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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集结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心中只有干着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摈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顾盼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病愈后,重回到人世间,完全不能适应。如同囚禁多年的鸟,一旦出笼,惊惶失措,竟感到有翅难飞。小学中学的生涯,对我来说,是一片紧张。我变得不合群,然而又因生性好强,不肯落人后,便拼命用功读书,国英数理,不分昼夜,专想考第一,不喜欢的科目也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光阴。然而除了学校,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一到了寒暑假,我便去街口的租书铺,抱回来一堆一堆牛皮纸包装的小说,发愤忘食,埋头苦读。还珠楼主五十多本蜀山剑侠传,从头至尾,我看过数遍。这真是一本了不起的巨著,其设想之奇,气魄之大,文字之美,功力之高,冠绝武林,没有一本小说曾经使我那样着迷过。当然,我也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斯人记,徐(言干)的风萧萧,不忍释手,巴金的家、春、秋也很起劲。三国、水浒、西游记,似懂非懂的看了过去,小学五年级便开始看红楼梦,以至于今,床头摆的仍是这部小说。
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五十八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高中毕业,本来我保送台大,那时却一下子起了一种浪漫念头。我在地理书上念到长江三峡水利灌溉计划,y。v。a。如果筑成可媲美美国的t。v。a。,中国中部农田水利一举而成,造福亿万生民。我那时雄心万丈。我要去长江三峡替中国建一个y。v。a。一面建设国家,一面游名川大山,然后又可以写自己的文章。小时游过长江,山川雄伟,印象极深。当时台大没有水利系,我便要求保送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发觉自己原来对工程完全没有兴趣,亦无才能,y。v。a。大概轮不到我去建设。同学们做物理实验,非常认真在量球径,我却带了一本琥珀去,看得津津有味。一个人的志趣,是勉强不来的,我的“作家梦”却愈来愈强烈了。有一天,在台南一家小书店里,我发觉了两本封面褪色,灰尘满布的杂志文学杂志第一、二期,买回去一看,顿时如仑音贯耳,我记得看到王镇国译华顿夫人的伊丹转罗姆,浪漫兼写实,美不胜收。虽然我那时看过一些翻译小说:简爱、飘、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等等,但是都是顺手拈来,并不认真。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洋文学热爱的桥梁。我作了一项我生命中异常重大的决定,重考大学,转攻文学。事先我没有跟父母商量,先斩后奏。我的“作家梦”恐怕那时候父母很难了解。我征求雅韵老师的意见,本来我想考中文系。雅韵老师极力劝阻,她说西洋文学对小说创作的启发要大得多。她本人出身国文系,却能作如此客观的忠告,我对她非常感佩。台大放榜,父母亲免不得埋怨惋惜了一番,台湾学校的风气,男孩子以理工为上,法商次之,文史则属下乘,我在水利系的功课很好,是系里的第一名,但那只是分数高,我对数理的领悟力,并不算强。我解说了半天,父亲看见大势已定,并不坚持,只搬出了古训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我含糊应到:“人各有志。”母亲笑叹道:“随他吧,‘行行出状元’。”她心里倒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台北家中来了。
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籍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 -->>
许多年了,没有再看自己的旧作。这次我的早期短篇小说由远景出版社集结出版,又有机会重读一遍十几年前的那些作品,一面读,心中不禁纳罕:原来自己也曾那般幼稚过,而且在那种年纪,不知哪里来的那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我们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龙活跳。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道:“昨天讲到哪里了,五少?”“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拟的。老央一径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两只手手指甲里乌乌黑尽是油腻,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特效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仔”我得的是“童子痨”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然而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心中只有干着急。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感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摈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敬德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顾盼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然而我看来很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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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中学初三的那一年,我遇见了我的第二位启蒙先生,李雅韵老师。雅韵老师生长北平,一口纯正的京片子,念起李后主的虞美人,抑扬顿挫。雅韵老师替我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我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雅韵老师文采甚丰,经常在报章杂志发表小说。在北平大学时代,她曾参加地下抗日工作,掩护我方同志。战后当选国大代表,那时她才不过二十多岁。在我心目中,雅韵老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在她身上,我体认到儒家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她是我们的国文导师,她看了我的作文,鼓励我写作投稿,她替我投了一篇到野风杂志,居然登了出来,师生皆大欢喜。她笑着对我说:“你这样写下去,二十五六岁,不也成为作家了?”她那句话,对我影响至深,恐怕她当初没有料及,从那时起,我便梦想以后要当“作家”中学毕业,我跟雅韵老师一直保持联系,出国后,也有信件往来,五十八年我寄一封耶诞卡去,却得到她先生张文华老师的回信,说雅韵老师于九月间,心脏病发,不治身亡,享年才五十。雅韵老师身经抗日,邦灾国难,体验深刻,难怪她偏好后主词“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她念来余哀未尽,我想她当时自己一定也是感慨良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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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台大外文系后,最大的奢望就是在文学杂志上登文章,因为那时文学杂志也常常登载同学的小说。我们的国文老师经常给文学杂志拉稿。有一次作文,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小说,我想这下展才的机会来了,一下子交上去三篇。发下来厚厚一叠,我翻了半天,一句评语也没找到,开头还以为老师看漏了,后来一想不对,三篇总会看到一篇,一定是老师不赏识,懒得下评。顿时脸上热辣辣,赶快把那一大叠稿子塞进书包里,生怕别人看见。“作家梦”惊醒了一半,心却没有死,反而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没有碰到知音。于是自己贸贸然便去找夏济安先生,开始还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籍口去请他修改英文作业。一两次后,才不尴不尬的把自己一篇小说递到他书桌上去。我记得他那天只穿了一件汗衫,一面在翻我的稿子,烟斗吸得呼呼响。那一刻,我的心在跳,好像在等待法官判刑似的。如果夏先生当时宣判我的文章“死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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