不成句地瞎叫了一气，班长孙煤却套上衣裤，挥手说：“追！”彭沙沙穿着大白短裤就跟她出去。
我也迅速跑出门。孙煤说：“陶小童，你往左，我往右！”这排房子后面是高高的铁丝网，他跑不了。
我跑得飞快。我的一双细腿在跑步方面是很优秀的。但我又有点害怕：万一需要跟那流氓比划三拳两脚的，我可一点都不在行。
我迅速阻截了一端出口。一长溜营房一幢挨一幢，正好与铁丝网夹成一人宽的过道，两头一堵，他就没得跑。我听见他在往那边跑，大约发现那头有人，又掉头朝我这头奔来。
我的心脏击鼓一般撞着我薄薄的胸。
“那边——堵住！”彭沙沙在那头锐声喊道。
我听见一阵急促而不均匀的脚步朝我冲来。但愿我有劲和勇敢。脚步声可怕极了，好像要把我踢倒，踩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中用了，根本没指望抓住他。一阵呼啸，他真的冲着我过来了。没办法，我张开两条细胳膊，尽着四十公斤的可笑力量来了个猛扑。的的确确，我扑住一个目标。
到现在我仍记得很牢，我始终固执地认为那是个强悍之极的男性之躯。一个满是汗酸气，有着铁一般肌肉的身躯。我记得我当时怎样碰在他硬得可怕的肌肉上
等我醒来，发现列车轻轻摇晃，它收容了我。为了我，这趟车在小站外煞住，停了二十多分钟。不知道我是如何被抬上车的。
孙煤用她发白的脸对我微微一笑。
这微笑给我的鼓舞别提多大了。我从这笑里知道自己运气不错，绝处逢生。这笑被无数颗晶亮的汗珠装点得无比璀璨。这笑让我忘掉了我将要死，忘掉疼痛；忘掉了她给过我的一个嘴巴子。这笑让我想起了短短一生中的所有的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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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头一回吻我，是吻在我嘴与耳朵之前那段“开阔地”上面。我的面孔有更合适的地方承受吻，可他偏偏在这儿、这个毫无诗意的部位来了一下。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被吻，我激动得不得了，全力以赴地感受着，像受了致命一击。说实话，那滋味妙极了。我没想到那么微小的一下接触，会给我带来头晕目眩的快乐。
他呢，他在吻了我一下后愣住了。忽然从口袋掏出一块抹布一样脏而皱的手帕，在我被吻过的位置用力一擦，接着又轻轻擦了几下。就像他一时兴起，在画布上抹了一块不相宜的色彩，又觉不妥，匆匆将它刮掉。
什么意思呢？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为什么要擦掉那个吻。可惜他擦不掉，到现在它还清清楚楚留在原处：就在我嘴与耳朵之间，这段“开阔地”
我从此怕见班长。我觉得我脸上带着那个吻会被她一眼识破。可她始终没识破我，仍把我当最贴心的好朋友。那时她跟高力越来越热乎，高力每星期起码为她写一打情诗，有次我实在忍不住，指出他的诗是抄雪莱的。孙煤情绪不仅没受打击，反而更对他崇拜：“他能看懂外诗呢！”我连他们的约会暗号都知道，高力一摸军装的第二颗钮扣，孙煤准跟了他去。我有幸回回参加他们的约会，不过我知道有时他们很不需要我，我就礼貌地避到一边去。我避开后他们干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那天晚上——就是我不可避免地接受一个吻的那晚，我差点把一切都告诉徐北方。那家伙爱孙煤竟爱到两眼一抹黑的地步！他对孙煤和高力的关系很苦恼，自尊心又不允许他表现出来，因此他看上去茫然无措。偶尔表示疑惑，孙煤死不认账，他就作罢了。
那时女兵们对孙煤议论很激烈。她们说班长这回可撞对了地方，一头撞进副司令的小洋楼里。徐北方能和高力比吗？高力的衬衫永远是雪白的，皮鞋一贯是贼亮的，并且，他抽烟绝不把手指头熏黄。总之，他所具有的一切次要美德，都被女性普遍称道。而我跟一般人不同，那仪表堂堂的形象总让我感到有点假模假式。
那天晚上我想把真情讲出来，也是出于对徐北方的担忧。有人断言高力被惹急眼，非给徐北方好瞧的。那公子脾气大、热情高，真干起来，徐北方肯定吃亏。高力调宣传队之前在炮团当五炮手，又到军区体工队掷过铁饼。我想叫他提防着点高力。
