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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大每个学生的"例行功课"。而且，北大的宿舍大概是全国大学中最差的。
本科时候，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小小的宿舍，上研究生以后稍微好一点，减少为四个人。四个大小伙子挤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小窝里，就连转身都显得困难，偏偏大家又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每个人都拥有一大笔藏书、每个人都是痴迷于书籍的"书虫"。书比人还需要空间，书堆在窗台上，堆在床头上，堆在每一个可以堆放的角落里，直到连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为止。
我的小床上，有"半壁江山"就是由心爱的书籍占领着。晚上睡觉，连翻个身都很困难。有一次翻身碰倒了一堆厚厚的书，它们像倾泻的洪水一样，立刻将我掩埋起来。同屋的同学都惊醒了，以为发生了一场地震，模模糊糊地都想往外边跑。幸好是虚惊一场，我也没有一点皮肉之伤。此后，还得在提心吊胆中进入睡眠，因为可爱的书籍们还在不断地蚕食着我的地盘。我找不到别的地方来安置它们。
而且，我们的宿舍晚上还要定时熄灯。这是学校里最不合理的措施之一。听说，八十年代的学长们曾经就此事愤然抗议，并获得成功。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切又恢复原状，这时的学生再也没有"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度了。在九十年代死水般的校园里，学生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阶层。风云激荡之后，我们又成为被束缚在各种"规矩"之内的螺丝钉，连用电的自由也不敢去争取。有时候，我写一篇文章，正写到兴头上，偏偏灯给熄了，好不扫兴。只好点燃一支蜡烛，与古人一样"秉烛而书"。
有出去单独住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得以实施。这学期，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搬出去，因为很快就要做毕业论文了，我希望有个安静的、独立的空间。
我打算跟法律系的一位好朋友萧瀚一起合租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共用客厅、厨房、卫生间，然后每人单独拥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兼书房。没有个人隐私的集体宿舍的生活，已经让我无法忍受。
不过，北大附近的房子很紧张。漂泊在北大、清华附近的年轻人，据说有好几万。他们怀着单纯而天真的理想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挣扎，他们扑腾着一双双伤痕累累的翅膀，想从这里开始最初的飞翔。他们几乎把周围空余的房子都租光了。然而，踞傲的北大和势利的社会却很少承认他们的努力。
这几天，我跟萧瀚在外面四处奔波找房子，看了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正在给你写信的时候，萧瀚又来电话，说打听到一个信息，让我一起去看另一处地方。但愿这一次不再扑空。
我要出门了，只好匆匆忙忙地结束这封信。本来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下一次再慢慢聊吧。
也许，不久之后，你到北京来出差，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款待你了。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四、宁萱的信
廷生：
其实，上个星期我一直在北京，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四日。京城确实如你所说，居之不易，像我这样"白居"更是不易。闷热难耐，粗食淡饭，交通堵塞，举目无亲。因为是办公事，没有玩耍的心情和时间，所以更觉无聊。
我来北京好几次了，既没有去故宫，也没有去长城。我对这些大家趋之若骛的地方，没有丝毫兴趣。故宫不过是那些变态的皇帝们阴森森黑漆漆的家，而长城的"伟大"又怎么能够跟孟姜女珍珠般的眼泪相比呢？
我只去了一个地方，你猜是什么地方？
是地坛。是史铁生的地坛，而不是皇帝的地坛。
地坛原来属于皇帝老儿所有。每年春耕时分，他们都会劳师动众地来到这里，装模作样地拜祭一下土地，种一下庄稼，表达一下对土地的敬畏和对子民的关怀。但是，这种敬畏和关怀都是虚伪的和言不由衷的。
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在庄严的地坛里恭恭敬敬地履行完所有祖宗制定的繁琐程序以后，回去照样接着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或者虐待后宫的女子，或者屠杀直言的书生，或者将农民背上的赋税增加一倍。
而地坛和地坛里供奉的神仙，几百年如一日地沉默着。神圣与邪恶，庄严与卑劣，同时存在于这里。只有古老的柏树冷冷地看着帝王们的表演。谁的演技高超，谁的演技拙劣，它自有评定。
过去，地坛不允许老百姓进来，门口有皇家的侍卫守护着。现在，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帝灰飞烟灭了，地坛却成了一座巨大的、荒芜的、没有人照料的园子。
北京是一个热点旅游城市，可是外地游客很少有到地坛去的。它被忘记了，被遗弃了，所以它自由了，它解放了。
我去地坛是因为史铁生。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一篇让我深深感动的散文。我想去呼吸一下地坛的空气，我想去摸一摸地坛的树木，我想去看一看地坛的建筑，我想去感觉一下那些文字背后的凄凉与坚贞。
