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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母亲被弄到乡下去了，原因还是陈非的死。北京路幼儿园一些想打倒我母亲的老师说出了她们的怀疑。她们本来就不满意我母亲被提拔为副园长，她们说为什么张美方在工作中出现了那么严重的失误还能当副园长？为什么中班别的小朋友都没从滑梯上掉下去，偏是华侨子弟陈非掉了下去呢？有谁能证明这不是一起迫害华侨子弟的恶性案件？进而又有人论证说，假若真是如此，这恶性案件将会造成多坏的国际影响张美方你担待得起么？也许不是“将会造成”而是已经造成，众所周知那些年中国和印尼关系本来就欠好，陈非之死简直就是给两国关系、给中国人民和华侨之间再造阴影还有人竟举出我母亲的前夫我父亲为例，说，经查，张美方的公公是个汉奸，张美方能跟汉奸的后代结婚足见其思想意识的反动。我母亲于是被批斗被责令重新交待陈非死亡过程。我母亲死不改口，坚持了从前她“看见”陈非死亡的所有说法。但她的公公是汉奸，这是确凿无疑的，由不得我母亲瞎编。我母亲她一定是快要承受不住这压力了，于是她说她公公的确是汉奸，但她不是和汉奸的儿子离了婚么。她说就因为前夫是汉奸的儿子所以她恨他，从一结婚就恨，恨到拿起刀来剁掉了他的小拇指。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看他是不是少了一根小拇指。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的阶级阵线是分明的么——若不是当时他躲得快，我早就剁掉了他的右手——汉奸儿子的右手！
对于我母亲的同事来说，这倒是个新闻。这个只有我父母和我，我们三个人知道的事实被我母亲公开了，我母亲的那些同事，她们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女副园长竟能举刀砍人。那么，如此凶狠的女人谁又能保证她真的不会把一个孩子推下滑梯呢？问题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开始：陈非之死。一切都没有凭证，但在那时，怀疑本身就可以是凭证。总之张美方被打倒了，我们母女跟随市政府（这时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儿园属于市政府系统）的一批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到深山，我们在一个名叫黑石头的村里住了一年。一年之后，有消息传来——是北京路幼儿园倾向我母亲的一些老师传来的有利于我母亲的消息。消息说1958年那个死去的陈非的父亲是华侨却不爱国，他其实是个美国特务，前不久因偷听敌台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在他家里搜出了美国军用毛毯和军用罐头，以及刻有usa字样的美国军用刀叉。也许这些物品已经是惊人的罪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并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场，美军的一些军需用品是以低价公开出售的。以此类推，当年买过这些用品的顾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国特务。那么，张美方副园长凭什么还要为一个美国特务的儿子的死亡没完没了地负责，并且下放到深山呢？于是我和我母亲卷起铺盖，离开“黑石头”重返我们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谢陈非的爸爸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成了美国特务，我和我母亲才得以逃离黑石头村的彻骨的寒冷。要是你没有在黑石头村的破土地庙里住过，你根本不会知道什么叫寒冷。我们进村时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垒就的破土地庙里。庙里土地爷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里造反派砸烂，除了一扇关不紧的破木门和两扇没有窗纸的窗户，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抱来几摞砖，把随身带来的一块铺板支上，这便是我们的家了。没有煤，也没有炉子，晚上睡觉我们从来不脱衣服，我们合衣而眠，盖上我们的所有，仍然冷得打颤。那情景令我想起儿时母亲给我讲过一个讨饭花子们聚在一块儿比穷的故事，好像是四个人，每人用四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穷日子，看谁穷得厉害，穷得彻底。第四个人讲得最精彩，前两句我忘掉了，后两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觉的情景时说：“枕着砖头睡，盖着大胯骨”枕着砖头睡还略嫌一般，叫人难忘的是“盖着大胯骨”当我和我母亲睡在黑石头村土地庙的铺板上，我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盖着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儿，我由衷地恐惧这种“盖着大胯骨”的日子。