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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希米亚人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政府温和，人民理性。虽然也不喜欢大批中国人涌入，报纸上、电视上也屡有微辞，但还是能严格依法办事：只要你符合法律规定，就允许你注册公司；只要允许你注册公司，就允许你获得居留权。司徒平庆幸自己来对了，他兴奋地写信告诉父母和妻子，说这里社会安定，人民友善，经济繁荣，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他用自己在布达佩斯的练摊儿的积蓄注册了公司，与捷克客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还频繁走访捷克有关政府部门，求得他们对中国人大批到来的理解和同情。捷克国家电视台专门制作了对他的访谈节目，他穿着得体的西装，头发梳得顺顺溜溜，温文儒雅，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与那些在市场里练摊儿的同胞有天壤之别。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怯懦。他说自己曾经是中国**青年团的重要干部，在国内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可以很容易的爬到更高的位置，但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这一切。
记者问：“为什么？”
他回答：“为了自由。”
博得满堂彩！
俨然是个人物了，他便把妻子也接了出来──这份在国内都没有得到的荣誉他要和妻子共享，结婚时，他就许诺要给妻子一种全新的生活。另外，经常出入外国人的社交场合，有一位美丽的夫人在侧，也有几分可炫耀之处。
妻子是个美女。
妻子名叫阿莲。
在我的印象中──也许是偏见──福建人和广东人一样，男人瘦瘦小小，女人干干瘪瘪。
可阿莲却不。阿莲高高的个子，身材一级棒。胸部鼓鼓的，腰细细的，臀圆圆的，腿长长的。眉眼清秀，皮肤白嫩，妩媚得很。司徒平很聪明：要想在捷克长期发展，没有语言哪儿成？阿莲一到，他马上送她去查理大学学捷语。没过多久，他的弟弟司徒阳也来了。太太读书，他带着弟弟跑买卖，挣钱不挣钱不知道，反正一天忙到晚。
那时司徒平专门批发瓷器。不是由于瓷器好卖──中国瓷器好卖的时代是宋朝。是由于司徒平和家乡一个瓷器厂的领导熟，能发出货来。
这里的华人经营什么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取决于你在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纺织品能赚钱，但他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一手钱一手货他受不了，拿不出钱来。
凭着国内的关系，付了50%的款，先发来一个20尺的小货柜。卖得好不好先别说，按时补足了余款，取得了厂家的信任。紧接着，他订了10个40尺集装箱，合同上写着货到付款。
直到司徒平破产，款一分未付。
我同司徒阳尤其熟，这小子用北方话讲有点“半吊子”但人是好人，豪爽，讲义气。除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外，也找不出别的毛病。
这时的司徒平是野心勃勃的，他不满足于经商赚钱，他渴望成为华人领袖。他在国内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最初据司徒阳说是福州市团委书记，不久他又告诉我说他哥哥是福建省团委书记，到我们在卡西诺并肩作战的时候，司徒阳向我宣布他哥哥是团中央委员。
职务升得愈快，生意垮得愈快。
瓷器根本走不动，司徒平又动员父亲以房产做抵押，贷出款来上货。发了一集装箱福建特产香菇，但欧洲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以至于老父亲多次来信提醒他要经常晾晒，以免发霉或生虫。
漂亮的太太也不能继续上学了，因为没有钱再交学费。好在她已经有了一口足以让同胞们羡慕的捷语，先在一家中餐馆打了半年工，嫌累，不干了，便呆在家里，有时也给中国人当当翻译啥的。因为语言不是很好，所以生意也不多。我倒是有许多烂事需要办理，而且都是在外地城市，便经常请她陪我前往。当然，我每次付给她的钱都令她十分满意。
在每一次的旅途中，我们的话题都十分广泛。而她每次都要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你说司徒平的命为什么总不好？”
我每次都报以苦笑。
每次跟我去外地，她的心情都很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们有说有笑。有一次她竟然说真希望和我就这样开车一路走下去，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回布拉格。
我说：“你傻了吧？”
她看着我说：“傻一点不好吗？”
我自知不敌，赶紧躲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有一次从布尔诺回布拉格，走着走着她突然“呀”的叫了一声。我忙问：“怎么啦？”她脸红了一下，说没事儿。
