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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要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我飞快地跑进房间，坐到床上，怕得要命。我知道，麻烦来了。
她们一进门，我就哭了起来。"你母亲到哪儿去了？"奶奶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她什么时候走的？她随身带了哪些东西？是不是有人来接她的？"
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又能说什么呢？我摇摇头，只是不停地哭。"她没有走！她还在这儿，就在这儿。"
突然，又一个人冲进了房间，我不记得是谁，因为我只注意到她手中拿的东西，那是我母亲的头发，是剪下来的，像一条马尾巴那样荡着！我尖叫起来。我当然尖叫起来了，我觉得好像亲眼看到她的头被砍下来了，太可怕了！
现在我对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在交头接耳。我父亲很生气，他来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打开她的抽屉、大衣橱、首饰盒，把一切全翻了个遍。他坐下来，一言不发，然后严厉地盯着我，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的缘故。
"她上哪去了？"他问道。我竭力想服从他，就猜给他听。我说浙江路，我说可能是城隍庙，我提到了小东门的鱼市，我说她还去过电影院。
我整整三天没有离开过房间，我坐在那儿，等我母亲。没有人告诉我我得等在那儿，但也没有人来把我带走。佣人给我送食物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
第四天，我自己一个人下了楼。我跟你讲过，我母亲老是抱着我满世界跑，所以我的腿从来就不强壮。那天，我的腿更加虚弱，但或许是因为我害怕会出什么事。
我跟你说，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看到门口挂着做丧事的横幅，不用问，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我走到一个为我们洗衣服的姑娘身边，问她谁死了。那姑娘说，"你怎么还问这个！"我走到今天刚到的老阿婶身边，她说，"别再提这事了。"
或许是一星期后，或许还要早一些，我被送到崇明岛，与我父亲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太太，老阿婶和新阿婶住一起。从上海坐汽船，沿黄浦江北上到江口，再到这个岛，要两个钟头。我父亲一家原来是从这个岛的乡下出来的。从地图上看，这地方也许只不过是水中小小的一点，不留心的话几乎看不出。
总之，到的那天，由于汽船的一路颠簸，再加上心中悲伤，我的胃难受极了。我大哭大闹，哭得是那么伤心，以至老阿婶威胁说要把我的脸劈为两半。我喊道，"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告诉她我在哪，她会来带我走的。"
这就是大婶婶告诉我的："嘘！你妈就安葬在这里，在这个岛上。"
今天你要是问我，我母亲到底出了事，我也说不清，只能把大家跟我说的话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只是些闲话。
可我知道，我母亲干下了一桩很丢脸的事，所以大家说她死了，要把她的丑事埋了。所以谁也没有在我父亲的面前提起她，所以他们要把我送走，免得我想念她。
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每个人都说——老阿婶、新阿婶、叔叔、还有他们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在午睡的时候。好多年来，我母亲就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传说的材料，可怕的秘闻和风流韵事的谈资，就像掘开她的坟墓，然后把她往里推，再在她的坟上扔更多的烂泥。你想，一个小姑娘亲耳听见别人对她的母亲说东道西，她心里的滋味会怎样呢？
他们说的话我全听到了，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可我又不能把耳朵塞起来。我想弄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离开的，为什么从来不把原因告诉我。
这样一来，我母亲就成了一个谜，每一句风言风语都在我小脑袋里引出一个问题。要是她真的死了，为什么他们不给她举行葬礼？要是她还活着，为什么她不回来把我接走？要是她逃走了，那么她又逃到哪去了呢？
有时候我竭力想把我听到的所有风言风语凑在一起，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每一部分都和后一部分互相矛盾，到头来，没有一部分站得住脚。
于是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我母亲的事情，不管好好坏坏，全都重新回顾了一遍。我想找出她这辈子为什么会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一切理由。以下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我父亲的第二房姨太太，后来她又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母亲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那种中国姑娘，缠着小脚，说话文文气气，走路一步一摇的。我母亲是个摩登姑娘，当时上海有不少这样的姑娘。她们不是农民出身。我母亲八岁时就放了脚，有人就说难怪她跑得这么野。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有教养的有钱人家里。她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苏州人，她是他们的独养女儿。苏州的女人说话很软，很动听。连上海人也会告诉你，苏州话最好听。而宁波人呢，特别会做生意，他们卖了一个好价钱后，还要跟你争论不休。所以你瞧，我母亲生下来就已经兼有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性格。
我以为我母亲是那种古典型的美人，就是其他姑娘在小说中读到过，哭泣过，很希望小说写的就是她们自己的那种美人。我母亲给我念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很漂亮但又很孤独的姑娘，有一天，她朝池塘里看，以为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妒忌她的朋友，她不知道，那张亮闪闪的向她报以微笑的脸，就是她自己的倒影。念到故事的结尾，我母亲叹道。"真荒唐！竟有这样的姑娘，连自己的倒影在看自己都不知道！"
