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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七也。为此七事，没了头要去。他们都不知官衙可是好踏的！况且女学生一发难教，轻不得，重不得。傥然间体面有些不臻，啼不得，笑不得。似我老人家罢了。”
陈的自白活画了旧时塾师的恶习与尴尬处境，故其庸俗却不得不说是环境使然。杜甫诗云：“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说这首诗是陈数十年来的生活写照，大概亦不为过罢。
现在我们来看杜丽娘拜师的镜头：
“（末）敢问小姐所读何书？（外）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罢。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此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
外是杜宝，他在这里明明白白地指示了陈最良应该教些什么与怎么教的。为了生存，恐怕陈最良也只能唯东家之命是从。事实上，他确是这么做的，也就是依着朱子的注来解书，他不过是为适应环境，而充当封建正统思想的传声筒罢了，因为这是他的职业道德。为此，陈被丫头春香抢白了一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以维护师道的尊严。接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一本正经地在学生面前学鸠叫，真真可笑到了十二分。然陈并不自知他的可笑，这便是他可悲且可怜的地方，我们笑过之后，未必不感到一丝儿沉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学鸠叫”是故意的，如刘姥姥在大观园里的表演“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一样，是故意逗杜丽娘她们开心。无论怎样理解，都显得可怜且可悲。对那些封建教条的态度，我们可以分为五个层次：“（a）、行为者学习信条；（b）、行为者不仅学习信条，而且理解这些信条的传统含义，因为这些信条是在权威的文本里由公认的专家所解释的；（c）、行为者不仅理解这些信条的传统含义，而且在理解这些信条的含义时，相信这样规定的信条是真实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但是，行为者认为一种信条是真实的，这本身并不表示一种信条对他们的生活且有重要的影响。因此，（d）、在认知特色的第四个层次上，文化信条不仅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且说明社会行为者的行为环境，有助于建构他们的感觉世界，从而指导他们的行为。如果在这层次上获得文化信条，我们就可以说，这些信条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文化的陈词滥调；（e）、作为真正的信仰，信条不仅指导而且激起行为；这些信条既有认知的特性，又有激励的特性。”（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陈最良对于那些教条的态度，大约至多不超过第二个层次罢。其实，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那一套道德教条的态度，大多是功利的，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或扬名立万，未必真的执着。因为“大抵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四书”、“五经”和“八股”这些劳什子不过是“敲门砖”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然而，在客观上，陈的言语对于杜丽娘而言，是代表着对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天性的压抑。作为杜丽娘的老师，他构成了杜丽娘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一部分。但可诅咒的却应是造成这种环境的社会制度，而不是陈最良。我们知道明代对女子的压抑，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和皇后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据明史•列女传序记载，当时妇女因节烈殉死“着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便产生于明代，据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所言，至明末养女多不教其读书识字，即便是贵族或官宦家庭，有时或者亦为女子延师，然止不过让她们学习所谓的“后妃之德”罢了。故压抑杜丽娘天性的，并不是陈最良，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氛围，一种缺席的在场，鲁迅先生称之为“无物之阵”这是一种群众的“恐怖”这就是说，群众既是这一“恐怖”的对象，又是这一“恐怖”的主人。
