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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3月21日星期一天气晴间多云(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
春节很快就匆匆离去,今天就是二月二了,是“龙抬头”的日子,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天可能是良辰吉日。
我和小肖的事,似乎已成厂里的新闻人物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的,说长道短的有很多,当面问询,表示关心的也有很多,不仅如此,还友不少的亲朋好友也很关心这个事,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也在关注着这个事,最令我感动的,是洪书记还把这事向总场领导汇报了,为的就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转正或迁移户口上多关照。
啊,这么多好心人的关爱,就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而我和小肖呢,就如同被卷入漩涡中的核心人物了,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态势下,我的心也有所动摇了,我在想,我不能老是想着人家有多少硬伤,自己就没有硬伤吗,人家的硬伤有两个,而我的硬伤比她多得多呢!我也想到,在人世间理想都是丰满的,而现实却是骨感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理想主义的观念对待婚姻,对待爱情,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存在,用理想主义的观念要求别人没有硬伤吗,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存在,我也反问自己,自己的理想是搞一个有文化的,有户口的,有固定工作的人为终身伴侣,这样的人在哪里?你愿意了,人家会愿意吗!
延着这样的思路想来想去,我原来理想中的爱情,既定的婚姻理念,就在慢慢的弱化,在急速地消失,我想和小肖应该正式的谈一谈了,我要听听她的具体想法,听听她们的家乡,在婚姻方面有哪些民风民俗,看看我能不能接受,我这个人一直崇尚新事新办,崇尚有个性的节俭婚姻,说到底,我在很多问题上有些愤世嫉俗,我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人云亦云,在某些方面,在某些人看来,我就是个另类!我就想标新立异。我的这一套想法,这些与众不同的观念,人家小肖能接受吗,小肖的父母或家人能接受吗?
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董大姐又来办公室找我啦,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地来了。她的棉帽子还有些戴歪了,这次她来不用猜,我就知道是啥事了。她进屋门都没关,就像放机关枪一样地问:“给七叔的信回来了吧?快说,七叔怎么说的”?
我笑了,我笑着摇了摇脑袋,没有正面回答大姐的问题。我说:“七叔能说啥呢,他又没见到小肖长得怎样,更不了解她的为人”。其实,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搪塞而已,我根本就没给我父亲写信,这事也没必要给他写信,这本来就是八字没有一撇的事,给他写信怎么说?说些什么呢!人家小肖怎么想的,人家是否愿意?这些还都是未知数呢。
“我知道,七叔他不会反对的。七叔他是个明白人,他怎么会反对这么好的姑娘呢”。
大姐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原来的那一套,说小肖多漂亮啊,多能干啊,多懂事啊等等,还是一直在逼我:“大兄弟啊,你快别犹豫了,你今天晚上就到我家里去,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我没说啥,我默认了。我想,也到了该“揭锅”的时候了。锅里的饭是生是熟,是好是坏,应该有个结果了。即便是我对这事不着急,也要替别人着想啊,不能耽误人家小肖的正事啊,人家还等着往下搞呢!
董大姐住的宿舍区,离我们厂只有一千多米,很近。吃过晚饭我一路向北,顶着北风徒
步赶路。
大姐她们正在焦急地等着我。见我来了,一家人都迎出门来,这个搂膀子,那个牵胳膊,我成了他家的贵宾了。屋里,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大娘正站在那里,冲我笑眯眯地点着头,大姐马上介绍说:“大兄弟,这个就是我说的朱大妈,她老就是小肖的舅妈”!
喔,我明白了,舅妈也一起来看看我。这很自然啊,很应该呀。为外甥女把把关,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又是让座,又是倒水,昏暗的灯光下,人人的脸上带着笑容。大姐还是那样,说话像机关枪,必须要细细地听,抓紧听,否则,肯定就听不明白,或者是听不完全。大家坐下来寒暄了一会,大姐就说了:“大兄弟,咱们这里也没外人,咱就来痛快的吧,你们俩到大屋里去好好谈谈,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们俩先后走出来,大姐在我们的身后还在嚷呢:“好好谈啊,一定要谈好啊”!
