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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英看起来自然质朴，其实骨子里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她像一只快活的杜鹃鸟，整天悠啊悠的，东家串串，西家荡荡，咕咕咕地说笑个不停。郑家湾世世代代崇尚“勤俭”两字，女人们尤其要以身作则，而郭海英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口袋里装着永远也嗑不完的葵花籽儿，她倚着我家的大门和我奶奶嗑闲牙，飞了一地的葵籽壳儿，让忙碌进出的人们踩得沙沙作响。有一回郑宝玉找不着郭海英来问我，我说，顺着地上的壳儿找吧。郑宝玉俯下身子，详细地读着地上的葵花籽壳路标，终于找到了他的宝贝老婆。
日子就这么消消停停地过，郑宝玉上课的时候，小黎明有瞎眼奶奶摇着抱着，郑宝玉放学回家，就忙着淘米洗菜做饭。郑宝玉也曾试着让郭海英做点什么，比如像郑家湾妇女那样拿点“花巾”绣绣，或者帮学校的食堂挑水拣菜什么的，至少可以赚几块钱补贴家用，可是郭海英只装没听见。首先看不下去的是我妈，我妈说：郑宝玉，你不能这么宠着老婆的，你看看左邻右舍哪一个女人像她那个样？——我都替你羞愧死了。郑宝玉从他的小学班主任那儿获得了勇气，回到家就对郭海英说：你不能再这么闲逛下去了，那怕去晒晒稻草，晒稻草可一点都不累。郭海英听了这话，她双手叉腰，杏眼圆睁，大声嚷嚷道：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养不活老婆结什么婚！”
郑宝玉压低了嗓门，说：“轻点轻点，让邻居听见像什么话。”
郭海英干脆冲出门去，站在路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越发把喉咙扯得震天价响：
“你怕丑怕难为情了？——姑奶奶我可不怕！大家快来看啊，七讨饭，八教书，这个臭教书匠穷得连老鼠都搬家了，还要摆大男人臭架子！”
要脸的怕不要脸的，讲道理的怕胡搅蛮缠的，郑宝玉算是服了郭海英，他低声下气连拍带哄地求她进屋，从此再也不敢和她较量了。
凭良心说，郭海英高兴时，也会做点小活的，比如端午节，她会包几只她喜欢的豌豆粽子，但绝对不超过十个；郑宝玉买了海鲜，她偶尔也下一回厨房，但只限于做一个菜。有一次，正在做饭的郑宝玉让一个学生家长叫走了，把一条剖好洗净的带鱼交给郭海英煎。郭海英将鱼下了油锅，发现没了酱油，就拿了个瓶子去小卖店，打了酱油，又称了半斤瓜子，便跟小卖店的女主人聊了起来，家里的油锅先是冒烟，接着便窜出呛人的烟味来，瞎婆婆大声叫喊“海英海英”没人答应，却听得轰的一声，只觉得热浪滚滚，什么东西着火了，瞎婆婆已经透不过气来，却知道抱起孙子，摸索着向门口走去，不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那火趁机就舔了她的衣服，瞎婆婆忘了疼，只是紧紧地把孙子搂在怀里。眼看祖孙俩都要死了，幸好挑水的阿宽叔经过他家门口，他把一桶水拨进屋子，把昏厥过去的祖孙俩一块儿抱了出来
出了这件事，郑家湾的唾沫子都足够将郭海英给淹死了，郭海英一生气就跑回了棺材岛。我妈对郑宝玉说，让她滚吧，趁热打铁休了她。离了婚，我帮你找一个老实顾家的。
白日里，郑宝玉硬着头皮教他的书；到夜晚，便搂着儿子在床上痛苦地辗转反侧，想想郭海英的可恨可恼，眼前晃的却是那张迷人的脸蛋和那勾魂摄魄的身段。最令他受不了的是，小黎明正在牙牙学语，一天到晚哭喊着要妈妈。三天之后，郑宝玉长长地叹了口气，向校长请了个假，去棺材岛将老婆接了回来。
仿佛是一夜之间，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郑家湾，杨柳绿了，桃花红了，几乎没化什么力气，我就被调到乐城县中心小学任重点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等到柳絮飞扬桃子冒出那红红的小嘴时，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现在的文化局洪局长找到了郑家湾，请郑宝玉出山。新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方面他要为一些受过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在出作品出人才上抓出成绩，凭着职业敏感，出作品出人才还非郑宝玉莫属。
那一天，郑宝玉领了妻儿来到我家，告诉我妈这个天大的喜讯。小黎明则缠着我儿子给他做风筝。我拍拍他那英气勃勃的脸蛋问：你爸爸要进城了，你是跟着爸爸去县城呢，还是跟妈妈留在郑家湾。小黎明毫不犹豫地把脸一扬，说：当然跟爸爸，要不谁给我擦屁股啊！
郭海英拍了儿子一巴掌，说，小猴精灵，你也用不着跟谁不跟谁了，我在这郑家湾也待腻了，大家干脆一起进城，过几天舒坦日子去。
我妈一个劲地叹气，我知道，她一直对郭海英耿耿于怀，他说郑宝玉太善良，太没有杀性。有一回妈曾经跟我说：成也善良，败也善良。郑宝玉一辈子没犯过什么错误，错就错在娶了这么个宝贝老婆。这一进城，还不知会捅出什么乱子呢。
郑宝玉留下了瞎眼老娘，——原本他是要带上娘的，可是郭海英坚决不同意，只得作罢。一条小船把一家三口和必用的家什装了，咿咿呀呀地划进了乐城。文化局宿舍是幢五八年砌的二层楼房，墙壁是竹条编的，两面抹上些泥巴。破损处，常有臭虫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出来打劫，咬得小黎明的身上满是樱桃般的疙瘩。郑宝玉买了些六六六药粉，把墙壁粉刷了一遍，又将所有的缝隙弥了个严严实实，从此平安无事。
有了良好的环境，郑宝玉的创作热情像青春期那么勃发，他差不多是没日没夜地待在那间由仓库勾隔出的小画室里，几年功夫，他的洛神、貂婵、虞姬、西施从那间光线阴暗的小房里飘逸而出，并且在地区和省级的报刊上频频露面。有一回，有人愿意出钱买他的昭君出塞，终归因为主人爱之太深不肯放手。创作顺利时，郑宝玉常常要拖老婆去画室看看，郭海英死活不去，他就把他的仕女送到郭海英的鼻子底下，郭海英一把推开了，还舞手顿足地嚷嚷着：
“郑宝玉，干嘛老拿这些死人来烦我！”
郭海英虽然不看画，可也没有闲着，首先，她和一帮新结交的朋友们去逛市场，用老公有数的工资买来无数的小玩意儿；接着，她开始加入庞大的跳舞大军，别看她没读过多少书不懂音律节奏，对跳舞却有一种天赋，不管是慢三快四探戈吉特巴，只要男伴行，一带就带起来了。
那年夏天，郑宝玉接到通知，要到一个避暑胜地去开创作研讨会，临行时对郭海英说：
“我这一出门要半个月，我不在家时，饭你自己做，衣服你自己洗，马桶隔天要倒一次，天太热，要当心”
“郑宝玉，你有完没完？比你老娘还罗嗦！——有这空闲工夫，不如把小黎明也带了去，别让他老缠着我，烦！”
郑宝玉住了嘴，他红着脸，长长地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嫌我不好就离婚！跟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楣了，工作没个工作，要钱没个钱化，走亲戚也没个有头有脸的亲戚！”
郑宝玉果然就带了儿子出差去。
他们夫妻间的口舌龃龉，我本来是无法听到的，可那时候郑宝玉楼下的一位摄影干部正在搞个人摄影展，他的作品巡回展出到我们学校时，顺便也把郑宝玉两口子的逸事对我“展出”了一番。
郑宝玉出差第三天，摄影干部就诧异楼上没了声响，——平日里郭海英是惯于创造各种噪音的。心想这个疯玩的女人，不到深更半夜是不回家的。于是就耐心地等待，等待郭海英扔过沉重的皮鞋后他方能入睡，可直到凌晨三四点，也没听见稀松的楼板承受高跟皮鞋时那种熟悉的嘎吱嘎吱声。
到了第四天或者是第五天，楼板的缝隙里开始往下掉东西，沙，沙，似春雨，可那“雨”是成形的，白白的，软软的。摄影干部有些近视，他捡起来，那东西竟在他手里蠕动，赶紧找来眼镜，我的妈呀，竟是蛆虫，满屋还在沙沙沙地下蛆虫，有一颗还掉在他的脸上。
摄影师抱头鼠窜了去，再也不敢回屋了。
逍遥在外的郭海英还不见影子，郑宝玉却已经回来了。他打开屋门，只见满屋子的蛆们熙熙攘攘四世同堂，老的已经化蛹成蝇，中的由白变黑拖着条长长的尾巴，嫩的还前扑后继地从马桶里滚将出来
郑宝玉的头胀得比斗都大，他傻了一阵，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臭地扑进屋去，把满地的蛆们踩得爆炒米似的啪啪作响。为了把草席上、地垫下、宣纸卷中、书画缸里和四面壁上引体向上的蛆们打扫干净，郑宝玉化了整整两天时间，接着又化上同样的工时去收拾摄影师的屋子。
红脸局长听到这类消息，觉得这样下去不但要毁了郑宝玉，而且有损文化局的形象，于是叫了郑宝玉去狠批了一顿。郑宝玉说，她没工作，才闲得乱跑，有个事儿让她干着就好了。洪局长想着郑宝玉刚刚捧回来的奖状，心软了，说，我们的电影院还缺个卖票的，让郭海英去吧。
郭海英刚一参加工作，一天到晚见各色人等为电影票争争吵吵纷纷扰扰，觉得新鲜有趣，更有一种心理的满足，倒也认真干了几天，可不到三个月，就嫌售票房是个牢笼，关得她寸步难行喘不过气来，就让郑宝玉给她换工作，影院经理就把她调去管映场，没几天，她又嫌映场太乱太黑损眼睛，有一回竟跟小流氓打了一架。于是又要调岗位，就有人在她背后挤眉弄眼吹口哨，各级头儿也不再理她，郭海英就泡病假，一泡两泡，觉得到底还是歇着舒服，就再也不去上班了，影院经理就向上级反映，红脸局长提醒了郑宝玉几次，郑宝玉又好生说给老婆听，郭海英竟无动于衷。说得重一点，郭海英就扯起嗓门作雷霆怒，说老公当官妻享福，老公窝囊妻劳碌！郑宝玉求她轻点轻点这里可是文化局宿舍，郭海英越发上了劲，嚷得那墙壁啪哒啪哒往下掉土块。这时候，那些瞄着她位置的家属纷纷出马各显神通，洪局长受压力不过，只好算她自动离职，把位置让给别人。
那一天傍晚我家访回头的路上，迎面过来一花枝招展的女人，她步态婀娜，风情万种，人未到处，一阵阵的香气袭人而来。及至近了，我才看清是郭海英。她的脸上扑了太多的粉，嘴唇涂得很红，睫毛浓浓地向上刷起。她一见我就笑，按郑家湾的习俗，开口就叫我“阿丹姑”她的声音变得粗哑，语速极快，她的大致意思是郑宝玉太老实太无能太书呆子气了，守着那几块工资守着那些陈年百代的死女人不放，现在人人都下海赚钱她也下海了，她要干出点名堂给郑宝玉瞧瞧。
“我要开个饭店。”末了她向我宣布道。
就凭她这么个懒劲儿？我从心底里开始否定。但我立即调整思路，让自己的跟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欣赏着她那美妙的体形，看着那被浓妆艳抹掩埋着的靓脸，心想现在什么样的怪事儿都会有，说不定她的脸蛋就是有形资产，她担任饭店嫂职务或许能招徕众多的食客。
“祝你成功。”我说，继续走自己的路。
郭海英一把拉住了我，说：“现在我缺的就是资金；阿丹姑，你借我个十万八万，我给你五分月利，六分七分八分也行。”
我吓了一跳，大凡借钱的部总希望利息越少越好，当时乐城民间借贷的利息是一分到一分五，她怎么会抛出这么个天文数字来？我疑惑地盯着那张粉蝶般扑闪不定的脸，我发现那上面有我不能理喻的怪诡。
“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心想有也不敢借她。我断然挣开她的手，走了。