如前面所说，这个“从不晓得个伤春，从不曾游个花园”的冬烘先生对于自己口里讲的那一套未必是那么执着的。他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对于杜丽娘与柳梦梅先生违反礼法的行为并无一句贬词，相反，似乎有点儿同情他们，帮他们化解与杜宝之间的冲突。杜丽娘死后，他“看顾小姐坟茔”“日逐添香换水，何等庄严清净”他救过落水的柳梦梅，并把他安置在梅花观“权将息度岁”当他以为“小姐坟被劫了也”放声大哭，大骂柳梦梅是“狠心的贼”并且“星夜往淮扬，报知杜老先生去。”由于淮安被围，教他没前没后“大路上不敢行走，抄从小路而去”本来胆子很小的他竟然也“明知山有虎，故向虎边行”在李全处听到老夫人与春香的噩耗，大哭：“天呵，真个是老夫人和春香也。”杜宝让他去和戎，虽然他怕得要死，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然而他见了李全媳妇后却也不乏伶俐乖巧，几句马屁儿拍得那娘儿们够受用的。对于杜丽娘小姐与柳梦梅先生的婚事，他对杜宝说：“适间老先生三喜临门：一喜官居宰辅，二喜小姐活在人间，三喜女婿中了状元。”杜宝不快：“陈先生教的好女学生，成精作怪哩！”他却劝杜宝：“老相公葫芦提认了罢。”杜宝不肯：“先生差矣！此乃妖孽之事。为大臣的，必须奏闻灭除为是。”陈便使用了缓兵之计：“果有此意，容晚生登时奏上取旨何如？”一面却着人宣柳梦梅和杜丽娘及老夫人，让他们提前有个思想准备。后来碰到柳梦梅，跟他开玩笑：“你得便宜人，偏会撒科。则道你偷天把桂影那，不争多先偷了地窟里花枝朵。”可曾见出一丝儿道学气？陈最良固然并不理解杜丽娘，然而，几十年的封建教化的熏陶并未泯灭他的“人性”与“良知”虽然他满口的“四书五经”显得十分可笑，但“理”在他只是由外力强行灌输给他的，并未内化为他的行为准则“情”毕竟流淌自然地在他的血液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并不会如儒林外史里的王玉辉一般地，去鼓励自己的女儿殉夫，听到女儿的死讯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故从行为层次来看，陈最良有其不迂腐的一面。
然而，不可否认，在牡丹亭一剧里，陈最良是个受尽了嘲讽的角色。但作者所讽刺的果真是陈最良吗？答曰：“是也！非也！”一来汤显祖确实厌恶腐儒，汤合奇序云：“世间唯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另外，我们翻开明清时期的各种笑话集，里面有大量的嘲讽腐儒的文字。而且，作为戏剧，为了要吸引观众的缘故，往往要插入大量的插科打诨的文字。陈最良身上有着腐儒的某些特点，便自然成了作者嘲讽的对象。但是，作者恐怕嘲笑的却并不是他，而是在以一种社会所认可的方式嘲笑制造着陈最良这种腐儒的社会，以发泄自己满肚子郁积的“不合时宜”罢了。
我们不能将牡丹亭仅仅只看成一个爱情的悲喜剧，如果这样的话，则将它的意义给缩小了。牡丹亭的作者未必没有冯梦龙所谓“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意思存焉。故我们可以将牡丹亭看成一个社会讽刺剧。牡丹亭的结构显得似乎杂乱无章，充满了与爱情主题无关的情节。而且剧中大量使用了反讽、夸张与漫画的手法，很多情节充满了滑稽与荒诞的感觉。陈最良读了一辈子诗书，其结果不过是“陈绝粮”却因为莫明其妙地寄了一封书，便得到了自己以为已经绝望的功名；柳梦梅的状元得来更莫名其妙，传奇将一个眼中毫无文字的苗舜宾拉来充当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另外，杜宝治淮时一筹莫展，最后靠贿赂李全的妻子杨氏，这才莫名其妙地退兵言和，这种功劳来得并不光彩，却因此由杜安抚而变成了杜平章。虽然他们都得偿宿愿，美梦成真，但是，正如巴尔的摩所说：“他们滑稽可笑的功业是在乌七八槽的混乱中建立起来的。”一切庄严都被滑稽消解了，归入了荒诞之中。还有，第十八出诊祟里，依诗经开药方治病，且充满了有关性事的隐语，如“这病有了君子抽一抽，就抽好了”这种话，用在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和他的女学生之间，恐怕即便在现代社会里，都不是很得体的。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那时舞台上很流行的插科打诨的手法，是用来取悦观众的。但我们又何妨以严肃的目光去观照它，视之为一种荒诞手法，如鲁迅故事新编里的一些段落，是对腐儒的辛辣讽刺与调侃，盖此种语言在陈最良身上与那种环境中出现显得无理而有理，忒具反讽意味也，同时，亦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一种颠覆。
