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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文革”到底结束了吗？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19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它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对开！”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度纔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皮夹子没了！”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急于开刀的医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哪怕是说：“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车的目光都“刷”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嫌疑犯。
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出坦荡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事发生在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让那位错拿了别人皮夹子的先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皮夹子。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谁也不感兴趣。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窃贼的意识。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这样的事，在19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的起点宜昌路和终点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北分局还是虹口分局，赶不上车部长约定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懮起来。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十年间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班级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它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纔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它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象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纔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必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锺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项目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懮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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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虽有庄严的面容，却很难抵拒假装学问的臆想、冒称严谨的偷换、貌似公平的掩饰、形同证据的伪造。它因人们的轻信而成为舆论，因时间的易逝而难以辩驳，因文痞的无耻而延续谬误，因学者的怯懦而知错不纠。结果，它所失落的，往往倒是社会进程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隐秘。
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隐秘，更其复杂。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忘记的时期，因为不管用转折前还是转折后的坐标都无法读解它，而无法读解就无法记录。
历史的转折处大多并不美丽，就像河道的弯口上常常汇聚着太多的垃圾和泡沫。美丽的转折一定是修饰的结果，而修饰往往是历史的改写。
我生有幸，经历了好几个历史转折。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七六年冬天至一九七八年冬天这两年。这两年，一般被称为“两个凡是”时期。所谓“两个凡是”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先生提出的指导思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四人帮”已经倒台，并开始清查，但“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使历史变得暧昧“文革”到底结束了吗？
爸爸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却有很多朋友来访。他对他们，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强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陈毅、陈丕显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样一类的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
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实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爸爸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强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却想借此对这位真正强硬的尊长作一种保证。我估计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就在这个期间，我接到通知，到上海大厦见一位重要人物。他叫车文仪，原是海军政治部的文化部长“四人帮”倒台后，他随海军最高负责人苏振华接管上海，担任了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因此不管就他的老职务还是新职务，大家都叫他车部长。在一场涉及全市的清查运动中执掌指挥大权，他当时在上海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我家当时住在江宁路、海防路口，到上海大厦要搭乘19路无轨电车，再走一段。
出家门见隔壁一位同龄人与我客气地打招呼，这在几个月前还不可能，因为他是工宣队员，而我们家是打倒对象。
居民委员会办的黑板报里，上面有一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是用红油漆写的，还在，但底下用粉笔写的两个口号“粉碎四人帮，批判邓小平”后面那个已被路人用手指头涂花，只能勉强辨认。
19路无轨电车开得很慢。
那年月，大家脾气都爆，那么挤的车，难免谁踩了谁，谁撞了谁，于是就互骂。骂的结果总是一样：先由一方恶狠狠地提议到下一站停车时下车打一架，叫“对开”对方当然高声同意。对于这种决斗，其它乘客都抱着热烈鼓励的态度。如果互骂几句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周围往往一片怂恿；“对开！”“对开！”
两个人在车站下车后对打时，车子会停一阵，不是等他们打完上车，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满车期待已久的乘客一饱眼福。