我与地坛的最后部分，是一名残疾人对生命的思考。是关于归宿与寻觅的思考，是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思考，是关于"我"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史铁生静静地面对着夕阳下的这片园子，喃喃自语道："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这种彻头彻尾的悲凉，这种明白如水的旷达，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因为我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也因为我还太年轻。
我所经历的悲哀，与史铁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连史铁生残缺的生命中，也时常迸发出火焰般的渴望与激情，我又什么理由悲观呢？
地坛里的古建筑全都破败不堪。朱红的颜色一块块地脱落，露出里面惨白的骨肉来。它们曾经辉煌过，曾经光荣过。李后主的词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地坛，连雕栏玉砌都已经磨损了，再无当年的华彩。时间，只有时间才掌握着最后的判决书。
当我行走在地坛的杨树下，当树枝上的蝉在胡乱地鸣叫的时候，我想起了史铁生散文里的母亲。那是一位四十九岁就离开人世的母亲，那是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上帝为什么要早早地召善良的母亲回去呢？史铁生在宁静的地坛里，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感叹："在背后我常听到时间的翅膀像战车一样飞逝，而在前面却是延伸着荒废了的永恒沙漠。"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人类无法占有和支配时间，所以，人类也就永远克服不了自己的有限性。
母亲曾经每天送儿子出门去，到地坛去。儿子回来的时候，母亲还站在原地，保持着送儿子走时的姿态。史铁生后来想，当自己出门到地坛散心的时候，母亲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史铁生断定，以母亲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她是史铁生的母亲，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苍苍的白发飘拂在风中，她额头的皱纹是时光的刻度。母亲付出了爱，母亲不希望得到偿还。她付出，她愿意。即使那是一种钻心的疼痛，母亲也坚定地承受。她像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样承受无尽的苦难，然后她默默地回到土地之中。
你去过地坛吗？你去看过地坛里颓败的殿堂吗？你去看过石头缝隙里青青的小草吗？
那些走过石板路的精美的靴子已经破旧，那些靴子的主人的躯体也已经腐朽，而青草依然一年又一年地从石板中探出头来，报告春天来到的讯息。
我在北京的时候，本想去看看你，可实在不想在那样灰暗的天空下与你相见。每次到北京，北京天空的蓝色都减少了一些，灰色则增添了一些。是工厂、是汽车、是穷奢极欲的人们闯的祸。
这是一种慢性自杀。人们却一无所知地等待着灭亡的来临。
听说沙漠离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听说北京缺水的情况已经相当严峻——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到忧虑。圣经中说：
这地悲哀，
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
因其上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书12：4)
狂妄而邪恶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却听不见这样的声音。
沈从文当年说，北平高而蓝的天空，感动得人直想下跪。今天，北京再也看不到"高而蓝"的天空了。我真羡慕沈从文他们，要是我能够在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高而蓝"的天空下与你相见，那该多好。
当时，想在北京写信给你，又被安排紧张的各种事务所迫，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提笔。在喧杂的时候，我无法给你写信。所以，又回来了。又在我的小屋里给你写信。
还是你来看我吧？"正是江南好时节，落花时节又逢君"，我相信，你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认出我的，因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世间有情人"。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四岁的生日。我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却工作了将近四年，先后换了三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我的人生阅历比你丰富多了。
我上学很早，五岁就上小学了。上的是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所以也就没有严格规定上学的年龄。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料我，便早早地将我送进学校。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年纪小，也因为成绩好，老师一直都宽容着我的调皮。
