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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论著。但后来，我感到无聊了。就像她的胖胖鱼和长途电话费问题，海伦总以为她是对的。我怎么能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争论呢？我自己都要疯了。
当她再一次来给我续水的时候，我告诉她，时候不早了，我收拾起那天下午我在幸运超市买的一些杂物，然后穿上外套。
"等一下，"海伦说，"亨利开车送你回去，这样安全些。"
每次我到她家，她都这么说，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信以为真。三十年前，我和吉米刚从唐人街搬出来，在格利莱和安扎之间的第八大街买了房子，海伦跟我说了整整两年，"那个地方不太安全，那个地方——啊——我们不能搬到那儿去。"吉米去世后——不知为什么——她和亨利在与我们相隔一个街区的第九大街，门牌号更高的一条街，买了一幢更大的房子。"现在我们可以照顾你了，"她说，"这样更安全些。"但我知道她不过是拿我做借口罢了。
昨晚我又说了我常说的那句话，"不麻烦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也是很好的锻炼。"
"太危险了呀。"她坚持着。可我知道，她说话并不算数。她说话声音很轻，唯恐吵醒她的丈夫。"你应该多加小心哪。"她说。
"哇，你以为有人会为了我的几个橘子，为了一罐笋来抢我吗？"
她从我手上抢过我的包。"那么我来帮你拎这个吧，"她说，"你拎着太沉了呀。"
我抢过我的包，"别跟我说客套话了。"
"你老了，自己拿不动了。"她说着，又要来帮我拎包。
"你忘了，你也老了，还比我大一岁呢。"
最后她只好让我自己拎着包走了。
为了忘掉一切，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在打扫房间。我抖搂窗帘，拍打沙发，掸掉桌子上和通向楼梯的扶栏上的灰尘；我擦干净电视机和挂在电视机上方的遗像，我望着玻璃镜框里吉米的照片：他总是那么年轻。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床单，就在这张床上我和吉米同枕共眠过，他身体睡过的凹陷还留在上面。
我进了塞缪尔的房间，掸去他自己亲手做的塑料飞机、日式和美式轰炸机上的灰尘，还有他写字台上放着的小人兵上的灰尘。我打开他的梳妆桌，发现里面有一本花花公子。唉！这就像在我脸上打了个耳光。我叫塞缪尔扔掉这本1964年的杂志，吉米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打那以后，再也没人听我的话。
我进了阿珍的房间，我们在这儿有过多少次争吵和伤害啊。我给她买的巴比娃娃还在，可肯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不让她用这种香水，因为这会使她闻起来像个下等人。带圆镜子和银把手的流线型梳妆台，我是多么喜欢它，但我还是给女儿了，她看到它的时候，还说她讨厌它！"你有意把它挑出来来折磨我。"她吼道。
我一面想着这些，一面掸着她桌子上的灰尘。这时我忽然发现梳妆台顶上刻着几个小字："我爱rd。"
谁是rd？谁使我女儿爱得这么深，连她最讨厌的家具都弄坏了。他是个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于是我生气了：瞧她把我的家具搞成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安静下来后就想到了，这些字阿珍不是最近刚刻上去的，兴许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因为阿珍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她不会再坠入rd的情网。她已经嫁给菲力勃兰特，他虽然不是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一个医生，尽管不是最好的。
当阿珍第一次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尽量对他亲切些："噢，是医生啊，我会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你那儿看病的。"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一个病理学专家！——一个只会在病人死后研究病因的人，一个事后诸葛亮，我怎么能把我的朋友交到这种医生手中？
但阿珍的工作很不错，她是一个对弱智儿童进行口语治疗的专家。虽然她告诉我，决不能这么说。几年前，她说过，"我们不再叫他们弱智或低能儿了，我们管他们叫'有残疾的儿童'。以儿童为主，残疾为辅。我也不光是搞口语治疗，实际上应叫我口语和语言治疗门诊医生。我只和那些有轻度或严重的交际困难的儿童打交道，你决不要再管他们叫弱智了。"
我叫她再重复一遍，她就把她说过的写在纸上："为带有轻度或严重交际困难的儿童进行口语和语言治疗的门诊医生。"我把这句话不知练了多少遍，我的皮夹子里还放着那张纸。但我还是说不全，所以，说不定现在阿珍会以为我也变弱智了呢。