当然，我也有我的一番打算。或说是告密的主要目的。我那目的如今想来够卑鄙的。孙煤所有真心话都对我讲过，我只需完全客观地、轻描淡写地把它转诉一遍就成，‘那痴小子准会气疯。徐北方是个挺要面子的人物，一旦发觉自己卷进这么个无聊的三角关系，并处于如此被动‘的地位，他是会报复的。
他的报复对我有利。我对他的钟情便是他报复的武器。他会毅然抛下她而选择我——这就是他报复的形式。那样一来我就会得逞，靠女伴的信任得逞。我乘这男子感情上有了空档时投了机；我用那姑娘的信任换取这男子的信任，我于是成了感情上买空卖空的掮客
只差一点，真诚可问天的我就成了那样的下作坯。
我在关键的时刻封了口。以至眼下我对班长不怎么愧怍。我始终没出卖她。
人啊，知道了别人的隐秘是多么痛苦的事。一旦人家信赖了你，把自己的隐秘交给了你，你就有义务盛装和密封这些隐秘。你对人的隐秘掌握得越多，你的责任便越重大。万一这些隐秘在你心里发酵——就在他吻我的那一刻——密封它是太难太难了。这需要动员道德、意志等等人所具有的一切高尚力量。我也未必能永远高尚。
我当时毕竟没有出卖班长。不管她的行为多么不像话，那是她的事。我的确没多嘴。可她也太损了，竟给了我个大嘴巴。我看得出，她非扇我那一下才好受。
我望着她奔跑的背影想着。她在这个山区小火车站月台上疯跑，简直不要命了。
车站已响起长长的哨音，表示列车将准时开出。它在这小站上只停了两分钟。他们猛追，也只追上了个车屁股。现在我躺的这副担架被撂在铁轨上，除了我不喘，他们全盯着缓缓启动的车大喘特喘，一个个都喘得像八十岁老头。孙煤还在月台上跑。她试图告诉信号员，让他阻止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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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闲心四周望望。灰白色的黎明使我看清远远近近全是山。我对山没有太多好感，我觉得它们全都一模一样。它们生硬、呆板、自以为是地挺立在那里。有次我们去一个保密工地慰问演出，那地方也像此地一样多山。我看不出那些山和这些山有什么两样。
那个保密工地是正修建的战略油库，说是把大山内脏掏空改装油，那是多费劲、多宏大、多富有想象力的工程！
我记得演出队在一条糟得不能再糟的临时公路上走了三天。那条路害得所有人都晕车，五脏六腑都快颠到小腿肚里去了。那条路还特别乏味，除了山在没完没了地重复，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一带荒凉得出奇。
到了演出地点，所有人一点演出劲头都没了。头一场演出乱子层出不穷。徐北方多服了“晕海宁”困得睁不开眼，把灯光布景搞得一团糟，有个节目剧情是烈日当空，月亮竟自作主张地升了起末；伊农配了一口漂亮的假牙，端正了吹号口形，可他无论怎样练，号音比他歪着嘴吹的更刺耳。那晚上他的假牙丢了，全队人帮他台前台后地找。演到中间，蔡玲闹起情绪来。她向刘队长告状，说徐北方三年前骂过她，骂她“葛朗台”队长奇怪了：“三年前骂的，你现在难受什么？”她说刚在车上听了我讲了“葛朗台”的故事，才知道徐北方当年的恶毒用意。团支书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蔡玲立刻就乐了。乐得上舞台还止不住，因为不知谁把伊农小号盒子上的“请勿倒置”揭下来，贴到酷爱拿大顶的团支书背上。这事让女兵们乐得连演出的心思也没了。
反正那晚上的演出是空前绝后的糟。但观众仍疯了一样拍巴掌。观众没一个女的，摘下军帽，是一大片清一色光头。这地方毫无娱乐生活。我们女兵发现，那些光头盯着我们时，简直虎视眈眈。
我们在工地住下来，尽管是一模一样的节目，每晚都能收获疯狂的掌声。那地方很热，还潮湿。一切都是临时搭的：营房、卫生所、食堂。晚上睡觉，蟋蟀在床下的青草稞里叫，谁扔了件脏衬衫在盆里，第二天衣服上就长出一朵可爱的小蘑菇。最有意思的是：女兵们去上厕所，见几个战士在门口打转，边议论说：“咦？昨天还姓‘男’，今天就改姓‘女’啦？”见我们来了，一群青晃晃的光头溃不成军地跑散开。