我猜想，你从小一定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而我从小就调皮惯了，谁也管不住。小学我跳了一级，中学又跳了一级。还不满十六岁，我就中学毕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在我们大学的班上，同样是年龄最小的学生。我比你小三岁，却跟你在同一年里上大学，你佩不佩服我呢？
今天过生日，身边是公司里的一帮同事。下班以后，大家簇拥着我去了一家餐馆，这里的狮子头很有名。
你吃过淮扬菜吗？比如风行天下的狮子头和扬州炒饭？我想，你是四川人，你当然喜欢吃味道浓烈的川菜。但是，淮扬菜也有其独特的风味，要是你来扬州，我会带你去最有特色的地方吃好菜——你熟悉现代文学，应当知道朱自清笔下的小笼包子、周作人散文中的烫干丝、曹聚仁多次提到的绿杨邨以及让丰子恺难以忘怀的小觉林你要是真正尝一尝，你才知道它们的味道有多么美妙。
虽然桌子上摆着好菜，但我却没有太多的胃口。同事仅仅是同事，同事不过是借着替我过生日的由头，大家聚一聚，高兴一下而已。他们又怎么能够明白我千千结的心事呢？他们把我看作未来的"女强人"，他们却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最软弱不过的女孩子。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司里流露出来过而已。
我需要有个知道我心事的朋友跟我一同过生日。这样的朋友却只有一个，就是在远方的你。
晚上应付完宴会之后，回到宿舍，同屋的女孩子跟她的男友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写日记、听音乐。
好想按照你留的手机号码给你打个电话。
好几次，拨了一半号码，却还是终止了。
此时此刻，你还在写作吧？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
五、廷生的信
宁萱：
要是早知道九月六日是你的生日，我会提前寄一份礼物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要是知道九月初的那段时间你在北京，我会去你住的宾馆看你。见总是比不见好。我相信，见面以后，我们都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文字与我们本人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喜欢对方的文字、喜欢文字背后的灵魂，也会喜欢对方的人。
与你丰富的阅历相比，我只能算是"白纸一张"——从重点小学到重点初中，从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然后继续上研究生。确实，跟你的猜测一样，我一直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这套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但我却成了它最激烈的批评者。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错位。
前几个月，我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与一个网名叫"捕快"的朋友有一次长达将近一个通宵的"对决"。那次辩论在论坛上倍受关注，被形容为"西门吹雪大战叶孤城"。
对方代表的正是那种直线思维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教育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成长，接受了所有既定的观念。在我们激烈辩论的许多问题当中，就曾经谈及批评者的立场问题。
当时，"捕快"在网络上反问我说："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你也许还在扫大街。高考制度改变了你的一生，你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批评它？"
在网络上，这样强词夺理的论调十分风行。我回敬他说："我以受益者的身份反戈一击，正说明我的观点超越了我的现实利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立场，他的判断不应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而应当站在更大多数人群的基本利益那边。如果说每个人都被自我的利益所控制、所支配，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些与俄罗斯帝国为敌的贵族革命者呢？"对方哑口无言了。
我不喜欢网络上骂骂咧咧的氛围，不喜欢那种毫无节制的、"无知者无畏"的语言暴力。网络上的青年们都很"爱国"，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这一代青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使用的是"文革"遗留下来的那套语言和思维方式。我称他们为"网络义和团"——在诞生于西方世界的网络上毫无理由地辱骂西方，多少有些滑稽。
我很少加入到网络论坛中去。在我有限的几次加入讨论的时刻，我力图营造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气氛。不管对方多么粗暴无礼，我依然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对他彬彬有礼。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标识。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权力上的"平等"——大家开始拥有了某种相对平等的身份，仿佛坐在一张虚拟的圆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来。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生命体验上的缺陷，"从校园到校园"的单薄履历，必然导致与外部现实生活的隔绝。这种隔绝，对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却是致命的伤害——书本是苍白的，离开了生活的源头活水，写作将陷入危机之中。
