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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是在一次宴会上听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向大家热烈推荐。当时是不以为然，想现在还能有那么好的书么？且又是一个在喧哗的文坛几无声息的章诒和。后来，又在媒体上见到若干评论文字，皆是推崇与赞美，各大书店的排行榜上，此书竟奇迹般高居不下。
于是就买了。于是就读到了那个年代那一群响当当的右派人物的命运。
作为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章罗联盟”之领军人物章伯钧的女儿，作为饱尝了牢狱之苦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受害者，作者章诒和本可以激愤，本可以怨恨，本可以谴责。她却没有。她从容捉笔，如止水。没有排山倒海，只有涓涓细流；没有狂风骤雨，只有杨柳轻拂。
只有细节。一个又一个遥远而清晰的细节，却具有了震撼的力量。
章伯钧，储安平，张伯驹，聂绀驽，罗隆基，史良，康同璧数十年前那一群鲜活的人物，穿越历史的尘烟，借一位沧桑女人的手，或优雅，或沉郁，或慷慨，或激愤“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三三两两地立在我们眼前。
作者的心是纤细的，也是敏感的，硬把那些岁月尘埃里的不起眼的点滴刻进了自己的心里。然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点滴一笔一划地，雕刻出一个个远逝的灵魂。数载以下，在阳光里亲近他们——从阴雨如晦中走来的灵魂，怎不为那生和死，爱和恨，而叹，而思。
优雅的生与高贵的死
对新中国的第一位司法部长史良来说，生是马虎不得的，生就要生得“高贵又美丽”香云纱的裤褂是新中国的电影、话剧里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史良竟穿着香云纱做的“布拉吉”到司法部去坐部长的位子。还是这位史良，在用过了交通部长家的卫生间后，买了两包共二十四条毛巾，告诉交通部长的夫人：“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为了迎接章伯钧和章乃器两个“大右派”在自己家里的会晤，康同璧，康有为的女儿“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妆，抹了香水。”
这是矫情和奢侈么，在那个“革命”的年代？
不是，这只是两个女人，一个特殊年代的两个女人，用一种优雅的方式，证明自己优雅的生，而非苟且的生。优雅的生，往往更艰难，更惨痛，因为有不低头，不迎合，需要骨子里的坚强和血液里的执着。苟且却容易得多，只是活着，活着就行。于是，历史只记住那些优雅的生命，因为有那些优雅而不苟且的细节。
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终于要离开那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时，给好友留了一张纸条。“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从此，就走了，谁也不见地走了。
简单，却如此高贵。
一个人，自己决定了死，郑重而非草率，决绝而非彷徨，那便不是怯弱，而是勇敢，不是轻视生命，而是爱惜生命，那便是具有了高贵品格的死。“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 -->>
知道有这么一本书，是在一次宴会上听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向大家热烈推荐。当时是不以为然，想现在还能有那么好的书么？且又是一个在喧哗的文坛几无声息的章诒和。后来，又在媒体上见到若干评论文字，皆是推崇与赞美，各大书店的排行榜上，此书竟奇迹般高居不下。
于是就买了。于是就读到了那个年代那一群响当当的右派人物的命运。
作为文革时期大名鼎鼎的“章罗联盟”之领军人物章伯钧的女儿，作为饱尝了牢狱之苦的那个特殊年代的受害者，作者章诒和本可以激愤，本可以怨恨，本可以谴责。她却没有。她从容捉笔，如止水。没有排山倒海，只有涓涓细流；没有狂风骤雨，只有杨柳轻拂。
只有细节。一个又一个遥远而清晰的细节，却具有了震撼的力量。
章伯钧，储安平，张伯驹，聂绀驽，罗隆基，史良，康同璧数十年前那一群鲜活的人物，穿越历史的尘烟，借一位沧桑女人的手，或优雅，或沉郁，或慷慨，或激愤“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三三两两地立在我们眼前。
作者的心是纤细的，也是敏感的，硬把那些岁月尘埃里的不起眼的点滴刻进了自己的心里。然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点滴一笔一划地，雕刻出一个个远逝的灵魂。数载以下，在阳光里亲近他们——从阴雨如晦中走来的灵魂，怎不为那生和死，爱和恨，而叹，而思。
优雅的生与高贵的死
对新中国的第一位司法部长史良来说，生是马虎不得的，生就要生得“高贵又美丽”香云纱的裤褂是新中国的电影、话剧里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史良竟穿着香云纱做的“布拉吉”到司法部去坐部长的位子。还是这位史良，在用过了交通部长家的卫生间后，买了两包共二十四条毛巾，告诉交通部长的夫人：“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为了迎接章伯钧和章乃器两个“大右派”在自己家里的会晤，康同璧，康有为的女儿“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妆，抹了香水。”
这是矫情和奢侈么，在那个“革命”的年代？
不是，这只是两个女人，一个特殊年代的两个女人，用一种优雅的方式，证明自己优雅的生，而非苟且的生。优雅的生，往往更艰难，更惨痛，因为有不低头，不迎合，需要骨子里的坚强和血液里的执着。苟且却容易得多，只是活着，活着就行。于是，历史只记住那些优雅的生命，因为有那些优雅而不苟且的细节。
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终于要离开那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时，给好友留了一张纸条。“纸条洁净，为白色，有二指宽大小，是对折起来的。”“那上面写的是：‘如苍兄，我走了。储’”从此，就走了，谁也不见地走了。
简单，却如此高贵。
一个人，自己决定了死，郑重而非草率，决绝而非彷徨，那便不是怯弱，而是勇敢，不是轻视生命，而是爱惜生命，那便是具有了高贵品格的死。“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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