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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社会人类贡献一点力量。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社会人类贡献一点力量。
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优美,可是比起不会讲话来,能够开口对我的工作的进展帮助很大。
在大学求学时就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活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这世界上总会有一两件适合我做,而且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着,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奇怪的是,朋友们倒都替我想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有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帝希望你去做的事。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在完成大学的学业之前,我暂时不考虑此事。”
虽然这么说,可是这位朋友初衷不改,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我,不时对莎莉文老师和我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是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还未起床,这位朋友已在前往纽约的途中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有意立刻着手进行。
赫顿夫人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惊讶,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拜访那些资助我的先生们。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代表他。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最后下结论般地说:“洛奇先生明白表示,他不肯在这种事上花一分钱。”那位先生大言不惭地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那位先生一再强调是上帝的意思,难道他身上怀有上帝给他的委任状?否则他怎知只有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这种话实在太难叫人信服。
类似的事情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去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的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然后加以训练。我对提出这些计划的人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听了我的答复,对方居然很生气地指责我是个利已主义者,只肯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幸好,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都很开明、慷慨,他们给我最大的自由去做我喜欢的事,从不加以干预。他们的作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人类的事情,而又是我能做的,我都将全力以赴!
可以真正替盲人贡献心力的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一位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的青年来看我,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而他本人此行的目的是劝我加入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我很快就加入了这一组织,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要求为保护盲人而成立特别委员会。
这个请愿案顺利获得了通过,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首先,我们在康培尔先生的指挥下,调查盲人所能从事的一切工作。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销售盲人的劳动产品,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在马萨诸塞州各地设立了好几处同样的商店。
在搬到连杉之后,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为了使盲人彼此之间便于联络,也为了使职业调查更易于进行,应该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现有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