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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冬天到来的时候，没剩下几架飞机了。天上落下来的光是雨。然后，有一天，天变冷，下雪了。
正是在这个星期，我们从扬州又转到南京，两地之间坐车要不了几小时。到南京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雪。雪使我想起了羽毛，想起了我和甘玩的羽毛球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情景。
在南京，我们也有一个空军派来的勤务兵。这一个跟扬州的那个不同，没那么疯。他老是说，"别担心，太太，雪下不了多久，在南京，雪就像高级军官，不会常来，来了也待不长。"
我和胡兰从一所大宅子一楼的窗子向外望着。这地方原是个外国商人建造的漂亮别墅，现在成了各色人等的临时大本营。它共有两层，有四根廊柱，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屋子周围全是树——勤务兵说，这些树全是法国进口的。但现在树叶已经凋落，根本就分不出是中国树还是法国树。屋子坐落在城里最好的地段，靠近古老的西城墙，再走一段路过去就是莫愁湖，所以它离市中心不远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里面望一眼，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进去马上就会看到：沙发已经被无数人的屁股磨损了，地毯已经被年复一年来来往往的脚步踏薄了，每间房间里的墙纸都已剥落发黄，厨房角落里有漏雨的裂缝，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人照管的孤儿。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务兵怎么清煤炉，免得下次弄得烟雾腾腾。这时，文福回来了，说，"你清这个，不过替别人清罢了。"然后他告诉我们，空军已经发出通知，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南京，也许在两星期内，也许更快。
"我们来这儿还不到一星期呢。"我说。文福没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日本人来了。
那天我去空军的邮局发两封电报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钱的银行，要他们汇四百元钱给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给文福的妹妹，告诉她送钱的地方。发电报的小姐帮助我尽可能用最少的字把电文发出去。在给文福妹妹的电报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们马上就要逃难。"
逃难这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这事看得严重点，办得快一点。也许我有点夸大，也许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地方加上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能使大家都跳起来。
逃难，这个字什么意思？我觉得美国没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字来表达所有这一类麻烦。不，"refugee"1不是这个意思，不准确。"refugee"是指你逃难后还活着。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么使你逃难的。
1难民。
你很幸运，从来没经历过逃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可怕的危险来了，不光是对你一个人的，而是对很多人的，所以每个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这是一种追赶你的恐惧，一种病，就像发高烧那样。所以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快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没别的念头了。你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连那个要杀你的人的喘气声都听到了。你只要听到一声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够了，高热就变成了寒颤，流遍你的全身，从背脊一直流到脚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运，连这个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差点儿就落在我头上的。
我写完电文，发电报的小姐问我，"你真的以为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了吗？"
我不想吓着她，就说，"因为我小姑有点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这么说，这样她就会抓紧去办。"
那姑娘笑起来了，夸我真聪明。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但大家都叫她王贝蒂，"漂亮贝蒂"，因为她跟大家都很喜欢的影星戴维斯贝蒂长得很像，也是同样的发式，嗓子也有点沙哑，眼睛也是那么大，只不过眼皮有点下垂，上面有点浮肿。我觉得她有甲状腺亢进或肾脏炎，才会成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典型的南京人，"闪电式结婚"——认识了一个飞行员，马上就嫁给他，就这么快。这个飞行员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认识。婚后大概才两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阵亡了。但他总算还有时间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
四天后，我又去了邮局。我的小姑真够厉害的，取到钱后两天她就把钱汇出了，但不是汇给我，而是汇给了文福！这是王贝蒂告诉我的。文福已经来过，把这笔钱取走了。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蒂，"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紧关头救命用的。"
贝蒂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事总是落在女人头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具，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头，"我丈夫死的时候，部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子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子赚点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孙子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我干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道我是一只鸭子吗——给他们孵蛋，让他们吃？"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蒂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道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口。"
"不需要别的借口。"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坚持说。
文福做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
"别说这种话！"我喊起来了。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种话。"他吼道。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阴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阴暗的部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口舌，文福早已把钱花得精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子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当然，我无话可说。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子的梦想中。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轮船。"
