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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鲁迅。

    “鲁学”在1949年以后成为显学,成为官学。我的一位朋友说,如果鲁迅真的在他之后的世界里树起一竿大旗,大喝一声:“跟我来!”他一定会喜出望外地看到四面尘上滚滚而来。不再像他生前“荷朝独徘徊”的凄凉。而一旦人马走近,尘埃落定,他定睛打量麾下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面孔,一定会吓得弃旗而逃,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流亡的时刻还要仓惶。至于那些好汉们,他们并不追回逃走的主帅。既然他们是冲着那面大旗而来的,现在大旗已经到手,扛走就是。至于鲁迅本人是否参战,已不重要。凭着这旗,就能招兵买马了。

    最有趣的还是周作人。他最恨鲁迅,可晚年不得不写回忆鲁迅的文章来混饭吃,只有那样的文章能卖钱。

    鲁迅死前对海婴说:“忘了我。”这并非矫情。与其被“阐释”不如被忘却。被忘却是鲁迅最大的、却无法实现的愿望。

    朋友最后说了一句跟鲁迅本人一样阴毒的话:在鲁迅的遗体上覆盖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是无情的中华民族最多情的时刻。

    美诞生于丑

    安徒生写出了最美的童话,可安徒生是全丹麦最丑的男人。姑娘们说,他是一根连小鸟也不愿在上面鼓息的树干。

    丑诞生于美。

    那些在星级宾馆里卖淫的妓女,无不具有惊人的美丽。男人们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样的美丽吗?

    鞋。路还是那条路,而鞋却换了无数双。鞋是最准确的尺子,测量着路的长度。

    昂纳克倒台后,记者采访他,问及他打猎的爱好。民德共产党政治局有专门的“打猎区”为了满足政治局委员及来访的外国元首的需要,专门从别处空运野兽到这儿来,特别加以饲养。记者问:“这对于您这位打猎迷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现象吗?”

    昂纳克回答说:“经过一周非常紧张和非常疲劳的工作后,我们想去打猎,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身体。”他再三强调自己遵守打猎法,并非破坏生态平衡“附近村子,对于我打猎一直非常理解,从来没有任何抱怨。我同那里的村长及其他人交谈过。”

    我理解这种“理解”——平头百姓难道敢于“不理解”总书记吗?昂纳克轻信了这种“理解”最后被唾液所淹没。

    昂纳克还有段妙论,解释他并不喜欢坐巨型轿车。“许多人对我们坐轿车感到气愤,但没有看到我们外出总有陪同人员跟着,经常要进行安检,从而不再有私人生活等等。虽然这些安全人员是非常好、有教养、举止文雅、讲礼貌和非常乐于助人的同志,但我们不高兴周围总是有人陪同着。这不是私人生活。我们希望有人在这方面能同我们换一下。”

    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富有的妓女遇见贫寒的贞妇时,往往会说:“我真羡慕你有好名声。”但她真的愿意跟对方换个位置吗?

    北魏使者李谐至梁,梁武帝与他一起游历。梁武帝是个笃信佛教的人,有意向李谐炫耀他的仁慈。当他们行到放生池时,武帝问:“彼国亦放生否?”李谐回答说:“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放”的前提是“取”——而正是“取”摧毁了“放”的本质。世间如梁武帝者多如牛毛。

    在颐和园的谐趣园,读乾隆的御碑,心想,乾隆是个地地道道的艺术家,这么个巧夺天工、集南北园林大成的园子亏他想得出!他的诗虽不佳,但爱写诗毕竟无可厚非。他的书法虽有珠光宝气,但在帝王中亦可算一流了。在五台山显通寺,又见乾隆的不少墨迹,严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心地善良,慈悲为怀。

    然而这些都是假象而已,天真的人往往被它们欺骗。高阳有小说乾隆韵事,前些年又流行电视连续剧戏说乾隆,不读史书的小百姓耳熏目染,乾隆成了风流才子,可爱得像美国小男孩。还是历史书读得多的两位武侠小说作家看明白了乾隆的真面目,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中,乾隆阴险毒辣,令人发指,直抵李宗香“厚黑学”的最高境界。

