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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目光转向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正像这部作品的开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样，托尔斯泰最初想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爱家庭，没有责任感，为了情爱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遭整个上流社会唾弃，最终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问世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读者称之为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伟大作品。
对于这部俄罗斯名著所包含的社会学、文学及美学意义，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述。今天，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存在着两个男主人公，渥伦斯基和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托尔斯泰将自己一分为二构成的：渥伦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面；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面。
当他分别用这两面面对安娜和吉蒂时，这里隐含的一层意义，是作者的爱情婚姻观念：他把安娜当做自己真正对之有情欲的爱人，而把吉蒂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子。在面对安娜这样的女人时，作者是一个充满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面对吉蒂时，他是一个要装模作样地生存在社会的规矩男人。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这两个女性与渥伦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两面性对应，表达出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婚姻观。他要找一个纯洁的、被社会所认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爱情只能与充满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关这个女人的名声、名分是无关紧要的。也许这种名声、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顺，恰恰刺激着他的情欲。
安娜死了，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说中，这个安排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自然逻辑。
然而，我们仍要说，是潜意识决定着一切。当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不过表明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安娜这类女性的态度，安娜只能死。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在这里，与其说是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不如说托尔斯泰产生了忏悔。
在托尔斯泰将安娜的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作者这一忏悔的潜意识就像图画般展现出来。当安娜在想像中手举蜡烛朦胧走过什么画面的时候，当安娜绝望地卧向铁轨时，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女人的深刻忏悔情结。
这一情结在他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复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尔斯泰的化身。
在复活中，依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依然是一个忏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忏悔，是因为女人的堕落与他有关，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与渥伦斯基有关一样。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的联系对应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与玛斯洛娃结婚，也表明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的婚姻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男人，他只能娶吉蒂为妻；但作为一个有着热烈爱欲的男人，他渴望着安娜和贪恋着玛斯洛娃。然而，这种激情会毁了一个体面男人的身家事业。故事最终只能以女性的毁灭或者牺牲为结束；在接受了这个牺牲之后，男人献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自己对女性的忏悔写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创作动力之一。这个忏悔又与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观相联系，他要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渴望充满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这一情结其实与中国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薛宝钗、林黛玉、袭人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红楼梦的爱情演绎中，终于是宝玉和宝钗成婚，这表明了正统婚姻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胜利。同样，在红楼梦中，让林黛玉作为精神的爱人为他而死，让袭人作为肉体的情欲为他牺牲。
贾宝玉对女人的怜爱其实也包含着忏悔。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是曹雪芹对女性忏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学作品。
