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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六十年代中期,部队开展大比武。大比武序幕拉开之后,严泽光一头扎在部队里,很少回来,回来也是匆匆忙忙,钻进自己的房间就不出来。那个小屋果然被他弄成了后方指挥部,里面不仅挂着作战地图,还堆起了沙盘。

    王雅歌也忙。师医院开展业务练兵,她是三所所长,大小也是个负责人,而且是个很有责任心的负责人,这就决定了她比别人更忙,也就决定了她和严泽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严泽光说王雅歌简直就像国民党军统特务,无孔不人地跟他开展时间争夺战。王雅歌反唇相讥说“当个小营长把自己搞得像大军区司令似的,不光我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孩子更是绊脚石。”

    孩子如同野火烧春风吹的树苗,在严泽光和王雅歌的冷战中一天一天地长大,到了四岁,严泽光给她起了个名字叫严丽文,送到了幼儿园。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孩子上幼儿园需要接送,回来要吃喝拉撒,没有人管也还是不行的。

    两个人也曾经商量要请保姆,最终没有请成。一来双方家庭都不富裕,需要他们拿出三分之二的薪水去支援;二者住房不宽裕,仅严泽光的书房就占去了一大间。

    王雅歌建议严泽光把书房也就是所谓的后方指挥部腾出来给保姆住,遭到了严泽光的痛斥。严泽光说“你还挖苦我把自己当大军区司令,就凭你这个态度,我当营长都吃力。我的一点成绩都是跟你争分夺秒地抢来的。”

    王雅歌说“我是岗位练兵的先进工作者,还是驻地的爱民模范。我的这点荣誉,全是跟你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

    说归说,孩子还是王雅歌带的多。白天送幼儿园,晚上王雅歌下班骑车接回来,严泽光基本上不管。

    好在有个好邻居。孙芳在结婚后不久就随军安排在团里的军人服务社工作,上班不出营房。有时候王雅歌忙得没空了,就打电话给孙芳,由孙芳帮着接孩子。

    孙芳和王铁山结婚六七年,王雅歌帮他们想了不少办法,附近几个大城市的医院都看遍了,孙芳的肚子还是不见大。王铁山倒是大大咧咧,说没有孩子更好,可以轻装上阵干革命。孙芳就不行了,老是觉得对不起王铁山。光看王铁山看别人家孩子那眼神,孙芳就知道王铁山说不要孩子更好不是心里话。下班回来,要是正好遇上孙芳接到了妞妞,王铁山就会兴致勃勃地跟孩子玩一阵子,比数数,捉迷藏,演大老虎,孩子开心,王铁山更开心,小院里笑声不断,像夕阳一样灿烂。

    有一次严泽光百年不遇地到王铁山家领孩子,在门外看见穿着绒衣的王铁山在带孩子玩。严泽光走到门口又退回来了,在自己家这边听王铁山和孩子对话。

    孩子问“为什么金鱼老是游来游去,它难道不睡觉吗?”

    王铁山回答说“金鱼也会睡觉,但它睡觉的时候也是游来游去。”

    孩子问“金鱼会唱歌吗?”

    王铁山回答“金鱼大概是不会唱歌的。”

    孩子又问“金鱼会说话吗?”

    王铁山想了好长时间才回答“金鱼会说话,但金鱼说话只有金鱼才能听到,人是听不到的。”

    孩子问“那金鱼会动脑筋吗,金鱼有幼儿园吗?”

    王铁山一头大汗,还是不厌其烦。

    严泽光那天最终没有进王铁山的家门,暗想,这个麻烦还是让老王先对付吧,他可没这个耐心。

    王铁山带孩子玩的时候,孙芳就在旁边陪着。每当这个时候,孙芳就知道,王铁山想要孩子。她跟王铁山商量要去上海做手术,解决那个大夫说的输卵管狭窄的问题。一来王铁山抽不开身陪她,二来王铁山相信中医甚于相信西医,尤其他听说治疗妇科病,还是中医奏效。

    王雅歌也多次劝说孙芳去上海做手术,表示王铁山不能陪同,她可以陪同,把孩子暂时交给石得法的家属带几天。王铁山说“再等等,等我稍微闲一点,还是我自己陪同比较好。”王铁山有这样一个态度,事情就搁置下来了,一直搁置到大比武,更没有时间了。