又走了一会儿，路过一片森林，她说：“田力你停一下车好吗？我想方便一下。”
我在路边停下，她拿着手袋下了车，向林子里跑去。十几秒钟功夫，黑裙子便不见了。
我无意中瞥一眼她的座位，发现座套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一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是我发来的货──铺在她的座位上。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野花。打开车门刚要上车，发现了座位上的夹克衫，就要往起拿。
我说：“别动，就垫着吧。”
她一愣，脸随即红了，上车坐下，说：“真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然后发动汽车，汇入车流之中。
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说话，我只好先开口，说：“你采的这些花儿真漂亮，知道名字吗？”
她笑了，答非所问地说：“在你面前，我什么秘密都没有了。”
有一天下午，在从外地城市返回布拉格的路上，一个小镇旁边儿，我的车坏了。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油门线松了。我对阿莲说必须去找人换油门线，否则就得在车上过夜了。她听了一愣，说去哪儿找人呢？我也不会说这个词儿。我说到镇子里呗，不会说没关系，拿着这根线，给人一看就明白。她推三阻四地不想去，说肚子疼。眼看着太阳也要没了，我只能自己去镇子里找人。等修好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半夜才回到布拉格，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口，她一句话不说就下了车，竟有些生气的样子。
我纳了半天闷儿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司徒阳也格外不争气，在国内交了一个女朋友，天天往回打国际长途电话。那时阿拉伯人还没发明出后来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张的黑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永远也打不完──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有一次我去外地批发市场，正好和司徒阳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他的货批得并不好，──都是拉别人的货拼缝儿，赚不了几个钱的。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晚上我准备叫他一块儿出去玩儿，一推门，见他正和国内女朋友煲电话粥，声音贱兮兮的，便自己走了。在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玩儿老虎机，玩儿了两个小时，没劲，便回去睡觉。路过他房间进去一看，老天爷，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我不由得替司徒平捏了一把汗。
后来，在司徒平向我控诉司徒阳的罪行时，我想起了这个段... -->>
波希米亚人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政府温和，人民理性。虽然也不喜欢大批中国人涌入，报纸上、电视上也屡有微辞，但还是能严格依法办事：只要你符合法律规定，就允许你注册公司；只要允许你注册公司，就允许你获得居留权。司徒平庆幸自己来对了，他兴奋地写信告诉父母和妻子，说这里社会安定，人民友善，经济繁荣，可以大刀阔斧地干一场。
他用自己在布达佩斯的练摊儿的积蓄注册了公司，与捷克客户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还频繁走访捷克有关政府部门，求得他们对中国人大批到来的理解和同情。捷克国家电视台专门制作了对他的访谈节目，他穿着得体的西装，头发梳得顺顺溜溜，温文儒雅，一副受过良好教育的样子，与那些在市场里练摊儿的同胞有天壤之别。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怯懦。他说自己曾经是中国**青年团的重要干部，在国内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可以很容易的爬到更高的位置，但他毫不犹豫地舍弃了这一切。
记者问：“为什么？”
他回答：“为了自由。”
博得满堂彩！
俨然是个人物了，他便把妻子也接了出来──这份在国内都没有得到的荣誉他要和妻子共享，结婚时，他就许诺要给妻子一种全新的生活。另外，经常出入外国人的社交场合，有一位美丽的夫人在侧，也有几分可炫耀之处。
妻子是个美女。
妻子名叫阿莲。
在我的印象中──也许是偏见──福建人和广东人一样，男人瘦瘦小小，女人干干瘪瘪。
可阿莲却不。阿莲高高的个子，身材一级棒。胸部鼓鼓的，腰细细的，臀圆圆的，腿长长的。眉眼清秀，皮肤白嫩，妩媚得很。司徒平很聪明：要想在捷克长期发展，没有语言哪儿成？阿莲一到，他马上送她去查理大学学捷语。没过多久，他的弟弟司徒阳也来了。太太读书，他带着弟弟跑买卖，挣钱不挣钱不知道，反正一天忙到晚。
