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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宣称“中国是一个复数”的时候,知道它不是一件坏事。大地繁花四起,社会日渐开放,人们各怀思想,各奔前程,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过去那个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克隆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忧心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交流已经越来越困难,很难见到有一个“时代共识”或者这一代人的共同底线。
至少我是有这种观感的。比如说,某些官方话语,极端者如宜黄官员之“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民间并不认可。整体而言,官民之间的隔阂并未消除。同样,所谓的左派是一套话语,右派又是一套话语,两者之间似乎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他们互相引以为耻,互不往来。
许多人也热衷于寻找与自己有着相同观点的人一起喝茶聊天,但似乎只是为了取暖,为了共同嘲笑,而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解决某个问题,甚至对此也不抱希望,因为有太多的失望,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意见会被有执行力的人参考。具体到媒介印象也是如此。而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在所谓的左派与右派之间,没有谁能够依靠分贝来消弭分歧。
为什么人们赖以交流的手段越来越发达,而交流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想表达、能表达的人越来越多,而愿意倾听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各说各话。每个人都在表达,又似乎都在自言自语。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声音都不再重要。即使社会层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如废除拆迁条例,但是,在政府层面的推进却困难重重。一个说“这个鸡蛋不好吃”另一个说“你还下不出来呢!”大家似乎只在做无效的交流。
而且,这种糟糕并不止于无效。就像天鹅、梭鱼和大虾一起拉车,我们卷入了一场毫无建树且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你是谁?是天鹅,梭鱼还是大虾?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过得十分疲惫,十分辛苦,没有安全感。即使能朝着某个方向推动,也不过是个零和游戏。在这种角力格局下,蛮力注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以求改变。因为无论体制内外,都是具体的人。
就在前两天,有个爱思考的学生对我说“老师,这么多媒体关注于建嵘,也不好吧?”于建嵘是当下中国难得一见的学者,在我看来,他的可贵与其说在于学术,在于演讲,不如说在于对达成“中国共识”的努力。他愿意为了底层的利益向执政者宣讲。想到这一点,我对学生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关注于建嵘的媒体太多了,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像于建嵘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本来一个阶层要做的事情,却只有三两个人在勉力维持,而且做成了近乎悲怆的明星,才是当下中国首先需要改变的。”
当我们宣称“中国是一个复数”的时候,知道它不是一件坏事。大地繁花四起,社会日渐开放,人们各怀思想,各奔前程,为自己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过去那个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克隆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你又不得不忧心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交流已经越来越困难,很难见到有一个“时代共识”或者这一代人的共同底线。
至少我是有这种观感的。比如说,某些官方话语,极端者如宜黄官员之“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民间并不认可。整体而言,官民之间的隔阂并未消除。同样,所谓的左派是一套话语,右派又是一套话语,两者之间似乎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他们互相引以为耻,互不往来。
许多人也热衷于寻找与自己有着相同观点的人一起喝茶聊天,但似乎只是为了取暖,为了共同嘲笑,而不是为了达成共识解决某个问题,甚至对此也不抱希望,因为有太多的失望,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意见会被有执行力的人参考。具体到媒介印象也是如此。而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在所谓的左派与右派之间,没有谁能够依靠分贝来消弭分歧。
为什么人们赖以交流的手段越来越发达,而交流的效果似乎越来越差?想表达、能表达的人越来越多,而愿意倾听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各说各话。每个人都在表达,又似乎都在自言自语。什么也听不见,什么声音都不再重要。即使社会层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如废除拆迁条例,但是,在政府层面的推进却困难重重。一个说“这个鸡蛋不好吃”另一个说“你还下不出来呢!”大家似乎只在做无效的交流。
而且,这种糟糕并不止于无效。就像天鹅、梭鱼和大虾一起拉车,我们卷入了一场毫无建树且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你是谁?是天鹅,梭鱼还是大虾?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过得十分疲惫,十分辛苦,没有安全感。即使能朝着某个方向推动,也不过是个零和游戏。在这种角力格局下,蛮力注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好好想想,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以求改变。因为无论体制内外,都是具体的人。
就在前两天,有个爱思考的学生对我说“老师,这么多媒体关注于建嵘,也不好吧?”于建嵘是当下中国难得一见的学者,在我看来,他的可贵与其说在于学术,在于演讲,不如说在于对达成“中国共识”的努力。他愿意为了底层的利益向执政者宣讲。想到这一点,我对学生说:“问题的关键,不是关注于建嵘的媒体太多了,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像于建嵘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少了。本来一个阶层要做的事情,却只有三两个人在勉力维持,而且做成了近乎悲怆的明星,才是当下中国首先需要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