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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甚至还得自己掏钱帮助原告的索赔案件。他们接手这样的案件无疑是在冒险，既冒律师这一职业生涯的风险，更冒被日本保守势力辱骂为“卖国贼”的风险。
他们是日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父母或者亲人，跟当年的侵华战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与那些衰老不堪的慰安妇、劳工们和细菌战毒气弹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孝认为，他们的这种选择既不是出于政治，也不是出于法律，而是出于良心。十多年来，这个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师团已经发展到六百多人。他们说，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律师、同时也是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辩护的律师川口和子，时常奔波在从日本到中国和从中国回日本的路上。通过对一系列诉讼案件的研究，她发现了天皇在战争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川口和子认为，尽管日军在投降之后迅速烧毁了档案材料，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杀和强奸的，但是可以找到诸多的间接证据。例如，天皇是“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负责人，理应知道有慰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天皇的弟弟是军人，直接在前线指挥作战，当然会知道日军的暴行；同时，天皇身边的侍从官在日记中也记载了发生在南京的屠杀和强奸，很难想象他不向天皇汇报。战时天皇十分重视西方媒体对日军行动的报道，而当时的西方媒体对日军的暴行有大量的报道，天皇也能从其中知道日军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因此，从以上这些证据可以认定，天皇犯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行。
正义的声音不在庙堂之上，正义的声音总是在民间。
松冈环，大阪一名普通女教师。一九八八年，她第一次到南京，接触到大屠杀的幸存者。从此，她每年八月十五日在日本举办南京大屠杀牺牲者追悼集会。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教育日本青少年，她不辞辛劳、不怕威胁，利用业余时间到日本各地采访曾经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终于完成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一百零二人的证言一书。每一次的采访都是一次艰难的心灵之旅，要打开老兵们锈迹斑斑的心锁，需要一把灵巧而坚韧的钥匙。
吉冈数子小时候曾在朝鲜和满洲生活过。战后回国，当了三十二年的老师。在教学中，她感到应当把日本加害亚洲各国的历史告诉孩子“自己作为‘在满少国民’，也参与了加害”
退休之后，吉冈数子创办的“和平人权儿童中心”这是一间搜集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与战争有关的资料文献的图书馆。吉冈数子发现，今天的日本教科书正在像战时的教科书回归，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趋向。战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卢沟桥事变的原因是“日军演习受中国军队的攻击被迫还击”；在如今的一种教科书中，则表述为“日军演习受袭击”虽然不敢像战时教科书中那样明目张胆地说是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但对历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在长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资料馆”长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专家高实康稔是这个资料馆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绍说，资料馆的创办人是牧师冈正治。冈正治曾经担任过日本海军的下士官，从军时间长达十一年。当长崎原爆的蘑菇云升起之后，冈正治开始思考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然而，当冈正治开始表述这一观点时，却遭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围攻和殴打，在脸颊上留下了一块终生都没有消除的伤疤。战后，冈正治决心赎罪，以议员身份为那些在原爆中死难和受害的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呼吁。
一九八四年，冈正治开始深入调查这段被埋没的历史，主持出版期刊原爆与朝鲜人。一九九四年，冈正治去世之后，大家为了纪念他，便加紧了资料馆的建立。一九九五年，这家特色鲜明的“和平资料馆”终于正式开馆了。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存在于它的自我批判精神之中。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固然有不愿反省、逃避罪责的一面，但是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弊病，也有不少日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真话。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多年来致力与中日友好工作，他是一位敢于揭自己之短的日本人。在外交界工作多年，中江要介发现，日本没有向世界敞开胸怀，日本仅仅把外交看作获取本国利益的舞台。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从亚洲人看来，日本确实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但对亚洲国家的事，根本不像亲人那样给想办法，而只是看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信念，所以既得不到亚洲各国的信赖，也得不到尊重。在太平洋战争中那样狠狠地蹂躏了近邻各国，却不从加害者的立场反省，诚心诚意地进行谢罪，因此被大家厌弃，被人视为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多少人倾听到了中江要介的肺腑之言呢？
日本著名活动家宇都宫德马，有一次在回答记者“你为什么喜欢中国”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喜欢日本，那一定会喜欢邻居和邻国，不是吗？”这是宇都宫德马拒绝一切官职而投身中日友好事业的原因，他堪称真正的“无冕之王”在自民党内，他像堂吉诃德似的，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能够分析战前、战后日本的第一人，非宇都宫德马莫属。