三天之后，郑宝玉走进我那间临溪的宿舍。他一反平日的坦然，双目盯着窗外一棵为溪水伴舞的柳树，期期艾艾地开不得口，我说，郑宝玉你怎么了？你跑到我这儿不是专为聆听泉水叮咚的吧？
他的脸憋得通红，半晌，才嗑嗑巴巴地说：郭海英要开间饭店，凑不起资金。
我明白了他的来意，说：
“你不觉得，她会将钱都打了水漂漂？”
“不至于吧？她这人就是橄榄屁股坐不住班，做生意可能行。”
“如果可能不行呢？”
“那也只能让她试试。”
“我可试不起。郑宝玉，我只有两万元，预备着明年儿子上大学的。”
“你先借给我，你儿子上大学时我一定还你。”
“如果到时候还不出呢？”
“你还不相信我吗？她就是搞砸了，我卖了那张任颐的洛神赋还你。”
我看着郑宝玉染霜的鬓角，看着那根越陷越深的“悬针”心里涌出了些许苦涩，些许同情。我回头拿来存折，交给了他。
那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听说了此事，狠狠地骂了我一通，他说我没跟他商量就自作主张，说我干下天下第一蠢事，说这二万元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那间叫作“好再来”的饭店开张那天，我正好骑着自行车从火爆的鞭炮声中经过。“好再来”的店牌是郑宝玉的书法家朋友写的，显得雍容大气；而一只只纸花插的花篮又让人觉得艳俗不堪。那个傍晚“好再来”门前贵客盈门车水马龙，郭海英花枝招展地站在檐下，春风满面地招呼着宾客，其中不乏要害部门的诸侯。我不由想道，也许郑宝玉说得对，郭海英是个做生意的料。
半年之后，一位叫高欣喜的学生家长一脸沮丧地找到了我，他劈头就问；
“钱老师，听说你和郭海英同乡同村，你能带我去找她吗？”
“她不是‘好再来’的老板吗？你去饭店找她就行了。”
“我的钱老师哪，那个‘好再来’早就无人再来了，郭海英卷了我的五万块，跑了。”
我的心虚空了一下，心想不幸被我先生言中了。这可倒霉透了，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而咬紧牙关积攒起来的学费却让我给糟蹋了。
“你怎么会认得她的？”我心不在焉地说。
“是早锻炼炼熟的。”高欣喜回避了“跳舞”二字。“她说是你的同乡，你也借钱给她了，你那张存折，还是我陪她一起去取的，我想你钱老师做事总归是不会错的。那时候她的‘好再来’正在装修，挺气派的；也怪我，贪图那高利息”
我想，我也是贪图那利息吗？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心太软，见不得郑宝玉那尴尬样子，想不到我的软心肠不但损了自己，还牵扯了别人。
“好，我们找她去。”我说。我们一起来到文化局，那间由仓库分割出来的创作室，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他们砸画桌砸凳椅砸颜色碟砸热水瓶，看见值钱的东西就往怀里塞。有几个老拳已经砸到郑宝玉的头上，狼狈不堪的郑宝玉抱头而不鼠窜，他钉在屋里承受着一切，嘴里说些什么，却被汹涌的咒骂声给淹没了。
一声惨叫，像一块尖锐的玻璃碎片，在我的心上划了一下，只见郑黎明像一头小老虎似的扑了进来：
“坏蛋！流氓！不许打我爸爸！不许！”
小黎明的眼神里，有一种让我不寒而栗的东西，是惊惶，是愤怒，是仇恨！他才十二岁，不应该有这种眼神啊。我站了出来，斥责债主们的野蛮行为，并搂了小黎明说，明明，别怕。来，跟姑走。郑黎明挣开我的手，倔倔地站在那儿，漂亮的脸上被屈辱的泪水弄得湿漉漉的。
洪局长带了一帮人来了，喝道：都什么年代了，看谁再敢打砸抢！我可要叫派出所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混乱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些，就有人说，没有别的话，她老婆骗了我们的钱，我们跟他要，不还我们就不走人。
郑宝玉可怜巴巴地说，不是骗钱，是亏损，她那个‘好再来’亏得厉害，开不下去了。
“你娘的你骗鬼呀，谁不知道现今他妈的的饭店最赚钱，要不我们当初还不敢借钱给她呢！你他妈的把她藏到哪儿去了，讲！”一个酒糟鼻子凶巴巴地说。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她上哪里从来不告诉我的。”
“我攒了一辈子，就攒这么几个棺材钱啊，你们可不能黑着良心昧了去！”一个头发雪白的老爷子说
“跳舞呀！打牌呀！和不三不四的臭男人逛商城看风景去了——我都碰上好几次了。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任着老婆撒野不管哪！”一位胖胖的中年女人说。
郑宝玉的脸胀得像猪肝，豆大的汗珠跌跌撞撞地下，如果有个地洞，他一定会奋不顾身的钻下去。
“说，这债你他妈的到底还不还？”
“还，一定还。”郑宝玉一脸的诚恐诚惶。
“怎么还？”
“工资，从我工资里扣。”
“你每月的工资有多少？”
“给我们爷俩留点饭钱，剩余的都还债。”
“那要还到猴年马月哪！”
郑宝玉窘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心有点儿疼，有点儿恨，我对高欣喜说，待在这儿没用，走，我们到郑家湾找郭海英去。
郑宝玉乡下的那两间旧房，因为多年不曾修理，如今显得更旧了，屋背上长出那种肥肥的“穷花”一群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地吵架。瞎眼婆坐在檐下，用一块木板和一根细竹竿搓棉花条儿，她的动作烂熟而准确，乍一看仿佛不是瞎子。
“宝玉娘，海英可在你这儿？”
“阿丹回来了？”老太太的耳朵还是那么灵光。继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别提海英了，自从去了县城，一次都未回过家。”
“你晓得你儿媳妇到哪儿去了呢？”高欣喜焦急地问。
我知道这话是白问，果然，老太太瞪着两个空洞的眼睛，说：“她不是在城里开馆子么？”
我仔细地审视着那张枯槁的脸，几茎衰败的头发，在宝玉娘水土流失的脑袋上无助地摇曳着。
那一个冬天格外的冷，一场大雪之后，整个乐城银装素裹。屋背上、山峦上的积雪，个把星期都不肯化去。出太阳了，天空明净瓦蓝，校舍瓦背的雪渗出了滴滴泪水，沿着屋檐缓缓地流淌，小北风一吹，却变作一根根冰碴，凌厉地挂在檐下。
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在练习原地跳高，他们半蹲着身子，运足了气，猛地弹跳起来，落下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半截冰凌子，然后像吃冰棍般有滋有味地咂着。我嚷道，这东西不卫生，不能吃。他们反倒来了劲，高举冰凌呼啸着作鸟兽散去。
郑黎明又迟到了。这阵子，这个孩子变得忧郁，内向，眼里常常燃烧着一股邪邪的火，叫人看了害怕。此刻，他蔫头蔫脑的站在教室门口，冷漠地喊着“报告”
“怎么回事？也吃冰棍去了？”我还在为刚才的冰凌子生气。
郑黎明阴了脸，眼睛朝上看着天花板。
“不说明理由你就这么站着。”
过道里的风很大，郑黎明跺着脚，一会儿就冻得脸色铁青，终于，他开口说了：
“我爸，我爸病得厉害，住院了。”
我的心颤了一下，后悔不该这么对待孩子。放学后，我让小黎明带路，直奔乐城县人民医院而去。
郑宝玉的身体一直很好，他每天晨跑，年年冬泳，四季冷水浴，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不曾病过，这一回是怎么啦。
郑宝玉住在一个集体病房里，虽然是寒冬腊月，因为人多，病房里暖融融的气味复杂，一只过冬的苍蝇还能够轻盈地舞蹈着，不时地停在郑宝玉的茶缸沿上，很潇洒地搓着一对前脚。郑宝玉的臂上插着输液管，他的脸颊烧得通红，嘴唇干燥，鼻翼翕动，显得十分痛苦。我问，什么病？他说，肺炎。我说，你怎么搞的？他喘着气，沉默良久，终于启口说
“营养不良——医生说。”
我震惊了。在这发达的南方沿海的小城，在这欣欣向荣的九十年代，一个国家干部，一个颇有才华的画家，会营养不良？
“发工资那天，债主们就在财务室等着，一拿到钱，就被瓜分了，留下的一点饭钱，得先保证小黎明，他正在长身体”
“郭海英现在在哪里？起码得回来照顾你呀！”
“一点消息都没有。她就是回家，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起那些气势汹汹的债主，想起那些活泼蠕动的蛆虫，心想是啊，郭海英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说，郑宝玉，不用自虐了，要知道，身体才是革命本钱哪，我手头还有千把块钱，待会儿给你送过来，该补充营养的时候就得补充。
郑宝玉嗫嚅着，泪水从他那通红的眼里溢出：不，不要。你那二万块，我暂时还还不了，那张洛神赋，已叫那个酒糟鼻给抢去了。
第二年万物复苏的时节，一天下班路上，我遇见那个住在郑宝玉楼下的摄影师。他挺神秘地说，郑宝玉欠你的钱还了吗？我说：他那个贫病交迫的样子，谁忍心开口呀，再说，他也确实没有钱。
“你错了，他如今发了，深圳有人给他寄钱，隔三岔五都有绿色的汇款单飞进我们局传达室，每张都有有千儿八百的。”
我惊诧不已。这些年常有侨胞台胞回家寻亲，寻着了，就大把大把地往家寄钱，郑宝玉莫非也遇上财神爷了？
可是郑宝玉和我同乡同村同时长大，他们家社会关系极其简单，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亲戚朋友们逃往海外的。
我不再费心思猜测了，推上自行车，朝文化局踩去。
郑宝玉的画室里还有三四位书画爱好者，或者是他的崇拜者，他们在专心致志地在看郑宝玉作画，脸上盛满了崇敬和幸福。那是一幅蚕女图，远近明暗的蚕匾，流油滴翠的桑叶，肥硕雪白的蚕宝宝，一个穿着红肚兜的俊秀村姑，正全神贯注地俯视着她的蚕宝宝，脸上洋溢的母爱叫我怦然心动。
郑宝玉抬起了头，他比从前清瘦了些，脸色还有点苍白。
“郭海英在深圳。”郑宝玉见了我就说“现在她给我寄钱了，我先把外人的债还掉，你嘛，再等等好吗？”显然，他把我当作亲人，当成姐妹。他从抽屉里拿出张汇款单，上面赫然写着八百元。
“郭海英在干什么，那么来钱？”
“当三陪。”郑宝玉说，一脸的泰然。
我急着给他使眼色，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门心思地给她的蚕女画嘴唇，那唇形美丽、丰满，颜色健康。
那帮人走后，我气急败坏地对郑宝玉说，你怎么可以让郭海英去当三陪？又怎么可以把这事说给外人听？
郑宝玉把眼睛张得大大的，一脸不解地望着我说：
“三陪就是陪吃陪喝陪唱歌，这不也是工作吗？有什么不好的？”
“仅仅是这样吗？”我觉得自己的喉咙都冒火了。
“郭海英说，她们身上别着号码，排排儿坐在几条长凳子上候客，客人看中了，就对妈咪说，妈咪就呼喊几号站起来，跟着客人进包厢。”
郑宝玉说着这些，很是平和坦荡与光明磊落，倒叫我气也不是，恨也不是，我忽然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产生怀疑，我这是不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