    王雅歌跟严泽光夫妻感情一般,夫妻生活质量一般,相互体贴也很一般,倒是同王家走得很勤,不仅孩子要交给他们帮助照料,有时候她下班回来,累了不想做饭,就到王铁山家蹭饭。严泽光偶尔回来,见没有人做饭,便回到营部吃饭。

    王雅歌吃孙芳的饭自然也不是白吃。她从来没有放弃为孙芳寻医求药。有一服中药熬制技术要求高,沈大夫和林司药交代又交代,火候问题,时机问题,下药先后,程序复杂。王雅歌怕孙芳弄不好,干脆动手自己熬。那天严泽光想老婆了,忙里偷闲回了一趟家,嗅到药味,吓了一跳,以为王雅歌病了,赶紧问寒问暖。

    王雅歌故意不理他,蹲在地上,手里拿着扇子给小炭炉扇风,火借风势,把王雅歌的脸映得红扑扑的。

    严泽光这天本来心情不错,没想到回来看见老婆熬汤药,心里还真的有点沉甸甸的。王雅歌越是不理他,他越是着急,把脚挡在王雅歌和小炭炉之间问“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病了?”

    王雅歌见他真的着急,笑笑说“我病了好啊,你可以再娶一个能够生男孩的女人啊。”

    严泽光急了说“我们两口子,有团结有斗争,团结是目的,斗争是手段,通过斗争达到团结。我从来没有三心二意,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

    王雅歌听着这话,不伦不类,倒也不难听,心里一阵温暖。王雅歌说“实话跟你说吧,这药是妇科药,服用三剂可以生男孩。”

    严泽光不知是计,两眼顿时放光,一句话脱口而出“真的啊?”

    王雅歌说“看看,狐狸还是露出了尾巴。”

    严泽光说“要是真的生个男孩,那当然是好事。”

    王雅歌脸一板说“一个都顾不过来了,再生一个你带啊?”

    严泽光困惑了,看着小炭炉说“那你这是干啥?”

    王雅歌说“把你那个破营长当好,别多管闲事。”

    严泽光明白了老婆没有什么大问题了,还当真不管闲事了,哼着小调回到书房搞战术去了。

    那天晚上严泽光很晚还没吃上饭,饿了就在屋里敲打桌子,声音不高不低地喊,开饭了,开饭了!喊了几遍没有回应,便到厨房去找,这才发现王雅歌不知去向,倒是听见隔壁笑语琅琅,于是明白,那药是给孙芳熬的。

    2

    严丽文到了六岁,就该上小学了,可以寄宿。严泽光如释重负,王雅歌重负如释。报名那天,严泽光精神抖擞地亲自送孩子,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八一小学的大门,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

    到了大比武后期,严泽光和王铁山都是老营长了。而此时王雅歌已经由师医院三所所长升任副院长,职务是副营级,享受副团职待遇。回到家里,再同严泽光舌战的时候,底气更足了些,居高临下地说“严泽光同志,别忘记了,我享受的是副团级待遇,而你呢,一个正营级干部,老是指挥一个副团级干部不太正常吧?”

    严泽光说“我日他娘,这叫什么事!”

    有一天到团里开会,听副政委念人民日报社论。副政委口音很重,听球不懂,加上错别字连篇,干部们昏昏欲睡。

    严泽光起先还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保持坐如钟的风度,后来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从学习袋里拿起一张纸信手涂鸦,写了一句“这个同志扯球淡。”

    坐在一边的王铁山看见了,悄悄地把纸抽了过去,写了一句话推了过来,严泽光一看,差点儿把笑给喷出来了,王铁山写的是“脑袋有点像大蒜。”

    严泽光又写了一句“丑化领导要倒霉。”

    王铁山又写了一句“实事求是理当然。”

    就这样,两个人你来我往,方兴未艾。

    王铁山虽然文化不高,但在一团是著名的打油诗专家。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学习小靳庄的时候,他已经是团长了,据说某中央首长点名让他去参加诗歌创作学习班,军区打了埋伏,说王铁山这个同志家庭出身不好,这才让他失去了一个名扬天下同时也可能会臭不可闻的机会——这是后话了。

    那天二人无意当中开展笔谈,居然兴致勃勃,居然其乐无穷,居然滔滔不绝。起先还是扯谈,后来渐渐地就涉及真情实感了。那天他们一共合作了多少打油诗已经无人知晓了,只有一首后来被流传下来。

