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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同时，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大概那些专案人员又有新的活可干，便放弃了他。于是补发了他一笔可观的工资，退赔红木家具和半卡车书籍。
父亲还说，阿爷送去火葬时，全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缩小了许多，几乎像个小孩。我拼命想象缩小了的阿爷，那是多么古怪的样儿！阿爷本来有一副算得上高大的身板啊。
父亲在阿爷的枕头里翻出许多信，都是我五年里写的。他一封没丢。最后几封他没有拆开，因为根本看不见了。反正看不看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宝藏。
父亲还说到阿爷的殡仪。因为他平了反，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参加了，所以比阿爷自己估计的要热闹得多。全家合送他一只花圈，惟独替我单送了一个。这样大概称了死者的心，也让我心安理得些。就在阿爷的院子里，父亲请所有前来参加送葬的人开了一顿饭。信结束时，我仿佛听见父亲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总算完了。
我恨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一切都描写得那样细致，甚至带着津津有味的劲头。他写完了，发泄痛快了，再把这令人心碎的东西抛给别人。然后，他焕然一新地走向他的生活。我敢打赌，从此他会像去掉一块心病那样轻松。他再谈起阿爷时也将是轻松平淡的。他的仅有的感情都铺张到这封信里了——怎么样，还对不住那老头儿吗？而这封信的确水平高。当中文讲师的父亲教导那帮死不开窍的学生，文章要写得酣畅淋漓，其目的大概就在于把别人弄痛，痛得麻木、痛得半死。
我觉得读完这封信后，既哭不出，也就永远不会笑了。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扼死这个，也就断送了那个。我将会这样永远地呆傻下去。
吴太宽兴冲冲跑来，举着一张火车票。一回成都队长就叫他去买票。但他马上被我这副呆傻相吓跑了。
全体新兵一个接一个，蹑手蹑足地绕开我，然后迅速溜出门去。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想着永远失去了的老阿爷。我很想用脑袋去碰墙，把自己当作杀害阿爷的凶手来惩治。一片混乱暴烈的思绪中，总有一个美妙而神秘的念头浮现出来：假如在那个世界能见到阿爷，那么我渴望死。
到了夜里，我才不那么想死了。忽然，我不可抑制地哭起来。哭得全屋震惊，纷纷救命般扑到我床前。我的哭声连隔壁蔡玲也听见了，她在门外拼命擂门：“陶小童！陶小童！你要死啊，这样哭！”
我却想：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哭出来就有救了。
新兵们束手无策地围着我。班长哭成这副鼻青脸肿的样子，她们又害怕又新奇。蔡玲跑进来想劝我，刚张口，自己不知触着哪个伤心处，也哭了。于是乎，所有死过老人的姑娘都开始哭，哪怕死在十分遥远的年代。哭到后来，家里一向太平的人也陪着哭，她们的老人总归也会死。似乎当兵到现在，这群女兵头一次体会别离亲人的滋味。我这时倒哭够了，为自己引起这么糟糕的气氛而惭愧.第二天我把火车票退了。没有了阿爷，我反倒一无牵挂，可以死心踏地干下去。我骄傲地看到，我变得如此坚强，如此之快就摆脱了悲哀。我的心变得很硬，那就是坚强。
徐北方一见到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他还赖在卫生所的观察室，每夜将一把药片扔进厕所。他问我：“你怎么了？”
我没回答，目光放得很遥远。
他注视了我许久，说：“我敢打赌，你变卦了。”
我矛盾重重地笑笑。
他说：“你肯定变卦了。”
那天晚上我们说过：从此后我们彼此属于。他一眼看透了我：我的确对这誓言动摇了。
