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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像一个蜘蛛一样不停地吐丝，想把我缠裹起来。四周的空气充斥着一股霉烂、烟臭味儿。我不怀疑她说的这些全是事实，因为她正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我终于明白弥漫于整个建筑物的邪异气息是怎么来的了。"瓷眼"就是这种淫荡气氛的营造者。
我那时最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狂妄无忌、如此贪婪？他显然在冒险，而这对于一个骗子是异常危险的。骗子在任何时候都有特定的脆弱性。他们有时的确需要小心谨慎、道貌岸然。我觉得事情够奇怪的了。
现在我总算有了个理解。我知道"瓷眼"这一类人开始进入一个肆无忌惮的时刻了。这个时刻对于他们而言是百求不得的一个机会。他们凭自己的嗅觉不失时机抓住了它。还有时光对于一个恶棍的催逼，使他完全地处于一种疯癫状态。
他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段时光，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瓷眼"
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是他头上还有一道"著名专家"的光环，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个光环的作用。他像柏老一样，对这个光环在内心里极为厌恶和鄙视，但又不忍放弃；因为他实在太需要它了，没有它，他简直就不能生存，就成了毫无价值的一个废物。
总之"瓷眼"的事情早已是半公开的了，几乎没有人持有异议。可笑的是"瓷眼"自己的主动出击——他有一天突然提出要追查"流言"，要定一些人的诽谤罪——连同这个一起，揭出一场可怕的阴谋。他说这场阴谋由来已久，其目的完全不是什么道德方面的损伤，而是出于极其恶毒的报复。
整幢大楼一下子冷肃了。我对面的那个胖女人马上对我声明：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老所长更为严格的人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简直是个清教徒——"你知道什么是清教徒吗？"我不吱声，她又马上随一句："就是不近女色！"我说："是的。
对于有些无耻的女人而言，她们根本算不上什么女色，而直接就是一些雌性动物——生疥的母猪！"
胖女人惊得大睁双目看我，半晌叫一句："你是不是说过老所长的坏话？哎呀你"
她一溜烟跑走了。
不久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驻进了大楼，开始找人谈话。这样谈了大约有半月，空气越来越紧张。不少人在走廊上见了我都要小心地规避，好像我身上有什么毒素似的。我突然醒悟了：他们从来没有找我谈过！
这时我的导师已经从野外营地回来，好像什么也不知道，在办公室呆了不到一周，又返回了营地。我曾对他谈过大楼里发生的事情，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有人为此酝酿了好久，他们正在抓一个把柄、找一个借口迫害人。导师黑瘦的脸干干的，肌肉好像贴紧在了骨骼上。我在看他的一刻，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病得很重很重，也许正在坚持我后悔不该向他报告这一切，这有点太晚了。我的导师点点头，一只干枯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他没有说什么，那表情好像在说：
这些都在预料之中
他返回了营地。
就在他走后第二天，进驻大楼的那些人也撤走了。没有了外来的声音，大楼又变得一片死寂。空气冷冷的，天突然就凉了都在等待着。同一个办公室的胖女人索性什么也不做了，只是端坐着，等待。
平时与我来往比较密切的几个朋友像我一样感到费解。
他们也没有被找过谈话，这就很清楚谈话是针对谁的了。
一天，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突然有人敲门。门开了，一个穿酱色夹克的中年人阴着脸看看我，又看看手里的一张照片，说你就是某某吗？我说是。他说请跟上走一趟吧——我不清楚他要干什么，迟疑了一下，他就掏出一个证件晃了晃。