郭海英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责任心，但做母亲的良知未泯。在深圳站稳了脚跟，便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郑宝玉说，你就这么一跑了事，欠的债务怎么办？郭海英说，人家怎么办我也怎么办。郑宝玉说，你拐了人家的血汗钱活命钱棺材钱，你不怕报应吗？郭海英说，让我下辈子进地狱好了。郑宝玉说，不是下辈子，是现世报，母债子还，天经地义，你想想，小黎明在学校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你那些债主的儿子都骂他揍他，把尿撒在他头上，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娘跑了找儿子，儿子还不了找孙子，子子孙孙还下去郭海英大骂着混账王八蛋把话筒摔了，没几天，第一张汇款单就在众目睽睽之中摆到了郑宝玉的画桌上。
跨过了四十岁的门槛，郭海英回到了乐城。她的身段依然保持良好，面色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显得苍白无华。从此，她那破缝纫机般的轧轧声又到处喧哗起来。
“阿丹姑，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仗义的？”那天，她倚在了我家门框上。她的脸依然擦得雪白，她的唇依然涂得猩红，阴暗的光线省略了她皮肤的皱纹，让我觉得她满可以在深圳再干几年。“整个乐城你打听去，谁有我这么硬气的？我辛辛苦苦地干了那么久，把债还个干干净净，你那二万块，上年就还齐了是不是？”
天底下就有这么些人，他们给人添了麻烦，反而觉得给你多大恩惠似的。
“我自已一个钱都没落下你明白吗？”为了加重语气，她那架破缝纫机踩得更来劲了“——我回来了，打算正正经经地办一个绣衣厂，跟外国人做生意，老外的钱好赚。”
“绣衣现在走下坡路了。”我不客气地浇了她一盆冷水。
“谁说的？我找了轻工业局，乡镇企业局，外贸局，都说绣衣行业看好！”
我觉得十分疲惫，就做出送客的姿态。郭海英的屁股却牢牢地粘在我家的椅子上：
“借我五万块，月息”
“得了，郭海英，现在我一千块都拿不出。”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又没赖你的帐。”
“我没钱拿什么借你？”
“啊呀阿丹姑，你如今都是校长了，还给我叫什么穷！我们乡里乡亲的，你好意思这么驳我的面子吗？”
“我早就没什么面子可言了。”
“你在骂我。”郭海英的柳眉微蹙，慢慢地倒竖了起来“王百万也有借雨伞的时候，保不定日后你也向我借东西！”
这时候我先生回到了家里，他一看架势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把牛眼一瞪，劈头就训，也不知是训郭海英还是训我：
“黏黏乎乎什么？没有钱，未必还割脑袋不成？放着正经事不干，倒有功夫磨闲牙！”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郭海英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捡起那只精致的蛇皮包，悄没声响地遁了去。
事后我跟郑宝玉说，你又让郭海英办厂了？郑宝玉说，我拦不住她。我说，你等着人家再次上门逼债吧。郑宝玉说，这一次不会的，她说肯定会赚钱的。我看了看郑宝玉，发现当年的高才生竟有些阿斗式的委琐。
郭海英做妈咪是一年后的事。这期间，她到底还是把绣衣厂给办起来了，也到底把那家绣衣厂给办砸了，郭海英便有了“潮水姐”的光荣称号，因为她总是像瓯江的大潮那么呼呼地上涨，又像瓯江潮水那么很快地回落，落潮带走的不仅仅是泥沙，连带的还有她费尽心机东挪西借的几十万元资金。
面临着第二次讨债高峰，郭海英想起重操旧业。可是她已经人老珠黄，做小姐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顺理成章地当了妈咪。不过这一回她没有浪迹深圳，而因地制宜地在我们本县的一间夜总会里埋头苦干。
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可怕的消息。那一天，我去宾馆接一批外地来本县观摩的教师，恰好和郭海英撞了个正着，职业敏感让她的眼睛一亮，说：
“钱校长，欢迎来我们黑森林夜总会消闲，”她的目光却在客人身上滴溜溜地乱转，接着她很煽情地说“我那儿新来了几位小姐，档次特高。”
不可救药，我想。这不可救药的不仅仅是郭海英，还有一些别的。
大堂里人来人往，有人朝着郭海英的背影，做了个在我看来意义不明的动作，引起了轰堂大笑，那笑里带着明显的荤腥和黄味。我替郑宝玉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
第二天恰是休息日，我特地登门拜访了郑宝玉。他已经从文化局宿舍里搬了出去，住一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单元房。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题为怨女的肖像作品，那青春却寂寥的面容，那艾怨却深情的眼眸，那随意的发式，那没有完全失去希冀的神态，活脱脱一个年青的姚端容！
我问：“这是你当年的作品？”
郑宝玉说：“当时哪敢？这是我最近的”
一个女人，能如此活在一个男人的心中，也算是值了。
“她如今在哪儿呢？”
“当年，我俩的事情是无望了，马卵驻地的攻势却越发凌厉，为了摆脱纠缠，也为了淡忘痛苦，她狠狠心远嫁到外地去了。”
“从那以后你们见过面吗？”
他摇了摇头，自语道：“好远，好远的地方呐，也许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我环视着这个家，除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再无其它长物。我说：“郑宝玉，复水难收，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关键是如何把现在的一切弄得好一点，”我顿了一下，觉得气氛有点沉重“真没想到你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他警惕起来，一双眸子定定地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郭海英的什么？我不听，也不相信，全是造谣！”
他终于也听到有关郭海英的流言蜚语了，——但愿是流言蜚语；可是他要做驼鸟，宁可把脑袋插在沙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当然，要一个男人承认这样的事是很痛苦的。
“郑宝玉，你不要自欺欺人了，你去红狐狸夜总会去看看就明白。”我忽然愤怒了，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倍“你那个郭海英，如果管不住她，干脆离婚算了。”
郑宝玉颓然地坐了下去，他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呜咽着说：我管不住她，也不能跟她离婚
这时候，郑黎明推门进来，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有着杜丘那样一张阴沉严肃的脸。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嘴角牵了牵，算是打招呼。我觉得，在这个学生身上，我是失败了。谁都有失败的时候，可是败的最惨的，应该是他的父亲郑宝玉。黎明进了里屋，我听到门锁嗒的一声锁上了。
“没考上高中，待在家里两年了。”郑宝玉看着黎明的背影说。
里屋响起传呼机焦躁的逼逼声，郑黎明开门出来，气咻咻地说：我说装电话装电话，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装！——老娘那儿出了点麻烦，我去看看。
“别惹事生非！”郑宝玉冲着儿子下楼的背影，不无忧虑地喊道。
一年之后的一个阴雨霏霏的夜晚，郑宝玉踢踢蹋蹋地跑到我家来，他没有打伞，雨水已经湿透了他花白的头发，并沿着衣襟、裤腿，淅淅沥沥地往下淌。
“出了什么事？”我的神经一下子崩得紧紧。
“黎明，黎明被抓起来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郑宝玉接杯子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尽可能地放松自己企图让他也放松，他喝了水，情绪慢慢地平静了些。
“夜总会，那个该死的地方。”郑宝玉叹了一口气，断断续续的说着，大意是这些年来，因为郭海英的事，他们爷儿俩没少受欺侮，黎明就和一些差不多的孩子们结成哥们，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红狐狸出了事，哥们呼隆一下全集齐了，横眉竖目拿刀使杖的，人都怕横，事情也就摆平了。昨晚遇到了个不怕死的，双方打斗起来，黎明性起，拿杀猪刀就往人家肚上捅去，把人家的肠子都拉出来了。
“他那脾性儿，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半点都不像我呢？”郑宝玉拍着脑袋，一副痛苦欲绝的模样。
“他像他妈，自控能力特别差。”我说。
“听说要判七年，阿丹，我就这么个儿子，我觉得自己要垮了。今天我求你了，你有没有学生家长在公安局的？”
我承认我是个没立场的，我明知道郑黎明罪有应得，但是我却见不得一个大男人这副模样，更害怕郑宝玉真的垮掉。于是我违心地为这个坏孩子去四处奔波。求人的滋味一点都不好，总是拿自己的热面孔反复地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这里面牵涉的远远不只一个公安部门的问题，更何况愤怒的被害者家属也没有躺在那儿睡大觉。可以说，我钻进了一个怪圈，我赔人情，赔面子，赔钱财礼品，赔得我都不敢告诉我家先生，而郑宝玉简直是个外星球人，对如今的世情一窍不通。我跑得差不多都虚脱了，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熟悉的、但实际上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他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一位几年前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
“你知道谁办这个案子吗？”事情有了进展，我赶紧给郑宝玉通风报信去。
郑宝玉当然猜不着。我按捺不住兴奋，自己把谜底揭了开来：
“也是郑家湾人，郑巧姑的大儿子郑志豪！”
郑宝玉怔在那儿，半晌，才如梦初醒似的嗫嚅着：
“报应，报应，现世报哪！”
我也在想，老天爷开了个怎么样的玩笑啊，如果与郑宝玉当初结婚的是郑巧姑，那么，他的儿子就不是阶下囚，而是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位法官了。
突然，郑宝玉像是被蛇咬着般跳了起来“完了，他们娘儿俩一定要报复我了！”
“谁像你这么小肚鸡肠的，况且也是上辈子的事，谁还记那陈年谷子烂芝麻的账。”我说“那天我找到他们家，说了黎明的事，巧姑还对儿子说，郑宝玉也不容易。再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郑字，你能帮忙就帮忙吧！”