那时司徒平专门批发瓷器。不是由于瓷器好卖──中国瓷器好卖的时代是宋朝。是由于司徒平和家乡一个瓷器厂的领导熟，能发出货来。
这里的华人经营什么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而是取决于你在国内有什么样的关系。纺织品能赚钱，但他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一手钱一手货他受不了，拿不出钱来。
凭着国内的关系，付了50%的款，先发来一个20尺的小货柜。卖得好不好先别说，按时补足了余款，取得了厂家的信任。紧接着，他订了10个40尺集装箱，合同上写着货到付款。
直到司徒平破产，款一分未付。
我同司徒阳尤其熟，这小子用北方话讲有点“半吊子”但人是好人，豪爽，讲义气。除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以外，也找不出别的毛病。
这时的司徒平是野心勃勃的，他不满足于经商赚钱，他渴望成为华人领袖。他在国内的地位也不断上升，最初据司徒阳说是福州市团委书记，不久他又告诉我说他哥哥是福建省团委书记，到我们在卡西诺并肩作战的时候，司徒阳向我宣布他哥哥是团中央委员。
职务升得愈快，生意垮得愈快。
瓷器根本走不动，司徒平又动员父亲以房产做抵押，贷出款来上货。发了一集装箱福建特产香菇，但欧洲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以至于老父亲多次来信提醒他要经常晾晒，以免发霉或生虫。
漂亮的太太也不能继续上学了，因为没有钱再交学费。好在她已经有了一口足以让同胞们羡慕的捷语，先在一家中餐馆打了半年工，嫌累，不干了，便呆在家里，有时也给中国人当当翻译啥的。因为语言不是很好，所以生意也不多。我倒是有许多烂事需要办理，而且都是在外地城市，便经常请她陪我前往。当然，我每次付给她的钱都令她十分满意。
在每一次的旅途中，我们的话题都十分广泛。而她每次都要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
“你说司徒平的命为什么总不好？”
我每次都报以苦笑。
每次跟我去外地，她的心情都很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们有说有笑。有一次她竟然说真希望和我就这样开车一路走下去，去哪儿都行，只要不再回布拉格。
我说：“你傻了吧？”
她看着我说：“傻一点不好吗？”
我自知不敌，赶紧躲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
有一次从布尔诺回布拉格，走着走着她突然“呀”的叫了一声。我忙问：“怎么啦？”她脸红了一下，说没事儿。
又走了一会儿，路过一片森林，她说：“田力你停一下车好吗？我想方便一下。”
我在路边停下，她拿着手袋下了车，向林子里跑去。十几秒钟功夫，黑裙子便不见了。
我无意中瞥一眼她的座位，发现座套上有一片殷红的血迹。我下车打开后备箱，取出一件坏了拉链的夹克衫──是我发来的货──铺在她的座位上。
她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野花。打开车门刚要上车，发现了座位上的夹克衫，就要往起拿。
我说：“别动，就垫着吧。”
她一愣，脸随即红了，上车坐下，说：“真对不起。”
我说：“没关系。”然后发动汽车，汇入车流之中。
好长时间她都没有说话，我只好先开口，说：“你采的这些花儿真漂亮，知道名字吗？”
她笑了，答非所问地说：“在你面前，我什么秘密都没有了。”
有一天下午，在从外地城市返回布拉格的路上，一个小镇旁边儿，我的车坏了。我检查了一下，发现是油门线松了。我对阿莲说必须去找人换油门线，否则就得在车上过夜了。她听了一愣，说去哪儿找人呢？我也不会说这个词儿。我说到镇子里呗，不会说没关系，拿着这根线，给人一看就明白。她推三阻四地不想去，说肚子疼。眼看着太阳也要没了，我只能自己去镇子里找人。等修好车，天已经全黑了。我们半夜才回到布拉格，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口，她一句话不说就下了车，竟有些生气的样子。
我纳了半天闷儿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司徒阳也格外不争气，在国内交了一个女朋友，天天往回打国际长途电话。那时阿拉伯人还没发明出后来中国人几乎人手一张的黑电话卡──这种电话卡永远也打不完──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有一次我去外地批发市场，正好和司徒阳住在同一个酒店里。他的货批得并不好，──都是拉别人的货拼缝儿，赚不了几个钱的。他就住在我隔壁房间，晚上我准备叫他一块儿出去玩儿，一推门，见他正和国内女朋友煲电话粥，声音贱兮兮的，便自己走了。在酒吧一边喝啤酒一边玩儿老虎机，玩儿了两个小时，没劲，便回去睡觉。路过他房间进去一看，老天爷，他的电话还没有打完！
我不由得替司徒平捏了一把汗。
后来，在司徒平向我控诉司徒阳的罪行时，我想起了这个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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