其实这根本无法看清。我拒绝了。那个人"咦"了一声，走开了。
第二天，大楼办公室的负责人通知我到某某地方去见一个人，还安慰我说："不要怕，他们不过是随便问问，了解一下情况。这也是公民的职责"
我听出通知者的语气有些油，有些幸灾乐祸。出于愤慨，我按他说的去了。
一间窄窄的小屋里放了一张桌子，桌前坐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去过我宿舍的那个中年人——这会儿他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旁边是一个穿制服的小姑娘，大概负责记录。不能容忍的是桌子前边二米远处放了一把椅子，那显然是让我坐的。中年人冷冷一声："坐吧！"
"站着谈就行。"
小姑娘也冷冷一句："叫你坐你就坐！"
我再未理他们，而是直接走过去，走到桌前。他们不习惯这么近的距离，再一次让我坐到我的位置上去——那是个被审判的位置。我说你们非要让我那样我就离开了。中年人摆弄打火机点烟，哼一声："这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们要求你这样，你就得配合，这是你的义务！"
接着他们问我："你多次说过所长生活作风方面及其他一些事情，这是严重的诽谤，所长已经在人格上受到了巨大伤害。这一点我们是经过广泛了解的。但是为了爱护同志，我们很慎重，认为你来所里工作不久，有些情况不了解，肯定是有人蒙骗过你。他说了什么，希望你能告诉我们——这样就与你无关了，你只是个轻信者说吧，抓紧时间。"
我说我不是个"轻信者"，也从未"多次说过所长"
中年人拍了一下桌子，对旁边的姑娘说了一句："给他记上，他否认。"又转脸对我："你太年轻了，考虑问题太简单了。你以为这样就能顶过去？你就是顶上一年也没有用。你不说出那个人来，那么散布那些话的就是你，你就得认罪！"
我冷笑一下，尽管笑得很勉强。
"笑吧，有你哭的时候！"
我想我绝不会哭的。现在我最想弄明白的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权力，随便审讯一个人，把他喊到小屋子里来？有谁又会因为这种可怕的野蛮和黑暗而惩罚他们呢？
我不得不一再询问他们代表谁？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
被问的两个人相视而笑。这是真正的冷笑。他们的回答是：这你管不着。我们想审谁就审谁。一直是这样。难道这也是你问的吗？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把你和你的一伙抓起来中年人越说越气，后来口吐脏字。我请他礼貌一些，他越发骂得凶了。
时间过去半天，他们疲乏了。后来小姑娘离开了，中年人喊进另一个人，把我推拥到隔壁一间小屋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这显然是故意折磨人，等于拘留。我问他们凭什么拘留人？符合法律程序吗？中年人看看另一个脸上有红色斑点的家伙，说了一句：
"没有把你揍出尿来就算符合程序！"
他们把我推搡到那间小屋里。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一桌一床：桌上放了一把水瓶，摇了摇是空的。床上有一条脏臭的毯子，一掀毯子，立刻有一些小虫飞跑四散我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想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无论如何还是觉得有些突然。这一切来临得好像太快了，以前觉得这只在故事中发生。我很快想到了被监禁的父亲，我小时候住过的茅屋，我特别想念我的母亲和外祖母
一会儿门开了，那个中年人走进来，这次是他一个人。他这一回和蔼一些，递给我烟，我没有接。他重复了上一次的意思，只是口气软多了。他强调这次不会轻易放过什么人的——"什么人"显然不是指我；他有些神秘地说："早知道你们背后有人那个人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年轻人嘛他谈过了以前老所长——就是前一任所长的一些事了吗？"
他停止了吸烟。
我的心像被戳了一下。我立刻什么都明白了！他们原来想逼近一个人：我的导师！我紧紧咬着牙关，只差一点就跳起来。我忍受着。
"你挺顽固啊！"他失望地重新叼上烟。
我再没有吭声。我一直闭着眼睛。这样一直等到他离开。