"别那么傻，车子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必须是顶呱呱的小车。"我说。
"嚯！当然是顶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连做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顶篷也截掉了。美国人管这种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种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顶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管什么车子，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高出十倍的价钱。他按按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做成了这么一笔好交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进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腿伸了进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按响了喇叭。
"我们走呷！"他喊道，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腿伸进去就要开走了。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出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我的头发贴在脸上，冷风从耳边呜呜吹过，脑袋都冻僵麻木了。
"瞧这个！"文福喊道，开得更快了。我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他来了个急转弯，我们轮子转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这车真棒，棒极了！"他喊道。
他把车轮转来转去，避开路上一个烂泥坑，又避开一辆慢吞吞的驴车。他朝一个小伙子按响喇叭，吓得他跳进了一个积着雨水的坑洼里。他冲散了一排六只小鸭组成的队伍，这些小鸭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知什么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险，或慢慢过来的灾难，每当我尖叫起来，或闭上眼睛时，文福就大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开车兜风了。于是他就约家国去，两人就像一对快乐的男孩开车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脸不高兴。
"玩得痛快吗？"我问。他没吭声。我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还是没吭声。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于是我想，怪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回来的喇叭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门口，望望黑沉沉的过道和大路，没有车子。
"新车呢，哪去了？"我问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边。我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狗娘养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兰跟我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家国告诉她的。
他们把车开到了南门外的乡下，然后爬上一座小山，又从一条小路冲下，一直到了文福以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只野兔当作日本飞机，为了追上它，他把车开得飞一般快。但那只兔子跑得更快，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到另一条路，它跳上一个土坡，车子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车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只乌龟趴在另一只乌龟上，开不动了。
他想把车子倒回来。家国跳出车子，想把车往前推。然后文福拼命把油门踏板往下踩，让轮子... -->>
等冬天到来的时候，没剩下几架飞机了。天上落下来的光是雨。然后，有一天，天变冷，下雪了。
正是在这个星期，我们从扬州又转到南京，两地之间坐车要不了几小时。到南京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雪。雪使我想起了羽毛，想起了我和甘玩的羽毛球在空中飘来飘去的情景。
在南京，我们也有一个空军派来的勤务兵。这一个跟扬州的那个不同，没那么疯。他老是说，"别担心，太太，雪下不了多久，在南京，雪就像高级军官，不会常来，来了也待不长。"
我和胡兰从一所大宅子一楼的窗子向外望着。这地方原是个外国商人建造的漂亮别墅，现在成了各色人等的临时大本营。它共有两层，有四根廊柱，高高的落地玻璃窗。屋子周围全是树——勤务兵说，这些树全是法国进口的。但现在树叶已经凋落，根本就分不出是中国树还是法国树。屋子坐落在城里最好的地段，靠近古老的西城墙，再走一段路过去就是莫愁湖，所以它离市中心不远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里面望一眼，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进去马上就会看到：沙发已经被无数人的屁股磨损了，地毯已经被年复一年来来往往的脚步踏薄了，每间房间里的墙纸都已剥落发黄，厨房角落里有漏雨的裂缝，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人照管的孤儿。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务兵怎么清煤炉，免得下次弄得烟雾腾腾。这时，文福回来了，说，"你清这个，不过替别人清罢了。"然后他告诉我们，空军已经发出通知，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南京，也许在两星期内，也许更快。
"我们来这儿还不到一星期呢。"我说。文福没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日本人来了。
那天我去空军的邮局发两封电报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钱的银行，要他们汇四百元钱给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给文福的妹妹，告诉她送钱的地方。发电报的小姐帮助我尽可能用最少的字把电文发出去。在给文福妹妹的电报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们马上就要逃难。"
逃难这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这事看得严重点，办得快一点。也许我有点夸大，也许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地方加上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能使大家都跳起来。
逃难，这个字什么意思？我觉得美国没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字来表达所有这一类麻烦。不，"refugee"1不是这个意思，不准确。"refugee"是指你逃难后还活着。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么使你逃难的。
1难民。
你很幸运，从来没经历过逃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可怕的危险来了，不光是对你一个人的，而是对很多人的，所以每个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这是一种追赶你的恐惧，一种病，就像发高烧那样。所以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快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没别的念头了。你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连那个要杀你的人的喘气声都听到了。你只要听到一声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够了，高热就变成了寒颤，流遍你的全身，从背脊一直流到脚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运，连这个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差点儿就落在我头上的。
