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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前者真实感受我们去那个餐馆的时间就是上午，如果是后者那理当是下午，再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那天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手势以及豪饮时的夸张动作和滔滔不绝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但与之相关的谈话肉，那些伴随口形张合产生的声音却讨厌地失去了，那些寻欢作乐的场面是无声的。
我们八个人紧紧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方铁桌旁——一面两个。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个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红的一只手，高洋旁边说到这儿我结则起来：“不，不，不该是他，是他就不对了。”
我越是极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脑子里就越顽固地出现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满面放光地举着堆着丰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边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试着重新数人，但数到最后仍然被卓越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无法逾越。
“我可能记乱了。”我向警察解释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是卓越：这个人是个死人，在我们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舰艇事故牺牲了。如果他在场，那次吃饭就不该是我和高洋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且那时——当兵时，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乔五乔六的。
“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记错了。”
我紧张地思索，但却越来越深地陷进卓越在场的偏执想象之中。
“我们把他拿掉怎么样？”警察温和地向我建议“既然他是个确凿无疑的死人。”
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势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们俩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处于同一个场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红便又不完整了。他们的手联在一起，夏红的腿贴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倾斜了。如此类推，我们这根绳子的每个环节都将依次松开——那个桌旁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荒谬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晋之间仍有一个空隙，高洋旁边坐的是谁？象一条一头系在水鼓一头系在舰上的缆绳，既然要把这二者连接起来中间就不能缺少任何环节——我不能让那个位子空着。
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饭的人数记错了。那天就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
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释了。“
我坚定地予以否认：“坐得满满的，一面两个人，我虽然不识多少字，加法还是会的。”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有谁在场向我提问，而是问当时高洋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说高洋当时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后来喝了不少酒后也没有流露一丝忧郁和焦虑从始到终相当快活。当时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钱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独他没有。他只是满面笑容地听着呷着酒，不时和其他人对视笑笑，给人一种相当超然宽厚的感觉，像个每个万事顺利并将更美妙的前景等着自己的幸运不那样倾听那些生活的可怜时数说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后来饭没吃完，他便叫来服务员付了严密，着一只硬壳公文箱离席而去。
我送他到门口，有一辆红色计程车在等着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车走了。我听见他对司机说去火车站，他好像急着去赶一班火车，从此就再没见过他。
我以一个目击者的客观口吻讲着我对高洋的最后。其实这种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个将要高升，出国的人脸上得到——很难说我的个印象是自谁。我不敢对警察说那我其实对高洋没什么印象。我想他们已经有些认为我语焉不详有意隐瞒或者更糟认为我在其中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行为，他们的脸色已经西那么好看了。处于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们，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实。坦率地讲，我非但对高洋那天吃饭时的举止毫无印象，就连那一段我们朝夕相处打得火热的日子我也对高洋毫无印象。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我们在中学毕业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午睡刚起，一脸倦态，满心不情愿地去上课。当时我已经迟到，通往学校的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已看不见背书包的学生。