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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大成，什么是小成？尽管人们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就是，眼光看长远点，不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蒙住双眼。许多人平时可能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但在关键时刻却没有几个顶用的，甚至还有“反水”的，此为小处得人；而像清朝重臣曾国藩那样，手下不仅人才济济，而且个顶个全都是死心踏地真心效力的，此乃大处得人也。曾国藩以文人治军，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善于制人，以抚心妙术而在大处得人。
为人不可把事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余地。一般来说，施惠于明显的有用之人容易做到，但施惠于那些潜在的有用之人或者看不出对你有什么帮助的人就比较难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例子很多。
赵简子有两只白骡，他非常珍爱。任广门长官的胥渠派人在夜间来敲门，对赵简子的守门人说：“您的臣子胥渠有病，医生说：只有白骡的肝才能医治，否则就会死。”
守门人向赵简子通报了，这时，站在赵筒子身边的官员董安说：“胥渠这人竟敢要我君王珍爱的白骡来治病，应该处以极刑。”
赵简子不同意，说：“杀人以活畜，这是不仁义的行为；杀畜以活人，这才是仁义的行为。”
于是召来厨师，叫他把白骡杀了，取出肝送给了胥渠。
过了不久，赵国起兵攻翟，胥渠为了报答赵简子杀骡治病之恩，率领部属兵分两路，左边七百人，右边七百人，奋勇攻城杀敌，终于登上敌城，并俘虏了守城的敌军将官。
是杀人活骡还是杀骡活人？这确是暴和仁的分界线，人民对暴和仁的统治者的态度肯定不会一样。残暴的统治者对人民任意掠夺、无恶不作，但人民如稍动其一草一木、一畜一物，就格杀勿论，视人贱过草木畜物，人民当然恨之入骨。如东汉时外戚梁冀，擅权作恶，他在河南城西建一巨大的兔苑，下令犯者判死罪，一商人不知其禁忌，误杀其一兔，竟辗转相连被杀死了十多人，十多条人命才抵梁家一只兔子。
赵简子与梁冀这类恶棍的根本区别在于：他视人贵过畜。尽管他对白骡是这么珍爱，其手下董安也因此认为胥渠竟敢要国君的白骡而主张处以极刑，但他立即驳斥了这种杀人活骡是不仁的行为，认为杀骡活人是仁者应做的事，便毫不犹豫地把心爱的白骡杀了，送给胥渠治病，这也使胥渠感恩戴德，于是奋战以报答赵简子救命之恩。
曾国藩一生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极大。曾国藩认为欲赢得部属的心，应当依照儒家最讲求的“恕”的思想，儒家的“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宽恕、原谅之意。“恕”为古人抚心之道，曾国藩十分强调“恕”，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又认为：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确实觉得一刻也离不了。敬字当头，就会谦逊而不放狂；忠恕待人，就会不被私心掩遮。一般情况下，待人接物，如果见到他人不对的地方，大都极端愤怒激慨，如果能设身处地替对方想想，就会心平气和，忠恕实为达到仁之境界的捷径。所以，曾国藩强调一定要“从恕字痛下功夫”，他在《书诫仲弟六则》中，明确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想成名、显贵，应首先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和显贵，则与万物同春!“我们兄弟一定要在‘恕’字上痛下功夫，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设身处地想想。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待人处事要设身以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认为当家道、官道鼎盛之时，要做家道、官道衰退之时的考虑，我们今天处于丰厚顺达的境地，明天也有可能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曾国藩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精辟的见解，具有非常强的辩证因素，并以此时常激励和提醒自己，他是站在时空的制高点，以洞察环宇的姿态，以浩瀚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曾国藩认为以仁爱之心对人必定能赢得他人的爱戴，当然“仁”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和过人的肚量，绝不能斤斤计较。三国时的刘备之所以赢得人才的信任并拥有他们，主要是因为他宽厚待人，能容得下各种人。《三国志》中有“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刘... -->>