    这位“十全老人”御宇六十余年,不能说没干过好事,但干的坏事也堪称空前绝后。仅以文字狱而论,大案就有一百三十多起,文网之密,文祸之巨,让人瞠目结舌。

    第一大案为伪造孙嘉涂奏稿案。该稿在民间流传,指斥乾隆“五木解十大过”遍劾满朝重臣。乾隆震怒,酿成巨案,缉捕人犯上干,革职拿办督抚大员十数名。乾隆所发上谕就达三万余言。大学士孙嘉徐心惊肉跳,对围在他身边的妻儿说:“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终于惊惧而死。

    禁书运动。开动整个国家机器,全面查禁明末清初野史为主的禁书,乃是乾隆的独创。徐述爱(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即被开棺戮尸,果首示众,且让后代子孙也掉了脑袋。乾隆严斥江宁布政使陶易:“如此重大案件,全然不以为事,是成何心!”指示办案官员“徐述葬身系举人,却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悻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郑少秋扮演的笑嘻嘻的乾隆,说得出这样的话来么!王锡侯花对年时间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因未避讳,乾隆发现直书康熙、雍正和他本人的名字,大怒:“罪不容沫,应照大逆律问拟。”结果,王锡侯斩立决,子孙七人秋后处决,妻媳及年未岁之子为奴。在乾隆眼里,人的性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自己的江山无价。于是,杀人便成了保卫江山不变色的正义行为。

    我对乾隆这个“明君”的厌恶超过了梁纣等“暴君”

    上古我欣赏刑天,欣赏他断首之后仍舞干戚的英姿;中古我欣赏科康,欣赏他刑场奏广陵散的悲壮;近古我欣赏李蛰,欣赏他天牢中挥刀自刎的豪迈;近代我欣赏谭嗣同,欣赏他留下来为求一死的决绝;现代我欣赏鲁迅,欣赏他让海婴“忘了我,好好生活”的透脱;当代我欣赏李敖,欣赏他稳占五百年来汉语写作前三名的骄傲。

    有一天,我将欣赏我自己。

    以前我很佩服书读得多的人,他们在我的面前宛如庙里的菩萨。后来我发现菩萨是泥塑的,心里顿时凉了。王韬在微隐漫录伯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使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干百中不得一工。”

    学院是伪君子最多的地方,一个个作高蹈状,一有风吹草动,便成为画眉的张敞。人没有知识并不可怕,人没有骨气也不可怕,怕就怕那些虽有知识却没有骨气的人。

    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一句名言:“要么著书立说,要么退职回家”这句话令教授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普大的传统:一本好书能提高大学的声望,反之,一个没有建树的教授将影响学校的声望。

    北大可不这样认为。北大出版社近年来出的最好的书却是比尔盖茨写的未来之路,这本书与北大无关。北大的教授数目比美国任何一所大学都多,但数目却与研究实绩不成比例。

    泰戈尔与甘地见面。

    泰戈尔说:你们不要毁灭艺术。甘地说:艺术不要毁灭我们。

    是艺术重要,还是“我们”重要?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也百思不得其解。

    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需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感;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既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中国知识分子中,前两类人居多,后一类屈指可数。读书破万卷的经学大师们,没有几个是思想“通”了或“透彻”了的,只好走向权威和大众。“帮闲”并非他们的本意,只是实在找不到自己,姑且这样混口饭吃。

    小说的命运。

    舍斯托夫说:“文学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地谈话。”加缨说:“小说首先是一种为怀念的或反叛的感情服务的智力实践。”由是,小说的命运是悲惨的。

    肯尼亚当代最杰出的小说家吴奇古,因小说中的反独裁倾向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被迫流亡英国。他的笔杆子:抗拒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压迫一文,揭露了独裁体制的‘咱我殖民”比昔日英国白人的殖民主义更加可怕。他的小说一粒麦子、血之花瓣对非洲的命运作了深刻的反思。他的杰作燃争的幸存者)在肯尼亚被查禁,是小说的主人公“马迪加里”闯的祸。肯尼亚总统莫依听见大家说,有个叫马迪加里的家伙在全国宣传革命,他便下令逮捕这个人。警察头子领命后折腾了半天,才发现这人个是小说里的人物。于是,小说便被禁了。

    非洲作家也有非洲作家的幸运,他们的独裁者愚昧得有些天真。

    杰姆逊说:“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这句话击中了乐观主义者的要害。

    爱一个人,不要恋栈他。恋栈的结果无一例外是悲剧。谁能白头偕老,谁能海枯石烂?