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他心神不宁地盯着我：“你要跟我谈什么？”
“就是走走。这对你的病有好处”
“别废话，你知道我一点病都没有。”
我们要是往那条林xx道走就好了，那是个好地方，能给人好心情。但我们偏偏走到这里，荒芜的人防工地。
他在拥抱我时，发现我的抵触。
“你在想：糊里糊涂把爱情交给这家伙不上算的。”他带着嘲意说。
“没有。”
“你还想，这人身上简直没有优点，或许说没有公认的优点。”
“没有。我没那么想。”
他轻轻摸着我的脸颊。
“让我替你说完。你想，跟这个人相爱，简直是滑坡，堕落”他突然在我脸上狂吻起来“我真的爱你爱得要死，你也应该爱我！我不能没有你！你可不能把我撂在半路上！”
“我没那么想，没那么想过！”
“那你，”他平静一下“想了什么？说不定你爱上另一个人？趁我不在，有个小子钻了空子？”他装出开玩笑的样子。
我爱过谁？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早就陈旧了。十四岁的女孩创造的神话，现在还能当真吗？我像寻觅仙踪一样，寻觅这些年，现在想想是好笑极了。我已过了自己编故事哄自己的年龄。假若那叫爱，我大可以去爱拜伦，普希金。我不再冒傻气，白费气力，到处寻找那个偶像。把爱情拴在一个偶像上，那我是傻得没救了。
“喂，我爱你。”他说。
我没有回答。这句话是该一拍即合的。但我没有合。
“我爱你！”他有点愤怒了，像老喊一个人喊不应。
我还是没有回答。拼命寻找这场爱情的伟大之处，但没找着。
“我爱你！”他真的愤怒了。猛甩开我的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在喘息。
我轻轻离开了这个起伏不已的身体。
“你在哪儿？”他突然发现我不见了，声音很恐惧地喊。
我靠在不远一棵树上。我也在喘息。难就难在我想离开都无法离开他了。一种热情在我身体内蕴集。谁能告诉我，我没有法子抵挡这种诱惑。我只想他抱我，吻我，死死抱住我，不撒手。于是我走回去，他就如我期望的那样做了。我实实在在地贴紧他，感到拥有这场并不伟大，但有血有肉的爱情，也挺不错。我想，管它呢，等我有力量自拔的时候，再自拔吧
走得太远了，我想。当我第二天又带领新兵大踏步地走在早操队伍里，想到昨晚，就感到像冒了一场险；在那个废弃空旷的工地上，只差一点，就会发生更过火的事。我的感情在黑暗中瞎闯一气，这时才看见它的破坏程度：我曾严密编织的拦网，已处处洞开。是走得太远了。
不能听任感情一味胡闹下去。我听着自己在队伍里喊着“一、二、三——四！”感情是任性的，它差点使我种种崇高追求前功尽弃。我爱那个散漫人物，真心地爱他。但顺从这爱，一切就太平常了。这爱是自然而舒服的，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来满足，在这时，它们露出极原始的生物状态。我爱他，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回多半个自己。我的那些尚未克服掉的缺陷，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爱他，就等于否定掉这些年的苦苦磨炼，抱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的路，不是为回到原先的起点。
从此，我便用残忍的法子对待自己。出操、扫地、喂猪、冲厕所，猛烈地干着这一切。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眼神坚定而木然的女兵时，我不敢相信那是我。但她的确是我，我要的就是这副样子。我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心里便踏实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顽强的形象。我像一个自我囚禁的女修士，偶尔偷享了凡俗的快乐，便要用更苦的修炼来抵消它。一切令人舒服的、一切迎合人享乐欲望的，都是危险的。