只有在发现提议“对开”的对手是瘦老头的时候，这方的态度纔会缓和下来，因为代代相传“路边瘦老不可惹”当然不是为了尊老，而是害怕瘦老身上极有可能暗藏的功夫。
上海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很值得称道，那就是不能在车上“对开”公开的原因是怕伤及无辜，私下的原因是施展不开手脚。因此，如果有两个年轻人在车上打起来了，全车都瞧不起。这种风气全市普及，使车上显得很安全，不必担心横拳飞掌擦面而过。
我当时乘公共汽车最感担心的，是怕车上有窃贼。不是我怕偷，而是怕他们偷了哪个人后整个车子开到公安局，每个乘客被搜身。这会耗费很多时间。
这样的事情，当代上海的新市民已经无法想象，但在那时，却是家常便饭。如果车上有一个人突然尖叫一声：“售票员，我的皮夹子没了！”接下来的情景就非常公式化了。
“里边有多少钱？”售票员问。
“十元！”失主回答。
“好，每站不停，开分局！”售票员立即作出了决定。他所说的分局就是某个区的公安分局。
车上有几十人，在那贫困的年代，大家都觉得这十元人民币是一笔财产，对车子不停站直开公安局毫无异议。这车上，很可能有即将上课的教师，手握大把门票的运动场管理员，急于开刀的医生，但是，没有谁想到要阻止这个行动。
如果有一个乘客对此稍露不满，哪怕是说：“老娘有病，在家等我”全车的目光都“刷”地对准他，把他看成是试图逃脱的窃贼嫌疑犯。
于是，每个人都要装扮出坦荡从容、满不在乎的表情，到公安局接受搜身。在伸起双手来的时候，还笑容满面。
所有的人只想着表白自己没有偷，不仅对自己和别人的权利、尊严毫无兴趣，甚至对于真正的窃贼也没有气愤。如果这事发生在夜间，车上几个聪明人就会向售票员提议，把车厢的灯关闭一下，让那位错拿了别人皮夹子的先生有机会把皮夹子扔在地上。这种提议很容易通过，等车灯一闭一开之后，果然有乘客大叫，他脚下有皮夹子。这是提议的先生扔的，大叫的先生扔的，还是别人扔的，谁也不感兴趣。因此，在这样的事件中，大家也不存在捉拿窃贼的意识。
有的只是自我洗刷。
这样的事，在19路无轨电车上经常遇到，因为这路车的起点宜昌路和终点提篮桥，都是当时的贫困地区。
幸好今天没有遇到，否则，不知拉到普陀分局、静安分局、闸北分局还是虹口分局，赶不上车部长约定的时间了。
但是，由于在车上想到了上海人的围观起哄心理和自我洗刷心理，我对正在开始的清查运动担懮起来。
不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浑身的精力，车部长一见面便称赞我那篇谈鲁迅佚文的论文。我说，原文会更好一点，被人改了。他说，在那种形势下还写学术论文，是一种勇敢。
谈话刚开始就被电话一次次打断，后来他干脆把我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在他接电话的空隙中交谈。一听就知道，电话多数是新任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本人打来的，这天他俩在反复通报着一些正在从北京调入的高层干部的情况。
从交谈中得知，他对我在“文革”十年中的经历了如指掌，并备加赞许。是谁告诉他的呢？我好奇地询问，他神秘地说：“我有多头情报。”
我首先猜测是海军方面。由于老朋友张攻非的关系，我在十年间结识了一些海军高级官员，就连后来担任过全国海军参谋长的安立群将军，那年月也总是把吉普车停在我们秘密聚会的老大沽路上的一条陋巷口，与我们一次次讨论着在风声鹤唳的寒冬间的行为选择。而车部长，正是来自海军。当然“情报”也可能来自我所在班级里的一些高干子弟，也可能出自车部长他们接管上海几个月来的调查。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它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纔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它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有一次见面，我发现他情绪奇特，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问我，有没有听到上海民间的一个传言：“车文仪，车文仪，把上海的文艺“车”走了！”
我问：“什么叫“车”走了？”
他说：“就是说我用大车把上海的文艺拉走了！上海没文艺了！全是我的错！”他说得有点激动，然后还轻声补一句：“真不象话，在别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着说：“电影、戏剧、书籍都开放了，看还看不过来，怎么能说“车”走了呢？”
他说：“是几个作家说的，其实是说我没有给他们发奖、拨款！”
“作家？”这让我有点奇怪。
“还是革命作家，部队来的，”他说“资格比我还老。”
这下我就知道他生气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资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们眼里，车部长至多是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来上海，按礼节也应主动拜访这些作家，表示尊敬。于是这些作家有了一种“心理预设”认定车部长必定站在他们一边。然而问题是，这些作家互相之间十分对立，在“文革”中虽然一起受难，但也有互相揭发的事端，到了“五七干校”劳动，也曾互相批判过。他们都有大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
“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
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淫乱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纔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
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
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
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
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今天不谈这个了吧。”
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
“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
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
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必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锺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
“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
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
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项目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
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
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
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懮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
“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
“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
“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我说。
“这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冯岗先生紧张了“哪儿也不要说，隔墙有耳。”
我说：“你是我的长辈，你说，毛主席对“文革”错误难道不应该负很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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