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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读书人最早通常是用薄棉纸印书,薄棉纸有‘气色超元匹宋’的美誉。可是现在的纸张劣质不堪。其次是刻印马虎,校对不精,再加上为了易成而速售,书坊主又常故意用柔木雕板。于是在印了一定的数量后,字迹便开始模糊,但书坊主仍将它们与其他书页掺杂在一起装订成册出售。买到这样的书已是够不愉快了,可是有的书坊主还采用了更恶劣的手法。他们翻刻畅销书时,书名不变,目录卷数也仍照其旧,但是刻印时,却将每一卷中的内容删去若干,以求减少用费,买到这样的书籍后若不与原本校对,购书者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看你说的这么咬牙切齿的,想必你一定是这些奸商的受害者吧。这些坑人害人的奸商,朕一定要整治,不让良善百姓吃亏。”皇上打趣道。
“回陛下,我年少时懵懂无知,确实受了不少奸商的骗。我说的前面这些都是小问题,接下来要说的是会动摇朝廷的正题”,汪乔年停顿了一下,“现在私铸铜钱有不少人,地点也是主要在苏杭一带。”
正当伪劣商品在市场上泛滥之际,相应地,伪劣货币也开始流通了,这可以说是必然之事。从理论上说,货币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商品,伪劣商品在流行,伪劣货币自然会出现;就人情而言,那些人制造伪劣商品的最终目的是赚钱发财,那么直接铸造伪劣货币岂不更为爽利!
明代中后叶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白银与铜币两种,不过人们日常购物多半用铜钱,而且小数目的交易也非用铜钱不可,因此铜钱可以说是当时使用最广泛的货币,于是有人就打它的主意,自己私铸。明代历朝几乎都有人在铸私钱,从弘治朝开始情况变得日益严重,而嘉靖朝以后私钱则是更为滥恶。
“陛下,在苏杭一带,私铸铜钱最为猖狂。开始时还只是私钱每枚所用铜钱的分量低于政府的规定,后来则是在铜中常杂以锡铁,到了最后,甚至还有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的。那些私铸的低恶之钱被称为‘板儿’。”汪乔年严肃地讲道。
‘板儿’的出现给交易买卖带来了麻烦,因为人们须得对支付的铜钱作一番挑拣,否则就会吃亏上当。经过多次的反复争执与讨价还价,后来人们约定了一种较简便的兑换方法,那就是二枚‘板儿’抵一枚好钱。这方法最先是由北京人发明,接着便很快地流传至全国各地。事实上,二枚抵一枚的比价仍然有利于私铸者,因此私钱有增无减,以致市面上好钱反而是难得一见,人们为了保值,一般不再愿意动用自己所珍藏的好钱。
对于私钱的泛滥朝廷并没有置之不问,相反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禁止,私铸者一旦被发现抓获,就要处以重刑。可是,私铸获利甚丰,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有些人是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肯放弃赚钱的捷径。从目前满街都是‘板儿’,好钱却难得一见的结果来看,在刑与利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是那握有国家机器的政府。
大明朝廷与广大百姓都是私钱泛滥的受害者,但政府毕竟是手中有权,它虽然对私铸的有增无减无可奈何,却可强令全国税课征银而不征钱,以保证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因私钱泛滥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全部要由百姓们来承担。将铜钱兑换成白银后才能完税,这意味着百姓们要多受一层剥削,而且当时的奸猾之徒何止只是私铸劣钱,他们同样地还制造劣银甚至假银。
银子要比制钱贵重得多,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接触银子的机会相对较少,鉴别假银、劣银的能力也较差,易于上当受骗,而贫寒之家一旦收进一块劣银或假银,就是一场大灾难的降临。汪乔年还举出了一个例子,在宁波某人卖牛收进了假银,他缴纳赋税时被当做伪造假银者抓起来审问,最后被迫自缢身亡。可见因受假银之害而家破人亡的不知还有多少。
假银的制作是越来越精巧,几可乱真;使用假银的人是越来越多且已公开化;假银制作者开始与社会恶势力相结合,以至于政府律令虽严,对于假银的制作与流通却是束手无策。最后蒙受重大损失的是一般老百姓,试想,他们去那些兑店将钱换成银子后再纳税,其间又不知要发生多少悲惨的故事。
与假银同时出现的还有劣银,它不像假银那样仅仅是用一层薄薄的银皮裹着铅铁,而是将银与铅、铁、锡等其他金属熔铸在一起。譬如说,一锭十两重的银子实际上只含八两银子的成分,另外二两是铅铁之类的其他金属,如果交易时对方未能觉察,那就等于使用者白赚了二两银子,如果对方精于鉴别,那么这锭银子只能按其实际含银量论价。
制造、使用劣银所能获得的非法利润与假银相比要少得多,而且是否真能获得还取决于交易对手的鉴别能力,银子的成色与获得的非法利润以及与被人识破的可能性都恰成反比。由于劣银的流通在事实上并不被禁止,因此对有心作伪的奸猾之徒来说,干这一行与制造、使用假银相比也自有其优越性,那就是非法利润虽相对较少,但风险全无,至多是骗人不成,按实际含银量估算而已。正因为这个缘故,投入流通的劣银数量要远比假银多得多。
我朝读书人最早通常是用薄棉纸印书,薄棉纸有‘气色超元匹宋’的美誉。可是现在的纸张劣质不堪。其次是刻印马虎,校对不精,再加上为了易成而速售,书坊主又常故意用柔木雕板。于是在印了一定的数量后,字迹便开始模糊,但书坊主仍将它们与其他书页掺杂在一起装订成册出售。买到这样的书已是够不愉快了,可是有的书坊主还采用了更恶劣的手法。他们翻刻畅销书时,书名不变,目录卷数也仍照其旧,但是刻印时,却将每一卷中的内容删去若干,以求减少用费,买到这样的书籍后若不与原本校对,购书者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上当受骗。”
“看你说的这么咬牙切齿的,想必你一定是这些奸商的受害者吧。这些坑人害人的奸商,朕一定要整治,不让良善百姓吃亏。”皇上打趣道。
“回陛下,我年少时懵懂无知,确实受了不少奸商的骗。我说的前面这些都是小问题,接下来要说的是会动摇朝廷的正题”,汪乔年停顿了一下,“现在私铸铜钱有不少人,地点也是主要在苏杭一带。”
正当伪劣商品在市场上泛滥之际,相应地,伪劣货币也开始流通了,这可以说是必然之事。从理论上说,货币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商品,伪劣商品在流行,伪劣货币自然会出现;就人情而言,那些人制造伪劣商品的最终目的是赚钱发财,那么直接铸造伪劣货币岂不更为爽利!