这一次大约关了我两三个小时。走出黑屋子是傍晚时分，太阳未落，外面亮得刺眼。走在炫目的夕阳下，我想，从今以后，那些虚幻的想法是一点也没有了。我早就领悟过的绝望不过是又一次得到了证实。好吧，来吧，我在这儿等待着。
只是担心我的导师。
接着又接二连三有人被喊走，他们都是平时与导师来往较多的人。有的被关在那个小黑屋中长达六七个小时，而且被不断推操、喝斥。其中的一个人实在受不了，心脏病复发了
我鼓起勇气找到上边，痛诉了一番前后经过，接待者很漠然。但他还是表示要过问一下——我不知道"过问"是什么意思，是"阻止"的意思吗？就这样，我怀着一点希望和困惑离开了。
"过问"好像并非"阻止"，因为还是眼看着一个又一个人被传讯。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直接去找那些骚扰者的头儿。
谁知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这种事儿！
这真是奇怪了！但凭经验分析一下，这么多人被传讯和短期关押，绝不可能是"瓷眼"私自搞的；可由于上边矢口否认，又可看出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儿。既然这样，那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揭露。
传讯仍然在进行，而且"瓷眼"的人叫嚣："告诉你们几个，不好好坦白就别想溜，看来这一回有人是要进去蹲些日子喽所长可不是一般的人，岂容随意诽谤？"
又有人通知我去那个小屋。我干脆不理。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瓷眼"的一个跟班在大楼走廊遇到我，锥子般的目光死盯了一会儿，压低声音问："您想捱过去呀？我劝你是不是主动些，免得吃后悔药"我直觉得拳头发痒。我问：
"你和非法审人的那一伙儿是什么关系？你凭什么逼我催我？
你想干什么？"那个人猛地往旁闪了一下，不停地眨眼，嚷叫：
"这可是你说的，你记住，你记住！"他跑开了。
我直接冲到三楼，砰砰敲"瓷眼"办公室的门。我敲得凶急，因为我听说他的门是很难敲的；因为这家伙屋里常有个把女人。有人实在要找他，即便住在隔壁也要打电话
狗娘养的，快把人逼疯了，他这边倒一切照旧。我想用脚把门踹开。直敲了三五分钟，过来一个陌生人，黑着脸说："别敲了，所长住院了！"
大楼上人很多，常常出现一些从未见过的人，谁也弄不清他们来自何方，是否占据所里的正式编制，分工做什么等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是"瓷眼"的人。"瓷眼"长期在一个保健病房占有一套高级房间，每年都要去几次，虽然没有什么大病。他在这个时候躲进去，显然是别有用意。
果然，几天以后有人传出话来：所长被诽谤者气病了，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住院了；这一回，恐怕事情闹大了不严肃处理，所长是出不了院了
有人照旧来传讯，一次比一次凶。我拒绝传讯，也拒绝上班。朋友们很少来玩了，他们都处于惊慌之中。一天深夜，一个被多次传讯的人找到我，小声说："怎么办？坏了，他们看来非得查出一两个人来不可他们引着我说副所长，还有，还有你我总不能胡编，我说关于所长那方面的事儿，其实在大楼里都知道的，平时常有人议论我这句话未经考虑说出口，他们立刻抓住威胁：谁说的，谁议论过？说，说，说不出就是你造谣！他们把我的话记下，还让我按上了手印糟了！"
我安慰他。后来他哭了。快四十岁的男人，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看了让人难受。我试图给他鼓鼓劲儿，但没用。他已经完全被恐惧所笼罩。最后还告诉一个消息："瓷眼"的人伙同搞审讯的那一伙，目前正在搬弄大楼里一部分人的档案！
"为什么？""因为有人写了骂所长的匿名信，他们要核对字迹——专门找了有这方面技术的人"
好长时间我的头嗡嗡响。"档案"两个字一下就让我想起了柏老的暴怒，以及他围绕我的"档案"做的文章——特别是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在大山里的流浪我轻轻自语一句：
"好吧"
"怎么办？"他像个孩子一样望着我。
我紧握着他的手我们往前走去。天上没有星星，阴得黑黑的。这座城市因为电力不足，疏疏的路灯像萤火虫。北风掀掉了一个小屋顶上的铁皮，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他拐过一个巷口，用衣服裹紧身子跑了。