    爱一个人,就要离开他。或说,当你离开他,才会明白你对他的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才是世间最动人的爱情。

    尽管这是一首最让人哀伤的唐诗。

    最愚蠢的猎人。

    最愚蠢的猎人们在熊皮还在活熊身上的时候,便开始讨论。争吵怎样分配熊皮。结果,他们全都丧生在熊掌之下。

    倘若用听单口相声的心境去听元首们的讲话,那么将保证永远不受其迷惑。可惜的是德国人太老实,把希特勒这个相声演员当成了布道者。

    检查制度。检查制度划定一个圆圈,规定:禁止踏入!懦弱的写作者,则在自己心中划定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面积是前者的很多倍。

    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战死疆场。出征前他说:“如果避而不战能永生不死,那么我也不愿冲锋在前了。但是,既然迟早都要死,我们为何不拼死一战,反而把荣誉让给别人?”

    说人有选择的自由极度虚妄。我们的处境比赫克托尔要好,我们的表现却比赫克托尔要糟。放弃自由,成为俘虏,充当异族奴隶,多数人走这条道路。

    奥勒留说,死亡如同果实从树上熟落,或演员幕落后退场。这是浅薄的乐观主义。绝大多数果实还没有熟便被鸟儿啄坏了,绝大多数演员幕还没有落便倒在舞台上。

    大家给党去革命,结果党外的人便成了反革命。

    古来请君侧的人太多。但知道问题出在君本身的,却太少了

    古来杀皇帝的人很多,但杀了皇帝之后自己不做皇帝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外。

    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帝国体制却秋毫无损。

    正如人有左脸有脸,社会也是这样,它的半边脸是经济,另半边脸是人文。当半边脸长了个艳芳桃李的大疮,另半边脸也不会再有动人的魅力。

    胡适说:“不论在什么国家,只要政治不上轨道,只要政权不能和平转移,只要缺乏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政治改革的责任就永远是落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因为青年人易受激动,无须为妻子儿女着想,敢冒争斗之险而追求理想;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出于纯洁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是出于自然的动机。”

    韩国的今天,是青年学生争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是否想过自己会成为被告?看到他们在法庭上的虚弱表情,死者瞑目,生者欣慰。没有等来的民主,只有争来的民主。俱往矣,杀气腾腾的全、卢二君的同伴们,且看你们朋友今日的下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系人才济济,半个多世纪出了七名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问及其奥秘。系主任曰:“物理系教授和学生的原则是: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做别人让你做的事。我们不做实用的、尤其是和武器有关的实验,而长期从事纯理论纯科学研究。”

    中国高校却像喧哗的菜市场——把所有研究都变成现实生产力。

    文章写出来后,朋友减少,敌人增多。这样的文章必是能手古流传的好文章。

    研究人性,与其在哲学系里听教授高谈阔论,不如到动物园里去看禽兽张牙舞爪。

    赞美观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中人,他们的蚊帐里没有一只蚊子,心安理得在床上打坐修行。

    否定现存制度的人都是蚊帐外人,被蚊子咬得活蹦乱跳,自然要把蚊帐撕扯掉。

    只能让儿童读的童话不是好的童话。好的童话还能净化污染了的成人的心灵。

    历来“好人”一的定义就是:认认真真地生活在虚伪里。

    最好的文学艺术都是悲哀的,第一流的天才也是悲哀的。叔本华说:“天才所以伴随忧郁的缘故,就一般来观察,那是因为智慧之光愈明亮,便愈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一副可怜相,便油然兴起悲哀之念。”所以黛玉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的悲哀的诗句。

    所有的鞋匠都恨不穿鞋的人,所有的理发师都恨秃子,所有的皇帝都恨童言无忌的孩子。

    旧梦是不能重温的,一旦重温,旧梦便破碎了。每个人都常常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每一种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正如鲁迅所说:“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有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返顾。”

    重温旧梦,是人们所做的最煞风景的事情。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橱窗。

    有的橱窗仅供参观,有的确是为了买卖。

    “锻炼”是当代汉语中运用频率极高的新词,主体是上级、长辈,受体是下级、青年。对后者而言“锻炼”是求之不得的荣耀,是被信任、被器重的起点。

    “锻炼”的意识畸形发展,结果是很多人把摧残当作了培养。

    李敖说:“每在电视里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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