高洋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拨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迎面晃晃悠悠骑来。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瞟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当兵去了，到一个著名的军里的装甲部队。他那圆圆的孩子脸上是一双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宽厚的眼睛，脚旁边墙根儿下的湿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个野孩子刚拉的鲜黄的、盘旋向上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冒着热气的屎，也许就是这厥巧夺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时候，胖姑娘上楼来了。我光顾应付警察早把小松林里翘首等灯闭信号的胖姑娘忘了。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和警察一样茫然。“你们楼下还布置人了？”我问警察，警察们使劲摇头。“那大概是高洋来了。”我开玩笑。打开门，看到胖姑娘我魂飞魄散堵着门让她赶紧走。胖姑娘委屈万分，她也的确怪可怜儿的，在松涛呼啸的林中站了两小时早被冻成了青颗楞。“你怎么这样？”她鼻涕哈拉地说。我刚想告诉她谁在屋里，警察已经出现在我身后。“是谁呀？让她进来吧。”
“没人，”我回身笑着对警察说“一个邻居，找我要书，我借了她一本书答应今天还她。她看过了十二点我没去就找来了。”
“真是爱书如命，大半夜借呀还呀的。”
“晚吗？一点不晚。对咱们老百姓是晚点，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来劲的时候，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和咱们老百姓用一个生物钟。”
我在书架上胡乱抽了本书企业必须审时应变塞给胖姑娘，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误了您大事。”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
胖姑娘也认出了那几位是警察，没吭声抱着书掉头飞跑下楼。
“她正在写一本改革的书，日夜兼程。”我对警察说“您几位爱看，赶明儿我叫她送你们一本。”
“得啦，别胡拽了。我们不管你的闲事，你当我们是吃干饭的。”
“女作家就没有胖的么？”我不服地说“别太以貌取人。”
警察没搭理我，抽了几根烟，闲聊一会儿又继续讯问。他们问我和高洋分手后去了哪里？我说不久我就回了家，去“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了到，被分到一家挺有名的大药店卖药膏，那药店就在市公安局旁边的大街上“没准你们还从我这里买过药呢。警察来买药我总是特客气。军警军警，当过兵的人看见警察总觉得象见着兄弟一样感到亲。当年我也差点当了警察，公安局招人的干部在‘安置办’拿着表格堵着我问：”‘干不干警察？干就填表。’我想我这人律已精神特差，没的给警察队伍抹黑，要不，咱们也就是同事了。“
警察们笑：“那找你就方便了。”
“你们是不是也当过兵？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得出来，举止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派头，眉宇间透着那么一股英气。”
敢情警察也吃这一套，瞧他们笑的。
“我们一起员下来的朋友很多人都当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许逊，许逊是一个；还有魏人，魏人你进认识吧？也是市局的。”
“我说，咱别老聊好不好？等正事办完了你要想聊咱们再聊聊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刚谈会儿就开聊，刚谈会儿就开聊——不好。”
“好好，谈正经的，你们说你们说。”
“你说你一回来就上了班，到那个药店。你一直在那个药店上班吗？”警察往回翻着记录作问。
“是啊，除了休息日。后来，三年后我退职不干了。咱们当过兵的人，闯荡惯了，老闷在一个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着静不下来。你们刚当兵回来是不是也特不习惯？老百姓的日子天天一样，原来挺着的也能给捂蔫了。噢，你们当警察一定能好点，挺惊险，天天血光刀影。”
据我们了解，你班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一个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刚才后面说的那些话不要记了，他说的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话都不用记。“为首的警察对那两个正在同时做着记录的警察说。”你去哪儿啦？“他问我。
“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
“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满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
“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满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
“高洋。”
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
“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
“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乱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
“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说话算话。”
我去卧房床下拿出一把银色的长刀给警察们看。“这柄把的做工够细的吧。”我告诉他们鞘身上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彩色玻璃“这是那些小返鱼目混珠的伎俩。我抽出长刀，刀身光泽黯淡，镂刻着花卉和浅槽，刀刃并不锋利。我舞将起来，作出种种劈刺的雄壮动作。
警察们散开，喊“放下，快放下。”
我笑嘻嘻地说：“放心，我就是真杀你们也不会用这种刀，这种刀都是样子货，钢很次。”