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俯瞰伟大的托尔斯泰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潜含着的一个基本情结，也便看到了托尔斯泰所处的社会在爱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实情感和顾及利害的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
这其实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性都面临的矛盾。它终于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表现了出来。
当然，关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关于曹雪芹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类似剖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贾宝玉情结”、“托尔斯泰情结”不过是这些伟大作品的一个层面。
透过这些伟大作品的表面理性框架，能发现很多深藏的潜意识结构。这些结构就像我们分析西游记一样，同样会体现出多层次的象征意义。
最终是聂赫留朵夫不想和玛斯洛娃结婚，所以有了复活的安排。
最终是渥伦斯基要把安娜作为包袱甩掉，只有安娜的卧轨自杀是他惟一能够接受的方式──他并不愿意安娜以其他方式，比如又寻到了另外的情人而离开他──他也因为这种结局献出了更多的忏悔。
托尔斯泰对待女人的态度应该说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伪善”这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人的“伪善”
公平地说，这是不应该原谅和饶恕的“伪善”
人类历史上许多崇高道义的行为来源于忏悔，而忏悔来源于道德上的亏欠与罪过感。
这是相当普遍的规律。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这两部书中确实体现了一个潜意识情结，他有着对女人的罪恶感，他在为忏悔而写作，为赎罪而写作。
就实质而言，他是在解决自己心理的一个矛盾冲突。这种内心的情结一般看来可能并不显得多么惨烈，考察托尔斯泰的一生，或许很难发现有什么记载在案的强有力事件，使得他对女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忏悔和赎罪心理。
然而，人类的心理就是这样，有些看来已经被理智掩盖过去的生活，一些似乎被时光淹没的往事，却深深地沉入潜意识。当梦思维和艺术思维展开时，它就泛滥起来。
托尔斯泰正是在艺术的写作中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强烈的情结。
一个作家用一生的主要作品写一个相同的故事，写一个相同的旋律，绝非偶然。
他的作品还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男主人公对女性的伤害归咎于社会，是社会造成了男性的懦弱与自私，是社会扼杀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玛斯洛娃。这种归咎应该说是正当的逻辑。
然而，正因为比这归咎更深刻的潜意识是他的忏悔心理，才使得他对社会的批判具有如此痛切的强度。
人的心理常常会以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托尔斯泰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忏悔的心理需要（以淡化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尤其要在批判罪恶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正义凛然。
批判了社会，就能在精神上解脱自己。
小说中的这个逻辑非常像生活中的真实逻辑：一个男人，处在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的境地，只有在对社会做出批判的同时获得凛然正义感，才能够使自己的罪恶感减轻，得到心灵上的平衡。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两部书表现出的文学面貌的根源。
可以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使得一大批具有“聂赫留朵夫情结”的男人在作品中得到一次解决人生矛盾的满足。
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男人有着聂赫留朵夫情结。他们超越道德规范与约束，去追求、勾引、占有着女人；又由于功利的考虑、道德的压力或者其他种种社会规范，做出了伤害女人的行为。由此，他们产生了深刻的、不一定为自己所觉察的罪恶感、忏悔心理和赎罪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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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目光转向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安娜卡列尼娜。
正像这部作品的开篇引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样，托尔斯泰最初想描写的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不爱家庭，没有责任感，为了情爱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遭整个上流社会唾弃，最终因痛苦走向死亡。但作品问世之后，却被千千万万的读者称之为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是同情女性、理解女性的伟大作品。
对于这部俄罗斯名著所包含的社会学、文学及美学意义，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述。今天，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托尔斯泰情结”
我们知道，在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中存在着两个男主人公，渥伦斯基和列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托尔斯泰将自己一分为二构成的：渥伦斯基代表他人性的一面；列文代表他人性的另一面。
当他分别用这两面面对安娜和吉蒂时，这里隐含的一层意义，是作者的爱情婚姻观念：他把安娜当做自己真正对之有情欲的爱人，而把吉蒂当做名正言顺的妻子。在面对安娜这样的女人时，作者是一个充满情欲、追求享受的野性男人；在面对吉蒂时，他是一个要装模作样地生存在社会的规矩男人。
正是用安娜和吉蒂这两个女性与渥伦斯基、列文也即作者人格的两面性对应，表达出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婚姻观。他要找一个纯洁的、被社会所认可的女人做妻子。然而，真正的爱情只能与充满性感刺激和女性魅力的人共享。有关这个女人的名声、名分是无关紧要的。也许这种名声、名分上的不名正言顺，恰恰刺激着他的情欲。