我写完电文，发电报的小姐问我，"你真的以为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了吗？"
我不想吓着她，就说，"因为我小姑有点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这么说，这样她就会抓紧去办。"
那姑娘笑起来了，夸我真聪明。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但大家都叫她王贝蒂，"漂亮贝蒂"，因为她跟大家都很喜欢的影星戴维斯贝蒂长得很像，也是同样的发式，嗓子也有点沙哑，眼睛也是那么大，只不过眼皮有点下垂，上面有点浮肿。我觉得她有甲状腺亢进或肾脏炎，才会成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典型的南京人，"闪电式结婚"——认识了一个飞行员，马上就嫁给他，就这么快。这个飞行员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认识。婚后大概才两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阵亡了。但他总算还有时间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
四天后，我又去了邮局。我的小姑真够厉害的，取到钱后两天她就把钱汇出了，但不是汇给我，而是汇给了文福！这是王贝蒂告诉我的。文福已经来过，把这笔钱取走了。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蒂，"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紧关头救命用的。"
贝蒂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事总是落在女人头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具，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头，"我丈夫死的时候，部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子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子赚点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孙子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我干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道我是一只鸭子吗——给他们孵蛋，让他们吃？"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蒂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道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口。"
"不需要别的借口。"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坚持说。
文福做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
"别说这种话！"我喊起来了。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种话。"他吼道。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阴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阴暗的部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口舌，文福早已把钱花得精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子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当然，我无话可说。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子的梦想中。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轮船。"
"别那么傻，车子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必须是顶呱呱的小车。"我说。
"嚯！当然是顶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连做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顶篷也截掉了。美国人管这种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种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顶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管什么车子，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高出十倍的价钱。他按按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做成了这么一笔好交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进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腿伸了进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按响了喇叭。
"我们走呷！"他喊道，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腿伸进去就要开走了。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出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我的头发贴在脸上，冷风从耳边呜呜吹过，脑袋都冻僵麻木了。
"瞧这个！"文福喊道，开得更快了。我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他来了个急转弯，我们轮子转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这车真棒，棒极了！"他喊道。
他把车轮转来转去，避开路上一个烂泥坑，又避开一辆慢吞吞的驴车。他朝一个小伙子按响喇叭，吓得他跳进了一个积着雨水的坑洼里。他冲散了一排六只小鸭组成的队伍，这些小鸭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知什么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险，或慢慢过来的灾难，每当我尖叫起来，或闭上眼睛时，文福就大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开车兜风了。于是他就约家国去，两人就像一对快乐的男孩开车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脸不高兴。
"玩得痛快吗？"我问。他没吭声。我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还是没吭声。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于是我想，怪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回来的喇叭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门口，望望黑沉沉的过道和大路，没有车子。
"新车呢，哪去了？"我问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边。我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狗娘养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兰跟我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家国告诉她的。
他们把车开到了南门外的乡下，然后爬上一座小山，又从一条小路冲下，一直到了文福以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只野兔当作日本飞机，为了追上它，他把车开得飞一般快。但那只兔子跑得更快，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到另一条路，它跳上一个土坡，车子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车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只乌龟趴在另一只乌龟上，开不动了。
他想把车子倒回来。家国跳出车子，想把车往前推。然后文福拼命把油门踏板往下踩，让轮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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