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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傍晚时分,史努比打来电话:“吃饭?”

    “行。”我说“我请你,正打算下楼吃呢。”

    他顺竿上:“不成,你做。”

    我气笑:“凭什么呀,只有方便面。”

    “不行。”

    “那就下挂面。”

    “挂面成。”

    朋友太老就是这样,连理都不讲。

    只好去超市,买只鱼头、料酒、一袋木耳,走到市场买点红尖椒,又返回身买了两只丝瓜与青椒。下完面,炒只蛋放在里面,再拍根黄瓜。

    他靠着门看,又伸手在灶上一抹。我从锅里拿剁椒鱼头,白他一眼:“你再戴个白手套擦擦。”

    他嘿嘿一笑:“怕你这两年忘了生活。”

    吃完饭,我俩喝茶。他带着一点认真的苦闷,说看一本杂志每期的最后几页,都很受刺激。那里的文章写自己父辈,大都说父母尽管清贫,但是一生正直什么的,告诉了自己什么样的人生道理。

    他说自己的父亲也老了,却是个不反思的红卫兵,老了对保姆还不好。他跟老朋友说话没有遮掩,带着困惑还有心酸:“难道就我爸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他说,恐怕是媒体选择的结果吧。七八年前看北京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一个小姑娘跟她的父亲,谈父女之间的沟通问题。谈到快一半,现场的嘉宾和观众就开始劝这个姑娘了,说你父亲是何等不易,你怎么能只看他的缺点呢,他养你这么多年你要尊敬他如何如何。女孩一直听着。后来她说了一句话:“我到这儿来就是来谈我俩之间的问题的,你这节目如果是非要听我跟我爸怎么好的,我也能给你谈成五好家庭。”说完站起来走了。

    陈虻有次骂人,就是骂这种选择。

    记者拍了个片子,说一个中学老师辞掉工作,在家里收留了一些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为他们钉作业本,判作业,带他们去吃麦当劳,把家里床铺都腾出来让他们住。片子做得很动情。

    陈虻说,他被那个钉作业本的动作弄得挺感动,但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就问记者:“这老师收钱吗?”

    记者说:“两万到三万一年。”

    他算了一下,收留四个孩子的话,怎么算一年也有十万块,刨去给他们的花销还能挣几万块钱,远远高于他在学校当老师的收入。“当我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个钉作业本的举动让我感动,当知道的时候,我觉得那叫省钱。”

    他接着问:“你为什么不告诉观众他收钱?谁教给你的?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观众?”

    记者沉默不语。

    他后来说:“其实谁也没教给他,但是在意识当中我们所拍的片子就是要歌颂一个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利的要描写,对这个人物所谓不利的就要免去,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

    陈蛇说得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话问得,好像他是外星人。

    他不管这些,不问你的成长史,也不同情你,只像把刀一样,扎进人脑子,直没人柄。

    审个片子,他骂:“你是机器人吗?”

    等你改完了,抖抖索索给他看,他看完温和地说:“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只是个机器。”还引申:“你们老说想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老觉得谁谁限制你们表达思想。我想问问,你有思想吗?你有什么思想我请问?真让你开始去想的时候,真让你拿出自己对问题看法的时候,你能有看法吗?”

    钱钢老师是另一种风格,不训人,也不指点人,只是不论谁做得好,他总能看在眼里。

    我跟他哭诉,说自己除了课本,只看过言情小说,脑中空空,敲一下都能听到回声。

    他乐了,说不用急,好香是熏出来的。他写的唐山大地震,从来没要求儿子去看,连当中文章被收入香港学生的教材,他都觉得不安:“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更不要变成强制。”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密码,在一定年纪的时候,自然会启动。

    我苦着脸:“可我都这么大了。”

    他笑,问:“你多大?”

    “七六年的。”

    他说七六年他二十三岁,去唐山采访大地震,写了一首诗,大意是:大娘坐在那里,路边架着锅,正在烙饼,她的面粉是从山东送来的,锅是从辽宁送来的,煤是从山西来的,油是从河南来的,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唐山,在大妈的锅里,你看到了阶级友爱。

    意思是,谁都有过年轻时候认识的局限。

    我说那怎么办,我脑袋里旧思维习惯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么形成。他只说,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历史。

    我不明白,我最痛苦的是怎么做新闻,为什么让我去看历史?

    他说:“你只管用力把一个人、一件事吃透了,后面的就知道了。”

    过了几年,唐山地震三十年,我想去看看。孙冰川总监一开始没批这题,我理解,这种题不好做,收视也好不到哪儿去,还麻烦。

    但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拿着报题单又去了他办公室。他在接电话,挥挥手让我找个地儿坐,过了一阵子,抬头看我愣愣地拿张纸还站着,叹口气,伸手把纸接过去签了。

    后来有同行采访我:“你向台里报这个题时,是受什么驱动?”

    我说:“三十年发生了不少事儿,我也三十了,就觉得这是我的历史,想知道。”

    她问:“那时候你应该是山西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孩吧?怎么会觉得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呢?”

    我跟她说:“我们会在‘九·一一’时做那么多报道,那是另一个民族的灾难,为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灾难反倒漠视呢?这一点我不明白。”

    她问:“那你以前为什么没这个想法?”