郑宝玉唏嘘不已，忽然又问，她现在还住在郑家湾吗？
“你这个背时的，”我说“她住的是县城最气派的怡景花园别墅，如今在帮儿媳妇带孙子呢。”
郑黎明的案子拖了一年多，最后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半。他一直关在看守所而没有押往真正的监狱。判决书下来之日，也就是郑黎明释放之时了。
看守所座落在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山脚下。在郑黎明被羁押的日子里，郭海英一次又一次地登上山包，居高临下高呼：黎明！黎明！郑黎明就从屋里出来，站到了操场上，郭海英喝道：牛肉！一塑料袋的牛肉就飞过架着电网的围墙啪的一声落在郑黎明的脚边，再喊：烧鸡！再喊：花生米！然后是老爸豆腐干，老蔡脆菜心，衣服鞋袜，各类药品，应有尽有。
没有人来干涉郭海英的为所欲为，因为她早就把那位快到退养年龄但花心依旧的看守所所长慰安好了。
郑黎明出狱以后，因为他的狠劲，一个老板就雇用他做保镖，带到南方做生意去了，而郭海英却和看守所所长在外边租了间房子，偷偷地同居起来。他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俨然一对恩爱夫妻。那时节郑宝玉正在创作一幅十米长卷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里面涉及一百零八个人物。蹁跹袅娜的警幻仙子和她的姐妹们让郑宝玉魂萦梦牵，他干脆在画室里架一张小床，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边传得飞飞扬扬的桃色新闻，他根本就没听见。
直到腊月廿四，郑宝玉和他的作品一块儿从画室里脱颖而出，走在熙熙攘攘、疯狂购物的大街上，郑宝玉竟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辆三轮车逆向行驶而来，郑宝玉看见郭海英和一个陌生男人正在车里耳鬓厮磨，花花绿绿的年货湮没了他们的半个身子。车子溅着泥水和郑宝玉擦肩而过，他看见桔红色的车篷像是救生艇在海里飘浮。
郑宝玉回到已经阔别很久的家。家门的把手上，塞满了疏通下水道、疏通烟囱、疏通抽水马桶的小纸片广告，天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疏通，他觉得他和郭海英的某些东西倒是要疏通疏通。房间里灰尘丰厚，并散发着一种怪异的气味，让郑宝玉回忆起那些久违了的、满世界乱爬的蛆虫们。
抽水马桶真好，它可以解决许多从前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开始翻阅电话号码本，那些颠来倒去的数字他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他打郭海英的传呼，郭海英回电了：
“干什么？”缝纫机生硬地轧轧响着。
“黎明什么时候回家？”
“不回家，他在广州过年。”
“他都好吗？”
“就那样。”
“平安就好。——我去买几个菜，今晚你回家吃饭吧。”
“我这儿忙着呢，不回。”
郑宝玉叹了口气，开始收拾房间。他把扫帚伸向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让他空手而归。当他把扫帚伸向自己的床下时，居然勾划出了一只半透明的、弹性很足的男式避孕套，可是郑宝玉从来都不用这种东西啊。
他又给郭海英打传呼，打了三次，郭海英都没有回电，郑宝玉就留言道：有要事，务必回电。终于，破缝纫机便轧轧地响了起来：“郑宝玉你催命啊，我这儿还做不做生意？”
“你做生意还用避孕套吗？”
“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家床下扫出来着。”
“那，那可能是黎明拿着来当气球吹的。”
“都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还玩这个？”
“许是他小时候扔的。”
“上次大扫除都没见着。”
“郑宝玉你当你是谁？”缝纫机的噪音提高了一百分贝“别给脸不要脸，我们俩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就离！”啪的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有人敲门。是摄影师。摄影师已晋升为文联副主席，可住的还是文化局的房子。摄影师迈进屋里，说，一看到你门上的纸片儿没了，就知道你回家了。
摄影师是向郑宝玉求画来的，他要去北京搞摄影展览，需要一些东西打点。看着一屋子的凌乱，郑宝玉很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这里一个季度没住人了。
“谁说的？约摸一个月前，郭海英还带着她弟弟来住了几天。你那个小舅子好不讲理，我来抄水表，他正躺在这张床上，我以为是你，就喊，他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翻着一对虾皮眼说：你没长眼？瞎眼狗乱吠什么！”
小舅子郭海生像他的姐姐一样，有着一对漂亮的杏眼，怎么是虾皮眼呢？摄影师的双眸闪烁，他的笑容意味深长。
郑宝玉认得那个看守所所长，那个所长应该是“哥哥”而不是“弟弟”那么，郭海英到底有多少男人？郑宝玉觉得自己的心像向下运行的电梯，忽悠忽悠地坠了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郑宝玉孜孜不倦地给郭海英打叩机，郭海英像沉到海里去了，一点信息都没有。他跑到红狐狸夜总会，回答说她早就跳槽到迷你卡拉ok厅了，他又赶到“迷你”回答说她在一个月前就离开了。
郭海英好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
大年三十，郑巧姑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郑宝玉此刻正蹲在被推倒的剧院废墟上，让我去看看会不会发生意外。我放下正在做的一个叫“全家福”的大菜，跑到那个地点，我看见失魂落魄的郑宝玉在断砖残瓦上蹒跚踯躅。他的眼睛却一直在踪着在寒风中匆匆而过的桔红色三轮人力车。
我拉了他，在背风的一截残垣上坐下。他的眼神飘渺而迷离，忽然，他的目光落定在废墟的一角：
“那儿，就是当年姚端容的舞台。”他伸手指着。
我嘘了一口气，他还在追念美丽的初恋，而追求美好的人是不会走极端的。
“郭海英失踪了。”他终于说。
“这样的女人，失踪也罢。”
他紧抱着头，仿佛要抱住什么。
“郑宝玉，很多事你一直蒙在鼓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敢正视，有时候，正视一个事实是很痛苦的。”
他拼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不知道是用力太大，还是他的头发已经植根不深，只见一把把的头发很壮观的往下掉。
“这个年我可怎么样过？”
“要么去郑家湾过，要么把你妈接来；再不，叫上几个同学朋友去打牌，打他几个通宵达旦，人仰马翻。”
“姚端容来了信，正月里她要回家一趟。”
“那不是很好吗？”我为之兴奋起来。
“不好，我不能见她。”
“为什么？”
“我害怕，害怕岁月把最美的东西给破坏了。”
这个人，说到底还是个惟美主义者。
文化局给郑宝玉派了一趟车，让他把瞎眼妈接来了。那个下午我还去看了看，老太太都八十多了，腿脚还十分健朗。她摸索着扶手，一口气就登上了四楼。
除夕夜，郑宝玉没有打牌——我忘了他根本就没有学会打牌，而是不屈不挠地给郭海英打传呼，郭海英也不屈不挠的不回电。大约十一点光景，郑宝玉问我知不知道看守所所长的电话，我几番转折，告诉他一个手机号码。
郑宝玉拨通了手机，他毫不犹豫地说：叫郭海英听电话。当那熟悉的、嘶哑的声音终于响起时，郑宝玉把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话一口气念完；
“告诉你郭海英你今天晚上十二点前回家还算是我的老婆否则我们离婚！”
郭海英关了手机，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把头扎进看守所所长毛茸茸的胸口，懒慵慵地说：吓唬谁呢，我还不知他身上有几两骨头几两肉！
可是这一回郭海英错了，郑宝玉仿佛补了神奇的钙中钙，他的骨头在这个除夕夜突然硬了，春节一过，他就把一纸离婚起诉书送交了法庭。当法庭通知郭海英的时候，她才有点紧张了。其实她并不想离婚，这倒不是因为她还留恋郑宝玉留恋这个家，而是留恋郑宝玉的钱包，郑宝玉的仕女画近年越来越让人看好，傻乎乎的丈夫又从来不得懂化钱，那些钱还不全都填了她的欲壑。
郑宝玉看定那浓妆艳抹的脸，说：“离吧。”
“不离。”郭海英的媚眼一扑闪，脸上的香粉就飞飞扬扬地往下掉。郑宝玉诧异自己和她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没有发现郭海英原来是这么丑陋。
“那么我请个写手来，把你那些丑事写一本书，全世界兜售去。”
郭海英仔细审察着郑宝玉的脸。她猛地觉悟了：老实人发起犟来，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郭海英还有些许廉耻之心，她可不愿意自己成为畅销书的主角。
郭海英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但提出以下的条件，一，郑宝玉继续替她还债三年；二，郑黎明以后的一切要郑宝玉负责；三，现有的房子归郭海英。郑宝玉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甩掉了郭海英这个包袱，几乎所有认识郑宝玉的人都为他松了口气。古道热肠的人就积极地为他张罗新夫人，说是要抓紧时间把郑宝玉失去的一切给找补回来。我明知这种热心有点荒唐，但也抗拒不了一种冲动。刚好我们校一位老师新寡，丘老师长得不错，人也贤慧，且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跟郑宝玉很是般配。
安排了他们见面之后，我问郑宝玉，感觉怎么样？他磨磨蹭蹭地半天不张口，急得我性子上来，就吼他：
“郑宝玉，你还有没有男子汉的味儿，我可没功夫陪你粘粘糊糊！”
他红了脸，把脑袋摇过来摇过去道：“不好说不好说的。”
“有什么不好说的？”
“怕你生气，也怕伤害人。”
我知道我白忙乎了“你总得说出理由，否则我如何回话？”
“那么我说给你，你可不能说给别人；这个丘老师，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就是脸蛋、身材的比例不够准确。”
“郑宝玉，你画美人儿画糊涂了，我看林立果选美都没有你这般苛刻！你都五十多了，看来你吃漂亮女人的亏还没有吃够！”
“你又生气了是不是？那就当我没说。”
我呼哧呼哧地喘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干这种蠢事。
郑宝玉的上级，同事，学生家长们可没有生气，他们车轮战般给他介绍女友，却没有一个能通过“审查”的。