我还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当我母亲从小高炉上回来，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摇晃着我，对我说的生活艰难的那些话。现在我冷着，手脚和耳朵长满冻疮。沟壑里的野风恣意地呼啸着钻进破门破窗，像刀子一样削我们的脸，我们的脸生疼生疼。这种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续到我长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开车去五台山玩，台怀镇上那些卖刀削面的铺子，那些做出种种花样儿，表演一种“噌噌”地削面进锅的把式让我的脸和我的身上一阵阵跳疼。那不是刀削着面，那本是风割着人肉啊。人肉割尽，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见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着，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亲的不容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对她说，我再也不讲那个故事了，那个午睡起来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为我母亲会有很强烈的反应，似乎许多年来她盼的就应该是我这样一个知情达理的表态。我的这个表态，对我母亲来说甚至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她只是没头没尾地对我说：“反正是没有证据的，你记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讲故事的徒劳，儿童式的幼稚计谋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读”那样每日每时地讲下去，即使我讲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陈非伸出了手，证据呢？谁看见了？即使有一个xx小朋友看见了，谁来为我判罪呢？法律不会为一个5岁的孩子判罪。我的母亲，其实她早于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还要继续把午睡起来上山的故事讲下去。现在她冷，冷压倒了一切。冷后来使她成了一个终生的热爱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重返北京路幼儿园，并很快升作园长。老师、阿姨大部分都已换了新人，新颜旧貌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我母亲感慨万端。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母亲自觉她苦难深重，她必须说话，她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伸冤报仇宣泄自己。在这个时代我母亲仍然选择了1958年陈非的死，因为幼儿园新来的老师和阿姨都曾向园长提及园内为何不设滑梯。这正好给我母亲提供了机会，她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讲述30多年前那个倒霉的下午，她不... -->>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我母亲被弄到乡下去了，原因还是陈非的死。北京路幼儿园一些想打倒我母亲的老师说出了她们的怀疑。她们本来就不满意我母亲被提拔为副园长，她们说为什么张美方在工作中出现了那么严重的失误还能当副园长？为什么中班别的小朋友都没从滑梯上掉下去，偏是华侨子弟陈非掉了下去呢？有谁能证明这不是一起迫害华侨子弟的恶性案件？进而又有人论证说，假若真是如此，这恶性案件将会造成多坏的国际影响张美方你担待得起么？也许不是“将会造成”而是已经造成，众所周知那些年中国和印尼关系本来就欠好，陈非之死简直就是给两国关系、给中国人民和华侨之间再造阴影还有人竟举出我母亲的前夫我父亲为例，说，经查，张美方的公公是个汉奸，张美方能跟汉奸的后代结婚足见其思想意识的反动。我母亲于是被批斗被责令重新交待陈非死亡过程。我母亲死不改口，坚持了从前她“看见”陈非死亡的所有说法。但她的公公是汉奸，这是确凿无疑的，由不得我母亲瞎编。我母亲她一定是快要承受不住这压力了，于是她说她公公的确是汉奸，但她不是和汉奸的儿子离了婚么。她说就因为前夫是汉奸的儿子所以她恨他，从一结婚就恨，恨到拿起刀来剁掉了他的小拇指。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看他是不是少了一根小拇指。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我的阶级阵线是分明的么——若不是当时他躲得快，我早就剁掉了他的右手——汉奸儿子的右手！