无论如何，我母亲是不用到池塘去看倒影的，她有镜子，每天晚上，她都从镜子里看自己。所以，如果要我说实话，我就不得不说，我母亲是很为自己的脸蛋感到骄傲的，甚至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虚荣。
当然，她有理由骄傲。她的皮肤闪着白玉一般的光泽，或许，颜色有点像夏天的桃子。或许，古典小说中所有用来形容女性美的词都可以用在我母亲身上：她们的嗓音像琴弦般动听，她们的皮肤像洁白的美玉，她们的举止像静静的流水。这些小说为什么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女人，使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美的？
或许，我母亲根本就不漂亮，只不过是我相信她漂亮罢了。可我转念又想，为什么我父亲要娶她？他可是个大人物。他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姨太太。那个时代，娶两房、三房、四房姨太太没别的理由，无非是利用女人的漂亮加强男人的名声地位罢了。所以我认为我母亲肯定是很漂亮的。这不光是那些坏的古典小说使我有这种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使她非如此漂亮不可。
我母亲不但漂亮，人也长得聪明能干，脑子转得快。我已经提起过她很有教养。她进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第一所允许女子入学的学校，这是因为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本人也是很有教养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官员，是负责改革对外事务，或诸如此类重要事务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很多当官的都把他们的女儿送出去接受教育。这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让子女受点教育，证明你的思想不太封建。但是外公不愿送她到法国、英国，或美国去，那时有些家庭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多么有钱。所有这些姑娘回来时，头发都剪短了，脸也晒黑了，那是由于在太阳底下打网球的缘故。难道送个女儿出去读书，只是为了让她变个他不喜欢的人回来？所以在1897年，上海开办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我外公就送我母亲去了那儿。
我听说我母亲还在那所学校里学了英语，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英语单词，除了"饼干"以外。新阿婶也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说，我母亲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天性好斗，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很任性，或许我也差不多。
新阿婶说，有一次，学校做祈祷的时候，一个老修女放了一个响屁——当然不是故意的——我母亲哈哈大笑起来，说，"上帝也听到了！"
"我不明白修女们干吗都那么喜欢她，"新阿婶跟我说，"她们告诉她，'我们为你祈祷得可厉害了，小东西。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了。'你母亲个性是那么强，她说，'我要是死了，也不上天堂里的外国租界。'你猜那些修女怎么着？她们全都笑了——仅此而已。"
新阿婶对我母亲妒忌得要命。她老说，"我不像你母亲那么放肆，可修女们干吗不为我祈祷得厉害些呢？"
老阿婶没有进过这种学校，实际上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受的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姑娘家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所有这些封建思想反而会使老阿婶对什么事都要议论一番。
"她读洋书也是个毛病，"老阿婶老是说，"他们把洋人的想法塞进一个中国人的脑袋瓜里，把一切都搅乱了。吃洋人的东西也一样，肚皮反胃了，脑袋瓜也反了。那些洋人教书先生想把乾坤颠倒了，说什么孔夫子不好，耶稣好！说什么姑娘家也能当教书先生，姑娘家不一定要嫁人。他们干吗教这些？还不是叫你脑袋瓜翻个个儿！所以她才会有麻烦。"然后老阿婶又警告我，"雯雯啊，不要大听教书先生的话。瞧你娘都干了些什么。"
要是你问我，那么我说，我母亲之所以出事不是由于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对事情总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
叔叔常说，要是我母亲不是一个独养女儿，这种事情兴许就不会发生。所有那种应该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执都生在了她身上。更糟的是，她父母让她待在家里，使这种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她快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等着，为独生女儿招个丈夫。
这事还没办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亲正好二十一岁。再也没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丢了他学者一官员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从一个佣人口中听到这个坏消息的。当时他口中正嚼着一块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兽一样大叫起来，然后咬下了自己的半条舌头。兴许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再大叫的。不管怎么说，他马上朝后一仰，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上。就这么一跤，我母亲的家道一落千丈，因为人人都说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杀的。
于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就成了一个寡妇，不再那么富有了。她不想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便老来有女儿照顾。这就是孔夫子说的老有所养。我不明白干吗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