鲁迅先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学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否则，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当地许多一流的大学里去教书。然而，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然深刻体会到：日益僵化的大学体制对知识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具有无形的伤害。他不愿继续被这种体制所伤害，于是选择了自由的、也是艰难的独立写作者的生涯。他的创作也就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离开北大，去寻找更加广大的生活空间，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现实生存。尽管许多师长和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我不恋栈北大，尽管在它温柔的羽翼下，我将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安宁和静谧。但是，我更愿意独自去承受外面的风风雨雨。
北大仅仅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驿站，而不是终点。
前两天，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刚刚搬进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个名叫稻香园的小区。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楼房有些陈旧了，但环境倒还安静。
书籍还来不及上架，每次搬"家"——其实一个学生哪里有什么"家"，有的只是几十箱子的书籍——的时候，书籍总是让我最头痛的"财产"。几千册的书并不算多，但仅仅是装它们的箱子，就得找几十个。
搬家公司的工友，早先听说我没有任何电器家具，还以为遇到了一件轻松的工作，没有想到移动这几十箱子书，比搬运一个大家庭的物品还要累。
这些搬运工人，一听口音，都是我的四川老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比我岁数还小，却已经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告诉我，搬家的收入每次都是公司得"大头"，因此他们每人每次只能得五块钱。这让我感到震惊。看到他们累得汗如雨下、气喘如牛的样子，我赶紧背着带队的工头，悄悄地给他们每人加了一点工钱。虽然我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我毕竟还有一点点能力帮助这些来自遥远的家乡的青年——至少能够让他们开心地吃上一顿红烧肉。
我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钱的农场主卡尔布萨瓦尔的女儿决定跟拉比阿基瓦订婚了。阿基瓦当时是一个穷羊倌。当她的父亲听到这个婚约时，他发誓再也不给女儿一分钱、一份遗产。
这对年轻人冬天结婚了。他们很穷，晚上睡在稻草上。"要是我能够买些装饰品多好，"阿基瓦捡下他妻子头上的稻草说："我将给你买一个带着耶路撒冷图片的金的装饰品。"
一天，先知艾利加来看他们，他乔装成一个凡人。"给我一些稻草吧，"他在他们门外喊道，"我妻子快要生产了，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躺下。"
"你瞧，"阿基瓦对妻子说，"我们以为自己很穷，可还有一个连稻草都没有的人呢。"
那么，我们也算是拥有稻草的人吧，我们还有几分能力帮助那些没有稻草的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我相信，像我与你这样的人，会把拥有稻草也作为一种幸福的。
古犹太哲人莱维说："如果你想拯救一个人于淤泥之中，不要以为站在顶端，伸出援助之手就够了。你应该善始善终，亲身到淤泥里去，然后用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这样，你和他都将重新从淤泥中获得了新生。"他的话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
我愿意尝试着一点一点地开始做。每一次对他人的帮助，对自己傲慢的心态都将是一次洗礼。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意识到：与其说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他们也在帮助我。圣经中说：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摘葡萄园里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纪24：19-21)
这几天，我正在辛苦地打扫、布置新居。离开父母为我营建的家已经五年了，第一次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定要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下次你到北京，可一定要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作客。那时候，我的小屋已经是一个宁静的家园了。
宁萱，你信上说到了扬州的饮食，虽然只有寥寥几句，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是一个贪吃的人，用文雅的话来说，就是"美食家"。所以，假如有一天来扬州，我会在你的陪同下开怀大吃一通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