“你这辈子别再想娶老婆了。”那次同学会上，又有人提起他的婚事。我余气未消，兜头就给了他这么一句。老同学们就起哄，说郑宝玉就跟画上的靓女过好了，又不化钱又不惹事。郑宝玉显得忸怩，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总得对她有爱意啊，不然，还结什么婚？
“他说的对。”一位尝够了无爱婚姻痛苦的老同学说。
嘻闹的环境渐渐归于静谧，大家便识趣地丢开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不久我碰见了郑巧姑，她说，你听说了吗？郑宝玉已经找好女朋友了，是我们老二的初中同学。
我怔住了，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你们老二同学？她、她多大了？”
“你真是少见多怪，如今老郎少妻的，时尚！”
“那，人，怎么样？”
“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挺时尚的。”
我想着“时尚”两个字，可郑宝玉时尚吗？我感觉隐隐不安了。
那晚躺在床上，我跟我先生说起郑宝玉的“时尚”女友，并说了我的忧虑，先生没好气地说：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硬梆梆的脊背。
，郭海英看起来自然质朴，其实骨子里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她像一只快活的杜鹃鸟，整天悠啊悠的，东家串串，西家荡荡，咕咕咕地说笑个不停。郑家湾世世代代崇尚“勤俭”两字，女人们尤其要以身作则，而郭海英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她的口袋里装着永远也嗑不完的葵花籽儿，她倚着我家的大门和我奶奶嗑闲牙，飞了一地的葵籽壳儿，让忙碌进出的人们踩得沙沙作响。有一回郑宝玉找不着郭海英来问我，我说，顺着地上的壳儿找吧。郑宝玉俯下身子，详细地读着地上的葵花籽壳路标，终于找到了他的宝贝老婆。
日子就这么消消停停地过，郑宝玉上课的时候，小黎明有瞎眼奶奶摇着抱着，郑宝玉放学回家，就忙着淘米洗菜做饭。郑宝玉也曾试着让郭海英做点什么，比如像郑家湾妇女那样拿点“花巾”绣绣，或者帮学校的食堂挑水拣菜什么的，至少可以赚几块钱补贴家用，可是郭海英只装没听见。首先看不下去的是我妈，我妈说：郑宝玉，你不能这么宠着老婆的，你看看左邻右舍哪一个女人像她那个样？——我都替你羞愧死了。郑宝玉从他的小学班主任那儿获得了勇气，回到家就对郭海英说：你不能再这么闲逛下去了，那怕去晒晒稻草，晒稻草可一点都不累。郭海英听了这话，她双手叉腰，杏眼圆睁，大声嚷嚷道：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养不活老婆结什么婚！”
郑宝玉压低了嗓门，说：“轻点轻点，让邻居听见像什么话。”
郭海英干脆冲出门去，站在路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越发把喉咙扯得震天价响：
“你怕丑怕难为情了？——姑奶奶我可不怕！大家快来看啊，七讨饭，八教书，这个臭教书匠穷得连老鼠都搬家了，还要摆大男人臭架子！”
要脸的怕不要脸的，讲道理的怕胡搅蛮缠的，郑宝玉算是服了郭海英，他低声下气连拍带哄地求她进屋，从此再也不敢和她较量了。
凭良心说，郭海英高兴时，也会做点小活的，比如端午节，她会包几只她喜欢的豌豆粽子，但绝对不超过十个；郑宝玉买了海鲜，她偶尔也下一回厨房，但只限于做一个菜。有一次，正在做饭的郑宝玉让一个学生家长叫走了，把一条剖好洗净的带鱼交给郭海英煎。郭海英将鱼下了油锅，发现没了酱油，就拿了个瓶子去小卖店，打了酱油，又称了半斤瓜子，便跟小卖店的女主人聊了起来，家里的油锅先是冒烟，接着便窜出呛人的烟味来，瞎婆婆大声叫喊“海英海英”没人答应，却听得轰的一声，只觉得热浪滚滚，什么东西着火了，瞎婆婆已经透不过气来，却知道抱起孙子，摸索着向门口走去，不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那火趁机就舔了她的衣服，瞎婆婆忘了疼，只是紧紧地把孙子搂在怀里。眼看祖孙俩都要死了，幸好挑水的阿宽叔经过他家门口，他把一桶水拨进屋子，把昏厥过去的祖孙俩一块儿抱了出来
出了这件事，郑家湾的唾沫子都足够将郭海英给淹死了，郭海英一生气就跑回了棺材岛。我妈对郑宝玉说，让她滚吧，趁热打铁休了她。离了婚，我帮你找一个老实顾家的。
白日里，郑宝玉硬着头皮教他的书；到夜晚，便搂着儿子在床上痛苦地辗转反侧，想想郭海英的可恨可恼，眼前晃的却是那张迷人的脸蛋和那勾魂摄魄的身段。最令他受不了的是，小黎明正在牙牙学语，一天到晚哭喊着要妈妈。三天之后，郑宝玉长长地叹了口气，向校长请了个假，去棺材岛将老婆接了回来。
仿佛是一夜之间，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郑家湾，杨柳绿了，桃花红了，几乎没化什么力气，我就被调到乐城县中心小学任重点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等到柳絮飞扬桃子冒出那红红的小嘴时，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现在的文化局洪局长找到了郑家湾，请郑宝玉出山。新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方面他要为一些受过冤屈的同志落实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在出作品出人才上抓出成绩，凭着职业敏感，出作品出人才还非郑宝玉莫属。
那一天，郑宝玉领了妻儿来到我家，告诉我妈这个天大的喜讯。小黎明则缠着我儿子给他做风筝。我拍拍他那英气勃勃的脸蛋问：你爸爸要进城了，你是跟着爸爸去县城呢，还是跟妈妈留在郑家湾。小黎明毫不犹豫地把脸一扬，说：当然跟爸爸，要不谁给我擦屁股啊！
郭海英拍了儿子一巴掌，说，小猴精灵，你也用不着跟谁不跟谁了，我在这郑家湾也待腻了，大家干脆一起进城，过几天舒坦日子去。
我妈一个劲地叹气，我知道，她一直对郭海英耿耿于怀，他说郑宝玉太善良，太没有杀性。有一回妈曾经跟我说：成也善良，败也善良。郑宝玉一辈子没犯过什么错误，错就错在娶了这么个宝贝老婆。这一进城，还不知会捅出什么乱子呢。
郑宝玉留下了瞎眼老娘，——原本他是要带上娘的，可是郭海英坚决不同意，只得作罢。一条小船把一家三口和必用的家什装了，咿咿呀呀地划进了乐城。文化局宿舍是幢五八年砌的二层楼房，墙壁是竹条编的，两面抹上些泥巴。破损处，常有臭虫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地出来打劫，咬得小黎明的身上满是樱桃般的疙瘩。郑宝玉买了些六六六药粉，把墙壁粉刷了一遍，又将所有的缝隙弥了个严严实实，从此平安无事。
有了良好的环境，郑宝玉的创作热情像青春期那么勃发，他差不多是没日没夜地待在那间由仓库勾隔出的小画室里，几年功夫，他的洛神、貂婵、虞姬、西施从那间光线阴暗的小房里飘逸而出，并且在地区和省级的报刊上频频露面。有一回，有人愿意出钱买他的昭君出塞，终归因为主人爱之太深不肯放手。创作顺利时，郑宝玉常常要拖老婆去画室看看，郭海英死活不去，他就把他的仕女送到郭海英的鼻子底下，郭海英一把推开了，还舞手顿足地嚷嚷着：
“郑宝玉，干嘛老拿这些死人来烦我！”
郭海英虽然不看画，可也没有闲着，首先，她和一帮新结交的朋友们去逛市场，用老公有数的工资买来无数的小玩意儿；接着，她开始加入庞大的跳舞大军，别看她没读过多少书不懂音律节奏，对跳舞却有一种天赋，不管是慢三快四探戈吉特巴，只要男伴行，一带就带起来了。
那年夏天，郑宝玉接到通知，要到一个避暑胜地去开创作研讨会，临行时对郭海英说：
“我这一出门要半个月，我不在家时，饭你自己做，衣服你自己洗，马桶隔天要倒一次，天太热，要当心”
“郑宝玉，你有完没完？比你老娘还罗嗦！——有这空闲工夫，不如把小黎明也带了去，别让他老缠着我，烦！”
郑宝玉住了嘴，他红着脸，长长地叹了口气。
“叹什么气？嫌我不好就离婚！跟了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楣了，工作没个工作，要钱没个钱化，走亲戚也没个有头有脸的亲戚！”
郑宝玉果然就带了儿子出差去。
他们夫妻间的口舌龃龉，我本来是无法听到的，可那时候郑宝玉楼下的一位摄影干部正在搞个人摄影展，他的作品巡回展出到我们学校时，顺便也把郑宝玉两口子的逸事对我“展出”了一番。
郑宝玉出差第三天，摄影干部就诧异楼上没了声响，——平日里郭海英是惯于创造各种噪音的。心想这个疯玩的女人，不到深更半夜是不回家的。于是就耐心地等待，等待郭海英扔过沉重的皮鞋后他方能入睡，可直到凌晨三四点，也没听见稀松的楼板承受高跟皮鞋时那种熟悉的嘎吱嘎吱声。
到了第四天或者是第五天，楼板的缝隙里开始往下掉东西，沙，沙，似春雨，可那“雨”是成形的，白白的，软软的。摄影干部有些近视，他捡起来，那东西竟在他手里蠕动，赶紧找来眼镜，我的妈呀，竟是蛆虫，满屋还在沙沙沙地下蛆虫，有一颗还掉在他的脸上。
摄影师抱头鼠窜了去，再也不敢回屋了。
逍遥在外的郭海英还不见影子，郑宝玉却已经回来了。他打开屋门，只见满屋子的蛆们熙熙攘攘四世同堂，老的已经化蛹成蝇，中的由白变黑拖着条长长的尾巴，嫩的还前扑后继地从马桶里滚将出来
郑宝玉的头胀得比斗都大，他傻了一阵，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一不怕苦二不怕脏三不怕臭地扑进屋去，把满地的蛆们踩得爆炒米似的啪啪作响。为了把草席上、地垫下、宣纸卷中、书画缸里和四面壁上引体向上的蛆们打扫干净，郑宝玉化了整整两天时间，接着又化上同样的工时去收拾摄影师的屋子。
红脸局长听到这类消息，觉得这样下去不但要毁了郑宝玉，而且有损文化局的形象，于是叫了郑宝玉去狠批了一顿。郑宝玉说，她没工作，才闲得乱跑，有个事儿让她干着就好了。洪局长想着郑宝玉刚刚捧回来的奖状，心软了，说，我们的电影院还缺个卖票的，让郭海英去吧。
郭海英刚一参加工作，一天到晚见各色人等为电影票争争吵吵纷纷扰扰，觉得新鲜有趣，更有一种心理的满足，倒也认真干了几天，可不到三个月，就嫌售票房是个牢笼，关得她寸步难行喘不过气来，就让郑宝玉给她换工作，影院经理就把她调去管映场，没几天，她又嫌映场太乱太黑损眼睛，有一回竟跟小流氓打了一架。于是又要调岗位，就有人在她背后挤眉弄眼吹口哨，各级头儿也不再理她，郭海英就泡病假，一泡两泡，觉得到底还是歇着舒服，就再也不去上班了，影院经理就向上级反映，红脸局长提醒了郑宝玉几次，郑宝玉又好生说给老婆听，郭海英竟无动于衷。说得重一点，郭海英就扯起嗓门作雷霆怒，说老公当官妻享福，老公窝囊妻劳碌！郑宝玉求她轻点轻点这里可是文化局宿舍，郭海英越发上了劲，嚷得那墙壁啪哒啪哒往下掉土块。这时候，那些瞄着她位置的家属纷纷出马各显神通，洪局长受压力不过，只好算她自动离职，把位置让给别人。
那一天傍晚我家访回头的路上，迎面过来一花枝招展的女人，她步态婀娜，风情万种，人未到处，一阵阵的香气袭人而来。及至近了，我才看清是郭海英。她的脸上扑了太多的粉，嘴唇涂得很红，睫毛浓浓地向上刷起。她一见我就笑，按郑家湾的习俗，开口就叫我“阿丹姑”她的声音变得粗哑，语速极快，她的大致意思是郑宝玉太老实太无能太书呆子气了，守着那几块工资守着那些陈年百代的死女人不放，现在人人都下海赚钱她也下海了，她要干出点名堂给郑宝玉瞧瞧。
“我要开个饭店。”末了她向我宣布道。