    营长当了八九年,

    裤衩穿了百十件,

    破枪破炮天天练,

    红军不怕远征难。

    钟山风雨起苍黄,

    十年没有打过仗。

    手发痒来心里急,

    老想朝谁开一枪。

    王铁山和严泽光在合作打油诗的时候,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想象,也充满了才华和智慧。这是他们历史上配合得最好的时光,融洽默契,心有灵犀,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他们全然不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差一点儿因为这些打油诗会进监狱甚至会掉脑袋。政治嗅觉高度灵敏手艺非凡的工作组居然从这首诗里研究出来,其中一、三、六、八句,属于“牢骚太盛”从反动情绪上看,是一个人所为,而另一个人相对平和,罪行较轻。但是因为原件丢失,王铁山和严泽光都主动承担最反动的那部分是自己写的,反而使问题拖住了。

    那也是后来的师政委刘界河出的点子,把责任推给了“广大人民群众”说这是战士们编出来挖苦他们营长的,与这两个营长——后来的两个团长无关。这也是后话了。

    回到当时当地,严泽光和王铁山在会场上作诗密切配合,但是转眼之间严泽光就把王铁山给卖了一次。

    报纸念完后,散会。

    其他人都走了,严泽光还没走。王铁山说“走啊,你还想听一次社论吗?”

    严泽光说“我等等,我想问参谋长,器材什么时候到。”

    其他人都走完了,团首长也从主席台上撤下。团政委刘界河看见严泽光在东张西望,就打了一个招呼“走,老严,到我办公室坐坐。”

    刘界河这个招呼本来是客套话,岂料严泽光顺竿子就爬了上来。严泽光说“正好,我有意见要向组织上反映。”

    刘界河顿了一下“哦,什么意见?”

    严泽光说“政委要是广开言路我就畅所欲言,政委要是闭关锁国我就守口如瓶。”

    刘界河沉吟片刻,看看严泽光,又抬头看了看天,笑了起来说“啊,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严泽光一脸茫然地看着刘界河。

    刘界河说“你严泽光那么清高的一个人,平时不下通知你不到团里来,不逼急了你不发言,今天是怎么啦,要给我搞隆中对?”

    严泽光不在乎刘政委的挖苦讽刺,一本正经地说“我只是想提意见。”

    刘界河说“你的意见重要吗?”

    严泽光说“比较重要。”

    刘界河说“不是要打仗的事吧。”

    严泽光说“不是。”

    刘界河想了想说“那今天先算了,我今天心情比较好,陈团长打猎又打了一只野兔子,说好了晚上要搞壶老酒的,别让你的比较严重的意见把兴致给我败坏了。”

    说完,转身要走。

    严泽光迟疑了一下,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刘界河那天确实心情不错,因为听到风声,可能要提升为师里副政委或者政治部主任。刘界河边走边说“怎么,今天是对准了要一吐为快啊?”

    严泽光说“憋得有点难受。”

    刘界河说“那咱们说好了,既然提意见,就痛痛快快地提,知无不言地提,干净利落地提。不许支支吾吾,不许含含糊糊,尤其不许拐弯抹角。你严泽光是有名的弯弯绕,不能把我给绕了。”

    严泽光说“政委放心,今天我是一根肠子通到屁股眼儿。”

    刘界河停步,扭头问“此话怎讲?”

    严泽光说“直来直去。”

    刘界河说“哈哈,太粗。看来今天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这个文雅的人也说起粗话来了。”

    严泽光说“话粗理不粗。”

    刘界河说“那好,今天我们就来个雅俗共赏,但不要搞通宵达旦。晚上我要喝酒。”

    严泽光说“我的意见不多,就三条。”

    两人说着话,就进了刘界河的办公室。

    刘界河让警卫员给严泽光倒了一茶缸开水,把手一指说“开始。”

    严泽光说“那我就开始了。情况是这样的”

    刘界河把手一摆说“打住,又拐弯了不是?”