就在我走进宿舍楼楼梯口时，正好两个人下楼。黑黑的楼道看不清脸，他们两个故意往中间靠了一步，挡住了我。我想侧一侧身子让过他们，他们却故意挤在那儿。这样闪了两次挡了两次，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的拳头在衣兜内攥得紧紧的，我啊，我只是独身一人，没有牵挂——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了靠左边的一个飞快扭住我的手，同时用膝盖狠狠顶了我一下。巨大的疼痛使我弯下了腰，差一点顺着楼梯滚下去。可我最后攥住了栏杆，憋足了全身的劲儿撞过去那个家伙倒下了，另一个抽出橡皮棍打在我的背上——如果不躲闪，它就会打在我的脸上。我不顾一切扑上去，刚刚抓住握橡皮棍的手，刚才倒地的那家伙就拉住了我的腿。我倒在楼梯上，又滚动了几下。他们一齐扑上来
那个夜晚是我走出大山以来遭受的最重的一次肉体折磨。整整几个小时我动不了也不想动，鼻子里淌出了很多血，嘴里也是血。我在楼梯口一直躺到了黎明。
不知何时起，那座大楼开始安静下来。好像上边干预了一下，那伙偷偷审查档案的家伙溜开了，搞传讯的也不见了。
大楼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这期间有人联名上书呼吁，三所之外的朋友闻听了这场骚扰大为愤慨，他们都以各种方式援助——大概是这一切才促成了眼下的结局。
但我相信，我和朋友们对此一生都不会忘却。
留给我们的似乎比预想的残酷十倍——我甚至来不及包扎一下伤口，就要急急地奔到我的导师病榻前了。他又一次吐血，由野外勘查营地转回，不得不一次次到医院检查。
"瓷眼"仍然呆在医院不出来，整座大楼依旧充满他的气息。
我的导师作为副所长，在去医院检查时连一辆车子也要不出来。分管车辆的人笑嘻嘻地说：打招呼晚了，车都派出了，实在没有办法。谁都明白这是故意刁难，因为楼下停车场上小车班的司机都在那儿打扑克当时我不在场，不知最后我的导师是怎么去了医院。但这的确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需要动用公家车辆了，因为他接受了这次检查之后再也没能出院。
检查的结果是胃癌晚期。
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伏在导师床前，强抑着没有掉下眼泪。他微笑着看我，问我这一段忙些什么？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我不想把那些事情告诉他。伤嘛，是在黑夜中跌成的他枯干的手啊，那么温暖地抚在我结了瘢痂的脸上。为了这抚摸，我会一生爱着恨着，永不遗忘。我将因为对这抚摸的回想而幸福、感激。我告诉他：我全知道了，老师不该这么折磨自己他平静地望着我，手指插在我肮脏的头发中："我原以为时间还够用，只是有些紧，现在看"我再也忍不住，几乎是喊道："老师，听从医生的安排吧，赶快手术吧！&... -->>
她像一个蜘蛛一样不停地吐丝，想把我缠裹起来。四周的空气充斥着一股霉烂、烟臭味儿。我不怀疑她说的这些全是事实，因为她正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我终于明白弥漫于整个建筑物的邪异气息是怎么来的了。"瓷眼"就是这种淫荡气氛的营造者。
我那时最不明白的是，他为什么会如此狂妄无忌、如此贪婪？他显然在冒险，而这对于一个骗子是异常危险的。骗子在任何时候都有特定的脆弱性。他们有时的确需要小心谨慎、道貌岸然。我觉得事情够奇怪的了。
现在我总算有了个理解。我知道"瓷眼"这一类人开始进入一个肆无忌惮的时刻了。这个时刻对于他们而言是百求不得的一个机会。他们凭自己的嗅觉不失时机抓住了它。还有时光对于一个恶棍的催逼，使他完全地处于一种疯癫状态。
他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段时光，甚至不惜铤而走险。"瓷眼"
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是他头上还有一道"著名专家"的光环，他心里完全清楚这个光环的作用。他像柏老一样，对这个光环在内心里极为厌恶和鄙视，但又不忍放弃；因为他实在太需要它了，没有它，他简直就不能生存，就成了毫无价值的一个废物。
总之"瓷眼"的事情早已是半公开的了，几乎没有人持有异议。可笑的是"瓷眼"自己的主动出击——他有一天突然提出要追查"流言"，要定一些人的诽谤罪——连同这个一起，揭出一场可怕的阴谋。他说这场阴谋由来已久，其目的完全不是什么道德方面的损伤，而是出于极其恶毒的报复。
