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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上公办普高比上大学还难深圳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昨天，由知名网络评论员金心异召集民间沙龙，讨论在深圳推行15年义务教育的可能性。大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在从法律上改变义务教育年限之前，深圳市政府可以向市民发放教育券，首先解决学前教育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8月2日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
如金心异所言，深圳确实有条件实现15年义务教育，当然，这里所说的条件指的是财政的承受能力。与史勇萍一样，我也觉得把整个基础教育作为义务教育来抓，对中国今后的发展非常必要。而深圳作为国内先锋城市，应该从经济上和观念上尝试做15年义务教育。但是，有条件或有必要却未必等于能实施。那么，深圳推行15年义务教育的阻力何在呢？
网友“小邱”以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来论证超出9年以上的义务教育之不可行，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推行9年以上的义务教育，事实上，教育部最近出台的中长期规划写得清清楚楚，要在2020年前，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而且，陕西省神木县从2008年起已经在全县范围内同步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小学到高中12年的免费教育。至于深圳市政协委员朱克恒所说的“从教育结构来看，除非大学也纳入义务教育，否则高中三年推行义务教育肯定不适合”则简直不知所云——恕我愚钝，实在看不出大学是否纳入义务教育与高中三年推行义务教育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也不知道为什么把高中的三年也作为义务教育会影响到高校选拔人才，因为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所增加的只是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即分母，对于国家计划选拔的人数，即分子，则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事实上，推行15年义务教育的真正阻力不在法律，也不在所谓的“影响到高校选拔人才”而在于现行的教育体制本身与寄生于其上的既得利益者。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虽然于我们为必需，却并不感觉到它的珍贵。任何东西，只有变成稀缺物品时，人们才会觉得它的可贵，才会成为某些人的牟利工具。因此，如果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人人都可以读不花钱的幼儿园，那么，必将大大地损害那些幼儿园举办者的利益，这些人就会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阻碍或延缓这一事件的发生。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让每位适龄公民都能读高中，同样会降低高中学位的稀缺性，损害那些以这种稀缺性牟利的相关人员的利益。此外，如果参加高考的人数的增长率超过高校选拔人数的增长率，则必然会导致升学率的下降——在我国目前这种高考导向的教育体制下，升学率几乎是一个学校的命脉所在，也是相关政府官员的政绩所在，以至于有很多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往往劝说那些成绩差的学生不要参加高考。
有鉴于此，我认为，解决上学难、上学贵并非能不能，而是愿不愿的问题，最终取决于具有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之间的力量博弈。具体前景如何，不能过于乐观。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语境里，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比较可行的是采取“钝刀子割肉”式的渐进改良办法，在改善某些人的境况时，尽量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损害——等到那些既得利益者发现自己正在节节败退时，情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
在深圳，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上公办普高比上大学还难深圳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昨天，由知名网络评论员金心异召集民间沙龙，讨论在深圳推行15年义务教育的可能性。大家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在从法律上改变义务教育年限之前，深圳市政府可以向市民发放教育券，首先解决学前教育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8月2日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
如金心异所言，深圳确实有条件实现15年义务教育，当然，这里所说的条件指的是财政的承受能力。与史勇萍一样，我也觉得把整个基础教育作为义务教育来抓，对中国今后的发展非常必要。而深圳作为国内先锋城市，应该从经济上和观念上尝试做15年义务教育。但是，有条件或有必要却未必等于能实施。那么，深圳推行15年义务教育的阻力何在呢？
网友“小邱”以存在难以逾越的法律障碍来论证超出9年以上的义务教育之不可行，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推行9年以上的义务教育，事实上，教育部最近出台的中长期规划写得清清楚楚，要在2020年前，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而且，陕西省神木县从2008年起已经在全县范围内同步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小学到高中12年的免费教育。至于深圳市政协委员朱克恒所说的“从教育结构来看，除非大学也纳入义务教育，否则高中三年推行义务教育肯定不适合”则简直不知所云——恕我愚钝，实在看不出大学是否纳入义务教育与高中三年推行义务教育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也不知道为什么把高中的三年也作为义务教育会影响到高校选拔人才，因为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所增加的只是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即分母，对于国家计划选拔的人数，即分子，则不会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事实上，推行15年义务教育的真正阻力不在法律，也不在所谓的“影响到高校选拔人才”而在于现行的教育体制本身与寄生于其上的既得利益者。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虽然于我们为必需，却并不感觉到它的珍贵。任何东西，只有变成稀缺物品时，人们才会觉得它的可贵，才会成为某些人的牟利工具。因此，如果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人人都可以读不花钱的幼儿园，那么，必将大大地损害那些幼儿园举办者的利益，这些人就会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阻碍或延缓这一事件的发生。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让每位适龄公民都能读高中，同样会降低高中学位的稀缺性，损害那些以这种稀缺性牟利的相关人员的利益。此外，如果参加高考的人数的增长率超过高校选拔人数的增长率，则必然会导致升学率的下降——在我国目前这种高考导向的教育体制下，升学率几乎是一个学校的命脉所在，也是相关政府官员的政绩所在，以至于有很多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往往劝说那些成绩差的学生不要参加高考。
有鉴于此，我认为，解决上学难、上学贵并非能不能，而是愿不愿的问题，最终取决于具有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人群之间的力量博弈。具体前景如何，不能过于乐观。在当下中国的政治社会语境里，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比较可行的是采取“钝刀子割肉”式的渐进改良办法，在改善某些人的境况时，尽量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损害——等到那些既得利益者发现自己正在节节败退时，情势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