我目前这副样子，却是我不曾料到的。我浑身雪白僵硬地躺在这里，思考人的天性是怎么回事。连团支书也有天性。他那样对我，不是天性是什么？军事演习结束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场，团支书受了伤。他是从高空翻跟头下来跌伤的，因为舞台高低不平。他被人架下来，一条腿擦破，直淌血。我走过去，想用条手帕替他包一包伤口，他却生硬地把我的手推开。他看着那些血弯弯曲曲地淌，似乎在看一件挺称心的事。
不知怎么，那一刻我感到，被这样一个人爱着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人说团支书一直在偷着学画画，自从他搬进徐北方的屋子就开始学了。但人们问起他来，他总是很愤怒地说：这是谣言。伊农也愤怒地说：这绝对是造谣。于是大家对团支书学画画的传闻便一笑置之。徐北方听见这传闻往往是哈哈大笑。直到团支书正式拜他为师时，他反倒吓住了。
徐北方被美术学院录取后，整天发疯似的四处奔走。因为刘队长态度鲜明，假如能找着适当的人代替他，那他就走。他再也不住观察室了，四面八方乱跑，想找到那个“适当的人”
因为徐北方不主张向高力复仇，他的四个弟子对他的处世哲学产生了大大反感，随后四个人便走得一个不剩。他无法满足刘队长这条——惟一一条合情合理的条件，因此便脱不了身。美术学院的某教师很器重他，宽限他的报到时间可以延长到开学三个月后，只要他在这三个月搞到一张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在当时是决定因素。但刘队长就是不肯松口，一定要他找到“适当的人”
这时有个人便出现了。说“我吧。”
大家定睛一看，是团支书。他庄严肃穆，充满信心，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又说一遍：“我行。”他不理会徐北方那瞠目结舌的样子，接着说：“只要你这三个月好好教，我保证行。”
等他走了，徐北方叹了一口气说：“瞧着吧，他以为这是漆门板。”但当他看到团支书几年来偷偷攒下的画稿，那种轻蔑劲就没有了。
人们奇怪极了，团支书跟徐北方这种人竟形影相随起来。
来了一群记者。他们搞得我不得安生，整整一上午都在启发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不，你应该好好想想。”
镁光灯对准我这具裹在白色硬壳里的躯体猛闪。他们走来走去，选择角度，好像有什么角度能使我这副僵硬的姿态变得好看些。
孙煤叫来医生，才把他们轰走。他们白费劲，没从我嘴里套走一句话，因为现阶段还没人准许我讲话。我虚弱得随时会死，但记者们不管那些。他们还会来的，肯定。
我对“先进人物”这身分很难适应。那次“讲用会”我一上台就感到极不舒服。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挺卑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对着上千人胡扯八道，说自己怎样救火，怎样怎样不要命，又怎样怎样怎样地晕倒。尽管讲稿已读熟，舌头已在私下刻苦操练，但我还是不能朗朗上口。后来我胆子壮起来，讲得有声有色了。我大声地告诉人们，当时我怎样勇敢。但与此同时，我想用更大的声音对他们嚷：你们该把我轰下去，我成为先进代表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我想，要是我那样喊了，才是真的勇敢，远比救火本身勇敢。可我没喊，光荣地接受了掌声。我要喊了，准败大家的兴。
授奖状时，宣传队的乐队为此大奏乐曲。首长们在乐曲中一一接见代表。当一位特别年轻的陌生“首长”走上台时，有人介绍：“这位是新来的政治部副主任”看见这个娃娃脸副主任，乐队不安分了，从乐池里往台上伸头、做鬼脸，指着年轻首长乱发议论。大海航行靠舵手被奏得飞快。后来又听说这位新来的副主任可了不起，本来是某首长的警卫员，后来主动要求上西藏。听说他给军区写了几项什么建议，提出几条闻名全军的口号。就为这个，飞快提拔，弹子跳棋似的一下当了副主任。他跟我握手时，我在他瞳仁里看到自己被歪曲的影子。他的眼睛很机智，又大又黑。
当晚宣传队演出发生了乱子。起初是断电，既而听见礼堂四周有众多的人声在嗡嗡。原来礼堂被几百个复员兵包围了。复员兵们戴着毛皮帽，一看便知是从西藏下来的。
“老子们想看演剧！”
“冲进去！管他娘的！”
警卫连死挡住门，半自动全横过来了。复员兵们发出可怕的长吼。警卫连长嗓子都扯破了：“这是‘先进分子大会’！”