整幢大楼一下子冷肃了。我对面的那个胖女人马上对我声明：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老所长更为严格的人了，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简直是个清教徒——"你知道什么是清教徒吗？"我不吱声，她又马上随一句："就是不近女色！"我说："是的。
对于有些无耻的女人而言，她们根本算不上什么女色，而直接就是一些雌性动物——生疥的母猪！"
胖女人惊得大睁双目看我，半晌叫一句："你是不是说过老所长的坏话？哎呀你"
她一溜烟跑走了。
不久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驻进了大楼，开始找人谈话。这样谈了大约有半月，空气越来越紧张。不少人在走廊上见了我都要小心地规避，好像我身上有什么毒素似的。我突然醒悟了：他们从来没有找我谈过！
这时我的导师已经从野外营地回来，好像什么也不知道，在办公室呆了不到一周，又返回了营地。我曾对他谈过大楼里发生的事情，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有人为此酝酿了好久，他们正在抓一个把柄、找一个借口迫害人。导师黑瘦的脸干干的，肌肉好像贴紧在了骨骼上。我在看他的一刻，突然意识到他已经病得很重很重，也许正在坚持我后悔不该向他报告这一切，这有点太晚了。我的导师点点头，一只干枯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他没有说什么，那表情好像在说：
这些都在预料之中
他返回了营地。
就在他走后第二天，进驻大楼的那些人也撤走了。没有了外来的声音，大楼又变得一片死寂。空气冷冷的，天突然就凉了都在等待着。同一个办公室的胖女人索性什么也不做了，只是端坐着，等待。
平时与我来往比较密切的几个朋友像我一样感到费解。
他们也没有被找过谈话，这就很清楚谈话是针对谁的了。
一天，我正在宿舍里洗衣服，突然有人敲门。门开了，一个穿酱色夹克的中年人阴着脸看看我，又看看手里的一张照片，说你就是某某吗？我说是。他说请跟上走一趟吧——我不清楚他要干什么，迟疑了一下，他就掏出一个证件晃了晃。
其实这根本无法看清。我拒绝了。那个人"咦"了一声，走开了。
第二天，大楼办公室的负责人通知我到某某地方去见一个人，还安慰我说："不要怕，他们不过是随便问问，了解一下情况。这也是公民的职责"
我听出通知者的语气有些油，有些幸灾乐祸。出于愤慨，我按他说的去了。
一间窄窄的小屋里放了一张桌子，桌前坐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去过我宿舍的那个中年人——这会儿他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旁边是一个穿制服的小姑娘，大概负责记录。不能容忍的是桌子前边二米远处放了一把椅子，那显然是让我坐的。中年人冷冷一声："坐吧！"
"站着谈就行。"
小姑娘也冷冷一句："叫你坐你就坐！"
我再未理他们，而是直接走过去，走到桌前。他们不习惯这么近的距离，再一次让我坐到我的位置上去——那是个被审判的位置。我说你们非要让我那样我就离开了。中年人摆弄打火机点烟，哼一声："这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们要求你这样，你就得配合，这是你的义务！"
接着他们问我："你多次说过所长生活作风方面及其他一些事情，这是严重的诽谤，所长已经在人格上受到了巨大伤害。这一点我们是经过广泛了解的。但是为了爱护同志，我们很慎重，认为你来所里工作不久，有些情况不了解，肯定是有人蒙骗过你。他说了什么，希望你能告诉我们——这样就与你无关了，你只是个轻信者说吧，抓紧时间。"
我说我不是个"轻信者"，也从未"多次说过所长"
中年人拍了一下桌子，对旁边的姑娘说了一句："给他记上，他否认。"又转脸对我："你太年轻了，考虑问题太简单了。你以为这样就能顶过去？你就是顶上一年也没有用。你不说出那个人来，那么散布那些话的就是你，你就得认罪！"
我冷笑一下，尽管笑得很勉强。
"笑吧，有你哭的时候！"
我想我绝不会哭的。现在我最想弄明白的是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权力，随便审讯一个人，把他喊到小屋子里来？有谁又会因为这种可怕的野蛮和黑暗而惩罚他们呢？
我不得不一再询问他们代表谁？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