宇都宫德马所主张的“必须实现全体国民的、按照国民意志的、一切为了国民的政治和民治”是对青年一代迫切的诉说。宇都宫德马认为，致力于批判日本现实状况和促进中日友好事业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分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害了日本也害了亚洲各国。他曾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由于我的父亲宇都宫太郎是陆军大将的关系，我从小就在陆军少年学校学习，因为有这一经历，所以很详细地知道官僚与军阀勾结的情况。我曾经在旧制度的水户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曾经一度也很热衷于社会主义。因此，对官僚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和强行建立战争经济体制的内情也了解得很清楚。”
宇都宫德马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没有民主主义，也不是民主国家。”他在官僚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天皇的官僚”、“明治的官僚”是半封建的官僚，这一半封建的官僚沾上了社会主义的影响，结果把日本引向“全体主义同盟”使之毁灭。而且，还形成了战后重建日本时的最大毒瘤。
森村诚一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就在创作的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写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求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耐心说服七三一部队成员吐露真相，终于完成了揭露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恶魔的饱食一书。
森村诚一在书中写道：“真正可怕的是，犯下这种残酷罪行的人和我们一样并非另一种人这一事实。绝对不能忘记：我们也是在七三一部队延长线上的人。万一再发生战争，处于同样条件下，我们也会不断地干出同样残酷的恶魔行径来。”他所要做的事业，就是斩断恶魔的爪牙，让和平成为生命的基石。
森村诚一坦诚地说：“揭露祖国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着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东西。我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下一代人，以防止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恶魔的饱食出版之后，森村诚一连续收到多封暴力团伙的恐吓信。他出门的时候不得不穿上防弹背心。尽管如此，森村诚一表示，他并不害怕和后悔。
除了揭露具体的战争罪恶之外，还有不少日本学者更是对日本的近代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竹内好是日本知识分子当中罕见的一位具有反省精神的学者，他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近代日本颓废主义的一种反拨，在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的主体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发展了这一观点，进而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更根本原因在于明治以来总体的日本近代“文化”日本人将西洋看作“先进国”来崇拜，而将中国看作“后进国”来蔑视。两位学者的反省已经触及了日本人的“奴隶”、同时也是“奴隶主”的精神结构。在强者面前，许多日本人甘愿当奴隶；而在弱者面前，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奴隶主。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为民主、自由、和平而奋斗是艰巨的，也是必要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以自己羸弱之身，在二十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大江健三郎的演说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把二十六年前在同一地点演讲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置换成“暧昧的日本”其中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里张惶失措的日本、既成不了白种人也不愿做黄种人的日本、泯灭个性和死爱面子的日本，难道不是“暧昧的日本”吗？
大江健三郎明确反对天皇体制，认为天皇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当天皇要给他颁发文化勋章的时候，大江健三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许多保皇分子因此在他家门口示威和谩骂。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共生”是亚洲的希望。他充满忧虑地说：“以后的日本作家，还能作为友好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吗？”大江踏上曾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和平的期盼。
据说，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许多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装着源氏物语和鲁迅的著作。大江健三郎认为：“这种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须加以解决。”他呼吁，处于“第四次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应当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我不希望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未来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带上我的作品。”文学能不能打破心与心之间的坚冰，达成沟通和交流呢？这是大江留给中日两国国民的问题。
中日友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日本人民的事业；不仅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事业，更是普通国民的事业。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换，才能避免误解和猜忌。只有双方不断的互动和交流，才能创建永久的和平。
中日建交三十多年以来，许多日本民间社团、企业和个人，都在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添砖加瓦。也有许多日本友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扶贫、环保、希望工程等公益项目，有的人甚至无私地捐献出了一生的积蓄。他们是日本的良心，他们是和平的使者。这些日本人爱日本，也爱中国。他们深深地知道：要面向邻居，把邻居当着自己。他们也深深地知道：那些拒绝让日本人在精神上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保守势力，最终带给日本的将是难以想象的危害，带给亚洲人民的则是新一轮的大悲剧。