就凭她这么个懒劲儿？我从心底里开始否定。但我立即调整思路，让自己的跟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欣赏着她那美妙的体形，看着那被浓妆艳抹掩埋着的靓脸，心想现在什么样的怪事儿都会有，说不定她的脸蛋就是有形资产，她担任饭店嫂职务或许能招徕众多的食客。
“祝你成功。”我说，继续走自己的路。
郭海英一把拉住了我，说：“现在我缺的就是资金；阿丹姑，你借我个十万八万，我给你五分月利，六分七分八分也行。”
我吓了一跳，大凡借钱的部总希望利息越少越好，当时乐城民间借贷的利息是一分到一分五，她怎么会抛出这么个天文数字来？我疑惑地盯着那张粉蝶般扑闪不定的脸，我发现那上面有我不能理喻的怪诡。
“我没有那么多钱，”我说，心想有也不敢借她。我断然挣开她的手，走了。
三天之后，郑宝玉走进我那间临溪的宿舍。他一反平日的坦然，双目盯着窗外一棵为溪水伴舞的柳树，期期艾艾地开不得口，我说，郑宝玉你怎么了？你跑到我这儿不是专为聆听泉水叮咚的吧？
他的脸憋得通红，半晌，才嗑嗑巴巴地说：郭海英要开间饭店，凑不起资金。
我明白了他的来意，说：
“你不觉得，她会将钱都打了水漂漂？”
“不至于吧？她这人就是橄榄屁股坐不住班，做生意可能行。”
“如果可能不行呢？”
“那也只能让她试试。”
“我可试不起。郑宝玉，我只有两万元，预备着明年儿子上大学的。”
“你先借给我，你儿子上大学时我一定还你。”
“如果到时候还不出呢？”
“你还不相信我吗？她就是搞砸了，我卖了那张任颐的洛神赋还你。”
我看着郑宝玉染霜的鬓角，看着那根越陷越深的“悬针”心里涌出了些许苦涩，些许同情。我回头拿来存折，交给了他。
那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听说了此事，狠狠地骂了我一通，他说我没跟他商量就自作主张，说我干下天下第一蠢事，说这二万元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那间叫作“好再来”的饭店开张那天，我正好骑着自行车从火爆的鞭炮声中经过。“好再来”的店牌是郑宝玉的书法家朋友写的，显得雍容大气；而一只只纸花插的花篮又让人觉得艳俗不堪。那个傍晚“好再来”门前贵客盈门车水马龙，郭海英花枝招展地站在檐下，春风满面地招呼着宾客，其中不乏要害部门的诸侯。我不由想道，也许郑宝玉说得对，郭海英是个做生意的料。
半年之后，一位叫高欣喜的学生家长一脸沮丧地找到了我，他劈头就问；
“钱老师，听说你和郭海英同乡同村，你能带我去找她吗？”
“她不是‘好再来’的老板吗？你去饭店找她就行了。”
“我的钱老师哪，那个‘好再来’早就无人再来了，郭海英卷了我的五万块，跑了。”
我的心虚空了一下，心想不幸被我先生言中了。这可倒霉透了，我儿子马上就要上大学，而咬紧牙关积攒起来的学费却让我给糟蹋了。
“你怎么会认得她的？”我心不在焉地说。
“是早锻炼炼熟的。”高欣喜回避了“跳舞”二字。“她说是你的同乡，你也借钱给她了，你那张存折，还是我陪她一起去取的，我想你钱老师做事总归是不会错的。那时候她的‘好再来’正在装修，挺气派的；也怪我，贪图那高利息”
我想，我也是贪图那利息吗？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心太软，见不得郑宝玉那尴尬样子，想不到我的软心肠不但损了自己，还牵扯了别人。
“好，我们找她去。”我说。我们一起来到文化局，那间由仓库分割出来的创作室，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他们砸画桌砸凳椅砸颜色碟砸热水瓶，看见值钱的东西就往怀里塞。有几个老拳已经砸到郑宝玉的头上，狼狈不堪的郑宝玉抱头而不鼠窜，他钉在屋里承受着一切，嘴里说些什么，却被汹涌的咒骂声给淹没了。
一声惨叫，像一块尖锐的玻璃碎片，在我的心上划了一下，只见郑黎明像一头小老虎似的扑了进来：
“坏蛋！流氓！不许打我爸爸！不许！”
小黎明的眼神里，有一种让我不寒而栗的东西，是惊惶，是愤怒，是仇恨！他才十二岁，不应该有这种眼神啊。我站了出来，斥责债主们的野蛮行为，并搂了小黎明说，明明，别怕。来，跟姑走。郑黎明挣开我的手，倔倔地站在那儿，漂亮的脸上被屈辱的泪水弄得湿漉漉的。
洪局长带了一帮人来了，喝道：都什么年代了，看谁再敢打砸抢！我可要叫派出所了！有话不能好好说吗？混乱的局势稍稍安定了些，就有人说，没有别的话，她老婆骗了我们的钱，我们跟他要，不还我们就不走人。
郑宝玉可怜巴巴地说，不是骗钱，是亏损，她那个‘好再来’亏得厉害，开不下去了。
“你娘的你骗鬼呀，谁不知道现今他妈的的饭店最赚钱，要不我们当初还不敢借钱给她呢！你他妈的把她藏到哪儿去了，讲！”一个酒糟鼻子凶巴巴地说。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她上哪里从来不告诉我的。”
“我攒了一辈子，就攒这么几个棺材钱啊，你们可不能黑着良心昧了去！”一个头发雪白的老爷子说
“跳舞呀！打牌呀！和不三不四的臭男人逛商城看风景去了——我都碰上好几次了。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怎么任着老婆撒野不管哪！”一位胖胖的中年女人说。
郑宝玉的脸胀得像猪肝，豆大的汗珠跌跌撞撞地下，如果有个地洞，他一定会奋不顾身的钻下去。
“说，这债你他妈的到底还不还？”
“还，一定还。”郑宝玉一脸的诚恐诚惶。
“怎么还？”
“工资，从我工资里扣。”
“你每月的工资有多少？”
“给我们爷俩留点饭钱，剩余的都还债。”
“那要还到猴年马月哪！”
郑宝玉窘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心有点儿疼，有点儿恨，我对高欣喜说，待在这儿没用，走，我们到郑家湾找郭海英去。
郑宝玉乡下的那两间旧房，因为多年不曾修理，如今显得更旧了，屋背上长出那种肥肥的“穷花”一群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地吵架。瞎眼婆坐在檐下，用一块木板和一根细竹竿搓棉花条儿，她的动作烂熟而准确，乍一看仿佛不是瞎子。
“宝玉娘，海英可在你这儿？”
“阿丹回来了？”老太太的耳朵还是那么灵光。继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别提海英了，自从去了县城，一次都未回过家。”
“你晓得你儿媳妇到哪儿去了呢？”高欣喜焦急地问。
我知道这话是白问，果然，老太太瞪着两个空洞的眼睛，说：“她不是在城里开馆子么？”
我仔细地审视着那张枯槁的脸，几茎衰败的头发，在宝玉娘水土流失的脑袋上无助地摇曳着。
那一个冬天格外的冷，一场大雪之后，整个乐城银装素裹。屋背上、山峦上的积雪，个把星期都不肯化去。出太阳了，天空明净瓦蓝，校舍瓦背的雪渗出了滴滴泪水，沿着屋檐缓缓地流淌，小北风一吹，却变作一根根冰碴，凌厉地挂在檐下。
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在练习原地跳高，他们半蹲着身子，运足了气，猛地弹跳起来，落下来的时候，手里就多了半截冰凌子，然后像吃冰棍般有滋有味地咂着。我嚷道，这东西不卫生，不能吃。他们反倒来了劲，高举冰凌呼啸着作鸟兽散去。
郑黎明又迟到了。这阵子，这个孩子变得忧郁，内向，眼里常常燃烧着一股邪邪的火，叫人看了害怕。此刻，他蔫头蔫脑的站在教室门口，冷漠地喊着“报告”
“怎么回事？也吃冰棍去了？”我还在为刚才的冰凌子生气。
郑黎明阴了脸，眼睛朝上看着天花板。
“不说明理由你就这么站着。”
过道里的风很大，郑黎明跺着脚，一会儿就冻得脸色铁青，终于，他开口说了：
“我爸，我爸病得厉害，住院了。”
我的心颤了一下，后悔不该这么对待孩子。放学后，我让小黎明带路，直奔乐城县人民医院而去。
郑宝玉的身体一直很好，他每天晨跑，年年冬泳，四季冷水浴，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不曾病过，这一回是怎么啦。
郑宝玉住在一个集体病房里，虽然是寒冬腊月，因为人多，病房里暖融融的气味复杂，一只过冬的苍蝇还能够轻盈地舞蹈着，不时地停在郑宝玉的茶缸沿上，很潇洒地搓着一对前脚。郑宝玉的臂上插着输液管，他的脸颊烧得通红，嘴唇干燥，鼻翼翕动，显得十分痛苦。我问，什么病？他说，肺炎。我说，你怎么搞的？他喘着气，沉默良久，终于启口说
“营养不良——医生说。”
我震惊了。在这发达的南方沿海的小城，在这欣欣向荣的九十年代，一个国家干部，一个颇有才华的画家，会营养不良？
“发工资那天，债主们就在财务室等着，一拿到钱，就被瓜分了，留下的一点饭钱，得先保证小黎明，他正在长身体”
“郭海英现在在哪里？起码得回来照顾你呀！”
“一点消息都没有。她就是回家，又能做什么呢？”
我想起那些气势汹汹的债主，想起那些活泼蠕动的蛆虫，心想是啊，郭海英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我说，郑宝玉，不用自虐了，要知道，身体才是革命本钱哪，我手头还有千把块钱，待会儿给你送过来，该补充营养的时候就得补充。
郑宝玉嗫嚅着，泪水从他那通红的眼里溢出：不，不要。你那二万块，我暂时还还不了，那张洛神赋，已叫那个酒糟鼻给抢去了。
第二年万物复苏的时节，一天下班路上，我遇见那个住在郑宝玉楼下的摄影师。他挺神秘地说，郑宝玉欠你的钱还了吗？我说：他那个贫病交迫的样子，谁忍心开口呀，再说，他也确实没有钱。
“你错了，他如今发了，深圳有人给他寄钱，隔三岔五都有绿色的汇款单飞进我们局传达室，每张都有有千儿八百的。”
我惊诧不已。这些年常有侨胞台胞回家寻亲，寻着了，就大把大把地往家寄钱，郑宝玉莫非也遇上财神爷了？
可是郑宝玉和我同乡同村同时长大，他们家社会关系极其简单，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亲戚朋友们逃往海外的。
我不再费心思猜测了，推上自行车，朝文化局踩去。
郑宝玉的画室里还有三四位书画爱好者，或者是他的崇拜者，他们在专心致志地在看郑宝玉作画，脸上盛满了崇敬和幸福。那是一幅蚕女图，远近明暗的蚕匾，流油滴翠的桑叶，肥硕雪白的蚕宝宝，一个穿着红肚兜的俊秀村姑，正全神贯注地俯视着她的蚕宝宝，脸上洋溢的母爱叫我怦然心动。
郑宝玉抬起了头，他比从前清瘦了些，脸色还有点苍白。
“郭海英在深圳。”郑宝玉见了我就说“现在她给我寄钱了，我先把外人的债还掉，你嘛，再等等好吗？”显然，他把我当作亲人，当成姐妹。他从抽屉里拿出张汇款单，上面赫然写着八百元。
“郭海英在干什么，那么来钱？”
“当三陪。”郑宝玉说，一脸的泰然。
我急着给他使眼色，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一门心思地给她的蚕女画嘴唇，那唇形美丽、丰满，颜色健康。
那帮人走后，我气急败坏地对郑宝玉说，你怎么可以让郭海英去当三陪？又怎么可以把这事说给外人听？
郑宝玉把眼睛张得大大的，一脸不解地望着我说：
“三陪就是陪吃陪喝陪唱歌，这不也是工作吗？有什么不好的？”
“仅仅是这样吗？”我觉得自己的喉咙都冒火了。
“郭海英说，她们身上别着号码，排排儿坐在几条长凳子上候客，客人看中了，就对妈咪说，妈咪就呼喊几号站起来，跟着客人进包厢。”
郑宝玉说着这些，很是平和坦荡与光明磊落，倒叫我气也不是，恨也不是，我忽然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产生怀疑，我这是不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