“毬！”有人尖声打断他，并嘻嘻哈哈冲他比划猥亵手势。
出来看热闹的代表们吓坏了，一个劲往后退。我被一个结实的背影撞了一下，那人很客气地回头道：“对不起！”我一下认出来他是谁！
“咦！唐站长！”我叫起来。难道我会忘了那个小小的洛桑兵站吗？
他腼腆地和我握手，目光很快注意到我胸前的红色“代表证”我想一把抓下它，不知怎么，它使我在这一刹那无比尴尬。
“你别在这里，”他说“这些人野得很”
“唐站长，你怎么也转业了？”我问道，同时觉得这话很蠢。
“我？革命需要嘛。”他干巴巴地笑起来，远不是过去那个挥洒自如的英俊站长了。
那边真干起来了。人群里扔出几块砖，砸在门上，碎玻璃水花一样溅开。这样一挤，就把我跟唐站长挤开了。这时我看见唐站长正往人稠的地方走，边走边大声嚷：“谁？都谁在动手？妈的，你小子！我认得你！”
我疑惑地盯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到底向着谁。刚才一瞬问的接触，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一股冲天的委屈。他的皮大衣被挤掉了，顿时让人踩得稀烂。他终于挤到礼堂前的台阶上，用两手拢成喇叭喊道：“复员兵同志们！我是唐金宝！”
一听这名字，人群忽然静了，静得好奇怪。
“咋的啦？一复员你们都成功臣啦？”他说“一复员，部队就欠着你们情分是不是？打人、砸东西，解放军大学校学了几年，就学会这个啦？我跟你们一样，马上要脱军装了，我怎么一点不想打谁？手痒啊？有冤有仇啊？”他越讲越激烈“都回去！多没意思！”
人慢慢冷静下来。
来电了。代表们又回去看演出。唐站长步下台阶，拾起那件一团败絮似的皮大衣，抖了抖：“还不走？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年吧，牲口们！”
他一摇一晃地走了。他的步态已跟藏民一模一样。
“唐站长！”我突然叫道。不知为什么，我一直站在这里。
我曾倾慕过的形象远远转过身。
我急切地说：“明天，你来看演出吧！我一定给你弄张票！明天，好吗？”
唐站长“嗨嗨”一笑说：“明天，我就上火车啦！”说着，他就站在老远的地方朝我挥挥手。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否掉了泪。但现在想起来，真想掉几滴泪。唐站长是个好人，他现在在哪里？最后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他复杂之极的微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是被另一位更年轻有为的站长代替了。这位更年轻的站长，就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政治部副主任。
我盯着输液瓶。那样一滴一滴，流进我身体的液体，果真是绝对洁净的吗？我转过视线，见孙煤走进来。她见我今天精神不错，便犹犹豫豫地问：“我把我跟高力的事跟你讲讲吧？”我略一点头，她便说：“不然，我痛苦得真要疯了。我后悔当初没听你劝告”
她真美。她真美。
去世同时，他的历史问题解决了。大概那些专案人员又有新的活可干，便放弃了他。于是补发了他一笔可观的工资，退赔红木家具和半卡车书籍。
父亲还说，阿爷送去火葬时，全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缩小了许多，几乎像个小孩。我拼命想象缩小了的阿爷，那是多么古怪的样儿！阿爷本来有一副算得上高大的身板啊。
父亲在阿爷的枕头里翻出许多信，都是我五年里写的。他一封没丢。最后几封他没有拆开，因为根本看不见了。反正看不看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宝藏。
父亲还说到阿爷的殡仪。因为他平了反，他的许多学生和同事都参加了，所以比阿爷自己估计的要热闹得多。全家合送他一只花圈，惟独替我单送了一个。这样大概称了死者的心，也让我心安理得些。就在阿爷的院子里，父亲请所有前来参加送葬的人开了一顿饭。信结束时，我仿佛听见父亲痛痛快快地舒了口气——总算完了。
