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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羞愧,不知道那种事。我越回想起过去,我的心灵和身体就越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林医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你病了吗?"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脸:他抬起眉毛,然后又抽动了两次下巴肌肉,这神态告诉我,他很想听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脸!——是林的脸,上扬的眉毛和抽动的下巴肌肉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族里所有人的特征。老阿婶曾说起过,"林的脸长得像马脸,总想从你的口袋里探出点好吃的来。"
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过去,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第一个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知道谁在喊,"中暑了!被毒日晒昏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替我脱掉毛衣,把我扶起来,然后把我抬进教堂。
我丈夫后来告诉我,当时我躺在他怀里全身都湿透了,他还为我做了一次洗礼以拯救我的灵魂。现在,他又哭又笑地说,为了救你的命那位医生也为你做了洗礼。我还是昏头昏脑的,只喃喃说了句掩饰过去,"我觉得好像见了一个鬼。"
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儿不光我们俩,林在场,他的太太也在,还有教堂里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看着我哩!我的神志马上就清醒过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个大洞。
我从来没有跟吉米讲过,我本来可以不嫁给另一个男人而嫁给这个姓林的做我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个。我只是告诉他有关"痒"这个字的来历,很久以前,我和林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个星期天很骄傲地告诉林,我和他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地方,崇明岛,我们管那地方叫长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话,想解释说兴许我搞错了,是另一个岛,因为我怕林当着大家的面说,"嗨,你不就是那个不肯嫁到我家来的姑娘吗?"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俩早就该认识了,嗯,小妹妹?"
说不定他只是出于礼貌,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很漂亮。说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个小伙子,毕竟,他们家里不止他一个儿子,还有其他儿子呢,我从来就没分清过。我怕分清,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种是曾经发生的,一种是未曾发生的。
夜深人静,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后,我独自一个思量着,当然,我不后悔嫁给了吉米路易。我爱我的丈夫,为了能同他结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来到这个国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奉献,为他买菜做饭,为他抚养孩子。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们的游泳池。谁要这些东西?我对自己说。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想法也变了,我这样想:我真后悔没嫁给林呀,因为要是嫁给他的话,我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了,我就不会变成那种祈求日本人杀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会变成那种对自己的孩子的死无动于衷的母亲了。我的心也不会狠毒到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我的婚姻,因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齿。我也不会后悔我留给第二个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远不会完全幸福了。
吉米过世后,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就不会碰到吉米路易,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直到现在还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会老是寻找着吉米,寻找着虚无,我的肌肤也不会渴望着有人来触摸,我也不会感到这种切肤之痛。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决不会认识吉米,那样,我也不会老是思念着一个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现在,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这一点。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和林现在仍旧是夫妻,海伦就不会知道我的隐私,我就没有理由任由她使来唤去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昨晚上在吃鱼的时候,海伦还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人,一个鳏夫,曾经住在弗利斯诺的,刚刚加入我们旧金山的教堂。
"他是个医生,"她说,"可他在捐赠箱里只丢了一张五元钞票。"
海伦看看我吃惊的脸,以为她知道底细,"是的,你想得到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没跟海伦说:我本来可以嫁给这个男人,一个好男人。我没说,我没嫁给他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没向她承认:也许这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尝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哪条是好的,哪条是坏的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她的脑袋还停留在中国,就拿这件事来说,当她买下这条鱼做晚餐的时候,我对她说,"嗨,你知道搁了三天的鱼会怎样吗?"
她想也不想地说,"它们会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说,海伦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还告诉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战乱的哥哥匡的妻子。这不是实话。
但我这么说不是想骗大家,事实太复杂,讲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释清楚,也没人会理解。
我说到的这个死于战乱的哥哥,其实是我的异母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他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生的儿子,在我母亲嫁过去以前她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和这一房从不来往。
而这位异母兄弟也不是死于战乱,而是在战前就死了,他因为把三匹布卖给共产党而在长沙被砍了头。这是阴历4638年发生的事,正好是马年。那一年的人个个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西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许是1929,也许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伦之前。
但是我说了这些,我还得解释,我的这位异母兄弟并不真的是一个共产党。实际上,他声辩说——开头是愤怒地跺脚,最后是跪下来绝望地号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头天晚上的客户是共产党,他还夸口说他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用高得可笑的价格,把质量很次的布卖给了他们。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把他杀了,为的是杀一儆百。
可我干吗要把这些事都抖搂出来?——说我家族中有个人欺骗他的客户。不,我是说,那个年头很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了。人人都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而我这位异母兄弟实在是太傻太贪了。
就连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这一点。开头,她还不想到长沙去。但要是有人问我她现在在哪儿,我也答不上来。她丈夫死后,她给我们写过信,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发了一场洪水,顺流漂来很多已经肿胀的尸体,住在河边的人们为了避开那股恶臭,纷纷逃离小岛。所以说不定这位嫂子也淹死了,顺流而下,漂进了大海;说不定她改了名,说不定她连性格都变了,成了一个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的异母兄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不得不撒谎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