当然，阿珍的两个女儿说英语是不成问题的。大的那个才两岁的时候，就会扑到我怀里，大嚷嚷，"外一婆！外一婆！外一婆在这儿！"真聪明呀，我心想，她会用上海话喊她的外婆。然后我的外孙女又用英语问："这次给我带什么礼物来？什么样的？有多少？它们在哪儿？"
"真不敢相信呀！"阿珍说，"她已经会说完整的句子了，大多数跟她同龄的孩子还只会说两个词组，她真聪明。"
我说，"这种聪明有什么好？你应该教她懂规矩，不要问这么多，就像我以前教你一样。"
我女儿朝我扮个鬼脸，笑笑说，"噢，妈。"她就这么说了句"噢，妈"，不再跟我争了。
我一面打扫她的房间，一面想着这事。她就是这么对待我，我也这么对待她，总是注意彬彬有礼，尽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像两个陌生人似的。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她床底下的什么东西，这些外孙女哪，总是把这儿搞得脏兮兮的。我把它拉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粉红色的塑料盒，上了锁，没有钥匙打不开。上面还写了"我的秘密宝库"。
噢，我想起来了，这盒子是阿珍十岁时，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当时，她还打开来，往里瞧了瞧。
"是空的。"她说着，抬头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换个东西给她似的。
"当然，现在是空的，以后你可以放东西进去。"我告诉她。也许她觉得这盒子式样已经过时了，就像那张梳妆台一样，但对我来说，已经够时髦的了，我还以为她会喜欢得不得了呢。
"什么样的东西呢？"她问。
"你自己喜欢的小宝贝，小秘密呀，零零碎碎的美国货呀。"
她没说什么，只是盯住盒盖看了一会。盒盖上画了一个梳了一根黄色马尾辫的小姑娘，人躺在床上，脚搁在墙上，正在打电话。为了电话打得太久的问题，我和女儿也争论过好多次。
但是我发现，马尾巴那个地方本来是黄色的，现在却发黑了，本来只装了她的失望的空盒子，现在却变得那么重，里面装满了东西。
啊，我兴奋起来了！设法打开我女儿小时候心灵的宝库，探知对我隐藏了那么多年的一切事情。
我朝另外几只抽屉看看，想找到那把开锁的钥匙。我又朝床底下瞧瞧，只找到了那双每只大脚趾头上都有个洞的中式旧拖鞋。
我决定到楼下去找一把刀，把盒子撬开来。但我还没迈出一步，我的心就先嘀咕开了，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样的伤害和失望？如果我撬开了盒子，看到了一位陌生人，那又怎么样？如果盒子里的这个女儿和我想象中我生养的那个一点都不像，那又怎么样？
我努力想作出决定，到底怎么办？撬，还是不撬？把盒子放回去，还是以后再撬？我一面向自己提这些问题，一面用手抚平我的头发，我的手碰到了发夹，我一下子有办法了。我取下发夹，把它伸进锁孔。
我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两支唇膏，一支红的，一支白的，一些首饰，一条带十字架的银项链，一只一面嵌着假红宝石、另一面有泡泡树脂的戒指。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还有些吓人的东西——假发，我曾警告过她不要用，化妆用的蓝眼影，我也警告过她不要用的。在这些傻东西下面，有一张"萨迪汉肯斯舞会"的通知，还有几封她的朋友简妮芬给她的信。我记得这位姑娘，她母亲老是把她打扮成假小子。
阿珍曾经和我吵过，"干吗我就不能带一个男孩子去参加萨迪汉肯斯？简妮芬要去，她母亲就让她去。"
"你想学那个神经兮兮的姑娘的样？你想听她母亲的？那个母亲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牢！"
所有这些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我抽出一封简妮芬给她的信，都说些什么呀？"嗨，叮咚，他想你都想疯了，骗他一下吧。祝你成功。"
我说得没错，这姑娘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接着，我又发现了另外的东西，我的气喘不过来了。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一面印有耶稣像，另一面写着："美好的记忆，詹姆斯y路易斯。"还有一些字，他的出生日期，1914年，4月14日。但是再接下去就是他去世的日期，上面盖着黑纱，很多愤怒的黑纱。
我一下子感到悲喜交集，就像听到一首几乎已经忘记的老歌，每个音符刚听到就飘走了，你连说句"太好了，唱得太好了！"都来不及，只能默默地哭泣。
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
然后我又想起海伦昨晚说的话，她要把我的所有秘密、所有谎言全告诉阿珍。在这之后，我的女儿干吗还应该再相信我？
我拖出真空吸尘器，把我抖搂在灰尘中的烦恼全都吸走。我走进过道，用吸尘器吸走铺在地毯上的塑料长地毯上的灰尘。我拉起塑料长地毯清理下面的灰尘。我发现下面的地毯还是光亮如新，就像金色的织锦。但地毯露出的两边，已经磨损掉了，看上去有点脏。不管我怎么清扫，还是无济于事，看上去总是那个样，就像我生活中的污垢，再也无法把它弄掉。