认识历史，展望未来；诚心认罪，携手进步。这项工程决不仅仅是为了邻居，更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人民。这才是亚洲和世界和平唯一的出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被鲜血遮住视线的民族，中国人民愿意成为一切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士的朋友。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为之而奋斗。
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孩子。
费、甚至还得自己掏钱帮助原告的索赔案件。他们接手这样的案件无疑是在冒险，既冒律师这一职业生涯的风险，更冒被日本保守势力辱骂为“卖国贼”的风险。
他们是日本人、是成功人士、是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父母或者亲人，跟当年的侵华战争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站出来，与那些衰老不堪的慰安妇、劳工们和细菌战毒气弹受害者站在一起呢？
律师团团长小野寺利孝认为，他们的这种选择既不是出于政治，也不是出于法律，而是出于良心。十多年来，这个最初只有三十多人律师团已经发展到六百多人。他们说，自己才是日本真正的爱国者。
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律师、同时也是为中国性暴力受害者万爱花辩护的律师川口和子，时常奔波在从日本到中国和从中国回日本的路上。通过对一系列诉讼案件的研究，她发现了天皇在战争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川口和子认为，尽管日军在投降之后迅速烧毁了档案材料，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是天皇命令士兵屠杀和强奸的，但是可以找到诸多的间接证据。例如，天皇是“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负责人，理应知道有慰安所的存在，他要阻止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天皇的弟弟是军人，直接在前线指挥作战，当然会知道日军的暴行；同时，天皇身边的侍从官在日记中也记载了发生在南京的屠杀和强奸，很难想象他不向天皇汇报。战时天皇十分重视西方媒体对日军行动的报道，而当时的西方媒体对日军的暴行有大量的报道，天皇也能从其中知道日军在中国干了些什么。因此，从以上这些证据可以认定，天皇犯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行。
正义的声音不在庙堂之上，正义的声音总是在民间。
松冈环，大阪一名普通女教师。一九八八年，她第一次到南京，接触到大屠杀的幸存者。从此，她每年八月十五日在日本举办南京大屠杀牺牲者追悼集会。为了弄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教育日本青少年，她不辞辛劳、不怕威胁，利用业余时间到日本各地采访曾经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终于完成了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原士兵一百零二人的证言一书。每一次的采访都是一次艰难的心灵之旅，要打开老兵们锈迹斑斑的心锁，需要一把灵巧而坚韧的钥匙。
吉冈数子小时候曾在朝鲜和满洲生活过。战后回国，当了三十二年的老师。在教学中，她感到应当把日本加害亚洲各国的历史告诉孩子“自己作为‘在满少国民’，也参与了加害”
退休之后，吉冈数子创办的“和平人权儿童中心”这是一间搜集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与战争有关的资料文献的图书馆。吉冈数子发现，今天的日本教科书正在像战时的教科书回归，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趋向。战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卢沟桥事变的原因是“日军演习受中国军队的攻击被迫还击”；在如今的一种教科书中，则表述为“日军演习受袭击”虽然不敢像战时教科书中那样明目张胆地说是受到了中国军队的袭击，但对历史真相的有意歪曲是显而易见的。
在长崎有一家小小的“和平资料馆”长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专家高实康稔是这个资料馆的支持者之一。他介绍说，资料馆的创办人是牧师冈正治。冈正治曾经担任过日本海军的下士官，从军时间长达十一年。当长崎原爆的蘑菇云升起之后，冈正治开始思考天皇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然而，当冈正治开始表述这一观点时，却遭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围攻和殴打，在脸颊上留下了一块终生都没有消除的伤疤。战后，冈正治决心赎罪，以议员身份为那些在原爆中死难和受害的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人呼吁。
一九八四年，冈正治开始深入调查这段被埋没的历史，主持出版期刊原爆与朝鲜人。一九九四年，冈正治去世之后，大家为了纪念他，便加紧了资料馆的建立。一九九五年，这家特色鲜明的“和平资料馆”终于正式开馆了。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存在于它的自我批判精神之中。在日本的民族性格中，固然有不愿反省、逃避罪责的一面，但是对于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弊病，也有不少日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勇敢地说出了真话。
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多年来致力与中日友好工作，他是一位敢于揭自己之短的日本人。在外交界工作多年，中江要介发现，日本没有向世界敞开胸怀，日本仅仅把外交看作获取本国利益的舞台。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从亚洲人看来，日本确实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但对亚洲国家的事，根本不像亲人那样给想办法，而只是看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因为看不出有什么政治信念，所以既得不到亚洲各国的信赖，也得不到尊重。在太平洋战争中那样狠狠地蹂躏了近邻各国，却不从加害者的立场反省，诚心诚意地进行谢罪，因此被大家厌弃，被人视为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家伙。”日本政府的官僚中，有多少人倾听到了中江要介的肺腑之言呢？
日本著名活动家宇都宫德马，有一次在回答记者“你为什么喜欢中国”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说：“如果喜欢日本，那一定会喜欢邻居和邻国，不是吗？”这是宇都宫德马拒绝一切官职而投身中日友好事业的原因，他堪称真正的“无冕之王”在自民党内，他像堂吉诃德似的，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能够分析战前、战后日本的第一人，非宇都宫德马莫属。