安娜死了，这或许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生活本身的安排，在小说中，这个安排或许是顺理成章的自然逻辑。
然而，我们仍要说，是潜意识决定着一切。当托尔斯泰安排安娜的死亡结局时，不过表明了作者在潜意识中对安娜这类女性的态度，安娜只能死。
正是安娜的死，使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在这里，与其说是渥伦斯基产生了忏悔，不如说托尔斯泰产生了忏悔。
在托尔斯泰将安娜的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之后，作者这一忏悔的潜意识就像图画般展现出来。当安娜在想像中手举蜡烛朦胧走过什么画面的时候，当安娜绝望地卧向铁轨时，作品流露出了作者对女人的深刻忏悔情结。
这一情结在他的另一部文学名著复活中以更加完整的方式表现出来：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依然可以看做托尔斯泰的化身。
在复活中，依然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依然是一个忏悔的男人。男人之所以忏悔，是因为女人的堕落与他有关，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之死亡与渥伦斯基有关一样。
正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的联系对应中，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完整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与玛斯洛娃结婚，也表明了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同样的婚姻观：作为上流社会的体面男人，他只能娶吉蒂为妻；但作为一个有着热烈爱欲的男人，他渴望着安娜和贪恋着玛斯洛娃。然而，这种激情会毁了一个体面男人的身家事业。故事最终只能以女性的毁灭或者牺牲为结束；在接受了这个牺牲之后，男人献出自己的忏悔。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为自己对女性的忏悔写作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创作动力之一。这个忏悔又与他深刻、矛盾的婚姻家庭观相联系，他要名正言顺的妻子，却渴望充满情欲和刺激的情人。
这一情结其实与中国的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薛宝钗、林黛玉、袭人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红楼梦的爱情演绎中，终于是宝玉和宝钗成婚，这表明了正统婚姻观念在红楼梦中的胜利。同样，在红楼梦中，让林黛玉作为精神的爱人为他而死，让袭人作为肉体的情欲为他牺牲。
贾宝玉对女人的怜爱其实也包含着忏悔。在某种意义上，红楼梦也是曹雪芹对女性忏悔心理自然流露的文学作品。
当我们用这样的眼光俯瞰伟大的托尔斯泰时，就会清楚地看到在其众多作品中都潜含着的一个基本情结，也便看到了托尔斯泰所处的社会在爱情婚姻上的巨大矛盾──真实情感和顾及利害的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
这其实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性都面临的矛盾。它终于通过托尔斯泰的作品表现了出来。
当然，关于托尔斯泰的作品，关于曹雪芹的作品，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类似剖析，这里要说明的是，所谓“贾宝玉情结”、“托尔斯泰情结”不过是这些伟大作品的一个层面。
透过这些伟大作品的表面理性框架，能发现很多深藏的潜意识结构。这些结构就像我们分析西游记一样，同样会体现出多层次的象征意义。
最终是聂赫留朵夫不想和玛斯洛娃结婚，所以有了复活的安排。
最终是渥伦斯基要把安娜作为包袱甩掉，只有安娜的卧轨自杀是他惟一能够接受的方式──他并不愿意安娜以其他方式，比如又寻到了另外的情人而离开他──他也因为这种结局献出了更多的忏悔。
托尔斯泰对待女人的态度应该说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伪善”这是近代社会中相当多的男人的“伪善”
公平地说，这是不应该原谅和饶恕的“伪善”
人类历史上许多崇高道义的行为来源于忏悔，而忏悔来源于道德上的亏欠与罪过感。
这是相当普遍的规律。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与复活这两部书中确实体现了一个潜意识情结，他有着对女人的罪恶感，他在为忏悔而写作，为赎罪而写作。
就实质而言，他是在解决自己心理的一个矛盾冲突。这种内心的情结一般看来可能并不显得多么惨烈，考察托尔斯泰的一生，或许很难发现有什么记载在案的强有力事件，使得他对女人产生如此强烈的忏悔和赎罪心理。
然而，人类的心理就是这样，有些看来已经被理智掩盖过去的生活，一些似乎被时光淹没的往事，却深深地沉入潜意识。当梦思维和艺术思维展开时，它就泛滥起来。
托尔斯泰正是在艺术的写作中真实地表现出了这个强烈的情结。
一个作家用一生的主要作品写一个相同的故事，写一个相同的旋律，绝非偶然。
他的作品还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男主人公对女性的伤害归咎于社会，是社会造成了男性的懦弱与自私，是社会扼杀了安娜卡列尼娜和玛斯洛娃。这种归咎应该说是正当的逻辑。
然而，正因为比这归咎更深刻的潜意识是他的忏悔心理，才使得他对社会的批判具有如此痛切的强度。
人的心理常常会以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托尔斯泰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正是因为忏悔的心理需要（以淡化自己的罪恶感），所以尤其要在批判罪恶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正义凛然。
批判了社会，就能在精神上解脱自己。
小说中的这个逻辑非常像生活中的真实逻辑：一个男人，处在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的境地，只有在对社会做出批判的同时获得凛然正义感，才能够使自己的罪恶感减轻，得到心灵上的平衡。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两部书表现出的文学面貌的根源。
可以说，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使得一大批具有“聂赫留朵夫情结”的男人在作品中得到一次解决人生矛盾的满足。
在这个世界上，相当多的男人有着聂赫留朵夫情结。他们超越道德规范与约束，去追求、勾引、占有着女人；又由于功利的考虑、道德的压力或者其他种种社会规范，做出了伤害女人的行为。由此，他们产生了深刻的、不一定为自己所觉察的罪恶感、忏悔心理和赎罪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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