我下了楼，一头坐在沙发上。天亮了，我还坐在那儿，一点睡意都没有，手中捏着漂亮贝蒂的那封信。文福有那么多次可以死，也应该死的机会：那场使许多飞行员一下子丧生的战争；他的吉普车出事，撞死别人的时候；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早就应该死在所有这些使成千上万的人送命的时候，但他没有死。
漂亮贝蒂还在信中告诉海伦，他是死在床上的，他的全家都在他身边守候着：他的另一个老婆和那个老婆生的子女，他的兄弟和兄弟的老婆们，他以前的飞行员朋友们。
我脑海里浮现出所有这些场面：眼泪滴在文福的脸上，双手抚平他的头发，热砖包起来放在他的脚底下，让他安静下来，喊他，"不要走呀，不要走呀！"
他安详地死了，信中说，死于心脏病，享年七十八岁。
我狠狠地把信摔打了两下，这么说倒是他的心脏病使他活了这么久！现在我成了有心脏病的人了。我坐在沙发上，又哭又喊，但愿我在他的病床边，但愿他现在还活着，因为要是他还活着，我就要靠在他的床边，叫他的名字。我就要翻开他的眼皮，告诉他，文福，我回来了，当他透过我的眼睛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候，我就要撮圆我的嘴唇，狠狠地在他脸上啐一口。
你瞧他死到临头还做了些什么！他死了，可阴魂不散。每次，海伦都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她会跟她的子女讲些什么？她会透露多少实情？
对，我可以先告诉我的孩子们：我还结过一次婚，嫁过另外一个男人，那是一场很糟的婚姻，我犯了个错误。但现在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还有另外的孩子，但我和他们失散了，我很伤心，可那是在战乱期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假装早已嫁给了你们的父亲，那样我就可以到这个国家来。海伦为我说了谎，所以后来我也为她说了谎。
然后我会看看阿珍的脸，总是怀疑的脸，不，不，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我一到美国，就马上和你父亲真的结了婚。然后我就有了你们俩，你是老大，生于1950年，塞缪尔是老二，生于1952年。打那以后，我们真的过得很幸福，要不是你父亲去世，真是过得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幸福。
但是即使我这样告诉他们，阿珍也会知道，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她会从我的黑眼睛里，从我僵硬的双手，从我颤抖的嗓音中看出这一点。她会一言不发，但她会知道一切，不是谎言，而是真相。
然后，阿珍会知道最可怕的真相——那是海伦不知道，吉米不知道，我四十年来一直想竭力忘记的，文福，这个坏男人，是阿珍的生父。
我已经想过怎么告诉我女儿。但每次我要开口时，我就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那么使人伤心，"我早料到了。你总是更爱塞缪尔。"所以，她决不会再相信我。
但也许我会对她说，这不是真的，我最爱的是你，胜过爱塞缪尔，胜过爱所有比你早出生的孩子。我要告诉她，我爱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许你不相信，可我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说不定我也伤透了你的心。
我要越过遥远的距离给她打电话。我要说，钱算不了什么。我得告诉她一些事，不能再等了。然后我要开口跟她讲，不是告诉她发生过什么，而是要让她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不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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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再一次来给我续水的时候，我告诉她，时候不早了，我收拾起那天下午我在幸运超市买的一些杂物，然后穿上外套。
"等一下，"海伦说，"亨利开车送你回去，这样安全些。"
每次我到她家，她都这么说，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信以为真。三十年前，我和吉米刚从唐人街搬出来，在格利莱和安扎之间的第八大街买了房子，海伦跟我说了整整两年，"那个地方不太安全，那个地方——啊——我们不能搬到那儿去。"吉米去世后——不知为什么——她和亨利在与我们相隔一个街区的第九大街，门牌号更高的一条街，买了一幢更大的房子。"现在我们可以照顾你了，"她说，"这样更安全些。"但我知道她不过是拿我做借口罢了。
昨晚我又说了我常说的那句话，"不麻烦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也是很好的锻炼。"
"太危险了呀。"她坚持着。可我知道，她说话并不算数。她说话声音很轻，唯恐吵醒她的丈夫。"你应该多加小心哪。"她说。
