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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xdx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缝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身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身高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入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阳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床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乱,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插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喘。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身,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喘病发,呼吸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干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吸。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xdx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床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日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奶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交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床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入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奶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奶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奶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喘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身都靠在我身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舌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北京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内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喘,大脑皮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入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