    严泽光说“那我就从头说起。昨天发薪水,我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我的营长一当就是八年,我当营长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现在孩子已经六岁了,已经上学了,我还当营长。”

    刘界河说“那没有办法,抽调你去工程兵部队当团长你不去。”

    严泽光说“我是个野战军步兵营的营长,玩步兵战术我是行家,玩工程技术我基本上就是傻子,我不能因为追求职务而去做我力不能及的事情。”

    刘界河说“现在是和平时期,好多部队都转行了,有的还撤销了,干部多得像狗一样,漫山遍野都是。我这个团政委比你时间更长。战争年代我平均一年升官一级半,和平时期十年不升一级,这也是正常的。还有什么没想到?”

    严泽光说“我授衔的时候是个大尉,眼睁睁地熬到年头了,总算可以授少校衔了,他妈的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取消了。这不是瞎折腾吗?看来我这辈子是当不上校官了。”

    刘界河说“这话不要随便说,这是上面的事情。”

    严泽光说“为什么不让说?授衔的军官是军官,不授衔的叫干部。干部是什么,日本鬼子才叫干部。”

    刘界河说“严泽光同志,你说话注意一点。你是个老同志了,要注意影响。”

    严泽光说“连老同志都不敢说话了,还有谁敢说话?”

    刘界河尽管表面上对严泽光很严厉,但是从心里来讲,他还是很器重这个干部的,而且他也认为严泽光的意见不无道理。这些从战争年代打出来的干部不是一般的干部,他连死都不怕,他还怕什么?你不让他说话,你让他闭嘴那可能吗?

    刘界河说“在这一点上,你要向王铁山同志学习。上次有一个提升的机会,党委已经上报要提他了,可是他却谦虚地说,他文化不高,水平有限,主动推荐朱振国当参谋长,他不跟你一样,还是个营长吗?”

    严泽光说“这就是我的第三个没想到。没想到组织上会推荐王铁山同志当参谋长而没有推荐严泽光同志。政委同志我向组织上提出疑问,严泽光同志差吗?”

    刘界河说“至少在觉悟上比王铁山同志稍逊一筹。”

    严泽光说“第一,我们军人是要打仗的,是要懂战术的。时传祥同志掏大粪受到了国家主席的接见,你能说他觉悟不高?可是他能够当团参谋长吗?第二,我也不承认我觉悟就比王铁山同志差。当然我这不是说王铁山同志不好,王铁山同志很好,你把他提成副团长,哪怕你把他提拔成大军区副司令,我都没有意见,但是你们组织上推荐他当团参谋长,我认为简直就是驴头不对马嘴。”

    刘界河火了,一掌拍在椅子扶手上,喝道“严泽光同志,你太狂妄了!你有什么理由说组织上推荐王铁山当参谋长是驴头不对马嘴?”

    严泽光说“参谋长是什么?是司令部的灵魂,是指挥整个部队作战行动的中枢的中枢。王铁山同志觉悟哪怕再高,也抵消不了在作战指挥上的先天不足。他管参谋长可以,但是他不能当参谋长。”

    刘界河又把椅子扶手拍了一下说“还是狂妄,更加狂妄。谁在作战指挥上先天不足?你别忘记了,双榆树战斗”

    话到此处戛然而止,刘界河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急不择言说漏嘴了,恐怕点到严泽光的死穴了,恐怕戳到了严泽光的痛处,恐怕要伤严泽光的自尊心了。

    果然,严泽光神情大变,脸色苍白地看着刘界河,嘴唇有些颤抖,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最后说“关于双榆树战斗,组织上的结论,我是有保留的。”

    刘界河温和了口气说“严泽光同志,我这样说也不是很负责任。公正地说,双榆树战斗有不少问题没有搞清楚,可是仗已经打成那个样子了,王铁山的队伍已经上去了,敌人终于被击溃了,高地终于被拿下了。我们总不能处分王铁山吧?给王铁山记了一次大功,给你严泽光也嘉奖了一次,我们也并没有说你严泽光指挥失误。哪怕将错就错,我们也只能那样了,胜利属于整体,功劳大家都有,皆大欢喜,凯旋而归。当然”刘界河有点语无伦次了,他看见严泽光已经站了起来。

    严泽光说“政委,我走了。”

    刘界河说“你等等,我们还没有谈完。”

    严泽光说“我的意见提完了。”

    3

    王铁山和严泽光的营长当到第九年头上,因为在大比武中各有表现,都提拔了,王铁山先严泽光三个月提升为副团长,三个月后严泽光被提升为参谋长。

    新任师政治部主任的刘界河在跟严泽光谈话的时候说“严泽光同志啊,看来你这个参谋长还真有两下子,我应该把你调到师政治部来给我当干部科长。”

