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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卷0《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朝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
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
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
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未完待续）
家，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韩半岛上最早建立政权的是箕子朝鲜（一说认为箕子朝鲜为邑落联盟），箕子朝鲜是在中国的周武王灭商后，商朝大臣箕子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联合土著居民建立的“箕氏侯国”，这个国家在中国的秦朝时代被燕国人卫满所灭。
西汉卢绾叛乱后，燕人卫满率千余人进入韩半岛北部，依靠这里的中原移民的力量取代箕氏朝鲜，定都王险城（今平壤），史称卫氏朝鲜，箕氏朝鲜的末代王准进入韩半岛南部韩人的居住区，开创马韩国，燕人卫满建立卫氏朝鲜的历史在《史记.朝鲜列传》中有明确记载。
卫氏朝鲜立国之初，即明确了对西汉王朝的臣属地位。发展到卫满孙子右渠时，由于卫氏朝鲜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并直接威胁到西汉对东北亚诸民族的统治，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朝鲜北部收归西汉政府直接管辖。
公元前世纪在朝鲜半岛南部出现了辰国，史书中记载韩半岛南部存在“三韩”，即弁韩、辰韩、马韩，但较大的方国和聚落联盟却只有马韩与辰国两个，弁韩是从属于辰国即辰韩的，西汉灭卫氏朝鲜设四郡以后，它们都隶属于乐浪郡。
辰国存在于马韩东部地区，《三国志》卷0《韩传》记载马韩在公元前世纪的状况时说：“其俗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帅，邑落杂居，不能善相制御”，“其北方近郡诸国差晓礼俗，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时的马韩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国家，因而辰国也并非一个现代标准意义上可以认定的“国家”。
乐浪郡是西汉政府管理韩半岛事务的最高机构，在乐浪郡的统一管理下，朝韩半岛被划分为三个区域。大同江流域的乐浪郡的直辖地区，汉族在这个地区几乎占居民总人口数的一半，该地区实行与中原郡县完全相同的政令。
乐浪郡东部都尉与南部都尉管辖下的地区，这里的汉族所占比例比大同江流域少许多，因而对该地区有一些特殊政策，但总的来说，还是执行中央的政令的，只不过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乐浪郡的下级官吏。
半岛南部乐浪郡以外的地区，这里虽然也有部分汉移民，但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由三韩民族与古朝鲜遗民共同建立的两个方国与聚落间的联盟，马韩与辰韩，虽然他们名义上是隶属于乐浪郡的，但实际上独立性较强，西汉政府未在当地设置地方行政机构。
西汉政府以这种方式将整个韩半岛纳入中国的统治之下，当时间进入到西汉初年，如果我们以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去观察公元前的东亚历史，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世纪以前，东亚只有一个成熟的国家，即古中国。
这时的中国，以全部东亚为历史舞台，自由的展现自我的内聚力，并在空间上向其所能承受的极限发展，东亚文明的历史在此时期就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匈奴帝国兴起于蒙古草原以后，中国第一次面对来自北方的挑战，在汉代展开的牵动东亚大部分地区的农耕帝国与游牧帝国的角逐，是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汉王朝所代表的农耕帝国的胜利，最终使蒙古草原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确立了古代中国版图疆域的格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