宇都宫德马所主张的“必须实现全体国民的、按照国民意志的、一切为了国民的政治和民治”是对青年一代迫切的诉说。宇都宫德马认为，致力于批判日本现实状况和促进中日友好事业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那些打着爱国旗号的极端分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害了日本也害了亚洲各国。他曾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由于我的父亲宇都宫太郎是陆军大将的关系，我从小就在陆军少年学校学习，因为有这一经历，所以很详细地知道官僚与军阀勾结的情况。我曾经在旧制度的水户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曾经一度也很热衷于社会主义。因此，对官僚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和强行建立战争经济体制的内情也了解得很清楚。”
宇都宫德马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没有民主主义，也不是民主国家。”他在官僚社会主义一书中指出“天皇的官僚”、“明治的官僚”是半封建的官僚，这一半封建的官僚沾上了社会主义的影响，结果把日本引向“全体主义同盟”使之毁灭。而且，还形成了战后重建日本时的最大毒瘤。
森村诚一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就在创作的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写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搜求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耐心说服七三一部队成员吐露真相，终于完成了揭露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恶魔的饱食一书。
森村诚一在书中写道：“真正可怕的是，犯下这种残酷罪行的人和我们一样并非另一种人这一事实。绝对不能忘记：我们也是在七三一部队延长线上的人。万一再发生战争，处于同样条件下，我们也会不断地干出同样残酷的恶魔行径来。”他所要做的事业，就是斩断恶魔的爪牙，让和平成为生命的基石。
森村诚一坦诚地说：“揭露祖国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着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东西。我执笔写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下一代人，以防止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恶魔的饱食出版之后，森村诚一连续收到多封暴力团伙的恐吓信。他出门的时候不得不穿上防弹背心。尽管如此，森村诚一表示，他并不害怕和后悔。
除了揭露具体的战争罪恶之外，还有不少日本学者更是对日本的近代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竹内好是日本知识分子当中罕见的一位具有反省精神的学者，他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是近代日本颓废主义的一种反拨，在这个意义上说“悲剧的主体在近代”另一位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发展了这一观点，进而指出，日本之所以发动侵略战争，不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更根本原因在于明治以来总体的日本近代“文化”日本人将西洋看作“先进国”来崇拜，而将中国看作“后进国”来蔑视。两位学者的反省已经触及了日本人的“奴隶”、同时也是“奴隶主”的精神结构。在强者面前，许多日本人甘愿当奴隶；而在弱者面前，他们却摇身一变成了奴隶主。
在日本这个民主制度尚不稳固，皇道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里，为民主、自由、和平而奋斗是艰巨的，也是必要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以自己羸弱之身，在二十世纪，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的苦难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大江健三郎的演说词是我在暧昧的日本，他把二十六年前在同一地点演讲的川端康成心目中的“美丽的日本”置换成“暧昧的日本”其中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里张惶失措的日本、既成不了白种人也不愿做黄种人的日本、泯灭个性和死爱面子的日本，难道不是“暧昧的日本”吗？
大江健三郎明确反对天皇体制，认为天皇犯有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当天皇要给他颁发文化勋章的时候，大江健三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许多保皇分子因此在他家门口示威和谩骂。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共生”是亚洲的希望。他充满忧虑地说：“以后的日本作家，还能作为友好的客人来到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吗？”大江踏上曾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的土地，心中充满了和平的期盼。
据说，在当年的侵华战争中，许多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背包里居然装着源氏物语和鲁迅的著作。大江健三郎认为：“这种可怕的矛盾今天必须加以解决。”他呼吁，处于“第四次闭关锁国”时期的日本，应当有更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发出正义的声音。“我不希望中日之间再发生战争，更不希望未来的日本士兵在背包中带上我的作品。”文学能不能打破心与心之间的坚冰，达成沟通和交流呢？这是大江留给中日两国国民的问题。
中日友好，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也是日本人民的事业；不仅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事业，更是普通国民的事业。只有充分的信息交换，才能避免误解和猜忌。只有双方不断的互动和交流，才能创建永久的和平。
中日建交三十多年以来，许多日本民间社团、企业和个人，都在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添砖加瓦。也有许多日本友人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扶贫、环保、希望工程等公益项目，有的人甚至无私地捐献出了一生的积蓄。他们是日本的良心，他们是和平的使者。这些日本人爱日本，也爱中国。他们深深地知道：要面向邻居，把邻居当着自己。他们也深深地知道：那些拒绝让日本人在精神上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保守势力，最终带给日本的将是难以想象的危害，带给亚洲人民的则是新一轮的大悲剧。
认识历史，展望未来；诚心认罪，携手进步。这项工程决不仅仅是为了邻居，更是为了日本、为了日本人民。这才是亚洲和世界和平唯一的出路。
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被鲜血遮住视线的民族，中国人民愿意成为一切为和平而奋斗的人士的朋友。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为之而奋斗。
为了我们的明天，为了我们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