我恨父亲不厌其烦地把一切都描写得那样细致，甚至带着津津有味的劲头。他写完了，发泄痛快了，再把这令人心碎的东西抛给别人。然后，他焕然一新地走向他的生活。我敢打赌，从此他会像去掉一块心病那样轻松。他再谈起阿爷时也将是轻松平淡的。他的仅有的感情都铺张到这封信里了——怎么样，还对不住那老头儿吗？而这封信的确水平高。当中文讲师的父亲教导那帮死不开窍的学生，文章要写得酣畅淋漓，其目的大概就在于把别人弄痛，痛得麻木、痛得半死。
我觉得读完这封信后，既哭不出，也就永远不会笑了。哭和笑是一对连体婴儿，扼死这个，也就断送了那个。我将会这样永远地呆傻下去。
吴太宽兴冲冲跑来，举着一张火车票。一回成都队长就叫他去买票。但他马上被我这副呆傻相吓跑了。
全体新兵一个接一个，蹑手蹑足地绕开我，然后迅速溜出门去。
我把自己锁在屋里，想着永远失去了的老阿爷。我很想用脑袋去碰墙，把自己当作杀害阿爷的凶手来惩治。一片混乱暴烈的思绪中，总有一个美妙而神秘的念头浮现出来：假如在那个世界能见到阿爷，那么我渴望死。
到了夜里，我才不那么想死了。忽然，我不可抑制地哭起来。哭得全屋震惊，纷纷救命般扑到我床前。我的哭声连隔壁蔡玲也听见了，她在门外拼命擂门：“陶小童！陶小童！你要死啊，这样哭！”
我却想：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哭出来就有救了。
新兵们束手无策地围着我。班长哭成这副鼻青脸肿的样子，她们又害怕又新奇。蔡玲跑进来想劝我，刚张口，自己不知触着哪个伤心处，也哭了。于是乎，所有死过老人的姑娘都开始哭，哪怕死在十分遥远的年代。哭到后来，家里一向太平的人也陪着哭，她们的老人总归也会死。似乎当兵到现在，这群女兵头一次体会别离亲人的滋味。我这时倒哭够了，为自己引起这么糟糕的气氛而惭愧.第二天我把火车票退了。没有了阿爷，我反倒一无牵挂，可以死心踏地干下去。我骄傲地看到，我变得如此坚强，如此之快就摆脱了悲哀。我的心变得很硬，那就是坚强。
徐北方一见到我就感到事情不妙。他还赖在卫生所的观察室，每夜将一把药片扔进厕所。他问我：“你怎么了？”
我没回答，目光放得很遥远。
他注视了我许久，说：“我敢打赌，你变卦了。”
我矛盾重重地笑笑。
他说：“你肯定变卦了。”
那天晚上我们说过：从此后我们彼此属于。他一眼看透了我：我的确对这誓言动摇了。
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他心神不宁地盯着我：“你要跟我谈什么？”
“就是走走。这对你的病有好处”
“别废话，你知道我一点病都没有。”
我们要是往那条林xx道走就好了，那是个好地方，能给人好心情。但我们偏偏走到这里，荒芜的人防工地。
他在拥抱我时，发现我的抵触。
“你在想：糊里糊涂把爱情交给这家伙不上算的。”他带着嘲意说。
“没有。”
“你还想，这人身上简直没有优点，或许说没有公认的优点。”
“没有。我没那么想。”
他轻轻摸着我的脸颊。
“让我替你说完。你想，跟这个人相爱，简直是滑坡，堕落”他突然在我脸上狂吻起来“我真的爱你爱得要死，你也应该爱我！我不能没有你！你可不能把我撂在半路上！”
“我没那么想，没那么想过！”
“那你，”他平静一下“想了什么？说不定你爱上另一个人？趁我不在，有个小子钻了空子？”他装出开玩笑的样子。
我爱过谁？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早就陈旧了。十四岁的女孩创造的神话，现在还能当真吗？我像寻觅仙踪一样，寻觅这些年，现在想想是好笑极了。我已过了自己编故事哄自己的年龄。假若那叫爱，我大可以去爱拜伦，普希金。我不再冒傻气，白费气力，到处寻找那个偶像。把爱情拴在一个偶像上，那我是傻得没救了。
“喂，我爱你。”他说。
我没有回答。这句话是该一拍即合的。但我没有合。
“我爱你！”他有点愤怒了，像老喊一个人喊不应。
我还是没有回答。拼命寻找这场爱情的伟大之处，但没找着。
“我爱你！”他真的愤怒了。猛甩开我的手，坐在一块石头上。他在喘息。
我轻轻离开了这个起伏不已的身体。
“你在哪儿？”他突然发现我不见了，声音很恐惧地喊。
我靠在不远一棵树上。我也在喘息。难就难在我想离开都无法离开他了。一种热情在我身体内蕴集。谁能告诉我，我没有法子抵挡这种诱惑。我只想他抱我，吻我，死死抱住我，不撒手。于是我走回去，他就如我期望的那样做了。我实实在在地贴紧他，感到拥有这场并不伟大，但有血有肉的爱情，也挺不错。我想，管它呢，等我有力量自拔的时候，再自拔吧