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已经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也许她想嫁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说，"就是因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烦来了。"
新阿婶不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麻烦，她说，是风流韵事，是我母亲想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她遇上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个记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岁了，他开始他的学业很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学生姓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种人。小婶婶说，他的底细她全知道。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后，小婶婶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报道那个姓刘的革命者的报纸。小婶婶说，肯定就是我母亲所爱的那个大学生，要不，我母亲干吗把那篇文章藏起来？
新阿婶说，那篇报道写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扬一时冲动的英雄故事，所以兴许只讲了一点点实情，其余部分就像冷饭上加了许多开水。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像一个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
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天干干补渔网的粗活。他没钱读书，也没法改变他的生活。事实上，这就是大家都在过的那种生活，当然除了学者、洋人和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他跟前，给他看一张纸。
"同志，你能给我念念这个吗？"那个拿纸的男人说。刘回答道："对不起，我生来就是个傻瓜。"
然后那人就说，"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内教会你念这张纸，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说怎么样？你来开个会就知道了。"这个好人告诉刘一种新方法，怎样教工人和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叫"十天学会一千字法"。
在那次会上，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告诉刘，一个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学会读写一百个字，十天就能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这样他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能念一般的报纸上的新闻，能写信，做生意，把自己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当他们邀请刘参加识字班时，刘回答说，"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于是刘就用功学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还不停下来，还是继续用功，他的毅力就有这么强。他学了两千、四千，然后又到了一万。终于，他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进了复旦大学。他庆幸自己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写工农大众的艰辛，要做他们的代言人，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要告诉他们，通过革命的思想，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新阿婶干吗说我母亲为了风流韵事而毁了自己的生活。我母亲怎么会不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觉得刘这个人肯定长得很帅。说不定他就具备我母亲赞美她自己的那种风度：大眼睛、光皮肤、小嘴巴、脸不胖也不瘦、头发乌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现代很开放，因为他没有征得我母亲的允许，也没有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亲当时肯定兴奋极了——一个革命的婚姻！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
外婆冲我母亲吼道，"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当时我母亲就威胁说，要是不答应她嫁给刘，她就吞金自杀。实际上，那天中午，她已经绞掉了她的半只金手镯。她举起来给她母亲看，表明她不是吓唬吓唬人的，她说话是算数的。"半只金手镯哩！"新阿婶每讲到这儿，总是要加一句，"瞧她这个人好不厉害。"
当然结果我母亲没有吞下金手镯，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假装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画了一滴金水，然后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静。这时，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灵位前祈祷。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引导她的女儿到这么坏的结局。就在这么祈祷的时候，外婆好像觉得听到了她丈夫的亡灵说，"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于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亲的事都讲给江听了，她变得怎么怎么坏啦，她威胁说要自杀啦——这都是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革命党！她问外公的这位老朋友，她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达成了一个协议，江同意将他亡友的这位坏女儿收为二房。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总要想，外婆干吗不反对呢？她干吗不对那个姓江的说，"二房？干吗不让她当正房？"毕竟，正房已经死了呀。
