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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其实，我并不喜欢这顶帽子，也一向不把自己看作什么“时评人”我写的评论，只是因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实在令人窒息，有时不免要说上两句，让自己透透气。
一切崇高的东西，都令我感到窒息，让我觉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神的天堂――但天堂离我辈凡人实在太遥远，我只想安安心心地做一个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写文章的时候，也以一个平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一直以来，我写评论时都坚持一个原则，即“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依靠事实与逻辑来表达自己就某件事情的看法，绝不说任何超越事实与逻辑的过头话。
作为“时评人”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只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古人曾说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从来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因为我厌恶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儿；也从来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我尤其讨厌那些打着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崇高招牌沽名钓誉的人。
前几天，因看不惯一位叫郑渝川的“时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崇高作派”写了一篇过分放大学而优与富士康之争有违社会公平的文章，批评了他对弱者非理性的同情――虽说看不惯，仍然还是就事论事，没有掺杂半点人身攻击――很快便在网上看到了他题为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回应。老实说，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题目，一方面暗示了我在“为富士康说话”一方面又给我戴上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帽子，这种躲躲闪闪的鬼蜮伎俩与某些媒体在报道学而优与富士康之争时使用的诸如“逼迁”与“被退园”之类的充满了暗示性的词汇如出一辙。
给我扣上“为富士康说话”和“颠倒黑白”两顶大帽子将我“污名化”以后，自然，我说的任何话在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命的郑渝川先生――甚至读者诸君――的眼里都站不住脚了，所以不值得一驳。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罢，这位可敬的郑渝川先生并没有立即对我文章中的论点进行正面回应，而是翻出了我以往写的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以证明我一直在“颠倒黑白”真可谓用心良苦呀！
郑渝川先生首先提到我2007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同样没有就我该文章中的论点进行任何正面回应，马上又给我加上了一顶“自己可以以通篇的联想、推理来表达评价，却不许别人依据新闻媒体已经将背景介绍得很清楚的事件拿来评论”的帽子――人往往最看不清楚的就是自己，所以古代的哲人才会在德尔菲神庙的墙壁上留下“人哟，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读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这么霸道，看来，还真应该感谢这位郑渝川先生，让我一下子认清了自己。
给我送完第三顶帽子以后，郑渝川先生指出，报道富士康与学而优事件的媒体有五家，在列举了五家媒体的名称和报道日期之后，郑渝川先生居然由此推断出了“从这五家媒体的报道来看，基本均衡、恰当的描述了富士康和学而优两方面对事件的定位、评价和诉求，根本谈不上‘宕子’所言的‘（媒体报道）一方面妖魔化了富士康，给它的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贴上了非正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又神化了... -->>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其实，我并不喜欢这顶帽子，也一向不把自己看作什么“时评人”我写的评论，只是因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实在令人窒息，有时不免要说上两句，让自己透透气。
一切崇高的东西，都令我感到窒息，让我觉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神的天堂――但天堂离我辈凡人实在太遥远，我只想安安心心地做一个人。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写文章的时候，也以一个平凡人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一直以来，我写评论时都坚持一个原则，即“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依靠事实与逻辑来表达自己就某件事情的看法，绝不说任何超越事实与逻辑的过头话。
作为“时评人”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只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古人曾说过“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我从来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因为我厌恶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儿；也从来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我尤其讨厌那些打着为弱势群体说话的崇高招牌沽名钓誉的人。
前几天，因看不惯一位叫郑渝川的“时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崇高作派”写了一篇过分放大学而优与富士康之争有违社会公平的文章，批评了他对弱者非理性的同情――虽说看不惯，仍然还是就事论事，没有掺杂半点人身攻击――很快便在网上看到了他题为可以为富士康说话，不能颠倒黑白的回应。老实说，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题目，一方面暗示了我在“为富士康说话”一方面又给我戴上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帽子，这种躲躲闪闪的鬼蜮伎俩与某些媒体在报道学而优与富士康之争时使用的诸如“逼迁”与“被退园”之类的充满了暗示性的词汇如出一辙。
给我扣上“为富士康说话”和“颠倒黑白”两顶大帽子将我“污名化”以后，自然，我说的任何话在以弱势群体的代言人自命的郑渝川先生――甚至读者诸君――的眼里都站不住脚了，所以不值得一驳。大约是因为这个原因罢，这位可敬的郑渝川先生并没有立即对我文章中的论点进行正面回应，而是翻出了我以往写的与富士康有关的评论，以证明我一直在“颠倒黑白”真可谓用心良苦呀！
郑渝川先生首先提到我2007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同样没有就我该文章中的论点进行任何正面回应，马上又给我加上了一顶“自己可以以通篇的联想、推理来表达评价，却不许别人依据新闻媒体已经将背景介绍得很清楚的事件拿来评论”的帽子――人往往最看不清楚的就是自己，所以古代的哲人才会在德尔菲神庙的墙壁上留下“人哟，认识你自己”的箴言，读到这里，我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这么霸道，看来，还真应该感谢这位郑渝川先生，让我一下子认清了自己。
给我送完第三顶帽子以后，郑渝川先生指出，报道富士康与学而优事件的媒体有五家，在列举了五家媒体的名称和报道日期之后，郑渝川先生居然由此推断出了“从这五家媒体的报道来看，基本均衡、恰当的描述了富士康和学而优两方面对事件的定位、评价和诉求，根本谈不上‘宕子’所言的‘（媒体报道）一方面妖魔化了富士康，给它的单方面提前终止合同的行为贴上了非正义的标签；另一方面又神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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