"哇，你以为有人会为了我的几个橘子，为了一罐笋来抢我吗？"
她从我手上抢过我的包。"那么我来帮你拎这个吧，"她说，"你拎着太沉了呀。"
我抢过我的包，"别跟我说客套话了。"
"你老了，自己拿不动了。"她说着，又要来帮我拎包。
"你忘了，你也老了，还比我大一岁呢。"
最后她只好让我自己拎着包走了。
为了忘掉一切，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在打扫房间。我抖搂窗帘，拍打沙发，掸掉桌子上和通向楼梯的扶栏上的灰尘；我擦干净电视机和挂在电视机上方的遗像，我望着玻璃镜框里吉米的照片：他总是那么年轻。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床单，就在这张床上我和吉米同枕共眠过，他身体睡过的凹陷还留在上面。
我进了塞缪尔的房间，掸去他自己亲手做的塑料飞机、日式和美式轰炸机上的灰尘，还有他写字台上放着的小人兵上的灰尘。我打开他的梳妆桌，发现里面有一本花花公子。唉！这就像在我脸上打了个耳光。我叫塞缪尔扔掉这本1964年的杂志，吉米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打那以后，再也没人听我的话。
我进了阿珍的房间，我们在这儿有过多少次争吵和伤害啊。我给她买的巴比娃娃还在，可肯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不让她用这种香水，因为这会使她闻起来像个下等人。带圆镜子和银把手的流线型梳妆台，我是多么喜欢它，但我还是给女儿了，她看到它的时候，还说她讨厌它！"你有意把它挑出来来折磨我。"她吼道。
我一面想着这些，一面掸着她桌子上的灰尘。这时我忽然发现梳妆台顶上刻着几个小字："我爱rd。"
谁是rd？谁使我女儿爱得这么深，连她最讨厌的家具都弄坏了。他是个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于是我生气了：瞧她把我的家具搞成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安静下来后就想到了，这些字阿珍不是最近刚刻上去的，兴许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因为阿珍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她不会再坠入rd的情网。她已经嫁给菲力勃兰特，他虽然不是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一个医生，尽管不是最好的。
当阿珍第一次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尽量对他亲切些："噢，是医生啊，我会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你那儿看病的。"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一个病理学专家！——一个只会在病人死后研究病因的人，一个事后诸葛亮，我怎么能把我的朋友交到这种医生手中？
但阿珍的工作很不错，她是一个对弱智儿童进行口语治疗的专家。虽然她告诉我，决不能这么说。几年前，她说过，"我们不再叫他们弱智或低能儿了，我们管他们叫'有残疾的儿童'。以儿童为主，残疾为辅。我也不光是搞口语治疗，实际上应叫我口语和语言治疗门诊医生。我只和那些有轻度或严重的交际困难的儿童打交道，你决不要再管他们叫弱智了。"
我叫她再重复一遍，她就把她说过的写在纸上："为带有轻度或严重交际困难的儿童进行口语和语言治疗的门诊医生。"我把这句话不知练了多少遍，我的皮夹子里还放着那张纸。但我还是说不全，所以，说不定现在阿珍会以为我也变弱智了呢。
当然，阿珍的两个女儿说英语是不成问题的。大的那个才两岁的时候，就会扑到我怀里，大嚷嚷，"外一婆！外一婆！外一婆在这儿！"真聪明呀，我心想，她会用上海话喊她的外婆。然后我的外孙女又用英语问："这次给我带什么礼物来？什么样的？有多少？它们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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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种聪明有什么好？你应该教她懂规矩，不要问这么多，就像我以前教你一样。"
我女儿朝我扮个鬼脸，笑笑说，"噢，妈。"她就这么说了句"噢，妈"，不再跟我争了。
我一面打扫她的房间，一面想着这事。她就是这么对待我，我也这么对待她，总是注意彬彬有礼，尽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像两个陌生人似的。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她床底下的什么东西，这些外孙女哪，总是把这儿搞得脏兮兮的。我把它拉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粉红色的塑料盒，上了锁，没有钥匙打不开。上面还写了"我的秘密宝库"。
噢，我想起来了，这盒子是阿珍十岁时，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当时，她还打开来，往里瞧了瞧。