但说不定外婆觉得她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够高兴的了。不管怎么说，她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这样，江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当过佣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层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亲见到了那份契约。她跑到刘那儿，问他该怎么办。也许他们接吻了，也许他们流泪了，我一向认为我母亲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刘说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革命党殉情的故事。
她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是父母硬要她嫁给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老头。她对家里人说，"我想自己挑丈夫，要不我就不嫁人。"她父亲很生气，就把她锁在一间猪棚里。她每天都大喊，她决不嫁给那个老头。她就这么喊，一直喊到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当她从猪棚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安静下来了，浑身是污泥，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母亲和舅舅们给她清洗打扮，然后把她塞进花轿里反锁起来。雇来的六个汉子抬着她走了好远的路，从她的村庄一直到那个老头住的另外一个村庄。花轿抬到时，许多人已经在准备结婚典礼了，敲锣打鼓，大摆宴席。他们笑呀，闹呀，祝福呀，然后打开花轿门迎接新娘。欢迎！欢迎！
啊！——她已经死了，她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一根绳子，系在花轿顶上，吊死了。
"所以你瞧，"刘对我母亲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更是为了你的国家。"
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能想到的一切就是那姑娘用自己的头发上吊。她以为刘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要她也走同样的路。她回家以后，不知道她能不能坚强到与命运抗争，有没有勇气为爱情献身。两天后，她到了江家，做了江的二姨太。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她嫁给了那个姓江的，他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经是个老头。
更糟的是，我母亲到了江家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三姨太、四姨太，甚至五姨太。佣人告诉她，大太太是得肺病死的，二姨太是自杀的。因为江没让她接替大太太的位置，于是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来顶替那个倒运的位置——顶替那个死去的二姨太的。
所以我母亲就这样成了第二个二姨太。尽管另外几个姨太太不想要我母亲的那个倒运的位置，她们还是妒忌她，使她由于地位较高一点而受折磨。她们经常这样取笑她，"哼，二姨太。老实说，你不过是第二个二姨太，只有她的一半权力。"
有时我想，我母亲最后实际上是被那些姨太太们赶走的。是她们使她的生活受尽折磨，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别一点的面条也要看白眼，她喜欢法国皮鞋也要受到嘲笑，她看报纸也要受到另眼看待，因为她们都是没文化的。她们妒忌她的头发，她的黑亮黑亮的头发——她们说我父亲之所以要娶她，就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头发。
所以或许这就是她后来剪掉她的头发的原由。她把头发留给这些姨太太们让她们去抢。
但我后来又想：我母亲完全有能力对付这些姨太太。毕竟所有姨太太在家里除了成天发发牢骚，为鸡毛蒜皮的事明争暗斗，还能干些什么呢？这几个姨太太我都认识，叫她们三妈、四妈、五妈。她们其实不算太坏，就拿三妈来说吧，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脾气，喜欢取笑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对什么都要指手画脚一番，结果弄得你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说不定实情是这样的：我母亲跑出去，回到姓刘的身边了。当然她会这么干的，她打一开始就喜欢他。她在电影院里碰到那个男人以后失踪的，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刘。他们在商量怎么碰头，她怎么逃走，说不定她当时正在干这些事。
也许她在思考的时候也成了一个革命党。那天她把我带进城去，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上海帝国主义的罪恶，把刘教她的那些东西再教给我——哪些东西太肮脏，太甜蜜，太罕见，大悲哀了。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诉我，她就像那个吊死在花轿里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后来我又想，要是她和那个姓刘的私奔了，那么她肯定还活着，她会为了我而回来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会到我的学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过的那所学校。她会偷偷地坐小船到岛上来，躲在矮树丛后面。她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来带你回去，去见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经逃走了，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悲伤了。也许她发现刘也死了。她读了那张从福州路上买来的报纸，说不定她早就买了这张报纸。她读到了他被枪杀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农民认字的时候被枪杀的。许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突如其来的悲痛使她回想起他们很久前的爱情。当我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睡着的时候，她想到了这些。她为她的失去的爱情而哭泣。在我们去买娃娃鱼的时候，她被一种内疚感压倒了，她回想起她没有坚持住不吃娃娃鱼，没能坚持反对她那门没有爱情的婚事。在回家路上我在三轮车里睡着的时候，她为自己过着舒适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是刘所痛恨和反对的——而感到羞耻。那天晚上，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她恨透了自己，决定马上永远地洗净自己的耻辱。