被问的两个人相视而笑。这是真正的冷笑。他们的回答是：这你管不着。我们想审谁就审谁。一直是这样。难道这也是你问的吗？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把你和你的一伙抓起来中年人越说越气，后来口吐脏字。我请他礼貌一些，他越发骂得凶了。
时间过去半天，他们疲乏了。后来小姑娘离开了，中年人喊进另一个人，把我推拥到隔壁一间小屋里，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这显然是故意折磨人，等于拘留。我问他们凭什么拘留人？符合法律程序吗？中年人看看另一个脸上有红色斑点的家伙，说了一句：
"没有把你揍出尿来就算符合程序！"
他们把我推搡到那间小屋里。里面黑洞洞的，只有一桌一床：桌上放了一把水瓶，摇了摇是空的。床上有一条脏臭的毯子，一掀毯子，立刻有一些小虫飞跑四散我闭上眼睛安静了一会儿，想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无论如何还是觉得有些突然。这一切来临得好像太快了，以前觉得这只在故事中发生。我很快想到了被监禁的父亲，我小时候住过的茅屋，我特别想念我的母亲和外祖母
一会儿门开了，那个中年人走进来，这次是他一个人。他这一回和蔼一些，递给我烟，我没有接。他重复了上一次的意思，只是口气软多了。他强调这次不会轻易放过什么人的——"什么人"显然不是指我；他有些神秘地说："早知道你们背后有人那个人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年轻人嘛他谈过了以前老所长——就是前一任所长的一些事了吗？"
他停止了吸烟。
我的心像被戳了一下。我立刻什么都明白了！他们原来想逼近一个人：我的导师！我紧紧咬着牙关，只差一点就跳起来。我忍受着。
"你挺顽固啊！"他失望地重新叼上烟。
我再没有吭声。我一直闭着眼睛。这样一直等到他离开。
这一次大约关了我两三个小时。走出黑屋子是傍晚时分，太阳未落，外面亮得刺眼。走在炫目的夕阳下，我想，从今以后，那些虚幻的想法是一点也没有了。我早就领悟过的绝望不过是又一次得到了证实。好吧，来吧，我在这儿等待着。
只是担心我的导师。
接着又接二连三有人被喊走，他们都是平时与导师来往较多的人。有的被关在那个小黑屋中长达六七个小时，而且被不断推操、喝斥。其中的一个人实在受不了，心脏病复发了
我鼓起勇气找到上边，痛诉了一番前后经过，接待者很漠然。但他还是表示要过问一下——我不知道"过问"是什么意思，是"阻止"的意思吗？就这样，我怀着一点希望和困惑离开了。
"过问"好像并非"阻止"，因为还是眼看着一个又一个人被传讯。终于有人忍不住了，直接去找那些骚扰者的头儿。
谁知对方的回答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这种事儿！
这真是奇怪了！但凭经验分析一下，这么多人被传讯和短期关押，绝不可能是"瓷眼"私自搞的；可由于上边矢口否认，又可看出这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儿。既然这样，那我们只有毫不留情地揭露。
传讯仍然在进行，而且"瓷眼"的人叫嚣："告诉你们几个，不好好坦白就别想溜，看来这一回有人是要进去蹲些日子喽所长可不是一般的人，岂容随意诽谤？"
又有人通知我去那个小屋。我干脆不理。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瓷眼"的一个跟班在大楼走廊遇到我，锥子般的目光死盯了一会儿，压低声音问："您想捱过去呀？我劝你是不是主动些，免得吃后悔药"我直觉得拳头发痒。我问：
"你和非法审人的那一伙儿是什么关系？你凭什么逼我催我？
你想干什么？"那个人猛地往旁闪了一下，不停地眨眼，嚷叫：
"这可是你说的，你记住，你记住！"他跑开了。
我直接冲到三楼，砰砰敲"瓷眼"办公室的门。我敲得凶急，因为我听说他的门是很难敲的；因为这家伙屋里常有个把女人。有人实在要找他，即便住在隔壁也要打电话
狗娘养的，快把人逼疯了，他这边倒一切照旧。我想用脚把门踹开。直敲了三五分钟，过来一个陌生人，黑着脸说："别敲了，所长住院了！"
大楼上人很多，常常出现一些从未见过的人，谁也弄不清他们来自何方，是否占据所里的正式编制，分工做什么等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是"瓷眼"的人。"瓷眼"长期在一个保健病房占有一套高级房间，每年都要去几次，虽然没有什么大病。他在这个时候躲进去，显然是别有用意。