是北大每个学生的"例行功课"。而且，北大的宿舍大概是全国大学中最差的。
本科时候，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小小的宿舍，上研究生以后稍微好一点，减少为四个人。四个大小伙子挤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小窝里，就连转身都显得困难，偏偏大家又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每个人都拥有一大笔藏书、每个人都是痴迷于书籍的"书虫"。书比人还需要空间，书堆在窗台上，堆在床头上，堆在每一个可以堆放的角落里，直到连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为止。
我的小床上，有"半壁江山"就是由心爱的书籍占领着。晚上睡觉，连翻个身都很困难。有一次翻身碰倒了一堆厚厚的书，它们像倾泻的洪水一样，立刻将我掩埋起来。同屋的同学都惊醒了，以为发生了一场地震，模模糊糊地都想往外边跑。幸好是虚惊一场，我也没有一点皮肉之伤。此后，还得在提心吊胆中进入睡眠，因为可爱的书籍们还在不断地蚕食着我的地盘。我找不到别的地方来安置它们。
而且，我们的宿舍晚上还要定时熄灯。这是学校里最不合理的措施之一。听说，八十年代的学长们曾经就此事愤然抗议，并获得成功。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切又恢复原状，这时的学生再也没有"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度了。在九十年代死水般的校园里，学生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阶层。风云激荡之后，我们又成为被束缚在各种"规矩"之内的螺丝钉，连用电的自由也不敢去争取。有时候，我写一篇文章，正写到兴头上，偏偏灯给熄了，好不扫兴。只好点燃一支蜡烛，与古人一样"秉烛而书"。
有出去单独住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得以实施。这学期，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搬出去，因为很快就要做毕业论文了，我希望有个安静的、独立的空间。
我打算跟法律系的一位好朋友萧瀚一起合租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共用客厅、厨房、卫生间，然后每人单独拥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兼书房。没有个人隐私的集体宿舍的生活，已经让我无法忍受。
不过，北大附近的房子很紧张。漂泊在北大、清华附近的年轻人，据说有好几万。他们怀着单纯而天真的理想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挣扎，他们扑腾着一双双伤痕累累的翅膀，想从这里开始最初的飞翔。他们几乎把周围空余的房子都租光了。然而，踞傲的北大和势利的社会却很少承认他们的努力。
这几天，我跟萧瀚在外面四处奔波找房子，看了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正在给你写信的时候，萧瀚又来电话，说打听到一个信息，让我一起去看另一处地方。但愿这一次不再扑空。
我要出门了，只好匆匆忙忙地结束这封信。本来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下一次再慢慢聊吧。
也许，不久之后，你到北京来出差，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款待你了。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四、宁萱的信
廷生：
其实，上个星期我一直在北京，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四日。京城确实如你所说，居之不易，像我这样"白居"更是不易。闷热难耐，粗食淡饭，交通堵塞，举目无亲。因为是办公事，没有玩耍的心情和时间，所以更觉无聊。
我来北京好几次了，既没有去故宫，也没有去长城。我对这些大家趋之若骛的地方，没有丝毫兴趣。故宫不过是那些变态的皇帝们阴森森黑漆漆的家，而长城的"伟大"又怎么能够跟孟姜女珍珠般的眼泪相比呢？
我只去了一个地方，你猜是什么地方？
是地坛。是史铁生的地坛，而不是皇帝的地坛。
地坛原来属于皇帝老儿所有。每年春耕时分，他们都会劳师动众地来到这里，装模作样地拜祭一下土地，种一下庄稼，表达一下对土地的敬畏和对子民的关怀。但是，这种敬畏和关怀都是虚伪的和言不由衷的。
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在庄严的地坛里恭恭敬敬地履行完所有祖宗制定的繁琐程序以后，回去照样接着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或者虐待后宫的女子，或者屠杀直言的书生，或者将农民背上的赋税增加一倍。
而地坛和地坛里供奉的神仙，几百年如一日地沉默着。神圣与邪恶，庄严与卑劣，同时存在于这里。只有古老的柏树冷冷地看着帝王们的表演。谁的演技高超，谁的演技拙劣，它自有评定。
过去，地坛不允许老百姓进来，门口有皇家的侍卫守护着。现在，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帝灰飞烟灭了，地坛却成了一座巨大的、荒芜的、没有人照料的园子。
北京是一个热点旅游城市，可是外地游客很少有到地坛去的。它被忘记了，被遗弃了，所以它自由了，它解放了。
我去地坛是因为史铁生。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一篇让我深深感动的散文。我想去呼吸一下地坛的空气，我想去摸一摸地坛的树木，我想去看一看地坛的建筑，我想去感觉一下那些文字背后的凄凉与坚贞。