于是，她剪下了自己的头发，明确表示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成了一个地下革命党人，她的上级命令她不要露面，她无条件地服从了——那就是她为什么不回来把我带走的原因。
但我转念又想：我母亲可不是那种能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她只服从她自己的内心。也许她是因为一意孤行而失踪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她冲出大门，披头散发，不知往哪儿去。
有时我想我母亲剪掉头发可能出家当修女去了。正是她学校里的那些修女为我母亲祈祷，要她听从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了修女后，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有时候我又觉得，是那个死去的二姨太在搞鬼，她很妒忌我母亲，是她的阴魂回来把我母亲勾走了。
有时我又想，就像大家都在说的那样，她一下子病倒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夜里死了，现在她就埋在崇明岛上。
现在我都搞不清哪个故事是真的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的。这些故事全一样，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每个故事都是那么徘恻动人。我竭力想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还是忘掉它吧。这就是我竭力想相信的。
可我不能这么想。我怎么忘得掉我母亲头发的颜色呢？我怎么能不希望再见到它呢？
当然在我心中，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仍在思念她。我这辈子不知想了她多少次，永远都会这样。
在我心中有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个小姑娘，还只有六岁。她总是在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超越理性的希望，她相信，门随时都会飞开，她母亲一定会进来。小姑娘心中的痛苦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现在她母亲正带着她飞举而上，翱翔在太空，欢笑，喊叫，喊叫，欢笑。"心肝，心肝！原来你在这里！"
有在要骂我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我飞快地跑进房间，坐到床上，怕得要命。我知道，麻烦来了。
她们一进门，我就哭了起来。"你母亲到哪儿去了？"奶奶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她什么时候走的？她随身带了哪些东西？是不是有人来接她的？"
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又能说什么呢？我摇摇头，只是不停地哭。"她没有走！她还在这儿，就在这儿。"
突然，又一个人冲进了房间，我不记得是谁，因为我只注意到她手中拿的东西，那是我母亲的头发，是剪下来的，像一条马尾巴那样荡着！我尖叫起来。我当然尖叫起来了，我觉得好像亲眼看到她的头被砍下来了，太可怕了！
现在我对那个时候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在交头接耳。我父亲很生气，他来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打开她的抽屉、大衣橱、首饰盒，把一切全翻了个遍。他坐下来，一言不发，然后严厉地盯着我，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的缘故。
"她上哪去了？"他问道。我竭力想服从他，就猜给他听。我说浙江路，我说可能是城隍庙，我提到了小东门的鱼市，我说她还去过电影院。
我整整三天没有离开过房间，我坐在那儿，等我母亲。没有人告诉我我得等在那儿，但也没有人来把我带走。佣人给我送食物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我也没问她什么问题。
第四天，我自己一个人下了楼。我跟你讲过，我母亲老是抱着我满世界跑，所以我的腿从来就不强壮。那天，我的腿更加虚弱，但或许是因为我害怕会出什么事。
我跟你说，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糟。我看到门口挂着做丧事的横幅，不用问，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我走到一个为我们洗衣服的姑娘身边，问她谁死了。那姑娘说，"你怎么还问这个！"我走到今天刚到的老阿婶身边，她说，"别再提这事了。"
或许是一星期后，或许还要早一些，我被送到崇明岛，与我父亲的弟弟和他的两个太太，老阿婶和新阿婶住一起。从上海坐汽船，沿黄浦江北上到江口，再到这个岛，要两个钟头。我父亲一家原来是从这个岛的乡下出来的。从地图上看，这地方也许只不过是水中小小的一点，不留心的话几乎看不出。
总之，到的那天，由于汽船的一路颠簸，再加上心中悲伤，我的胃难受极了。我大哭大闹，哭得是那么伤心，以至老阿婶威胁说要把我的脸劈为两半。我喊道，"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告诉她我在哪，她会来带我走的。"
这就是大婶婶告诉我的："嘘！你妈就安葬在这里，在这个岛上。"
今天你要是问我，我母亲到底出了事，我也说不清，只能把大家跟我说的话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只是些闲话。
可我知道，我母亲干下了一桩很丢脸的事，所以大家说她死了，要把她的丑事埋了。所以谁也没有在我父亲的面前提起她，所以他们要把我送走，免得我想念她。
但是，他们还是经常在背后说她的闲话，每个人都说——老阿婶、新阿婶、叔叔、还有他们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在午睡的时候。好多年来，我母亲就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传说的材料，可怕的秘闻和风流韵事的谈资，就像掘开她的坟墓，然后把她往里推，再在她的坟上扔更多的烂泥。你想，一个小姑娘亲耳听见别人对她的母亲说东道西，她心里的滋味会怎样呢？
他们说的话我全听到了，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可我又不能把耳朵塞起来。我想弄清楚我母亲究竟是怎么离开的，为什么从来不把原因告诉我。