明代中后叶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白银与铜币两种,不过人们日常购物多半用铜钱,而且小数目的交易也非用铜钱不可,因此铜钱可以说是当时使用最广泛的货币,于是有人就打它的主意,自己私铸。明代历朝几乎都有人在铸私钱,从弘治朝开始情况变得日益严重,而嘉靖朝以后私钱则是更为滥恶。
“陛下,在苏杭一带,私铸铜钱最为猖狂。开始时还只是私钱每枚所用铜钱的分量低于政府的规定,后来则是在铜中常杂以锡铁,到了最后,甚至还有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的。那些私铸的低恶之钱被称为‘板儿’。”汪乔年严肃地讲道。
‘板儿’的出现给交易买卖带来了麻烦,因为人们须得对支付的铜钱作一番挑拣,否则就会吃亏上当。经过多次的反复争执与讨价还价,后来人们约定了一种较简便的兑换方法,那就是二枚‘板儿’抵一枚好钱。这方法最先是由北京人发明,接着便很快地流传至全国各地。事实上,二枚抵一枚的比价仍然有利于私铸者,因此私钱有增无减,以致市面上好钱反而是难得一见,人们为了保值,一般不再愿意动用自己所珍藏的好钱。
对于私钱的泛滥朝廷并没有置之不问,相反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禁止,私铸者一旦被发现抓获,就要处以重刑。可是,私铸获利甚丰,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有些人是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肯放弃赚钱的捷径。从目前满街都是‘板儿’,好钱却难得一见的结果来看,在刑与利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的是那握有国家机器的政府。
大明朝廷与广大百姓都是私钱泛滥的受害者,但政府毕竟是手中有权,它虽然对私铸的有增无减无可奈何,却可强令全国税课征银而不征钱,以保证财政收入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因私钱泛滥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全部要由百姓们来承担。将铜钱兑换成白银后才能完税,这意味着百姓们要多受一层剥削,而且当时的奸猾之徒何止只是私铸劣钱,他们同样地还制造劣银甚至假银。
银子要比制钱贵重得多,对一般百姓来说,他们接触银子的机会相对较少,鉴别假银、劣银的能力也较差,易于上当受骗,而贫寒之家一旦收进一块劣银或假银,就是一场大灾难的降临。汪乔年还举出了一个例子,在宁波某人卖牛收进了假银,他缴纳赋税时被当做伪造假银者抓起来审问,最后被迫自缢身亡。可见因受假银之害而家破人亡的不知还有多少。
假银的制作是越来越精巧,几可乱真;使用假银的人是越来越多且已公开化;假银制作者开始与社会恶势力相结合,以至于政府律令虽严,对于假银的制作与流通却是束手无策。最后蒙受重大损失的是一般老百姓,试想,他们去那些兑店将钱换成银子后再纳税,其间又不知要发生多少悲惨的故事。
与假银同时出现的还有劣银,它不像假银那样仅仅是用一层薄薄的银皮裹着铅铁,而是将银与铅、铁、锡等其他金属熔铸在一起。譬如说,一锭十两重的银子实际上只含八两银子的成分,另外二两是铅铁之类的其他金属,如果交易时对方未能觉察,那就等于使用者白赚了二两银子,如果对方精于鉴别,那么这锭银子只能按其实际含银量论价。
制造、使用劣银所能获得的非法利润与假银相比要少得多,而且是否真能获得还取决于交易对手的鉴别能力,银子的成色与获得的非法利润以及与被人识破的可能性都恰成反比。由于劣银的流通在事实上并不被禁止,因此对有心作伪的奸猾之徒来说,干这一行与制造、使用假银相比也自有其优越性,那就是非法利润虽相对较少,但风险全无,至多是骗人不成,按实际含银量估算而已。正因为这个缘故,投入流通的劣银数量要远比假银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