    严泽光说“首长又在挖苦我。”

    刘界河说“简直就是神机妙算嘛,谁当什么,全由你说了算。”

    严泽光说“我只是觉得谁更合适。如果师政治部真的把干部的特长、性格、品质都加在档案里,到了该用谁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调查了。”

    刘界河夸张地说“哈哈,那我又犯错误了,小看你了。师政治部这个小庙哪里能装得下你这尊大菩萨?你考虑的问题是总政干部部长应该考虑的事情。”

    严泽光想了想“老老实实地说,这个现在的档案太格式化了,无非就是家庭出身年龄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婚否。我认为军官的档案应该更丰富一些,好像还缺少什么更重要的东西。”

    刘界河说“严泽光同志,你的想法很好,但目前可能做起来有困难。干部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说它了。记得半年前,你向我提意见,说你有三个没想到。今天我也给你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你我一起刚刚发过牢骚就提升了,好像毛主席听到了咱们的牢骚,命令部队重用你我。第二个是没想到真的像你说的,你适合当团参谋长,王铁山同志当的是副团长。你可别认为这是我听取了你的意见才有的结果啊。我跟你说实话,讨论提升你,我是投反对票的。你这个同志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这个以后再说。第三个没想到是王铁山是分管训练的副团长,具体说来就是分管你。虽然你们在职务上是同级,但在分工上你除了向团长负责,还要接受王铁山的领导。你听明白了吗?”

    严泽光说“听明白了。”

    严泽光当了参谋长,比过去更忙了。当然,忙得很起劲,忙得如鱼得水。参谋长这个职务是他向往已久的。虽说那时候的干部不是太在乎职务高低,但也不是完全不在乎,何况他又对搞战术充满了激情呢。

    就在严泽光雄心勃勃要大干一场的时候,麻烦又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八一小学取消了寄宿,孩子还得自己带。严丽文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每天晚上要做作业,做作业要人辅导。孩子拿着课本对严泽光说“爸爸,老师说了,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可是我的算术成绩不好,你教我乘法吧。”

    严泽光起先还有耐心,二乘以二等于四,三乘以三等于九,这太简单了,于是掰着指头给孩子讲解。孩子听得明明白白,可是还要问“三乘以三为什么等于九,而不是等于十呢?”

    这就不简单了。

    讲了几个回合,严泽光就急了,对孩子说“爸爸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问你妈妈去。”

    孩子于是颠颠地跑到妈妈的房间。可是没过多久,小家伙又敲爸爸的门,跑进来说“妈妈说了,她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严泽光说“跟你妈妈说,爸爸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比她的重要。”

    孩子骨碌着眼睛,想了一阵子,又去找妈妈。

    不到一分钟,孩子再次返回说“爸爸,妈妈说了,她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比你的重要。她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为了救人,你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为了杀人。”

    严泽光那天正在审定步兵连攻防战术教材,说起来确实也就是杀人的学问。严泽光说“告诉你妈,我是团参谋长。”

    孩子犹豫了半天,一步一回头,可怜巴巴地看着爸爸,到了妈妈的房间。

    这次孩子没有马上回来,严泽光心想,妈的总算让步了一次,总算知道轻重了一次。然后静下心来看战术教材稿。可是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外面好像有什么响动,出门一看,孩子呆呆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悄悄地抹眼泪。这个可怜的小皮球,被她的爸爸妈妈踢来踢去,她再也不想挨踢了,只好独自忍受。严泽光问“妞妞,你没去找你妈吗?”

    孩子说“找了,可我妈妈说,她是副院长,跟你享受一样的待遇。”

    严泽光气恼地把手中的教材稿一扔,到王雅歌房间兴师问罪说“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怎么能向孩子灌输这种思想?简直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

    王雅歌说“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事业。我文化不高,当个副院长很吃力,我要加强学习,凭什么把孩子的事情交给我一个人?”

    严泽光说“我是军事指挥员,你是后勤干部,打起仗来谁更重要?”

    王雅歌说“一、现在是和平时期,没有打仗;二、打起仗来,后勤医务干部同样重要。”

    严泽光说“我真后悔,当初真应该像王铁山那样娶一个工人,服从命令听指挥。”

    王雅歌说“你现在后悔也还来得及。”

    严泽光没有脾气了,只好火冒三丈地回到自己房间,像命令士兵那样命令八岁的女儿“来,我来给你讲,我只讲一遍,你必须记住。听明白了没有?”