走得太远了，我想。当我第二天又带领新兵大踏步地走在早操队伍里，想到昨晚，就感到像冒了一场险；在那个废弃空旷的工地上，只差一点，就会发生更过火的事。我的感情在黑暗中瞎闯一气，这时才看见它的破坏程度：我曾严密编织的拦网，已处处洞开。是走得太远了。
不能听任感情一味胡闹下去。我听着自己在队伍里喊着“一、二、三——四！”感情是任性的，它差点使我种种崇高追求前功尽弃。我爱那个散漫人物，真心地爱他。但顺从这爱，一切就太平常了。这爱是自然而舒服的，灵魂和肉体都显出愚蠢的贪婪相。它们需要这类舒服事来满足，在这时，它们露出极原始的生物状态。我爱他，还因为在他身上能找回多半个自己。我的那些尚未克服掉的缺陷，在这个人身上统统发展成残疾。爱他，就等于否定掉这些年的苦苦磨炼，抱自己丢弃的东西逐一找回。我走了偌长一段艰苦的路，不是为回到原先的起点。
从此，我便用残忍的法子对待自己。出操、扫地、喂猪、冲厕所，猛烈地干着这一切。在镜子里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眼神坚定而木然的女兵时，我不敢相信那是我。但她的确是我，我要的就是这副样子。我看到自己这副样子，心里便踏实了。我认为这是一种顽强的形象。我像一个自我囚禁的女修士，偶尔偷享了凡俗的快乐，便要用更苦的修炼来抵消它。一切令人舒服的、一切迎合人享乐欲望的，都是危险的。
我目前这副样子，却是我不曾料到的。我浑身雪白僵硬地躺在这里，思考人的天性是怎么回事。连团支书也有天性。他那样对我，不是天性是什么？军事演习结束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场，团支书受了伤。他是从高空翻跟头下来跌伤的，因为舞台高低不平。他被人架下来，一条腿擦破，直淌血。我走过去，想用条手帕替他包一包伤口，他却生硬地把我的手推开。他看着那些血弯弯曲曲地淌，似乎在看一件挺称心的事。
不知怎么，那一刻我感到，被这样一个人爱着也不是什么坏事。
有人说团支书一直在偷着学画画，自从他搬进徐北方的屋子就开始学了。但人们问起他来，他总是很愤怒地说：这是谣言。伊农也愤怒地说：这绝对是造谣。于是大家对团支书学画画的传闻便一笑置之。徐北方听见这传闻往往是哈哈大笑。直到团支书正式拜他为师时，他反倒吓住了。
徐北方被美术学院录取后，整天发疯似的四处奔走。因为刘队长态度鲜明，假如能找着适当的人代替他，那他就走。他再也不住观察室了，四面八方乱跑，想找到那个“适当的人”
因为徐北方不主张向高力复仇，他的四个弟子对他的处世哲学产生了大大反感，随后四个人便走得一个不剩。他无法满足刘队长这条——惟一一条合情合理的条件，因此便脱不了身。美术学院的某教师很器重他，宽限他的报到时间可以延长到开学三个月后，只要他在这三个月搞到一张单位介绍信。介绍信在当时是决定因素。但刘队长就是不肯松口，一定要他找到“适当的人”
这时有个人便出现了。说“我吧。”
大家定睛一看，是团支书。他庄严肃穆，充满信心，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又说一遍：“我行。”他不理会徐北方那瞠目结舌的样子，接着说：“只要你这三个月好好教，我保证行。”
等他走了，徐北方叹了一口气说：“瞧着吧，他以为这是漆门板。”但当他看到团支书几年来偷偷攒下的画稿，那种轻蔑劲就没有了。
人们奇怪极了，团支书跟徐北方这种人竟形影相随起来。
来了一群记者。他们搞得我不得安生，整整一上午都在启发我：“你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什么？不，你应该好好想想。”
镁光灯对准我这具裹在白色硬壳里的躯体猛闪。他们走来走去，选择角度，好像有什么角度能使我这副僵硬的姿态变得好看些。
孙煤叫来医生，才把他们轰走。他们白费劲，没从我嘴里套走一句话，因为现阶段还没人准许我讲话。我虚弱得随时会死，但记者们不管那些。他们还会来的，肯定。