果然，几天以后有人传出话来：所长被诽谤者气病了，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住院了；这一回，恐怕事情闹大了不严肃处理，所长是出不了院了
有人照旧来传讯，一次比一次凶。我拒绝传讯，也拒绝上班。朋友们很少来玩了，他们都处于惊慌之中。一天深夜，一个被多次传讯的人找到我，小声说："怎么办？坏了，他们看来非得查出一两个人来不可他们引着我说副所长，还有，还有你我总不能胡编，我说关于所长那方面的事儿，其实在大楼里都知道的，平时常有人议论我这句话未经考虑说出口，他们立刻抓住威胁：谁说的，谁议论过？说，说，说不出就是你造谣！他们把我的话记下，还让我按上了手印糟了！"
我安慰他。后来他哭了。快四十岁的男人，肩膀一抽一抽地哭了，看了让人难受。我试图给他鼓鼓劲儿，但没用。他已经完全被恐惧所笼罩。最后还告诉一个消息："瓷眼"的人伙同搞审讯的那一伙，目前正在搬弄大楼里一部分人的档案！
"为什么？""因为有人写了骂所长的匿名信，他们要核对字迹——专门找了有这方面技术的人"
好长时间我的头嗡嗡响。"档案"两个字一下就让我想起了柏老的暴怒，以及他围绕我的"档案"做的文章——特别是想起了我的父亲，我在大山里的流浪我轻轻自语一句：
"好吧"
"怎么办？"他像个孩子一样望着我。
我紧握着他的手我们往前走去。天上没有星星，阴得黑黑的。这座城市因为电力不足，疏疏的路灯像萤火虫。北风掀掉了一个小屋顶上的铁皮，发出了巨大的声音。他拐过一个巷口，用衣服裹紧身子跑了。
就在我走进宿舍楼楼梯口时，正好两个人下楼。黑黑的楼道看不清脸，他们两个故意往中间靠了一步，挡住了我。我想侧一侧身子让过他们，他们却故意挤在那儿。这样闪了两次挡了两次，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的拳头在衣兜内攥得紧紧的，我啊，我只是独身一人，没有牵挂——这个世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了靠左边的一个飞快扭住我的手，同时用膝盖狠狠顶了我一下。巨大的疼痛使我弯下了腰，差一点顺着楼梯滚下去。可我最后攥住了栏杆，憋足了全身的劲儿撞过去那个家伙倒下了，另一个抽出橡皮棍打在我的背上——如果不躲闪，它就会打在我的脸上。我不顾一切扑上去，刚刚抓住握橡皮棍的手，刚才倒地的那家伙就拉住了我的腿。我倒在楼梯上，又滚动了几下。他们一齐扑上来
那个夜晚是我走出大山以来遭受的最重的一次肉体折磨。整整几个小时我动不了也不想动，鼻子里淌出了很多血，嘴里也是血。我在楼梯口一直躺到了黎明。
不知何时起，那座大楼开始安静下来。好像上边干预了一下，那伙偷偷审查档案的家伙溜开了，搞传讯的也不见了。
大楼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这期间有人联名上书呼吁，三所之外的朋友闻听了这场骚扰大为愤慨，他们都以各种方式援助——大概是这一切才促成了眼下的结局。
但我相信，我和朋友们对此一生都不会忘却。
留给我们的似乎比预想的残酷十倍——我甚至来不及包扎一下伤口，就要急急地奔到我的导师病榻前了。他又一次吐血，由野外勘查营地转回，不得不一次次到医院检查。
"瓷眼"仍然呆在医院不出来，整座大楼依旧充满他的气息。
我的导师作为副所长，在去医院检查时连一辆车子也要不出来。分管车辆的人笑嘻嘻地说：打招呼晚了，车都派出了，实在没有办法。谁都明白这是故意刁难，因为楼下停车场上小车班的司机都在那儿打扑克当时我不在场，不知最后我的导师是怎么去了医院。但这的确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需要动用公家车辆了，因为他接受了这次检查之后再也没能出院。
检查的结果是胃癌晚期。
医生说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伏在导师床前，强抑着没有掉下眼泪。他微笑着看我，问我这一段忙些什么？我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我不想把那些事情告诉他。伤嘛，是在黑夜中跌成的他枯干的手啊，那么温暖地抚在我结了瘢痂的脸上。为了这抚摸，我会一生爱着恨着，永不遗忘。我将因为对这抚摸的回想而幸福、感激。我告诉他：我全知道了，老师不该这么折磨自己他平静地望着我，手指插在我肮脏的头发中："我原以为时间还够用，只是有些紧，现在看"我再也忍不住，几乎是喊道："老师，听从医生的安排吧，赶快手术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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