    我被问愣了一下:“到了这个年龄,像有什么东两扯着你一样往回望。”

    钱钢带我去看唐山当年的空军机场,现在已经残破不堪。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四十二分,相当于四百枚广岛原子弹威力的里氏七点八级大地震,在距地面十六公里处爆发。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瞬间摧毁,二十四万人遇难。这个机场是几乎所有幸存者通往外界的希望,从市区到这里九公里的路上,车运的、走路的、抬着担架的有人是用手抠着地上的石头,一点一点爬来的,地震发生时,很多人来不及穿衣服,有老妇人赤裸着身体,只能蹲着把一块砖挡在身前。

    一天里,人们把卫生队附近一个发绿的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

    当年的女医生现已六十多岁,比划给我看:“从你坐的地方,往北四里,往西四里,全是人,躺在雨里,地上不是雨,是血水。走路的时候探着人过去,会动的是活人,不会动的就是死了。”

    她白大褂下摆被染成了红色,是被伤员和他们家人的手拽的:“医生,救救”最后一瓶氧气,她给一个伤员用上。回来的时候,发现氧气瓶周围躺了六个人,每人鼻子里一根导管,都接在瓶子上,也不知道哪儿找来的。

    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一本借来的唐山大地震。有个细节多年不忘,当时没有麻药,一位女医生给一个小男孩用刷子把头皮里的沙子刷出来。这个女医生就是她。

    “四十分钟。”她说“没有灯,用手电照着做的。”

    她一边掉眼泪,一边用刀背刮那些结了血痂的淤泥。每刮一下,小男孩的手和脚就抽搐一下。六岁的小男孩,一滴泪也没掉,不断地念语录:“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我问她是否把地震往事告诉她的后代。她说没有。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我采访了一位摄影师,他是地震后唯一可以用相机自由拍摄的人,拍了一千多张,其中一张很著名,是孤儿们在火车上吃红苹果,孩子们都笑着。

    他说其实当时车站上满满都是人,四千两百多个孤儿,每个孩子头上都别着小布条,布条上是遇难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站台上拉着抱着的都有,哭声震天。

    我说:“那些照片我可以看看吗?”

    他说:“不知淹没在哪些底片里了,从没拿出来过,我只拿出了笑的这张。”

    我问,是不让拍么?

    他说不是:“是我自己当时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是什么?”

    “就是要正面报道地震。”

    “你遗憾吗?”

    “遗憾,因为灾难更应该反映的是人的本质。”有记者看完这段采访,问我:“吃苹果的孤儿的照片也是真实的,为什么没有直击人的内心?”

    我说:“那个刷头皮的小男孩的细节之所以让人记了很多年,那个医生对他的情感之所以显得那么真实,是因为小男孩承受了极大的痛苦,是因为他的坚忍。西藏人有句话说,幸福是刀口舔蜜。唐山首先是个刀口,如果刀口本身的锋利和痛感感觉不到,后来的蜜汁你吮吸起来也会觉得少了滋味。”

    地震三十年,有一个唐山当地媒体组织的灾民见面会。我原以为钱钢老师会反感组织起来的聚会,但他没有。他见到当年的人,拥抱着,大力拍他们背。大家坐了一排,挨个按要求发言,到他发言,就诚恳地说两句。

    可是我和老范有点犯愁,这种形式感太强的见面会,左绕右绕也绕不开安排的痕迹,要不要拍?如果拍了,怎么能用在片子里?只好作罢。

    事后却后悔。

    陈虻说过一个事儿。有个片子记录山东最后一个通电的村子,拍完编导回来说:“陈虻,抱歉,片子没拍好。”

    他说:“为什么?”

    编导说:“因为当天来了另一个电视台,非要‘摆拍’。比如说农民家里白纸裹的那种鞭炮,只有半挂了,一直烤在炉台上,舍不得放,就等着通电这天。结果这些当地电视台的不干,觉得这不够气氛,愣要给人家买一挂红鞭炮,让农民拿一竹竿挑着、举着,他们就拍。农民被他们摆布得已经莫衷一是,不知道该怎么弄,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准确了,所以我们没有拍好。”

    陈虻听完说:“你为什么不把摆拍新闻的过程拍下来呢?”

    大家都愣一下。

    他说:“在认识这个事件的时候,有一个干预它的事件发生了,但你原本可以通过拍摄它,看到这背后更深刻的真实,你失去了一次认识它的机会。”

    见面会上,有位高位截瘫的女性被介绍是身残志坚的典型。会后钱老师带我们去了她家。

    采访时,我才知道,地震后她脊髓断裂,定下婚约的恋人离开,她嫁给了另一位残疾人,医生说她不能生孩子,但她决定当一次母亲——“我要夺回地震从我身边夺走的一切”小孩生下来了,但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之后她三年没出门,把自己囚禁在家里。

    见面会的当天,是当年她儿子夭折的日子。现场需要的,是一个抗震救灾的典型,她说:“无法表露一点哀伤。”

    我以为她会愤怒或者难受,但没有。她拿出当年写的书,说在那个年代她也曾经塑造过自己,捏造过情节。她在书里写,地震之后,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

    她拿出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

    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吸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口红给她,让她涂上一点。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挺平静地说:“瘫痪后小便失禁是感觉不到的,常常是裤子尿湿了才知道,来不及,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我小臂上全是碎鸡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浇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节目播了。有记者问我:“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了。”

    我说:“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二十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

    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

    是,土地拆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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