在余震不断的日子里,家家都在防震棚里住。大姐的大屋里空空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了。但是,地上或炕上却打扫得非常干净。墙根下有一把椅子像是刚摆上的,就是居民们用的那种折叠椅。因为刚刚擦拭过,上面还有水珠的痕迹呢。
小肖今天是休大班,没有穿工装。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穿的也很多也很厚,上身穿一件绿不绿黄不黄的条绒棉袄,脚下踩着一双褐不褐黄不黄的翻毛皮鞋。她今天的表情一反常态,大概小肖觉得,今天的角色变了,不是以前那种工友关系了,也不是朋友关系了,而是在谈论或思考一辈子的终身大事,这是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关键时刻,所以,今晚小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凝重,完全没有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了,没有以前那种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的... -->>
1977年3月21日星期一天气晴间多云(今天是二月二,龙抬头)
春节很快就匆匆离去,今天就是二月二了,是“龙抬头”的日子,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天可能是良辰吉日。
我和小肖的事,似乎已成厂里的新闻人物了。同事们在背后议论的,说长道短的有很多,当面问询,表示关心的也有很多,不仅如此,还友不少的亲朋好友也很关心这个事,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也在关注着这个事,最令我感动的,是洪书记还把这事向总场领导汇报了,为的就是想得到他们的支持,在转正或迁移户口上多关照。
啊,这么多好心人的关爱,就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而我和小肖呢,就如同被卷入漩涡中的核心人物了,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态势下,我的心也有所动摇了,我在想,我不能老是想着人家有多少硬伤,自己就没有硬伤吗,人家的硬伤有两个,而我的硬伤比她多得多呢!我也想到,在人世间理想都是丰满的,而现实却是骨感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理想主义的观念对待婚姻,对待爱情,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存在,用理想主义的观念要求别人没有硬伤吗,现实生活中也不会存在,我也反问自己,自己的理想是搞一个有文化的,有户口的,有固定工作的人为终身伴侣,这样的人在哪里?你愿意了,人家会愿意吗!
延着这样的思路想来想去,我原来理想中的爱情,既定的婚姻理念,就在慢慢的弱化,在急速地消失,我想和小肖应该正式的谈一谈了,我要听听她的具体想法,听听她们的家乡,在婚姻方面有哪些民风民俗,看看我能不能接受,我这个人一直崇尚新事新办,崇尚有个性的节俭婚姻,说到底,我在很多问题上有些愤世嫉俗,我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人云亦云,在某些方面,在某些人看来,我就是个另类!我就想标新立异。我的这一套想法,这些与众不同的观念,人家小肖能接受吗,小肖的父母或家人能接受吗?
昨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董大姐又来办公室找我啦,还是那样风风火火地来了。她的棉帽子还有些戴歪了,这次她来不用猜,我就知道是啥事了。她进屋门都没关,就像放机关枪一样地问:“给七叔的信回来了吧?快说,七叔怎么说的”?
我笑了,我笑着摇了摇脑袋,没有正面回答大姐的问题。我说:“七叔能说啥呢,他又没见到小肖长得怎样,更不了解她的为人”。其实,我这样说只是为了搪塞而已,我根本就没给我父亲写信,这事也没必要给他写信,这本来就是八字没有一撇的事,给他写信怎么说?说些什么呢!人家小肖怎么想的,人家是否愿意?这些还都是未知数呢。
“我知道,七叔他不会反对的。七叔他是个明白人,他怎么会反对这么好的姑娘呢”。
大姐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原来的那一套,说小肖多漂亮啊,多能干啊,多懂事啊等等,还是一直在逼我:“大兄弟啊,你快别犹豫了,你今天晚上就到我家里去,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我没说啥,我默认了。我想,也到了该“揭锅”的时候了。锅里的饭是生是熟,是好是坏,应该有个结果了。即便是我对这事不着急,也要替别人着想啊,不能耽误人家小肖的正事啊,人家还等着往下搞呢!
董大姐住的宿舍区,离我们厂只有一千多米,很近。吃过晚饭我一路向北,顶着北风徒
步赶路。
大姐她们正在焦急地等着我。见我来了,一家人都迎出门来,这个搂膀子,那个牵胳膊,我成了他家的贵宾了。屋里,一位五十岁上下的老大娘正站在那里,冲我笑眯眯地点着头,大姐马上介绍说:“大兄弟,这个就是我说的朱大妈,她老就是小肖的舅妈”!
喔,我明白了,舅妈也一起来看看我。这很自然啊,很应该呀。为外甥女把把关,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又是让座,又是倒水,昏暗的灯光下,人人的脸上带着笑容。大姐还是那样,说话像机关枪,必须要细细地听,抓紧听,否则,肯定就听不明白,或者是听不完全。大家坐下来寒暄了一会,大姐就说了:“大兄弟,咱们这里也没外人,咱就来痛快的吧,你们俩到大屋里去好好谈谈,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们俩先后走出来,大姐在我们的身后还在嚷呢:“好好谈啊,一定要谈好啊”!
在余震不断的日子里,家家都在防震棚里住。大姐的大屋里空空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了。但是,地上或炕上却打扫得非常干净。墙根下有一把椅子像是刚摆上的,就是居民们用的那种折叠椅。因为刚刚擦拭过,上面还有水珠的痕迹呢。
小肖今天是休大班,没有穿工装。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穿的也很多也很厚,上身穿一件绿不绿黄不黄的条绒棉袄,脚下踩着一双褐不褐黄不黄的翻毛皮鞋。她今天的表情一反常态,大概小肖觉得,今天的角色变了,不是以前那种工友关系了,也不是朋友关系了,而是在谈论或思考一辈子的终身大事,这是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关键时刻,所以,今晚小肖的表情,看起来非常的凝重,完全没有以前那种轻松自然的状态了,没有以前那种无拘无束,谈笑风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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