对于我母亲的同事来说，这倒是个新闻。这个只有我父母和我，我们三个人知道的事实被我母亲公开了，我母亲的那些同事，她们第一次知道她们的女副园长竟能举刀砍人。那么，如此凶狠的女人谁又能保证她真的不会把一个孩子推下滑梯呢？问题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开始：陈非之死。一切都没有凭证，但在那时，怀疑本身就可以是凭证。总之张美方被打倒了，我们母女跟随市政府（这时我才知道北京路幼儿园属于市政府系统）的一批有问题的干部下放到深山，我们在一个名叫黑石头的村里住了一年。一年之后，有消息传来——是北京路幼儿园倾向我母亲的一些老师传来的有利于我母亲的消息。消息说1958年那个死去的陈非的父亲是华侨却不爱国，他其实是个美国特务，前不久因偷听敌台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在他家里搜出了美国军用毛毯和军用罐头，以及刻有usa字样的美国军用刀叉。也许这些物品已经是惊人的罪证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并不知道50年代初期，在北京的隆福寺市场，美军的一些军需用品是以低价公开出售的。以此类推，当年买过这些用品的顾客，在“文革”中均有可能被打成美国特务。那么，张美方副园长凭什么还要为一个美国特务的儿子的死亡没完没了地负责，并且下放到深山呢？于是我和我母亲卷起铺盖，离开“黑石头”重返我们的城市。
那年月我真感谢陈非的爸爸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成了美国特务，我和我母亲才得以逃离黑石头村的彻骨的寒冷。要是你没有在黑石头村的破土地庙里住过，你根本不会知道什么叫寒冷。我们进村时正是初冬，被分配住在村口一座土坯垒就的破土地庙里。庙里土地爷和土地奶奶的泥塑已被村里造反派砸烂，除了一扇关不紧的破木门和两扇没有窗纸的窗户，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抱来几摞砖，把随身带来的一块铺板支上，这便是我们的家了。没有煤，也没有炉子，晚上睡觉我们从来不脱衣服，我们合衣而眠，盖上我们的所有，仍然冷得打颤。那情景令我想起儿时母亲给我讲过一个讨饭花子们聚在一块儿比穷的故事，好像是四个人，每人用四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穷日子，看谁穷得厉害，穷得彻底。第四个人讲得最精彩，前两句我忘掉了，后两句他形容自己晚上睡觉的情景时说：“枕着砖头睡，盖着大胯骨”枕着砖头睡还略嫌一般，叫人难忘的是“盖着大胯骨”当我和我母亲睡在黑石头村土地庙的铺板上，我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盖着大胯骨”我知道了我的胯骨在哪儿，我由衷地恐惧这种“盖着大胯骨”的日子。我还想起1958年的那天深夜，当我母亲从小高炉上回来，把我从床底下拽出来摇晃着我，对我说的生活艰难的那些话。现在我冷着，手脚和耳朵长满冻疮。沟壑里的野风恣意地呼啸着钻进破门破窗，像刀子一样削我们的脸，我们的脸生疼生疼。这种刀割似的疼痛一直延续到我长大，有一回我和我丈夫开车去五台山玩，台怀镇上那些卖刀削面的铺子，那些做出种种花样儿，表演一种“噌噌”地削面进锅的把式让我的脸和我的身上一阵阵跳疼。那不是刀削着面，那本是风割着人肉啊。人肉割尽，剩下的就是骨架子，我看见了我的白生生的胯骨。
我冷着，冷使我初次真正明白了我母亲的不容易。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忽然抱住她，我对她说，我再也不讲那个故事了，那个午睡起来登上一座高山的故事。我以为我母亲会有很强烈的反应，似乎许多年来她盼的就应该是我这样一个知情达理的表态。我的这个表态，对我母亲来说甚至应该有点雪中送炭的味道。但是她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她只是没头没尾地对我说：“反正是没有证据的，你记住。”我立刻明白了，以我的分析能力，我有能力弄明白我讲故事的徒劳，儿童式的幼稚计谋吧。即使我像“文革”中盛行的“天天读”那样每日每时地讲下去，即使我讲的不是上山，就是上了一座滑梯就是向陈非伸出了手，证据呢？谁看见了？即使有一个xx小朋友看见了，谁来为我判罪呢？法律不会为一个5岁的孩子判罪。我的母亲，其实她早于我明白了这一切，因此她已不在乎我是否还要继续把午睡起来上山的故事讲下去。现在她冷，冷压倒了一切。冷后来使她成了一个终生的热爱棉被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母亲重返北京路幼儿园，并很快升作园长。老师、阿姨大部分都已换了新人，新颜旧貌一同呈现在人们眼前，我母亲感慨万端。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我母亲自觉她苦难深重，她必须说话，她要找到一个突破口伸冤报仇宣泄自己。在这个时代我母亲仍然选择了1958年陈非的死，因为幼儿园新来的老师和阿姨都曾向园长提及园内为何不设滑梯。这正好给我母亲提供了机会，她在大大小小各种会议上讲述30多年前那个倒霉的下午，她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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