我对“先进人物”这身分很难适应。那次“讲用会”我一上台就感到极不舒服。一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挺卑鄙，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对着上千人胡扯八道，说自己怎样救火，怎样怎样不要命，又怎样怎样怎样地晕倒。尽管讲稿已读熟，舌头已在私下刻苦操练，但我还是不能朗朗上口。后来我胆子壮起来，讲得有声有色了。我大声地告诉人们，当时我怎样勇敢。但与此同时，我想用更大的声音对他们嚷：你们该把我轰下去，我成为先进代表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我想，要是我那样喊了，才是真的勇敢，远比救火本身勇敢。可我没喊，光荣地接受了掌声。我要喊了，准败大家的兴。
授奖状时，宣传队的乐队为此大奏乐曲。首长们在乐曲中一一接见代表。当一位特别年轻的陌生“首长”走上台时，有人介绍：“这位是新来的政治部副主任”看见这个娃娃脸副主任，乐队不安分了，从乐池里往台上伸头、做鬼脸，指着年轻首长乱发议论。大海航行靠舵手被奏得飞快。后来又听说这位新来的副主任可了不起，本来是某首长的警卫员，后来主动要求上西藏。听说他给军区写了几项什么建议，提出几条闻名全军的口号。就为这个，飞快提拔，弹子跳棋似的一下当了副主任。他跟我握手时，我在他瞳仁里看到自己被歪曲的影子。他的眼睛很机智，又大又黑。
当晚宣传队演出发生了乱子。起初是断电，既而听见礼堂四周有众多的人声在嗡嗡。原来礼堂被几百个复员兵包围了。复员兵们戴着毛皮帽，一看便知是从西藏下来的。
“老子们想看演剧！”
“冲进去！管他娘的！”
警卫连死挡住门，半自动全横过来了。复员兵们发出可怕的长吼。警卫连长嗓子都扯破了：“这是‘先进分子大会’！”
“毬！”有人尖声打断他，并嘻嘻哈哈冲他比划猥亵手势。
出来看热闹的代表们吓坏了，一个劲往后退。我被一个结实的背影撞了一下，那人很客气地回头道：“对不起！”我一下认出来他是谁！
“咦！唐站长！”我叫起来。难道我会忘了那个小小的洛桑兵站吗？
他腼腆地和我握手，目光很快注意到我胸前的红色“代表证”我想一把抓下它，不知怎么，它使我在这一刹那无比尴尬。
“你别在这里，”他说“这些人野得很”
“唐站长，你怎么也转业了？”我问道，同时觉得这话很蠢。
“我？革命需要嘛。”他干巴巴地笑起来，远不是过去那个挥洒自如的英俊站长了。
那边真干起来了。人群里扔出几块砖，砸在门上，碎玻璃水花一样溅开。这样一挤，就把我跟唐站长挤开了。这时我看见唐站长正往人稠的地方走，边走边大声嚷：“谁？都谁在动手？妈的，你小子！我认得你！”
我疑惑地盯着他，不知他要干什么，到底向着谁。刚才一瞬问的接触，我从他眼睛里看到一股冲天的委屈。他的皮大衣被挤掉了，顿时让人踩得稀烂。他终于挤到礼堂前的台阶上，用两手拢成喇叭喊道：“复员兵同志们！我是唐金宝！”
一听这名字，人群忽然静了，静得好奇怪。
“咋的啦？一复员你们都成功臣啦？”他说“一复员，部队就欠着你们情分是不是？打人、砸东西，解放军大学校学了几年，就学会这个啦？我跟你们一样，马上要脱军装了，我怎么一点不想打谁？手痒啊？有冤有仇啊？”他越讲越激烈“都回去！多没意思！”
人慢慢冷静下来。
来电了。代表们又回去看演出。唐站长步下台阶，拾起那件一团败絮似的皮大衣，抖了抖：“还不走？那你们就在这儿过年吧，牲口们！”
他一摇一晃地走了。他的步态已跟藏民一模一样。
“唐站长！”我突然叫道。不知为什么，我一直站在这里。
我曾倾慕过的形象远远转过身。
我急切地说：“明天，你来看演出吧！我一定给你弄张票！明天，好吗？”
唐站长“嗨嗨”一笑说：“明天，我就上火车啦！”说着，他就站在老远的地方朝我挥挥手。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否掉了泪。但现在想起来，真想掉几滴泪。唐站长是个好人，他现在在哪里？最后留在我印象里的，是他复杂之极的微笑，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是被另一位更年轻有为的站长代替了。这位更年轻的站长，就是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政治部副主任。
我盯着输液瓶。那样一滴一滴，流进我身体的液体，果真是绝对洁净的吗？我转过视线，见孙煤走进来。她见我今天精神不错，便犹犹豫豫地问：“我把我跟高力的事跟你讲讲吧？”我略一点头，她便说：“不然，我痛苦得真要疯了。我后悔当初没听你劝告”
她真美。她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