“不是怕你杀我们，是怕你伤着自己。”警察小心地围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刀仔细端详。
“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问。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锛的，知道了吧，这刀劈甘蔗都锛刀。”
“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
“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个警察说。
“鸡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鸡，象日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交给另一个警察：
“这刀我们要带走。”
“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露出鱼肚白。
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
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
“那他哪来的钱？”
“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
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
如果前者真实感受我们去那个餐馆的时间就是上午，如果是后者那理当是下午，再学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那天从上午一直坐到下午。
至今我犹能清晰地想起在座者的每一个笑容，每一个手势以及豪饮时的夸张动作和滔滔不绝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但与之相关的谈话肉，那些伴随口形张合产生的声音却讨厌地失去了，那些寻欢作乐的场面是无声的。
我们八个人紧紧围坐在一张不大的方铁桌旁——一面两个。我对面是高晋、许逊，右手是汪若海和一个风流女子——我们大家的情妇乔乔，我旁边是另一个公共财产夏红，夏红左手是高洋，高洋攥着夏红的一只手，高洋旁边说到这儿我结则起来：“不，不，不该是他，是他就不对了。”
我越是极力想抹去卓越的形象，脑子里就越顽固地出现身穿白色水兵服的卓越，满面放光地举着堆着丰富泡沫的啤酒，在高洋旁边笑着嚷着的情景
我试着重新数人，但数到最后仍然被卓越挡住。一次又一次地挡住，无法逾越。
“我可能记乱了。”我向警察解释最后一个为什么不能是卓越：这个人是个死人，在我们退役的前一年他就因舰艇事故牺牲了。如果他在场，那次吃饭就不该是我和高洋的最后一次见面，而且那时——当兵时，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乔五乔六的。
“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你大概是记错了。”
我紧张地思索，但却越来越深地陷进卓越在场的偏执想象之中。
“我们把他拿掉怎么样？”警察温和地向我建议“既然他是个确凿无疑的死人。”
令我不安的只拿掉卓越势必要把高洋一起拿掉，他们俩在我的印象中是密不可分地处于同一个场面之中。而拿掉高洋、夏红便又不完整了。他们的手联在一起，夏红的腿贴着我的腿，拿掉她我也倾斜了。如此类推，我们这根绳子的每个环节都将依次松开——那个桌旁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荒谬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分割卓越和高洋，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割去卓越、高洋和高晋之间仍有一个空隙，高洋旁边坐的是谁？象一条一头系在水鼓一头系在舰上的缆绳，既然要把这二者连接起来中间就不能缺少任何环节——我不能让那个位子空着。
警察小心地提醒我是否我把那天吃饭的人数记错了。那天就是七个人而不是八个人。“
如果是这样，那一切就老是吉以解释了。“
我坚定地予以否认：“坐得满满的，一面两个人，我虽然不识多少字，加法还是会的。”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有谁在场向我提问，而是问当时高洋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说高洋当时和其他人一样，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一直在笑在吃在喝，就是后来喝了不少酒后也没有流露一丝忧郁和焦虑从始到终相当快活。当时大家都在胡吹自己的金钱和女人上的得手，唯独他没有。他只是满面笑容地听着呷着酒，不时和其他人对视笑笑，给人一种相当超然宽厚的感觉，像个每个万事顺利并将更美妙的前景等着自己的幸运不那样倾听那些生活的可怜时数说自己微不足道的幸福。后来饭没吃完，他便叫来服务员付了严密，着一只硬壳公文箱离席而去。
我送他到门口，有一辆红色计程车在等着他，大概是他早就要好。我们最后握了握手，互相笑笑，他就坐上车走了。我听见他对司机说去火车站，他好像急着去赶一班火车，从此就再没见过他。
我以一个目击者的客观口吻讲着我对高洋的最后。其实这种印象我可以以任何一个将要高升，出国的人脸上得到——很难说我的个印象是自谁。我不敢对警察说那我其实对高洋没什么印象。我想他们已经有些认为我语焉不详有意隐瞒或者更糟认为我在其中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行为，他们的脸色已经西那么好看了。处于我的地位我得取信他们，所以我只好捏造些事实。坦率地讲，我非但对高洋那天吃饭时的举止毫无印象，就连那一段我们朝夕相处打得火热的日子我也对高洋毫无印象。他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我们在中学毕业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我午睡刚起，一脸倦态，满心不情愿地去上课。当时我已经迟到，通往学校的破破烂烂的街道上已看不见背书包的学生。高洋骑着一辆卸去后架座椅拨得很高的“二八”自行车迎面晃晃悠悠骑来。他看到我便停住，一脚支着地，从上往下瞟着我漫不经心地说他要当兵去了，到一个著名的军里的装甲部队。他那圆圆的孩子脸上是一双大人般成熟、超然和宽厚的眼睛，脚旁边墙根儿下的湿土地上有一橛不知那个野孩子刚拉的鲜黄的、盘旋向上有一个妙不可言的尖儿的冒着热气的屎，也许就是这厥巧夺天工的屎使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这时候，胖姑娘上楼来了。我光顾应付警察早把小松林里翘首等灯闭信号的胖姑娘忘了。当敲门声响起时我和警察一样茫然。“你们楼下还布置人了？”我问警察，警察们使劲摇头。“那大概是高洋来了。”我开玩笑。打开门，看到胖姑娘我魂飞魄散堵着门让她赶紧走。胖姑娘委屈万分，她也的确怪可怜儿的，在松涛呼啸的林中站了两小时早被冻成了青颗楞。“你怎么这样？”她鼻涕哈拉地说。我刚想告诉她谁在屋里，警察已经出现在我身后。“是谁呀？让她进来吧。”