由于羞愧,不知道那种事。我越回想起过去,我的心灵和身体就越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林医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你病了吗?"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脸:他抬起眉毛,然后又抽动了两次下巴肌肉,这神态告诉我,他很想听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脸!——是林的脸,上扬的眉毛和抽动的下巴肌肉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族里所有人的特征。老阿婶曾说起过,"林的脸长得像马脸,总想从你的口袋里探出点好吃的来。"
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过去,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第一个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知道谁在喊,"中暑了!被毒日晒昏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替我脱掉毛衣,把我扶起来,然后把我抬进教堂。
我丈夫后来告诉我,当时我躺在他怀里全身都湿透了,他还为我做了一次洗礼以拯救我的灵魂。现在,他又哭又笑地说,为了救你的命那位医生也为你做了洗礼。我还是昏头昏脑的,只喃喃说了句掩饰过去,"我觉得好像见了一个鬼。"
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儿不光我们俩,林在场,他的太太也在,还有教堂里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看着我哩!我的神志马上就清醒过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个大洞。
我从来没有跟吉米讲过,我本来可以不嫁给另一个男人而嫁给这个姓林的做我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个。我只是告诉他有关"痒"这个字的来历,很久以前,我和林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个星期天很骄傲地告诉林,我和他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地方,崇明岛,我们管那地方叫长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话,想解释说兴许我搞错了,是另一个岛,因为我怕林当着大家的面说,"嗨,你不就是那个不肯嫁到我家来的姑娘吗?"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俩早就该认识了,嗯,小妹妹?"
说不定他只是出于礼貌,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很漂亮。说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个小伙子,毕竟,他们家里不止他一个儿子,还有其他儿子呢,我从来就没分清过。我怕分清,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种是曾经发生的,一种是未曾发生的。
夜深人静,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后,我独自一个思量着,当然,我不后悔嫁给了吉米路易。我爱我的丈夫,为了能同他结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来到这个国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奉献,为他买菜做饭,为他抚养孩子。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们的游泳池。谁要这些东西?我对自己说。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想法也变了,我这样想:我真后悔没嫁给林呀,因为要是嫁给他的话,我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了,我就不会变成那种祈求日本人杀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会变成那种对自己的孩子的死无动于衷的母亲了。我的心也不会狠毒到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我的婚姻,因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齿。我也不会后悔我留给第二个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远不会完全幸福了。
吉米过世后,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就不会碰到吉米路易,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直到现在还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会老是寻找着吉米,寻找着虚无,我的肌肤也不会渴望着有人来触摸,我也不会感到这种切肤之痛。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决不会认识吉米,那样,我也不会老是思念着一个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现在,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这一点。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和林现在仍旧是夫妻,海伦就不会知道我的隐私,我就没有理由任由她使来唤去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昨晚上在吃鱼的时候,海伦还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人,一个鳏夫,曾经住在弗利斯诺的,刚刚加入我们旧金山的教堂。
"他是个医生,"她说,"可他在捐赠箱里只丢了一张五元钞票。"
海伦看看我吃惊的脸,以为她知道底细,"是的,你想得到吗?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没跟海伦说:我本来可以嫁给这个男人,一个好男人。我没说,我没嫁给他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没向她承认:也许这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尝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哪条是好的,哪条是坏的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她的脑袋还停留在中国,就拿这件事来说,当她买下这条鱼做晚餐的时候,我对她说,"嗨,你知道搁了三天的鱼会怎样吗?"
她想也不想地说,"它们会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说,海伦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还告诉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战乱的哥哥匡的妻子。这不是实话。
但我这么说不是想骗大家,事实太复杂,讲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释清楚,也没人会理解。
我说到的这个死于战乱的哥哥,其实是我的异母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他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生的儿子,在我母亲嫁过去以前她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和这一房从不来往。
而这位异母兄弟也不是死于战乱,而是在战前就死了,他因为把三匹布卖给共产党而在长沙被砍了头。这是阴历4638年发生的事,正好是马年。那一年的人个个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西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许是1929,也许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伦之前。
但是我说了这些,我还得解释,我的这位异母兄弟并不真的是一个共产党。实际上,他声辩说——开头是愤怒地跺脚,最后是跪下来绝望地号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头天晚上的客户是共产党,他还夸口说他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用高得可笑的价格,把质量很次的布卖给了他们。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把他杀了,为的是杀一儆百。
可我干吗要把这些事都抖搂出来?——说我家族中有个人欺骗他的客户。不,我是说,那个年头很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了。人人都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而我这位异母兄弟实在是太傻太贪了。
就连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这一点。开头,她还不想到长沙去。但要是有人问我她现在在哪儿,我也答不上来。她丈夫死后,她给我们写过信,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发了一场洪水,顺流漂来很多已经肿胀的尸体,住在河边的人们为了避开那股恶臭,纷纷逃离小岛。所以说不定这位嫂子也淹死了,顺流而下,漂进了大海;说不定她改了名,说不定她连性格都变了,成了一个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的异母兄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我不得不撒谎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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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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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