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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母亲不许我们到亲戚家拜年，连外婆和舅舅家也不例外，虽然他们都住得很近，我们只要跑过一条短短的辘轳把胡同就到了。现在想来，母亲是怕让人家破费，那时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母亲的一句口头禅是：出门不搅扰，在家不烦恼。
给自家父母的拜年就省略掉了，他们本来就没这个心情。年三十，忙完了一切的母亲会在我们枕下塞几毛钱的红包，我们打开看看，一点喜悦的感觉也没有，因为过了年，母亲会把压岁钱全部收回去，我们没有任何支配权。
记忆中惟一可以去拜年的，就是奶奶家。奶奶不是我爸爸的娘，而是我叔叔的妈，我们喊她“阿婆”我们和阿婆家虽然对门而居，两家的关系却不即不离，像少有走动的亲戚。
阿婆从没给过我们压岁钱。我们这么惦记着给她拜年，图的是她家的一点零食，叔叔和婶婶是双职工，阿婆家的条件比我们家好多了，而当年我们家的零食几乎是零。
老家的人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而大年初一是三春之首。这一天，我们在母亲的督促下早早起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母亲说正月初一起得早，昭示着一年到头勤奋勤勉，不怠不惰。母亲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大年初一不能哭，一哭你这一年都得倒霉：大年初一扫地要从外向里扫，否则就把家里的好运都扫到外面去了。
对母亲的训导，我半懂不懂。我热衷的是去阿婆家拜年。一大早，我和弟弟穿戴整齐了，就去敲阿婆家的门。阿婆通常让我们在寒风里稍等片刻，然后才开了门。阿婆并不欢迎我们进屋，而是用一个木制盘子把我和弟弟堵在门槛边。于是我和弟弟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阿婆我们给你拜年来了，祝你老脚轻手健，长命百岁
那个盘子很小，也很浅，里面躺着七八根阿婆自晒的番薯条，十来只带着干泥巴的荸荠，一把爆米花。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谢过了，抓起它们往口袋里装，然后把盘子还给阿婆，欢天喜地地回家了。
那些荸荠和番薯条，就这么温馨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上了小学，我懂得难为情了，再也不好意思为了零嘴儿巴巴地去敲阿婆家的门。但是拜年却换了一种形式进行着，对象也换成军属和烈属。每每年前年后，在村干部或小学老师率领下，我们敲着锣，打着鼓，去登这些“光荣人家”的门。每到一处，先把春联贴上，再把年画刷好，还要放一串热情洋溢的百子鞭炮。烟硝还未散尽，老师们就拉起了二胡，吹响了笛子，我们这帮小丫头们就载歌载舞，那首歌就叫拜年歌：
新年到（哪个）好热闹
男女老少（那个）齐欢笑
鼓儿咚咚地响，（咚锵咚锵咚咚锵）
锣儿当当地敲。（哐嘡哐嘡哐哐嘡）。
快乐的新年年年有
（那么）今年新年更热闹！
这样的拜年虽然赚不来零食，但很受乡亲们的欢迎。每到一处，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引来许多人观望。老师们说这种拜年效果很好，干部们还因此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于是越发地热衷起来。每每放了寒假，他们就组织节目，叫上我们认真排练，从单纯的一首拜年歌，扩大到演唱四季调，杨柳青，还有相声、三句半和小戏。在外就读的高中生、大学生回来了，也参加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村的大人太有才了，他们会审时度势，自己编剧，自己谱曲，歌颂社会主义，宣传政策法令。后来居然把移植的瓯剧洪湖赤卫队都搬上台了。年味儿伴着悠扬的旋律，在村子上空飘扬，把节日的氛围营造得浓浓的。
我们村的“拜年团”出名了。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所以到处有人来请我们去演出。拜年团白天忙不过来了，晚上接着干。为了让我们发挥得更好，乡亲们卸下自家大门，搬出准备造房的大木头，搭了结实的戏台，挂起了白炽的汽灯，让我们涂脂抹粉，身穿戏装，风风光光地登台演出。
风光是风光了，可从来没人请我们吃顿饭喝杯水，也从来没人往我们口袋里装点番薯条和爆米花。三九天气，滴水成冰，我们身上的那点卡路里早被寒风刮跑了，衣袂飘飘的站在四面透风的后台，冷得上下牙齿一个劲儿打架，怎么使劲都止不住。我想糟了，这个样子开口演唱，还不把自己的舌尖都磕掉了？可奇怪的是，只要音乐响起，登了台亮了相，我们一个个都不哆嗦了，一张口，伶牙利齿地该说快板的说快板，该唱道情的唱道情，一个绊子都不打！
那些年，我们在师长的带领下，东奔西走，乐此不疲。
成人之后，我就退出了那种张扬的宣传团拜，尤其是自己做了母亲后，各种压力使我连对亲人的拜年欲望也渐渐淡去。春节不回娘家，就例行公事地给两老寄张贺卡；回一次娘家，拜年的话还没出口，父母亲就把准备好的压岁钱往我儿子怀里塞。那时候他们还很穷，这让我非常不安。等到我当奶奶了，父母亲的日子才真正地好过起来，他们的孙辈曾孙辈也已经递增到数十个之多，母亲怀里就揣上数十个红包，见一个塞一个，而且数字还不少，好像在弥补当年对我们的亏欠。弟弟弟媳、妹妹妹夫们也上行下效，我每回一次娘家，我的孙子孙女就能收获一大堆的压岁钱，我自然也要给弟妹的孩子们塞红包，送过来送过去，孩子们的腰包鼓了，大人的钱包却癟了。
如今的拜年，倒是越来越科学、越来越便捷了。节前节后，只要你愿意，拜年电话打爆了也没人抗议。坐在电脑面前，轻轻地敲击着键盘，伊妹儿像报春的喜鹊一样，快活地飞过来飞过去：手机短信最有创意了，有的还很有文学水平。读着那些温馨的、情意绵绵的文字，我常常是幸福得一声叹息。