我与地坛的最后部分，是一名残疾人对生命的思考。是关于归宿与寻觅的思考，是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思考，是关于"我"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史铁生静静地面对着夕阳下的这片园子，喃喃自语道："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这种彻头彻尾的悲凉，这种明白如水的旷达，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因为我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也因为我还太年轻。
我所经历的悲哀，与史铁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连史铁生残缺的生命中，也时常迸发出火焰般的渴望与激情，我又什么理由悲观呢？
地坛里的古建筑全都破败不堪。朱红的颜色一块块地脱落，露出里面惨白的骨肉来。它们曾经辉煌过，曾经光荣过。李后主的词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地坛，连雕栏玉砌都已经磨损了，再无当年的华彩。时间，只有时间才掌握着最后的判决书。
当我行走在地坛的杨树下，当树枝上的蝉在胡乱地鸣叫的时候，我想起了史铁生散文里的母亲。那是一位四十九岁就离开人世的母亲，那是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上帝为什么要早早地召善良的母亲回去呢？史铁生在宁静的地坛里，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感叹："在背后我常听到时间的翅膀像战车一样飞逝，而在前面却是延伸着荒废了的永恒沙漠。"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人类无法占有和支配时间，所以，人类也就永远克服不了自己的有限性。
母亲曾经每天送儿子出门去，到地坛去。儿子回来的时候，母亲还站在原地，保持着送儿子走时的姿态。史铁生后来想，当自己出门到地坛散心的时候，母亲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史铁生断定，以母亲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她是史铁生的母亲，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苍苍的白发飘拂在风中，她额头的皱纹是时光的刻度。母亲付出了爱，母亲不希望得到偿还。她付出，她愿意。即使那是一种钻心的疼痛，母亲也坚定地承受。她像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样承受无尽的苦难，然后她默默地回到土地之中。
你去过地坛吗？你去看过地坛里颓败的殿堂吗？你去看过石头缝隙里青青的小草吗？
那些走过石板路的精美的靴子已经破旧，那些靴子的主人的躯体也已经腐朽，而青草依然一年又一年地从石板中探出头来，报告春天来到的讯息。
我在北京的时候，本想去看看你，可实在不想在那样灰暗的天空下与你相见。每次到北京，北京天空的蓝色都减少了一些，灰色则增添了一些。是工厂、是汽车、是穷奢极欲的人们闯的祸。
这是一种慢性自杀。人们却一无所知地等待着灭亡的来临。
听说沙漠离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听说北京缺水的情况已经相当严峻——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到忧虑。圣经中说：
这地悲哀，
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
因其上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书12：4)
狂妄而邪恶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却听不见这样的声音。
沈从文当年说，北平高而蓝的天空，感动得人直想下跪。今天，北京再也看不到"高而蓝"的天空了。我真羡慕沈从文他们，要是我能够在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高而蓝"的天空下与你相见，那该多好。
当时，想在北京写信给你，又被安排紧张的各种事务所迫，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提笔。在喧杂的时候，我无法给你写信。所以，又回来了。又在我的小屋里给你写信。
还是你来看我吧？"正是江南好时节，落花时节又逢君"，我相信，你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认出我的，因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世间有情人"。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四岁的生日。我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却工作了将近四年，先后换了三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我的人生阅历比你丰富多了。
我上学很早，五岁就上小学了。上的是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所以也就没有严格规定上学的年龄。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料我，便早早地将我送进学校。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年纪小，也因为成绩好，老师一直都宽容着我的调皮。
我猜想，你从小一定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而我从小就调皮惯了，谁也管不住。小学我跳了一级，中学又跳了一级。还不满十六岁，我就中学毕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在我们大学的班上，同样是年龄最小的学生。我比你小三岁，却跟你在同一年里上大学，你佩不佩服我呢？