这样一来，我母亲就成了一个谜，每一句风言风语都在我小脑袋里引出一个问题。要是她真的死了，为什么他们不给她举行葬礼？要是她还活着，为什么她不回来把我接走？要是她逃走了，那么她又逃到哪去了呢？
有时候我竭力想把我听到的所有风言风语凑在一起，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每一部分都和后一部分互相矛盾，到头来，没有一部分站得住脚。
于是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我母亲的事情，不管好好坏坏，全都重新回顾了一遍。我想找出她这辈子为什么会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的一切理由。以下就是我的想法，我的母亲为什么会成为我父亲的第二房姨太太，后来她又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我母亲不是美国人想象中的那种中国姑娘，缠着小脚，说话文文气气，走路一步一摇的。我母亲是个摩登姑娘，当时上海有不少这样的姑娘。她们不是农民出身。我母亲八岁时就放了脚，有人就说难怪她跑得这么野。
她出生在上海一个有教养的有钱人家里。她父亲是宁波人，母亲是苏州人，她是他们的独养女儿。苏州的女人说话很软，很动听。连上海人也会告诉你，苏州话最好听。而宁波人呢，特别会做生意，他们卖了一个好价钱后，还要跟你争论不休。所以你瞧，我母亲生下来就已经兼有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性格。
我以为我母亲是那种古典型的美人，就是其他姑娘在小说中读到过，哭泣过，很希望小说写的就是她们自己的那种美人。我母亲给我念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很漂亮但又很孤独的姑娘，有一天，她朝池塘里看，以为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妒忌她的朋友，她不知道，那张亮闪闪的向她报以微笑的脸，就是她自己的倒影。念到故事的结尾，我母亲叹道。"真荒唐！竟有这样的姑娘，连自己的倒影在看自己都不知道！"
无论如何，我母亲是不用到池塘去看倒影的，她有镜子，每天晚上，她都从镜子里看自己。所以，如果要我说实话，我就不得不说，我母亲是很为自己的脸蛋感到骄傲的，甚至可能还有那么一点点虚荣。
当然，她有理由骄傲。她的皮肤闪着白玉一般的光泽，或许，颜色有点像夏天的桃子。或许，古典小说中所有用来形容女性美的词都可以用在我母亲身上：她们的嗓音像琴弦般动听，她们的皮肤像洁白的美玉，她们的举止像静静的流水。这些小说为什么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形容女人，使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是美的？
或许，我母亲根本就不漂亮，只不过是我相信她漂亮罢了。可我转念又想，为什么我父亲要娶她？他可是个大人物。他已经有了各色各样的姨太太。那个时代，娶两房、三房、四房姨太太没别的理由，无非是利用女人的漂亮加强男人的名声地位罢了。所以我认为我母亲肯定是很漂亮的。这不光是那些坏的古典小说使我有这种想法的，还有一个原因使她非如此漂亮不可。
我母亲不但漂亮，人也长得聪明能干，脑子转得快。我已经提起过她很有教养。她进了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当时第一所允许女子入学的学校，这是因为她的父亲，我的外公，本人也是很有教养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官员，是负责改革对外事务，或诸如此类重要事务的一个机构的负责人。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很多当官的都把他们的女儿送出去接受教育。这是那个时代的思想——让子女受点教育，证明你的思想不太封建。但是外公不愿送她到法国、英国，或美国去，那时有些家庭这么做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多么有钱。所有这些姑娘回来时，头发都剪短了，脸也晒黑了，那是由于在太阳底下打网球的缘故。难道送个女儿出去读书，只是为了让她变个他不喜欢的人回来？所以在1897年，上海开办第一所女子教会学校，我外公就送我母亲去了那儿。
我听说我母亲还在那所学校里学了英语，但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英语单词，除了"饼干"以外。新阿婶也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说，我母亲不是一个好学生，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天性好斗，或许我也差不多；她说我母亲很任性，或许我也差不多。
新阿婶说，有一次，学校做祈祷的时候，一个老修女放了一个响屁——当然不是故意的——我母亲哈哈大笑起来，说，"上帝也听到了！"
"我不明白修女们干吗都那么喜欢她，"新阿婶跟我说，"她们告诉她，'我们为你祈祷得可厉害了，小东西。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了。'你母亲个性是那么强，她说，'我要是死了，也不上天堂里的外国租界。'你猜那些修女怎么着？她们全都笑了——仅此而已。"
新阿婶对我母亲妒忌得要命。她老说，"我不像你母亲那么放肆，可修女们干吗不为我祈祷得厉害些呢？"
老阿婶没有进过这种学校，实际上她根本就没上过学。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受的是非常传统的教育：姑娘家的眼睛决不是用来读书的，而是用来做针线的；姑娘家的耳朵决不是用来听各种意见的，而是用来听命令的；姑娘家的嘴唇应该很小，不轻易启齿，只在表示喜欢或请求同意时才开一下口。所有这些封建思想反而会使老阿婶对什么事都要议论一番。
"她读洋书也是个毛病，"老阿婶老是说，"他们把洋人的想法塞进一个中国人的脑袋瓜里，把一切都搅乱了。吃洋人的东西也一样，肚皮反胃了，脑袋瓜也反了。那些洋人教书先生想把乾坤颠倒了，说什么孔夫子不好，耶稣好！说什么姑娘家也能当教书先生，姑娘家不一定要嫁人。他们干吗教这些？还不是叫你脑袋瓜翻个个儿！所以她才会有麻烦。"然后老阿婶又警告我，"雯雯啊，不要大听教书先生的话。瞧你娘都干了些什么。"
要是你问我，那么我说，我母亲之所以出事不是由于她受的教育不好，而是她的命不好。她受的教育使她对事情总抱有不幸的想法——不管她怎么改变她的生活，她也无法改变她周围的世界。
叔叔常说，要是我母亲不是一个独养女儿，这种事情兴许就不会发生。所有那种应该生在男孩子身上的任性、固执都生在了她身上。更糟的是，她父母让她待在家里，使这种性格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她快满二十二岁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等着，为独生女儿招个丈夫。
这事还没办妥，革命爆发了，清政府被推翻了，那是在1911年，我母亲正好二十一岁。再也没有清朝政府了，外公也丢了他学者一官员的位置。