人，七也。为此七事，没了头要去。他们都不知官衙可是好踏的！况且女学生一发难教，轻不得，重不得。傥然间体面有些不臻，啼不得，笑不得。似我老人家罢了。”
陈的自白活画了旧时塾师的恶习与尴尬处境，故其庸俗却不得不说是环境使然。杜甫诗云：“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说这首诗是陈数十年来的生活写照，大概亦不为过罢。
现在我们来看杜丽娘拜师的镜头：
“（末）敢问小姐所读何书？（外）男、女四书，他都成诵了。则看些经旨罢。易经以道阴阳，义理深奥；书以道政事，与妇女没相干；春秋、礼记，又是此孤经；则诗经开首便是后妃之德，四个字儿顺口，且是学生家传，习诗罢。其余书史尽有，则可惜他是个女儿。”
外是杜宝，他在这里明明白白地指示了陈最良应该教些什么与怎么教的。为了生存，恐怕陈最良也只能唯东家之命是从。事实上，他确是这么做的，也就是依着朱子的注来解书，他不过是为适应环境，而充当封建正统思想的传声筒罢了，因为这是他的职业道德。为此，陈被丫头春香抢白了一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以维护师道的尊严。接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一本正经地在学生面前学鸠叫，真真可笑到了十二分。然陈并不自知他的可笑，这便是他可悲且可怜的地方，我们笑过之后，未必不感到一丝儿沉重。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学鸠叫”是故意的，如刘姥姥在大观园里的表演“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一样，是故意逗杜丽娘她们开心。无论怎样理解，都显得可怜且可悲。对那些封建教条的态度，我们可以分为五个层次：“（a）、行为者学习信条；（b）、行为者不仅学习信条，而且理解这些信条的传统含义，因为这些信条是在权威的文本里由公认的专家所解释的；（c）、行为者不仅理解这些信条的传统含义，而且在理解这些信条的含义时，相信这样规定的信条是真实的、正确的、或恰当的。但是，行为者认为一种信条是真实的，这本身并不表示一种信条对他们的生活且有重要的影响。因此，（d）、在认知特色的第四个层次上，文化信条不仅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且说明社会行为者的行为环境，有助于建构他们的感觉世界，从而指导他们的行为。如果在这层次上获得文化信条，我们就可以说，这些信条是真正的信仰，而不是文化的陈词滥调；（e）、作为真正的信仰，信条不仅指导而且激起行为；这些信条既有认知的特性，又有激励的特性。”（m。e。斯皮罗：文化与人性）陈最良对于那些教条的态度，大约至多不超过第二个层次罢。其实，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统治阶级所提倡的那一套道德教条的态度，大多是功利的，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或扬名立万，未必真的执着。因为“大抵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四书”、“五经”和“八股”这些劳什子不过是“敲门砖”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然而，在客观上，陈的言语对于杜丽娘而言，是代表着对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天性的压抑。作为杜丽娘的老师，他构成了杜丽娘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一部分。但可诅咒的却应是造成这种环境的社会制度，而不是陈最良。我们知道明代对女子的压抑，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和皇后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据明史•列女传序记载，当时妇女因节烈殉死“着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便产生于明代，据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所言，至明末养女多不教其读书识字，即便是贵族或官宦家庭，有时或者亦为女子延师，然止不过让她们学习所谓的“后妃之德”罢了。故压抑杜丽娘天性的，并不是陈最良，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氛围，一种缺席的在场，鲁迅先生称之为“无物之阵”这是一种群众的“恐怖”这就是说，群众既是这一“恐怖”的对象，又是这一“恐怖”的主人。