就在那样一个地方，我从身上逮住一个最令人难堪的东西。当时我一声惨叫，一手按住肚子，把女伴们全吓傻了。
“怎么了？！”
我焦躁地跺跺脚，仍按着肚子：“谁来看？有个东西！”
她们小心翼翼包围了我。我用极恐怖的声音说：“恐怕是只虱子！”然后我从短裤的松紧带皱褶里，哆哆嗦嗦摸出它来。因为用力过大，它被我捏扁了：“瞧！”我对大伙说。
蔡玲已睡下了，这时说：“拿过来我看，我认得虱子！”但当她注意到众人全都惊讶而异常地瞪着她，她连忙不作声了。她已意识到和这玩艺打过交道是很不名誉的事。
“你看，是不是虱子？”我逼着她看。
她肯定认为我有意出她洋相，用十分仇恨的声音说：“你自己身上长的东西，我晓得是啥子！”
我还逼她：“你认得，看看它是不是嘛”
她厌烦地嚷：“是是是，肯定是！”我绝望透顶，顿时“哇”一声哭起来。我的样子傻极了，咧着嘴，哭得完全像个少先队员。完了完了。生虱子，是件顶丢脸的事，就像害那些无法启口的病一样。我哭得全体女兵都浑身痒起来。尽管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没人敢凑近来劝劝我。
后来我哭够了，一声不响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套上衬衣衬裤、军衣军裤、外加一件雨衣，雨衣上又绑了根腰带。我认为这样别的虱子就钻不进来了。全体女兵都学我的样，大伙就这么直挺挺躺下去。第二天，男兵们都对我说：“光荣啊，陶小童！你看上去怪卫生的”
团支书劝我想开点。说他小时候，虱子生得太多，逮不过来，就拎起棉裤腿到柴火上烤，等灌满热气和烟，再将裤腿裤腰扎死，往屁股下一坐。一会儿，虱子都闷得差不多了，再往火里一抖，简直像撒把芝麻进去：“噼里啪啦！”
我想，那声音一定令人毛骨悚然。
团支书又对全体女兵说：遇到虱子，非但不能全副武装，而且越穿少越保险，最好做到一丝不挂，他替我们在屋里牵根绳，睡觉前把所有衣服搭上去。
从此我们只好照他说的办了。他在这方面有足够的经验。第二天，正当我们差不多脱得精光时，蔡玲“啊”的一声，远比我那声叫得更惨。
女兵们立刻问她发现了什么新情况。
她缩成一团，声音捂在被子里：“窗子上！窗子上有张大脸！”
回头时，那张面影已一闪即逝。仅那一瞥，我们已看清是张男性的脸！
“啊！哎呀！”女兵们语不成句地瞎叫了一气，班长孙煤却套上衣裤，挥手说：“追！”彭沙沙穿着大白短裤就跟她出去。
我也迅速跑出门。孙煤说：“陶小童，你往左，我往右！”这排房子后面是高高的铁丝网，他跑不了。
我跑得飞快。我的一双细腿在跑步方面是很优秀的。但我又有点害怕：万一需要跟那流氓比划三拳两脚的，我可一点都不在行。
我迅速阻截了一端出口。一长溜营房一幢挨一幢，正好与铁丝网夹成一人宽的过道，两头一堵，他就没得跑。我听见他在往那边跑，大约发现那头有人，又掉头朝我这头奔来。
我的心脏击鼓一般撞着我薄薄的胸。
“那边——堵住！”彭沙沙在那头锐声喊道。
我听见一阵急促而不均匀的脚步朝我冲来。但愿我有劲和勇敢。脚步声可怕极了，好像要把我踢倒，踩扁。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中用了，根本没指望抓住他。一阵呼啸，他真的冲着我过来了。没办法，我张开两条细胳膊，尽着四十公斤的可笑力量来了个猛扑。的的确确，我扑住一个目标。
到现在我仍记得很牢，我始终固执地认为那是个强悍之极的男性之躯。一个满是汗酸气，有着铁一般肌肉的身躯。我记得我当时怎样碰在他硬得可怕的肌肉上
等我醒来，发现列车轻轻摇晃，它收容了我。为了我，这趟车在小站外煞住，停了二十多分钟。不知道我是如何被抬上车的。
孙煤用她发白的脸对我微微一笑。
这微笑给我的鼓舞别提多大了。我从这笑里知道自己运气不错，绝处逢生。这笑被无数颗晶亮的汗珠装点得无比璀璨。这笑让我忘掉了我将要死，忘掉疼痛；忘掉了她给过我的一个嘴巴子。这笑让我想起了短短一生中的所有的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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