我外公是在吃午饭的时候，从一个佣人口中听到这个坏消息的。当时他口中正嚼着一块蒸蹄筋，突然我外公像野兽一样大叫起来，然后咬下了自己的半条舌头。兴许他是先咬了自己的舌头，然后再大叫的。不管怎么说，他马上朝后一仰，连椅子带人摔倒在地上。就这么一跤，我母亲的家道一落千丈，因为人人都说外公是眼看清朝末日已到，心中悲痛不已而自杀的。
于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就成了一个寡妇，不再那么富有了。她不想急着把女儿嫁出去，以便老来有女儿照顾。这就是孔夫子说的老有所养。我不明白干吗大家都说孔夫子怎么好，怎么聪明，他叫每个人瞧不起另外的人，而女人是在最下面一层！
不管怎么说，我母亲已经二十一了，而她受的教育又是和孔夫子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也许她想嫁人，也许根本就不想。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她想要自己做主。叔叔老是说，"就是因为她要自己做主，才惹出麻烦来了。"
新阿婶不同意这种说法。真正的麻烦，她说，是风流韵事，是我母亲想为爱情而嫁人的傻念头。她遇上了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一个记者。他比她大，大概有二十九岁了，他开始他的学业很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
这学生姓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我外公痛恨的那种人。小婶婶说，他的底细她全知道。因为在我母亲离开后，小婶婶去找她的遗物，发现了一张报道那个姓刘的革命者的报纸。小婶婶说，肯定就是我母亲所爱的那个大学生，要不，我母亲干吗把那篇文章藏起来？
新阿婶说，那篇报道写得很糟糕，是一篇宣扬一时冲动的英雄故事，所以兴许只讲了一点点实情，其余部分就像冷饭上加了许多开水。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这么写的，像一个老掉牙的革命故事，又很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
刘的老家是山东，在上海的北面，是个盛产一切美味的海鲜的地方。他是个渔民的儿子，所以他对生活的全部指望就是继承父业，每天干干补渔网的粗活。他没钱读书，也没法改变他的生活。事实上，这就是大家都在过的那种生活，当然除了学者、洋人和贪官污吏以外。但有一天，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到他跟前，给他看一张纸。
"同志，你能给我念念这个吗？"那个拿纸的男人说。刘回答道："对不起，我生来就是个傻瓜。"
然后那人就说，"同志，要是我在十天内教会你念这张纸，和另外你想念的一切，你说怎么样？你来开个会就知道了。"这个好人告诉刘一种新方法，怎样教工人和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这种方法叫"十天学会一千字法"。
在那次会上，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告诉刘，一个人只要用功，一天就能学会读写一百个字，十天就能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这样他马上就能掌握文化知识，能念一般的报纸上的新闻，能写信，做生意，把自己从悲惨的生活中解放出来。
当他们邀请刘参加识字班时，刘回答说，"我命不好，就肯下苦功。"
于是刘就用功学习，改变了他的命运。但是他学会读写一千个字还不停下来，还是继续用功，他的毅力就有这么强。他学了两千、四千，然后又到了一万。终于，他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进了复旦大学。他庆幸自己已经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于是发誓总有一天他要写工农大众的艰辛，要做他们的代言人，要讲述他们的故事，要告诉他们，通过革命的思想，他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现在你就明白，新阿婶干吗说我母亲为了风流韵事而毁了自己的生活。我母亲怎么会不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呢？
我觉得刘这个人肯定长得很帅。说不定他就具备我母亲赞美她自己的那种风度：大眼睛、光皮肤、小嘴巴、脸不胖也不瘦、头发乌黑油亮。他的思想肯定很现代很开放，因为他没有征得我母亲的允许，也没有通过媒人的介绍，就向她提出了求婚。我母亲当时肯定兴奋极了——一个革命的婚姻！她马上就答应了，然后就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她母亲。
外婆冲我母亲吼道，"你怎么能干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那个男人！只有国家没了皇帝才会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当时我母亲就威胁说，要是不答应她嫁给刘，她就吞金自杀。实际上，那天中午，她已经绞掉了她的半只金手镯。她举起来给她母亲看，表明她不是吓唬吓唬人的，她说话是算数的。"半只金手镯哩！"新阿婶每讲到这儿，总是要加一句，"瞧她这个人好不厉害。"
当然结果我母亲没有吞下金手镯，要不，她早就死了。她只不过是假装要吞下去，她在嘴唇上画了一滴金水，然后就躺在了床上，非常安静。这时，外婆正跪在家族的神像前，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灵位前祈祷。她请求宽恕，因为她引导她的女儿到这么坏的结局。就在这么祈祷的时候，外婆好像觉得听到了她丈夫的亡灵说，"去看看我的老朋友江少炎吧。"
于是外婆就去了。她把我母亲的事都讲给江听了，她变得怎么怎么坏啦，她威胁说要自杀啦——这都是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一个革命党！她问外公的这位老朋友，她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外婆和江少炎达成了一个协议，江同意将他亡友的这位坏女儿收为二房。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心里总要想，外婆干吗不反对呢？她干吗不对那个姓江的说，"二房？干吗不让她当正房？"毕竟，正房已经死了呀。
但说不定外婆觉得她的大问题已经解决，够高兴的了。不管怎么说，她什么都答应下来了。这样，江就得到了一个漂亮女人做他的二姨太——不是当过佣人的姑娘，也不是出身下层的姑娘，而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
第二天，我母亲见到了那份契约。她跑到刘那儿，问他该怎么办。也许他们接吻了，也许他们流泪了，我一向认为我母亲是非常浪漫的。
然后刘说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只有这样才能结束这桩封建包办婚姻。"然后他给她讲了一个革命党殉情的故事。