“没人，”我回身笑着对警察说“一个邻居，找我要书，我借了她一本书答应今天还她。她看过了十二点我没去就找来了。”
“真是爱书如命，大半夜借呀还呀的。”
“晚吗？一点不晚。对咱们老百姓是晚点，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来劲的时候，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和咱们老百姓用一个生物钟。”
我在书架上胡乱抽了本书企业必须审时应变塞给胖姑娘，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误了您大事。”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
胖姑娘也认出了那几位是警察，没吭声抱着书掉头飞跑下楼。
“她正在写一本改革的书，日夜兼程。”我对警察说“您几位爱看，赶明儿我叫她送你们一本。”
“得啦，别胡拽了。我们不管你的闲事，你当我们是吃干饭的。”
“女作家就没有胖的么？”我不服地说“别太以貌取人。”
警察没搭理我，抽了几根烟，闲聊一会儿又继续讯问。他们问我和高洋分手后去了哪里？我说不久我就回了家，去“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了到，被分到一家挺有名的大药店卖药膏，那药店就在市公安局旁边的大街上“没准你们还从我这里买过药呢。警察来买药我总是特客气。军警军警，当过兵的人看见警察总觉得象见着兄弟一样感到亲。当年我也差点当了警察，公安局招人的干部在‘安置办’拿着表格堵着我问：”‘干不干警察？干就填表。’我想我这人律已精神特差，没的给警察队伍抹黑，要不，咱们也就是同事了。“
警察们笑：“那找你就方便了。”
“你们是不是也当过兵？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得出来，举止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派头，眉宇间透着那么一股英气。”
敢情警察也吃这一套，瞧他们笑的。
“我们一起员下来的朋友很多人都当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许逊，许逊是一个；还有魏人，魏人你进认识吧？也是市局的。”
“我说，咱别老聊好不好？等正事办完了你要想聊咱们再聊聊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刚谈会儿就开聊，刚谈会儿就开聊——不好。”
“好好，谈正经的，你们说你们说。”
“你说你一回来就上了班，到那个药店。你一直在那个药店上班吗？”警察往回翻着记录作问。
“是啊，除了休息日。后来，三年后我退职不干了。咱们当过兵的人，闯荡惯了，老闷在一个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着静不下来。你们刚当兵回来是不是也特不习惯？老百姓的日子天天一样，原来挺着的也能给捂蔫了。噢，你们当警察一定能好点，挺惊险，天天血光刀影。”
据我们了解，你班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一个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刚才后面说的那些话不要记了，他说的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话都不用记。“为首的警察对那两个正在同时做着记录的警察说。”你去哪儿啦？“他问我。
“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
“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满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
“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满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
“高洋。”
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
“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
“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乱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
“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说话算话。”
我去卧房床下拿出一把银色的长刀给警察们看。“这柄把的做工够细的吧。”我告诉他们鞘身上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彩色玻璃“这是那些小返鱼目混珠的伎俩。我抽出长刀，刀身光泽黯淡，镂刻着花卉和浅槽，刀刃并不锋利。我舞将起来，作出种种劈刺的雄壮动作。
警察们散开，喊“放下，快放下。”
我笑嘻嘻地说：“放心，我就是真杀你们也不会用这种刀，这种刀都是样子货，钢很次。”
“不是怕你杀我们，是怕你伤着自己。”警察小心地围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刀仔细端详。
“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问。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锛的，知道了吧，这刀劈甘蔗都锛刀。”
“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
“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个警察说。
“鸡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鸡，象日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交给另一个警察：
“这刀我们要带走。”
“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露出鱼肚白。
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
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
“那他哪来的钱？”
“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
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