什么是大成，什么是小成？尽管人们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就是，眼光看长远点，不要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蒙住双眼。许多人平时可能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但在关键时刻却没有几个顶用的，甚至还有“反水”的，此为小处得人；而像清朝重臣曾国藩那样，手下不仅人才济济，而且个顶个全都是死心踏地真心效力的，此乃大处得人也。曾国藩以文人治军，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善于制人，以抚心妙术而在大处得人。
为人不可把事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余地。一般来说，施惠于明显的有用之人容易做到，但施惠于那些潜在的有用之人或者看不出对你有什么帮助的人就比较难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例子很多。
赵简子有两只白骡，他非常珍爱。任广门长官的胥渠派人在夜间来敲门，对赵简子的守门人说：“您的臣子胥渠有病，医生说：只有白骡的肝才能医治，否则就会死。”
守门人向赵简子通报了，这时，站在赵筒子身边的官员董安说：“胥渠这人竟敢要我君王珍爱的白骡来治病，应该处以极刑。”
赵简子不同意，说：“杀人以活畜，这是不仁义的行为；杀畜以活人，这才是仁义的行为。”
于是召来厨师，叫他把白骡杀了，取出肝送给了胥渠。
过了不久，赵国起兵攻翟，胥渠为了报答赵简子杀骡治病之恩，率领部属兵分两路，左边七百人，右边七百人，奋勇攻城杀敌，终于登上敌城，并俘虏了守城的敌军将官。
是杀人活骡还是杀骡活人？这确是暴和仁的分界线，人民对暴和仁的统治者的态度肯定不会一样。残暴的统治者对人民任意掠夺、无恶不作，但人民如稍动其一草一木、一畜一物，就格杀勿论，视人贱过草木畜物，人民当然恨之入骨。如东汉时外戚梁冀，擅权作恶，他在河南城西建一巨大的兔苑，下令犯者判死罪，一商人不知其禁忌，误杀其一兔，竟辗转相连被杀死了十多人，十多条人命才抵梁家一只兔子。
赵简子与梁冀这类恶棍的根本区别在于：他视人贵过畜。尽管他对白骡是这么珍爱，其手下董安也因此认为胥渠竟敢要国君的白骡而主张处以极刑，但他立即驳斥了这种杀人活骡是不仁的行为，认为杀骡活人是仁者应做的事，便毫不犹豫地把心爱的白骡杀了，送给胥渠治病，这也使胥渠感恩戴德，于是奋战以报答赵简子救命之恩。
曾国藩一生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极大。曾国藩认为欲赢得部属的心，应当依照儒家最讲求的“恕”的思想，儒家的“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宽恕、原谅之意。“恕”为古人抚心之道，曾国藩十分强调“恕”，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又认为：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确实觉得一刻也离不了。敬字当头，就会谦逊而不放狂；忠恕待人，就会不被私心掩遮。一般情况下，待人接物，如果见到他人不对的地方，大都极端愤怒激慨，如果能设身处地替对方想想，就会心平气和，忠恕实为达到仁之境界的捷径。所以，曾国藩强调一定要“从恕字痛下功夫”，他在《书诫仲弟六则》中，明确提出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想成名、显贵，应首先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和显贵，则与万物同春!“我们兄弟一定要在‘恕’字上痛下功夫，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设身处地想想。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待人处事要设身以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认为当家道、官道鼎盛之时，要做家道、官道衰退之时的考虑，我们今天处于丰厚顺达的境地，明天也有可能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曾国藩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精辟的见解，具有非常强的辩证因素，并以此时常激励和提醒自己，他是站在时空的制高点，以洞察环宇的姿态，以浩瀚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曾国藩认为以仁爱之心对人必定能赢得他人的爱戴，当然“仁”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和过人的肚量，绝不能斤斤计较。三国时的刘备之所以赢得人才的信任并拥有他们，主要是因为他宽厚待人，能容得下各种人。《三国志》中有“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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