她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是父母硬要她嫁给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老头。她对家里人说，"我想自己挑丈夫，要不我就不嫁人。"她父亲很生气，就把她锁在一间猪棚里。她每天都大喊，她决不嫁给那个老头。她就这么喊，一直喊到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当她从猪棚里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安静下来了，浑身是污泥，你可以想象得到。
她母亲和舅舅们给她清洗打扮，然后把她塞进花轿里反锁起来。雇来的六个汉子抬着她走了好远的路，从她的村庄一直到那个老头住的另外一个村庄。花轿抬到时，许多人已经在准备结婚典礼了，敲锣打鼓，大摆宴席。他们笑呀，闹呀，祝福呀，然后打开花轿门迎接新娘。欢迎！欢迎！
啊！——她已经死了，她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一根绳子，系在花轿顶上，吊死了。
"所以你瞧，"刘对我母亲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更是为了你的国家。"
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能想到的一切就是那姑娘用自己的头发上吊。她以为刘说，"你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意思就是要她也走同样的路。她回家以后，不知道她能不能坚强到与命运抗争，有没有勇气为爱情献身。两天后，她到了江家，做了江的二姨太。
是的，这就是我说的，她嫁给了那个姓江的，他就是我的父亲，你的外公，在我出生前已经是个老头。
更糟的是，我母亲到了江家后，才发现已经有了三姨太、四姨太，甚至五姨太。佣人告诉她，大太太是得肺病死的，二姨太是自杀的。因为江没让她接替大太太的位置，于是大家都说我母亲是来顶替那个倒运的位置——顶替那个死去的二姨太的。
所以我母亲就这样成了第二个二姨太。尽管另外几个姨太太不想要我母亲的那个倒运的位置，她们还是妒忌她，使她由于地位较高一点而受折磨。她们经常这样取笑她，"哼，二姨太。老实说，你不过是第二个二姨太，只有她的一半权力。"
有时我想，我母亲最后实际上是被那些姨太太们赶走的。是她们使她的生活受尽折磨，她想要一碗稍稍特别一点的面条也要看白眼，她喜欢法国皮鞋也要受到嘲笑，她看报纸也要受到另眼看待，因为她们都是没文化的。她们妒忌她的头发，她的黑亮黑亮的头发——她们说我父亲之所以要娶她，就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头发。
所以或许这就是她后来剪掉她的头发的原由。她把头发留给这些姨太太们让她们去抢。
但我后来又想：我母亲完全有能力对付这些姨太太。毕竟所有姨太太在家里除了成天发发牢骚，为鸡毛蒜皮的事明争暗斗，还能干些什么呢？这几个姨太太我都认识，叫她们三妈、四妈、五妈。她们其实不算太坏，就拿三妈来说吧，她是典型的上海人脾气，喜欢取笑那些自吹自擂的人，对什么都要指手画脚一番，结果弄得你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讨厌什么。
所以说不定实情是这样的：我母亲跑出去，回到姓刘的身边了。当然她会这么干的，她打一开始就喜欢他。她在电影院里碰到那个男人以后失踪的，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刘。他们在商量怎么碰头，她怎么逃走，说不定她当时正在干这些事。
也许她在思考的时候也成了一个革命党。那天她把我带进城去，就是为了让我看看上海帝国主义的罪恶，把刘教她的那些东西再教给我——哪些东西太肮脏，太甜蜜，太罕见，大悲哀了。这也就是她为什么要剪短头发的原因，她是要借此告诉我，她就像那个吊死在花轿里的姑娘，终于获得了自由。
但是后来我又想，要是她和那个姓刘的私奔了，那么她肯定还活着，她会为了我而回来的。我是她的心肝呀！她会到我的学校去看我，我上的就是她上过的那所学校。她会偷偷地坐小船到岛上来，躲在矮树丛后面。她会突然跳出来说，"我来带你回去，去见我的新丈夫。"
所以我又想，她肯定已经逃走了，因为她活在这个世界上实在太悲伤了。也许她发现刘也死了。她读了那张从福州路上买来的报纸，说不定她早就买了这张报纸。她读到了他被枪杀的消息，他是在教更多的农民认字的时候被枪杀的。许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被枪杀的。突如其来的悲痛使她回想起他们很久前的爱情。当我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睡着的时候，她想到了这些。她为她的失去的爱情而哭泣。在我们去买娃娃鱼的时候，她被一种内疚感压倒了，她回想起她没有坚持住不吃娃娃鱼，没能坚持反对她那门没有爱情的婚事。在回家路上我在三轮车里睡着的时候，她为自己过着舒适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一切是刘所痛恨和反对的——而感到羞耻。那天晚上，当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时候，她恨透了自己，决定马上永远地洗净自己的耻辱。
于是，她剪下了自己的头发，明确表示她不会再回来了。她成了一个地下革命党人，她的上级命令她不要露面，她无条件地服从了——那就是她为什么不回来把我带走的原因。
但我转念又想：我母亲可不是那种能服从别人命令的人，她只服从她自己的内心。也许她是因为一意孤行而失踪的；也许是这么回事：她冲出大门，披头散发，不知往哪儿去。
有时我想我母亲剪掉头发可能出家当修女去了。正是她学校里的那些修女为我母亲祈祷，要她听从上帝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当了修女后，就不能随心所欲了。
有时候我又觉得，是那个死去的二姨太在搞鬼，她很妒忌我母亲，是她的阴魂回来把我母亲勾走了。
有时我又想，就像大家都在说的那样，她一下子病倒了，然后就在同一天夜里死了，现在她就埋在崇明岛上。
现在我都搞不清哪个故事是真的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离开的。这些故事全一样，都是真的，也都是假的。每个故事都是那么徘恻动人。我竭力想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无法挽回了，还是忘掉它吧。这就是我竭力想相信的。
可我不能这么想。我怎么忘得掉我母亲头发的颜色呢？我怎么能不希望再见到它呢？
当然在我心中，我知道她永远不会回来了。但我仍在思念她。我这辈子不知想了她多少次，永远都会这样。
在我心中有个小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个小姑娘，还只有六岁。她总是在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超越理性的希望，她相信，门随时都会飞开，她母亲一定会进来。小姑娘心中的痛苦顿时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现在她母亲正带着她飞举而上，翱翔在太空，欢笑，喊叫，喊叫，欢笑。"心肝，心肝！原来你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