孩提时，母亲不许我们到亲戚家拜年，连外婆和舅舅家也不例外，虽然他们都住得很近，我们只要跑过一条短短的辘轳把胡同就到了。现在想来，母亲是怕让人家破费，那时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母亲的一句口头禅是：出门不搅扰，在家不烦恼。
给自家父母的拜年就省略掉了，他们本来就没这个心情。年三十，忙完了一切的母亲会在我们枕下塞几毛钱的红包，我们打开看看，一点喜悦的感觉也没有，因为过了年，母亲会把压岁钱全部收回去，我们没有任何支配权。
记忆中惟一可以去拜年的，就是奶奶家。奶奶不是我爸爸的娘，而是我叔叔的妈，我们喊她“阿婆”我们和阿婆家虽然对门而居，两家的关系却不即不离，像少有走动的亲戚。
阿婆从没给过我们压岁钱。我们这么惦记着给她拜年，图的是她家的一点零食，叔叔和婶婶是双职工，阿婆家的条件比我们家好多了，而当年我们家的零食几乎是零。
老家的人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而大年初一是三春之首。这一天，我们在母亲的督促下早早起来，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母亲说正月初一起得早，昭示着一年到头勤奋勤勉，不怠不惰。母亲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大年初一不能哭，一哭你这一年都得倒霉：大年初一扫地要从外向里扫，否则就把家里的好运都扫到外面去了。
对母亲的训导，我半懂不懂。我热衷的是去阿婆家拜年。一大早，我和弟弟穿戴整齐了，就去敲阿婆家的门。阿婆通常让我们在寒风里稍等片刻，然后才开了门。阿婆并不欢迎我们进屋，而是用一个木制盘子把我和弟弟堵在门槛边。于是我和弟弟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阿婆我们给你拜年来了，祝你老脚轻手健，长命百岁
那个盘子很小，也很浅，里面躺着七八根阿婆自晒的番薯条，十来只带着干泥巴的荸荠，一把爆米花。但是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我们谢过了，抓起它们往口袋里装，然后把盘子还给阿婆，欢天喜地地回家了。
那些荸荠和番薯条，就这么温馨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上了小学，我懂得难为情了，再也不好意思为了零嘴儿巴巴地去敲阿婆家的门。但是拜年却换了一种形式进行着，对象也换成军属和烈属。每每年前年后，在村干部或小学老师率领下，我们敲着锣，打着鼓，去登这些“光荣人家”的门。每到一处，先把春联贴上，再把年画刷好，还要放一串热情洋溢的百子鞭炮。烟硝还未散尽，老师们就拉起了二胡，吹响了笛子，我们这帮小丫头们就载歌载舞，那首歌就叫拜年歌：
新年到（哪个）好热闹
男女老少（那个）齐欢笑
鼓儿咚咚地响，（咚锵咚锵咚咚锵）
锣儿当当地敲。（哐嘡哐嘡哐哐嘡）。
快乐的新年年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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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拜年虽然赚不来零食，但很受乡亲们的欢迎。每到一处，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引来许多人观望。老师们说这种拜年效果很好，干部们还因此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于是越发地热衷起来。每每放了寒假，他们就组织节目，叫上我们认真排练，从单纯的一首拜年歌，扩大到演唱四季调，杨柳青，还有相声、三句半和小戏。在外就读的高中生、大学生回来了，也参加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村的大人太有才了，他们会审时度势，自己编剧，自己谱曲，歌颂社会主义，宣传政策法令。后来居然把移植的瓯剧洪湖赤卫队都搬上台了。年味儿伴着悠扬的旋律，在村子上空飘扬，把节日的氛围营造得浓浓的。
我们村的“拜年团”出名了。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所以到处有人来请我们去演出。拜年团白天忙不过来了，晚上接着干。为了让我们发挥得更好，乡亲们卸下自家大门，搬出准备造房的大木头，搭了结实的戏台，挂起了白炽的汽灯，让我们涂脂抹粉，身穿戏装，风风光光地登台演出。
风光是风光了，可从来没人请我们吃顿饭喝杯水，也从来没人往我们口袋里装点番薯条和爆米花。三九天气，滴水成冰，我们身上的那点卡路里早被寒风刮跑了，衣袂飘飘的站在四面透风的后台，冷得上下牙齿一个劲儿打架，怎么使劲都止不住。我想糟了，这个样子开口演唱，还不把自己的舌尖都磕掉了？可奇怪的是，只要音乐响起，登了台亮了相，我们一个个都不哆嗦了，一张口，伶牙利齿地该说快板的说快板，该唱道情的唱道情，一个绊子都不打！
那些年，我们在师长的带领下，东奔西走，乐此不疲。
成人之后，我就退出了那种张扬的宣传团拜，尤其是自己做了母亲后，各种压力使我连对亲人的拜年欲望也渐渐淡去。春节不回娘家，就例行公事地给两老寄张贺卡；回一次娘家，拜年的话还没出口，父母亲就把准备好的压岁钱往我儿子怀里塞。那时候他们还很穷，这让我非常不安。等到我当奶奶了，父母亲的日子才真正地好过起来，他们的孙辈曾孙辈也已经递增到数十个之多，母亲怀里就揣上数十个红包，见一个塞一个，而且数字还不少，好像在弥补当年对我们的亏欠。弟弟弟媳、妹妹妹夫们也上行下效，我每回一次娘家，我的孙子孙女就能收获一大堆的压岁钱，我自然也要给弟妹的孩子们塞红包，送过来送过去，孩子们的腰包鼓了，大人的钱包却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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