如前面所说，这个“从不晓得个伤春，从不曾游个花园”的冬烘先生对于自己口里讲的那一套未必是那么执着的。他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对于杜丽娘与柳梦梅先生违反礼法的行为并无一句贬词，相反，似乎有点儿同情他们，帮他们化解与杜宝之间的冲突。杜丽娘死后，他“看顾小姐坟茔”“日逐添香换水，何等庄严清净”他救过落水的柳梦梅，并把他安置在梅花观“权将息度岁”当他以为“小姐坟被劫了也”放声大哭，大骂柳梦梅是“狠心的贼”并且“星夜往淮扬，报知杜老先生去。”由于淮安被围，教他没前没后“大路上不敢行走，抄从小路而去”本来胆子很小的他竟然也“明知山有虎，故向虎边行”在李全处听到老夫人与春香的噩耗，大哭：“天呵，真个是老夫人和春香也。”杜宝让他去和戎，虽然他怕得要死，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然而他见了李全媳妇后却也不乏伶俐乖巧，几句马屁儿拍得那娘儿们够受用的。对于杜丽娘小姐与柳梦梅先生的婚事，他对杜宝说：“适间老先生三喜临门：一喜官居宰辅，二喜小姐活在人间，三喜女婿中了状元。”杜宝不快：“陈先生教的好女学生，成精作怪哩！”他却劝杜宝：“老相公葫芦提认了罢。”杜宝不肯：“先生差矣！此乃妖孽之事。为大臣的，必须奏闻灭除为是。”陈便使用了缓兵之计：“果有此意，容晚生登时奏上取旨何如？”一面却着人宣柳梦梅和杜丽娘及老夫人，让他们提前有个思想准备。后来碰到柳梦梅，跟他开玩笑：“你得便宜人，偏会撒科。则道你偷天把桂影那，不争多先偷了地窟里花枝朵。”可曾见出一丝儿道学气？陈最良固然并不理解杜丽娘，然而，几十年的封建教化的熏陶并未泯灭他的“人性”与“良知”虽然他满口的“四书五经”显得十分可笑，但“理”在他只是由外力强行灌输给他的，并未内化为他的行为准则“情”毕竟流淌自然地在他的血液中。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并不会如儒林外史里的王玉辉一般地，去鼓励自己的女儿殉夫，听到女儿的死讯还仰天大笑：“死的好！死的好！”故从行为层次来看，陈最良有其不迂腐的一面。
然而，不可否认，在牡丹亭一剧里，陈最良是个受尽了嘲讽的角色。但作者所讽刺的果真是陈最良吗？答曰：“是也！非也！”一来汤显祖确实厌恶腐儒，汤合奇序云：“世间唯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另外，我们翻开明清时期的各种笑话集，里面有大量的嘲讽腐儒的文字。而且，作为戏剧，为了要吸引观众的缘故，往往要插入大量的插科打诨的文字。陈最良身上有着腐儒的某些特点，便自然成了作者嘲讽的对象。但是，作者恐怕嘲笑的却并不是他，而是在以一种社会所认可的方式嘲笑制造着陈最良这种腐儒的社会，以发泄自己满肚子郁积的“不合时宜”罢了。
我们不能将牡丹亭仅仅只看成一个爱情的悲喜剧，如果这样的话，则将它的意义给缩小了。牡丹亭的作者未必没有冯梦龙所谓“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意思存焉。故我们可以将牡丹亭看成一个社会讽刺剧。牡丹亭的结构显得似乎杂乱无章，充满了与爱情主题无关的情节。而且剧中大量使用了反讽、夸张与漫画的手法，很多情节充满了滑稽与荒诞的感觉。陈最良读了一辈子诗书，其结果不过是“陈绝粮”却因为莫明其妙地寄了一封书，便得到了自己以为已经绝望的功名；柳梦梅的状元得来更莫名其妙，传奇将一个眼中毫无文字的苗舜宾拉来充当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另外，杜宝治淮时一筹莫展，最后靠贿赂李全的妻子杨氏，这才莫名其妙地退兵言和，这种功劳来得并不光彩，却因此由杜安抚而变成了杜平章。虽然他们都得偿宿愿，美梦成真，但是，正如巴尔的摩所说：“他们滑稽可笑的功业是在乌七八槽的混乱中建立起来的。”一切庄严都被滑稽消解了，归入了荒诞之中。还有，第十八出诊祟里，依诗经开药方治病，且充满了有关性事的隐语，如“这病有了君子抽一抽，就抽好了”这种话，用在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儿和他的女学生之间，恐怕即便在现代社会里，都不是很得体的。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那时舞台上很流行的插科打诨的手法，是用来取悦观众的。但我们又何妨以严肃的目光去观照它，视之为一种荒诞手法，如鲁迅故事新编里的一些段落，是对腐儒的辛辣讽刺与调侃，盖此种语言在陈最良身上与那种环境中出现显得无理而有理，忒具反讽意味也，同时，亦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的一种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