"是空的。"她说着，抬头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换个东西给她似的。
"当然，现在是空的，以后你可以放东西进去。"我告诉她。也许她觉得这盒子式样已经过时了，就像那张梳妆台一样，但对我来说，已经够时髦的了，我还以为她会喜欢得不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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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自己喜欢的小宝贝，小秘密呀，零零碎碎的美国货呀。"
她没说什么，只是盯住盒盖看了一会。盒盖上画了一个梳了一根黄色马尾辫的小姑娘，人躺在床上，脚搁在墙上，正在打电话。为了电话打得太久的问题，我和女儿也争论过好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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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
然后我又想起海伦昨晚说的话，她要把我的所有秘密、所有谎言全告诉阿珍。在这之后，我的女儿干吗还应该再相信我？
我拖出真空吸尘器，把我抖搂在灰尘中的烦恼全都吸走。我走进过道，用吸尘器吸走铺在地毯上的塑料长地毯上的灰尘。我拉起塑料长地毯清理下面的灰尘。我发现下面的地毯还是光亮如新，就像金色的织锦。但地毯露出的两边，已经磨损掉了，看上去有点脏。不管我怎么清扫，还是无济于事，看上去总是那个样，就像我生活中的污垢，再也无法把它弄掉。
我下了楼，一头坐在沙发上。天亮了，我还坐在那儿，一点睡意都没有，手中捏着漂亮贝蒂的那封信。文福有那么多次可以死，也应该死的机会：那场使许多飞行员一下子丧生的战争；他的吉普车出事，撞死别人的时候；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早就应该死在所有这些使成千上万的人送命的时候，但他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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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瞧他死到临头还做了些什么！他死了，可阴魂不散。每次，海伦都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她会跟她的子女讲些什么？她会透露多少实情？
对，我可以先告诉我的孩子们：我还结过一次婚，嫁过另外一个男人，那是一场很糟的婚姻，我犯了个错误。但现在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还有另外的孩子，但我和他们失散了，我很伤心，可那是在战乱期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假装早已嫁给了你们的父亲，那样我就可以到这个国家来。海伦为我说了谎，所以后来我也为她说了谎。
然后我会看看阿珍的脸，总是怀疑的脸，不，不，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我一到美国，就马上和你父亲真的结了婚。然后我就有了你们俩，你是老大，生于1950年，塞缪尔是老二，生于1952年。打那以后，我们真的过得很幸福，要不是你父亲去世，真是过得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幸福。
但是即使我这样告诉他们，阿珍也会知道，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她会从我的黑眼睛里，从我僵硬的双手，从我颤抖的嗓音中看出这一点。她会一言不发，但她会知道一切，不是谎言，而是真相。
然后，阿珍会知道最可怕的真相——那是海伦不知道，吉米不知道，我四十年来一直想竭力忘记的，文福，这个坏男人，是阿珍的生父。
我已经想过怎么告诉我女儿。但每次我要开口时，我就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那么使人伤心，"我早料到了。你总是更爱塞缪尔。"所以，她决不会再相信我。
但也许我会对她说，这不是真的，我最爱的是你，胜过爱塞缪尔，胜过爱所有比你早出生的孩子。我要告诉她，我爱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许你不相信，可我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说不定我也伤透了你的心。
我要越过遥远的距离给她打电话。我要说，钱算不了什么。我得告诉她一些事，不能再等了。然后我要开口跟她讲，不是告诉她发生过什么，而是要让她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不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