郭海英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责任心，但做母亲的良知未泯。在深圳站稳了脚跟，便打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郑宝玉说，你就这么一跑了事，欠的债务怎么办？郭海英说，人家怎么办我也怎么办。郑宝玉说，你拐了人家的血汗钱活命钱棺材钱，你不怕报应吗？郭海英说，让我下辈子进地狱好了。郑宝玉说，不是下辈子，是现世报，母债子还，天经地义，你想想，小黎明在学校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你那些债主的儿子都骂他揍他，把尿撒在他头上，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娘跑了找儿子，儿子还不了找孙子，子子孙孙还下去郭海英大骂着混账王八蛋把话筒摔了，没几天，第一张汇款单就在众目睽睽之中摆到了郑宝玉的画桌上。
跨过了四十岁的门槛，郭海英回到了乐城。她的身段依然保持良好，面色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显得苍白无华。从此，她那破缝纫机般的轧轧声又到处喧哗起来。
“阿丹姑，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挺仗义的？”那天，她倚在了我家门框上。她的脸依然擦得雪白，她的唇依然涂得猩红，阴暗的光线省略了她皮肤的皱纹，让我觉得她满可以在深圳再干几年。“整个乐城你打听去，谁有我这么硬气的？我辛辛苦苦地干了那么久，把债还个干干净净，你那二万块，上年就还齐了是不是？”
天底下就有这么些人，他们给人添了麻烦，反而觉得给你多大恩惠似的。
“我自已一个钱都没落下你明白吗？”为了加重语气，她那架破缝纫机踩得更来劲了“——我回来了，打算正正经经地办一个绣衣厂，跟外国人做生意，老外的钱好赚。”
“绣衣现在走下坡路了。”我不客气地浇了她一盆冷水。
“谁说的？我找了轻工业局，乡镇企业局，外贸局，都说绣衣行业看好！”
我觉得十分疲惫，就做出送客的姿态。郭海英的屁股却牢牢地粘在我家的椅子上：
“借我五万块，月息”
“得了，郭海英，现在我一千块都拿不出。”
“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又没赖你的帐。”
“我没钱拿什么借你？”
“啊呀阿丹姑，你如今都是校长了，还给我叫什么穷！我们乡里乡亲的，你好意思这么驳我的面子吗？”
“我早就没什么面子可言了。”
“你在骂我。”郭海英的柳眉微蹙，慢慢地倒竖了起来“王百万也有借雨伞的时候，保不定日后你也向我借东西！”
这时候我先生回到了家里，他一看架势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把牛眼一瞪，劈头就训，也不知是训郭海英还是训我：
“黏黏乎乎什么？没有钱，未必还割脑袋不成？放着正经事不干，倒有功夫磨闲牙！”
这真是一物降一物，郭海英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捡起那只精致的蛇皮包，悄没声响地遁了去。
事后我跟郑宝玉说，你又让郭海英办厂了？郑宝玉说，我拦不住她。我说，你等着人家再次上门逼债吧。郑宝玉说，这一次不会的，她说肯定会赚钱的。我看了看郑宝玉，发现当年的高才生竟有些阿斗式的委琐。
郭海英做妈咪是一年后的事。这期间，她到底还是把绣衣厂给办起来了，也到底把那家绣衣厂给办砸了，郭海英便有了“潮水姐”的光荣称号，因为她总是像瓯江的大潮那么呼呼地上涨，又像瓯江潮水那么很快地回落，落潮带走的不仅仅是泥沙，连带的还有她费尽心机东挪西借的几十万元资金。
面临着第二次讨债高峰，郭海英想起重操旧业。可是她已经人老珠黄，做小姐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顺理成章地当了妈咪。不过这一回她没有浪迹深圳，而因地制宜地在我们本县的一间夜总会里埋头苦干。
谁也没有告诉我这个可怕的消息。那一天，我去宾馆接一批外地来本县观摩的教师，恰好和郭海英撞了个正着，职业敏感让她的眼睛一亮，说：
“钱校长，欢迎来我们黑森林夜总会消闲，”她的目光却在客人身上滴溜溜地乱转，接着她很煽情地说“我那儿新来了几位小姐，档次特高。”
不可救药，我想。这不可救药的不仅仅是郭海英，还有一些别的。
大堂里人来人往，有人朝着郭海英的背影，做了个在我看来意义不明的动作，引起了轰堂大笑，那笑里带着明显的荤腥和黄味。我替郑宝玉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
第二天恰是休息日，我特地登门拜访了郑宝玉。他已经从文化局宿舍里搬了出去，住一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单元房。客厅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题为怨女的肖像作品，那青春却寂寥的面容，那艾怨却深情的眼眸，那随意的发式，那没有完全失去希冀的神态，活脱脱一个年青的姚端容！
我问：“这是你当年的作品？”
郑宝玉说：“当时哪敢？这是我最近的”
一个女人，能如此活在一个男人的心中，也算是值了。
“她如今在哪儿呢？”
“当年，我俩的事情是无望了，马卵驻地的攻势却越发凌厉，为了摆脱纠缠，也为了淡忘痛苦，她狠狠心远嫁到外地去了。”
“从那以后你们见过面吗？”
他摇了摇头，自语道：“好远，好远的地方呐，也许这辈子都见不着了。”
我环视着这个家，除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再无其它长物。我说：“郑宝玉，复水难收，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关键是如何把现在的一切弄得好一点，”我顿了一下，觉得气氛有点沉重“真没想到你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
他警惕起来，一双眸子定定地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郭海英的什么？我不听，也不相信，全是造谣！”
他终于也听到有关郭海英的流言蜚语了，——但愿是流言蜚语；可是他要做驼鸟，宁可把脑袋插在沙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当然，要一个男人承认这样的事是很痛苦的。
“郑宝玉，你不要自欺欺人了，你去红狐狸夜总会去看看就明白。”我忽然愤怒了，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倍“你那个郭海英，如果管不住她，干脆离婚算了。”
郑宝玉颓然地坐了下去，他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呜咽着说：我管不住她，也不能跟她离婚
这时候，郑黎明推门进来，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有着杜丘那样一张阴沉严肃的脸。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嘴角牵了牵，算是打招呼。我觉得，在这个学生身上，我是失败了。谁都有失败的时候，可是败的最惨的，应该是他的父亲郑宝玉。黎明进了里屋，我听到门锁嗒的一声锁上了。
“没考上高中，待在家里两年了。”郑宝玉看着黎明的背影说。
里屋响起传呼机焦躁的逼逼声，郑黎明开门出来，气咻咻地说：我说装电话装电话，为什么到今天还不装！——老娘那儿出了点麻烦，我去看看。
“别惹事生非！”郑宝玉冲着儿子下楼的背影，不无忧虑地喊道。
一年之后的一个阴雨霏霏的夜晚，郑宝玉踢踢蹋蹋地跑到我家来，他没有打伞，雨水已经湿透了他花白的头发，并沿着衣襟、裤腿，淅淅沥沥地往下淌。
“出了什么事？”我的神经一下子崩得紧紧。
“黎明，黎明被抓起来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郑宝玉接杯子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尽可能地放松自己企图让他也放松，他喝了水，情绪慢慢地平静了些。
“夜总会，那个该死的地方。”郑宝玉叹了一口气，断断续续的说着，大意是这些年来，因为郭海英的事，他们爷儿俩没少受欺侮，黎明就和一些差不多的孩子们结成哥们，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红狐狸出了事，哥们呼隆一下全集齐了，横眉竖目拿刀使杖的，人都怕横，事情也就摆平了。昨晚遇到了个不怕死的，双方打斗起来，黎明性起，拿杀猪刀就往人家肚上捅去，把人家的肠子都拉出来了。
“他那脾性儿，怎么一点都不像我、半点都不像我呢？”郑宝玉拍着脑袋，一副痛苦欲绝的模样。
“他像他妈，自控能力特别差。”我说。
“听说要判七年，阿丹，我就这么个儿子，我觉得自己要垮了。今天我求你了，你有没有学生家长在公安局的？”
我承认我是个没立场的，我明知道郑黎明罪有应得，但是我却见不得一个大男人这副模样，更害怕郑宝玉真的垮掉。于是我违心地为这个坏孩子去四处奔波。求人的滋味一点都不好，总是拿自己的热面孔反复地去贴人家的冷屁股，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事情会这么复杂，这里面牵涉的远远不只一个公安部门的问题，更何况愤怒的被害者家属也没有躺在那儿睡大觉。可以说，我钻进了一个怪圈，我赔人情，赔面子，赔钱财礼品，赔得我都不敢告诉我家先生，而郑宝玉简直是个外星球人，对如今的世情一窍不通。我跑得差不多都虚脱了，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熟悉的、但实际上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他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一位几年前从政法大学毕业的学生。
“你知道谁办这个案子吗？”事情有了进展，我赶紧给郑宝玉通风报信去。
郑宝玉当然猜不着。我按捺不住兴奋，自己把谜底揭了开来：
“也是郑家湾人，郑巧姑的大儿子郑志豪！”
郑宝玉怔在那儿，半晌，才如梦初醒似的嗫嚅着：
“报应，报应，现世报哪！”
我也在想，老天爷开了个怎么样的玩笑啊，如果与郑宝玉当初结婚的是郑巧姑，那么，他的儿子就不是阶下囚，而是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位法官了。
突然，郑宝玉像是被蛇咬着般跳了起来“完了，他们娘儿俩一定要报复我了！”
“谁像你这么小肚鸡肠的，况且也是上辈子的事，谁还记那陈年谷子烂芝麻的账。”我说“那天我找到他们家，说了黎明的事，巧姑还对儿子说，郑宝玉也不容易。再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郑字，你能帮忙就帮忙吧！”
郑宝玉唏嘘不已，忽然又问，她现在还住在郑家湾吗？