今天过生日，身边是公司里的一帮同事。下班以后，大家簇拥着我去了一家餐馆，这里的狮子头很有名。
你吃过淮扬菜吗？比如风行天下的狮子头和扬州炒饭？我想，你是四川人，你当然喜欢吃味道浓烈的川菜。但是，淮扬菜也有其独特的风味，要是你来扬州，我会带你去最有特色的地方吃好菜——你熟悉现代文学，应当知道朱自清笔下的小笼包子、周作人散文中的烫干丝、曹聚仁多次提到的绿杨邨以及让丰子恺难以忘怀的小觉林你要是真正尝一尝，你才知道它们的味道有多么美妙。
虽然桌子上摆着好菜，但我却没有太多的胃口。同事仅仅是同事，同事不过是借着替我过生日的由头，大家聚一聚，高兴一下而已。他们又怎么能够明白我千千结的心事呢？他们把我看作未来的"女强人"，他们却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最软弱不过的女孩子。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司里流露出来过而已。
我需要有个知道我心事的朋友跟我一同过生日。这样的朋友却只有一个，就是在远方的你。
晚上应付完宴会之后，回到宿舍，同屋的女孩子跟她的男友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写日记、听音乐。
好想按照你留的手机号码给你打个电话。
好几次，拨了一半号码，却还是终止了。
此时此刻，你还在写作吧？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
五、廷生的信
宁萱：
要是早知道九月六日是你的生日，我会提前寄一份礼物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要是知道九月初的那段时间你在北京，我会去你住的宾馆看你。见总是比不见好。我相信，见面以后，我们都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文字与我们本人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喜欢对方的文字、喜欢文字背后的灵魂，也会喜欢对方的人。
与你丰富的阅历相比，我只能算是"白纸一张"——从重点小学到重点初中，从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然后继续上研究生。确实，跟你的猜测一样，我一直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这套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但我却成了它最激烈的批评者。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错位。
前几个月，我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与一个网名叫"捕快"的朋友有一次长达将近一个通宵的"对决"。那次辩论在论坛上倍受关注，被形容为"西门吹雪大战叶孤城"。
对方代表的正是那种直线思维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教育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成长，接受了所有既定的观念。在我们激烈辩论的许多问题当中，就曾经谈及批评者的立场问题。
当时，"捕快"在网络上反问我说："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你也许还在扫大街。高考制度改变了你的一生，你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批评它？"
在网络上，这样强词夺理的论调十分风行。我回敬他说："我以受益者的身份反戈一击，正说明我的观点超越了我的现实利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立场，他的判断不应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而应当站在更大多数人群的基本利益那边。如果说每个人都被自我的利益所控制、所支配，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些与俄罗斯帝国为敌的贵族革命者呢？"对方哑口无言了。
我不喜欢网络上骂骂咧咧的氛围，不喜欢那种毫无节制的、"无知者无畏"的语言暴力。网络上的青年们都很"爱国"，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这一代青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使用的是"文革"遗留下来的那套语言和思维方式。我称他们为"网络义和团"——在诞生于西方世界的网络上毫无理由地辱骂西方，多少有些滑稽。
我很少加入到网络论坛中去。在我有限的几次加入讨论的时刻，我力图营造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气氛。不管对方多么粗暴无礼，我依然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对他彬彬有礼。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标识。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权力上的"平等"——大家开始拥有了某种相对平等的身份，仿佛坐在一张虚拟的圆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来。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生命体验上的缺陷，"从校园到校园"的单薄履历，必然导致与外部现实生活的隔绝。这种隔绝，对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却是致命的伤害——书本是苍白的，离开了生活的源头活水，写作将陷入危机之中。