    孩子怯怯地说“不明白,不,听明白了。”

    这样磕磕碰碰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发生。有一天严泽光睡在王雅歌的房间里,想亲热。王雅歌说“亲热可以,再生出一个你带啊!”严泽光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就按你说的,用工具吧。”

    4

    王铁山当了副团长之后,协助团长分管训练工作。训练计划由严泽光主管的司令部制定。严泽光对上级下发的训练大纲滚瓜烂熟,落实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可是严泽光就是严泽光,一方面,要求部队完成训练大纲的指标,另一方面,又搞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计划。譬如搞体能训练,把干部们的待遇普遍降了一级,跑步要跑十公里,射击要打二百米,军体训练排长执行的是班长的标准,连长执行的是排长的标准。而在战术训练上,又把标准提高了一级,排长要懂连战术,连长要懂营战术,营长要懂司令部参谋业务。那时候的干部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搞战术猜心思力不从心,搞图上沙盘推演更是捉襟见肘,搞得干部们叫苦连天。

    情况反映到王铁山那里,王铁山就在司令部的业务会上说“不能把干部们的标准定得太高,要实事求是。”

    严泽光说“不是我把标准定得太高,而是我们的干部水平太低。你不用高一点的标准去逼他,他永远低。”

    王铁山说“你让营长也去搞参谋业务,要你司令部干什么?”

    严泽光说“打仗的时候我这个参谋长牺牲了怎么办,我的司令部被敌人袭击了怎么办?”

    王铁山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慢慢来。”

    严泽光说“毛主席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王铁山说“我们做事不能脱离实际,你让营长连长都去搞战术作业想定,有的连标图都不会,你三天一小考,一周一大考,有些人都快被你搞成神经病了,夜里说梦话都是唉声叹气的。”

    严泽光说“这就对了,跟上的留下,跟不上的淘汰。”

    王铁山说“现在是和平时期,不能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就让我们的干部水深火热。”

    严泽光说“军队是要打仗的,我不能因为我们的干部受不了就降低标准。”

    王铁山说“你把干部弄得人人自危,部队管理怎么办,一日生活秩序怎么办?我建议司令部对现行训练计划进行调整,还是要坚持按训练大纲来,保证干部安心,部队稳定。”

    两个人唇枪舌剑吵了半天,司令部的两个副参谋长和股长们基本上插不上话,也不敢插话。

    严泽光终于火了,把手一挥,对作战股长石得法说“王副团长的指示很重要,但是他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的正确性,而在于他的错误性。王副团长的战术观念基本上还停留在解放战争时期。”

    王铁山说“老严,你太霸道了。”

    严泽光说“我是被你逼的。王副团长你研究过没有,现在训练标准和内容都比较落后,战斗效率不高,就是与我们的指挥程序重叠有关。”

    王铁山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严泽光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作为参谋长我也是团首长,我完全可以独立地指挥司令部工作,没有必要在我的头上安一个太上皇。”

    王铁山愤怒地说“我想分管你吗?这是领导分工,是党委决定的。你这个态度我们怎么配合呢?”

    严泽光手一挥说“散会!”夹起公文包扬长而去。

    那一天王铁山终于忍不住了,跑到师里向刘界河主任告了一状。

    刘界河说“他妈的严泽光就是自以为是,老是想另搞一套。”

    王铁山说“我也不完全认为他的做法没有道理,关键是个时间问题。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内做,效果是不一样的。他天天喊战术,从体能上把连长当排长训练,从战术上把连长当营长训练。这些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他又煽风说要向上级建议,干部任职提升要以司令部考核成绩为准,意见由司令部和政治处两家拿,那干部们能不紧张吗?”

    刘界河说“你别说,他的这个想法还真的是新生事物,恐怕将来真有可能走这条路子,问题是这家伙过于理想化了。”

    王铁山说“我还有一点要反映,严泽光同志忽冷忽热,喜怒无常,很难相处。”

    刘界河说“这个我也有感觉。严泽光同志的长处在于勤于学习,知识面宽,爱动脑筋。其实他的很多想法都是非常有见地的,非常深刻的。我看军区的学术杂志上登的那篇作战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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