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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xxx号xx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xxx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xxx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xxx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xxx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 -->>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是怎样认识的？”
“在地铁站认识的。”
理查蓝汪汪的眼睛满是等待，等待我更正自己。我告诉他我当时在地铁站等一个朋友，安德烈也在等他的朋友。“那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那是第三次见面。
理查往本子上刷刷刷写着，要把我的不实之言落实下来。我得挺住，一口咬定的东西就接着咬。你又不缺这方面的见识。我六岁就见识过类似的局势。我那时多沉着。审讯者比这位态度坏多了，手里一根真正的军用皮带，铜带钩碰击出危险的金属声响。它每响一次，父亲和母亲就一块儿眨眼。铜头皮带一声“丁零”父母就出来了谎言，再一“丁零”立刻又是真话。我的谎言却贯穿一致，毫无矛盾，并圆润流畅。那句谎言是什么，已不必去记忆，只记得它给了我提前三十年的成熟。
“再好好想想，”理查福茨说“你能确定那是你们的第一次见面？”
“我确定。”
我看着清澈的蓝色眼睛。很早很早，我就学会，先去找对方的眼睛，深人无论怎样聪明、狡黠、阴险的眼睛，深人，深人，找死那样，猎物看着黑洞洞的枪口那样。我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如果他认为我的话缺乏可信度，他不必客气，尽管推翻。
“你不愿再好好想想吗？”理查问我，眼睛窄起来，如同画家虚起目光以便能更透视地去看眼前的画面。他等于告诉了我，他已掌握了更确切的情报。谁出卖了我？安德烈？还是阿书？或许他们在我今早出门后已找了安德烈，套出了口供，而安德烈已联络不上我，无法与我同谋。我心一横：不去管他，我抵抗我的。
“人的记忆花招很多。”我对理查说。改口讲英文，讲这类似是而非的话拿别人的语言更少些品德上的负担。
微笑完全没了，理查福茨以微微光火的动作打开档案夹。他目光在一页上迅猛地划过几行字，抬起头看着我。
他改用英文说：“就是说，根据你的记忆，你煌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认识始于地铁站？”
你看，他在讲他自己的语言时多么锋利！理查福茨的多礼、温和、单纯是别人的语言给他的风貌。回到他自己的语言，他是个才干卓著，体现美国式效率的优秀特务。我大致相信他下一秒钟会彻底拉下脸，对我说：“你被指控为中国军方间谍嫌疑，你现在的每句话，或实话或谎言，都将有后果。”
我在书店里手脚不干净，看来没有什么不良后果。不然为那点渺小的贪图受fbi的处理是比较难为情的。
我说是的，是在地铁站。在美国半年，我起码知道，杀人放火，只要拼死抵赖，出路总会有的。我说完局面就僵了。理查把纸页翻出烦躁的声响，我呢，我去看空白的四壁。昨天下午我在教室里看见理查福茨的便条时，并没想到会有这间密不透风的审讯室。便条上写“请务必在明天上午十点到杰克逊街xxx号xx层来一趟。希望我们会有一次愉快的面谈。”当时我的反应是：寄出的无数份求职信终于有了回复。理查福茨是用中文写的便条，他向系里的值班秘书临时要了张打字白纸，就地写的。写完便交给了秘书。秘书是五十多岁的女人，离罪恶最遥远的良民。她对我说她对不住我，因为她完全无意地瞄了便条一眼“杰克逊街xxx号”这几个英文字是它们自己进人了她的眼睛。她突然左右前后看看，问我是否知道杰克逊街xxx号是什么地方。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她从椅子上尽量够我的耳朵，声音很轻但每个音节都吐得很卖力。她说杰克逊街xxx号可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信问问大马路上的人，他们都会知道杰克逊街xxx号。
“假如今天我不来，你会怎样？”我的语调不好，似乎有惹一惹理查的意思。
“你不来不要紧，”他说“我们会持续邀请你。”他现在仰靠着椅背，差不多是半躺。他的姿态是海滩上的，日光浴里的。他用这个姿态告诉我，他如此舒服可以把任何事情持续很久。
“要是我持续不接受你的邀请呢？”
“没关系，你会接受的。因为你不合作会对戴维斯先生不利，也会对你不利。”
他脸上有了种无耻同时也有种骄傲。几乎是认定自己正干的是项神圣使命才会产生的骄傲。我也有过这样的自我正义感，我们都有过。它使许多荒谬的事情正义化了。理查一小时至少挣五十美金，花在我身上绝对不值，但自我正义感使他觉得很值。因而他年轻英俊的脸虽然带些无耻，却毫不耽误他执行正义，他认定的正义。这让他和电影里的fbi天壤地别了。电影里的fbi连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自己。
“你想好了吗？”理查福茨恢复了中文，一点儿也不无耻不油腔滑调了。
“什么？”
“你和安德烈戴维斯真实的见面地点和时间。”
“我告诉过你了。”
“你们不是在北京认识的？”
“我说了，我只记得我和他认识，是在地铁站。能不能问一句：在哪里跟一个美国外交官相遇，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不重要。”理查福茨说“不过对你非常重要。”
他脸上的笑容有了点儿恐吓的意味，一线白牙齿闪着寒光。他必须给这滑头的中国女人来点儿恐吓了。这女人二十九岁，学龄混乱，主修文学写作，穷得只能在旧货店买围脖、手套、皮靴，穷得只得去偷书来满足学校的书籍需求。他确信警告的信息已被我完整地收受下来，才说：“我要是你，我从现在起就加倍小心，尽量多说实话。”他的中文虽然没得可挑，但说法是纯粹美国的。美国原则是绝不劝你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只告诉你，在你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我会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谎，因为（休止符）你现在讲的句句话（休止符）都至关重要。我要是你，我绝不会把重要的话讲错，而伤害到自己的未婚夫。”
我可不能当它好玩，他已经一再示警。事情已经很不好玩了。
“没错，我认识安德烈戴维斯是在地铁站。”
我双手交握在胸前，声音单调。我想我不必偷看手表，最好大大方方地扬起手腕。眼睛的动作也要大些；不，要更大些，要他明白四十五分钟已经过去，审讯大致没有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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