“你这个背时的，”我说“她住的是县城最气派的怡景花园别墅，如今在帮儿媳妇带孙子呢。”
郑黎明的案子拖了一年多，最后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半。他一直关在看守所而没有押往真正的监狱。判决书下来之日，也就是郑黎明释放之时了。
看守所座落在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山脚下。在郑黎明被羁押的日子里，郭海英一次又一次地登上山包，居高临下高呼：黎明！黎明！郑黎明就从屋里出来，站到了操场上，郭海英喝道：牛肉！一塑料袋的牛肉就飞过架着电网的围墙啪的一声落在郑黎明的脚边，再喊：烧鸡！再喊：花生米！然后是老爸豆腐干，老蔡脆菜心，衣服鞋袜，各类药品，应有尽有。
没有人来干涉郭海英的为所欲为，因为她早就把那位快到退养年龄但花心依旧的看守所所长慰安好了。
郑黎明出狱以后，因为他的狠劲，一个老板就雇用他做保镖，带到南方做生意去了，而郭海英却和看守所所长在外边租了间房子，偷偷地同居起来。他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俨然一对恩爱夫妻。那时节郑宝玉正在创作一幅十米长卷贾宝玉梦游太虚境，里面涉及一百零八个人物。蹁跹袅娜的警幻仙子和她的姐妹们让郑宝玉魂萦梦牵，他干脆在画室里架一张小床，日以继夜地工作，外边传得飞飞扬扬的桃色新闻，他根本就没听见。
直到腊月廿四，郑宝玉和他的作品一块儿从画室里脱颖而出，走在熙熙攘攘、疯狂购物的大街上，郑宝玉竟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一辆三轮车逆向行驶而来，郑宝玉看见郭海英和一个陌生男人正在车里耳鬓厮磨，花花绿绿的年货湮没了他们的半个身子。车子溅着泥水和郑宝玉擦肩而过，他看见桔红色的车篷像是救生艇在海里飘浮。
郑宝玉回到已经阔别很久的家。家门的把手上，塞满了疏通下水道、疏通烟囱、疏通抽水马桶的小纸片广告，天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疏通，他觉得他和郭海英的某些东西倒是要疏通疏通。房间里灰尘丰厚，并散发着一种怪异的气味，让郑宝玉回忆起那些久违了的、满世界乱爬的蛆虫们。
抽水马桶真好，它可以解决许多从前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开始翻阅电话号码本，那些颠来倒去的数字他从来没有真正记住过。他打郭海英的传呼，郭海英回电了：
“干什么？”缝纫机生硬地轧轧响着。
“黎明什么时候回家？”
“不回家，他在广州过年。”
“他都好吗？”
“就那样。”
“平安就好。——我去买几个菜，今晚你回家吃饭吧。”
“我这儿忙着呢，不回。”
郑宝玉叹了口气，开始收拾房间。他把扫帚伸向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都没有让他空手而归。当他把扫帚伸向自己的床下时，居然勾划出了一只半透明的、弹性很足的男式避孕套，可是郑宝玉从来都不用这种东西啊。
他又给郭海英打传呼，打了三次，郭海英都没有回电，郑宝玉就留言道：有要事，务必回电。终于，破缝纫机便轧轧地响了起来：“郑宝玉你催命啊，我这儿还做不做生意？”
“你做生意还用避孕套吗？”
“什么意思？”
“我在我们家床下扫出来着。”
“那，那可能是黎明拿着来当气球吹的。”
“都二十出头的大小伙子还玩这个？”
“许是他小时候扔的。”
“上次大扫除都没见着。”
“郑宝玉你当你是谁？”缝纫机的噪音提高了一百分贝“别给脸不要脸，我们俩过得下去就过，过不下去就离！”啪的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有人敲门。是摄影师。摄影师已晋升为文联副主席，可住的还是文化局的房子。摄影师迈进屋里，说，一看到你门上的纸片儿没了，就知道你回家了。
摄影师是向郑宝玉求画来的，他要去北京搞摄影展览，需要一些东西打点。看着一屋子的凌乱，郑宝玉很抱歉地说，对不起，我这里一个季度没住人了。
“谁说的？约摸一个月前，郭海英还带着她弟弟来住了几天。你那个小舅子好不讲理，我来抄水表，他正躺在这张床上，我以为是你，就喊，他极不情愿地坐了起来，翻着一对虾皮眼说：你没长眼？瞎眼狗乱吠什么！”
小舅子郭海生像他的姐姐一样，有着一对漂亮的杏眼，怎么是虾皮眼呢？摄影师的双眸闪烁，他的笑容意味深长。
郑宝玉认得那个看守所所长，那个所长应该是“哥哥”而不是“弟弟”那么，郭海英到底有多少男人？郑宝玉觉得自己的心像向下运行的电梯，忽悠忽悠地坠了下去。
接下来的几天，郑宝玉孜孜不倦地给郭海英打叩机，郭海英像沉到海里去了，一点信息都没有。他跑到红狐狸夜总会，回答说她早就跳槽到迷你卡拉ok厅了，他又赶到“迷你”回答说她在一个月前就离开了。
郭海英好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
大年三十，郑巧姑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郑宝玉此刻正蹲在被推倒的剧院废墟上，让我去看看会不会发生意外。我放下正在做的一个叫“全家福”的大菜，跑到那个地点，我看见失魂落魄的郑宝玉在断砖残瓦上蹒跚踯躅。他的眼睛却一直在踪着在寒风中匆匆而过的桔红色三轮人力车。
我拉了他，在背风的一截残垣上坐下。他的眼神飘渺而迷离，忽然，他的目光落定在废墟的一角：
“那儿，就是当年姚端容的舞台。”他伸手指着。
我嘘了一口气，他还在追念美丽的初恋，而追求美好的人是不会走极端的。
“郭海英失踪了。”他终于说。
“这样的女人，失踪也罢。”
他紧抱着头，仿佛要抱住什么。
“郑宝玉，很多事你一直蒙在鼓里，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敢正视，有时候，正视一个事实是很痛苦的。”
他拼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不知道是用力太大，还是他的头发已经植根不深，只见一把把的头发很壮观的往下掉。
“这个年我可怎么样过？”
“要么去郑家湾过，要么把你妈接来；再不，叫上几个同学朋友去打牌，打他几个通宵达旦，人仰马翻。”
“姚端容来了信，正月里她要回家一趟。”
“那不是很好吗？”我为之兴奋起来。
“不好，我不能见她。”
“为什么？”
“我害怕，害怕岁月把最美的东西给破坏了。”
这个人，说到底还是个惟美主义者。
文化局给郑宝玉派了一趟车，让他把瞎眼妈接来了。那个下午我还去看了看，老太太都八十多了，腿脚还十分健朗。她摸索着扶手，一口气就登上了四楼。
除夕夜，郑宝玉没有打牌——我忘了他根本就没有学会打牌，而是不屈不挠地给郭海英打传呼，郭海英也不屈不挠的不回电。大约十一点光景，郑宝玉问我知不知道看守所所长的电话，我几番转折，告诉他一个手机号码。
郑宝玉拨通了手机，他毫不犹豫地说：叫郭海英听电话。当那熟悉的、嘶哑的声音终于响起时，郑宝玉把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话一口气念完；
“告诉你郭海英你今天晚上十二点前回家还算是我的老婆否则我们离婚！”
郭海英关了手机，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把头扎进看守所所长毛茸茸的胸口，懒慵慵地说：吓唬谁呢，我还不知他身上有几两骨头几两肉！
可是这一回郭海英错了，郑宝玉仿佛补了神奇的钙中钙，他的骨头在这个除夕夜突然硬了，春节一过，他就把一纸离婚起诉书送交了法庭。当法庭通知郭海英的时候，她才有点紧张了。其实她并不想离婚，这倒不是因为她还留恋郑宝玉留恋这个家，而是留恋郑宝玉的钱包，郑宝玉的仕女画近年越来越让人看好，傻乎乎的丈夫又从来不得懂化钱，那些钱还不全都填了她的欲壑。
郑宝玉看定那浓妆艳抹的脸，说：“离吧。”
“不离。”郭海英的媚眼一扑闪，脸上的香粉就飞飞扬扬地往下掉。郑宝玉诧异自己和她生活了那么多年，怎么没有发现郭海英原来是这么丑陋。
“那么我请个写手来，把你那些丑事写一本书，全世界兜售去。”
郭海英仔细审察着郑宝玉的脸。她猛地觉悟了：老实人发起犟来，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郭海英还有些许廉耻之心，她可不愿意自己成为畅销书的主角。
郭海英同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但提出以下的条件，一，郑宝玉继续替她还债三年；二，郑黎明以后的一切要郑宝玉负责；三，现有的房子归郭海英。郑宝玉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甩掉了郭海英这个包袱，几乎所有认识郑宝玉的人都为他松了口气。古道热肠的人就积极地为他张罗新夫人，说是要抓紧时间把郑宝玉失去的一切给找补回来。我明知这种热心有点荒唐，但也抗拒不了一种冲动。刚好我们校一位老师新寡，丘老师长得不错，人也贤慧，且里里外外都是一把手，跟郑宝玉很是般配。
安排了他们见面之后，我问郑宝玉，感觉怎么样？他磨磨蹭蹭地半天不张口，急得我性子上来，就吼他：
“郑宝玉，你还有没有男子汉的味儿，我可没功夫陪你粘粘糊糊！”
他红了脸，把脑袋摇过来摇过去道：“不好说不好说的。”
“有什么不好说的？”
“怕你生气，也怕伤害人。”
我知道我白忙乎了“你总得说出理由，否则我如何回话？”
“那么我说给你，你可不能说给别人；这个丘老师，其实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就是脸蛋、身材的比例不够准确。”
“郑宝玉，你画美人儿画糊涂了，我看林立果选美都没有你这般苛刻！你都五十多了，看来你吃漂亮女人的亏还没有吃够！”
“你又生气了是不是？那就当我没说。”
我呼哧呼哧地喘气，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干这种蠢事。
郑宝玉的上级，同事，学生家长们可没有生气，他们车轮战般给他介绍女友，却没有一个能通过“审查”的。
“你这辈子别再想娶老婆了。”那次同学会上，又有人提起他的婚事。我余气未消，兜头就给了他这么一句。老同学们就起哄，说郑宝玉就跟画上的靓女过好了，又不化钱又不惹事。郑宝玉显得忸怩，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总得对她有爱意啊，不然，还结什么婚？
“他说的对。”一位尝够了无爱婚姻痛苦的老同学说。
嘻闹的环境渐渐归于静谧，大家便识趣地丢开这个话题，顾左右而言他。
不久我碰见了郑巧姑，她说，你听说了吗？郑宝玉已经找好女朋友了，是我们老二的初中同学。
我怔住了，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你们老二同学？她、她多大了？”
“你真是少见多怪，如今老郎少妻的，时尚！”
“那，人，怎么样？”
“怎么说呢？就是，就是挺时尚的。”
我想着“时尚”两个字，可郑宝玉时尚吗？我感觉隐隐不安了。
那晚躺在床上，我跟我先生说起郑宝玉的“时尚”女友，并说了我的忧虑，先生没好气地说：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翻了个身，给了我一个硬梆梆的脊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