鲁迅先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学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否则，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当地许多一流的大学里去教书。然而，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然深刻体会到：日益僵化的大学体制对知识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具有无形的伤害。他不愿继续被这种体制所伤害，于是选择了自由的、也是艰难的独立写作者的生涯。他的创作也就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离开北大，去寻找更加广大的生活空间，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现实生存。尽管许多师长和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我不恋栈北大，尽管在它温柔的羽翼下，我将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安宁和静谧。但是，我更愿意独自去承受外面的风风雨雨。
北大仅仅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驿站，而不是终点。
前两天，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刚刚搬进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个名叫稻香园的小区。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楼房有些陈旧了，但环境倒还安静。
书籍还来不及上架，每次搬"家"——其实一个学生哪里有什么"家"，有的只是几十箱子的书籍——的时候，书籍总是让我最头痛的"财产"。几千册的书并不算多，但仅仅是装它们的箱子，就得找几十个。
搬家公司的工友，早先听说我没有任何电器家具，还以为遇到了一件轻松的工作，没有想到移动这几十箱子书，比搬运一个大家庭的物品还要累。
这些搬运工人，一听口音，都是我的四川老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比我岁数还小，却已经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告诉我，搬家的收入每次都是公司得"大头"，因此他们每人每次只能得五块钱。这让我感到震惊。看到他们累得汗如雨下、气喘如牛的样子，我赶紧背着带队的工头，悄悄地给他们每人加了一点工钱。虽然我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我毕竟还有一点点能力帮助这些来自遥远的家乡的青年——至少能够让他们开心地吃上一顿红烧肉。
我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钱的农场主卡尔布萨瓦尔的女儿决定跟拉比阿基瓦订婚了。阿基瓦当时是一个穷羊倌。当她的父亲听到这个婚约时，他发誓再也不给女儿一分钱、一份遗产。
这对年轻人冬天结婚了。他们很穷，晚上睡在稻草上。"要是我能够买些装饰品多好，"阿基瓦捡下他妻子头上的稻草说："我将给你买一个带着耶路撒冷图片的金的装饰品。"
一天，先知艾利加来看他们，他乔装成一个凡人。"给我一些稻草吧，"他在他们门外喊道，"我妻子快要生产了，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躺下。"
"你瞧，"阿基瓦对妻子说，"我们以为自己很穷，可还有一个连稻草都没有的人呢。"
那么，我们也算是拥有稻草的人吧，我们还有几分能力帮助那些没有稻草的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我相信，像我与你这样的人，会把拥有稻草也作为一种幸福的。
古犹太哲人莱维说："如果你想拯救一个人于淤泥之中，不要以为站在顶端，伸出援助之手就够了。你应该善始善终，亲身到淤泥里去，然后用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这样，你和他都将重新从淤泥中获得了新生。"他的话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
我愿意尝试着一点一点地开始做。每一次对他人的帮助，对自己傲慢的心态都将是一次洗礼。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意识到：与其说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他们也在帮助我。圣经中说：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摘葡萄园里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纪24：19-21)
这几天，我正在辛苦地打扫、布置新居。离开父母为我营建的家已经五年了，第一次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定要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下次你到北京，可一定要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作客。那时候，我的小屋已经是一个宁静的家园了。
宁萱，你信上说到了扬州的饮食，虽然只有寥寥几句，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是一个贪吃的人，用文雅的话来说，就是"美食家"。所以，假如有一天来扬州，我会在你的陪同下开怀大吃一通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