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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借机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神宗本来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就已是勉强支持了，这次只好妥协，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王安石离京后，变法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他提拔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同时，吕惠卿还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吕惠卿不久即被旧党攻击去职，新党遭到重创，士气十分低落。巨大的压力让年轻的皇帝不免有些恼火，宋神宗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
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他按照惯例向皇帝上表致谢，谢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多少带点发牢骚的意味。主张变法的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讥讽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也是断章取义，说苏轼“谢表”中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是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神宗大怒，下令将苏轼免职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一些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多人均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后人因此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苏轼下狱后，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便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便托朋友代劳，但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了，偏巧这个朋友就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辙看到哥哥的绝命诗，痛哭流涕，立刻上书给皇帝，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哥哥的罪。神宗一向很欣赏苏轼的才华，也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罢了，于是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韩绛等人强烈请求王安石返京复职。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
第二年，神宗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准备继续深入变法。可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彗星也叫扫把星，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神宗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迫不得已，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四、终结新党
王安石二次罢相后，神宗还是继续改革的，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扩充国库收入。两次对西夏用兵失利，国库几近空虚。此时辽国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神宗一心想对外用兵，以求一劳永逸的扫除边患，于是逐步扩大了赋税征收，偏离了王安石当初的理财轨道。
四川的茶税，一下子自四十万增至百万。由于茶税增加太多，茶户和商旅都感受到负担沉重。旧党中的吕陶、苏辙、刘挚便根据四川的状况猛烈抨击新政。新党中有不少人也只能承认，新的税法确有害民之处。
不久，宋神宗病死，继承皇位的是他不满十岁的幼儿，即宋哲宗，而实际权力落在宋神宗的母亲高氏手中。高氏本来就不满于宋神宗支持的新党变法，自她垂帘听政伊始，便立即停止了变法，新旧两党的党争局势发生了急速变化，旧党的核心人物司马光出任了宰相。
司马光上任后，马上同文彦博、吕公著一起建立了旧党的统治体系。不满变法或是因反对变法而遭到打击的官僚士大夫们，都被重新召回，那些中间派人士也被他们拉拢过来，开始大肆攻击新党。
旧党执政后，首先着手废除新法。从司马光执政到死的一年中，新法大多被废除了，退休在家的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至极。而司马光也并没高兴，直到临死时，还仍念念不忘地说：“新法不去，我死不瞑目。”
在司马光掌权前，旧党在斗争中时常失败，这让旧党明白掌握政府的要害部门至关重要。因此在当权之后，不仅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且全力打击新党。新党的重要成员如吕惠卿、蔡确、吕嘉问等，都遭到排挤和打击。有的被贬逐为地方官，有的被削去官职闲居在家，有的甚至被贬到偏远州县。吕惠卿就被逐贬到建州，生活极其清苦，甚至不敢生病，以免被人诬为是悲戚哀叹所致。
旧党要彻底铲除新党，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以李定不为生母服丧为名，将李定逐出。实际上，李定的生母一再改嫁，李定都不知她在何处，何时去世。旧党还将蔡确以前作的《游车盖亭诗》加以引申，指斥为对高太后的诬蔑，将蔡确发配至新州而亡。后来在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的主持之下，旧党还把较为出名的新党成员大约八九十人的名字分别归附于王安石、吕惠卿、蔡确名下，称为“亲党”，张榜于朝堂之上，使他们永世不得做官。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是奸佞之人，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击、排斥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并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然而，改革从不以个人的人品作为评判标准。（未完待续）
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借机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神宗本来在众多的反对声中就已是勉强支持了，这次只好妥协，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王安石离京后，变法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此时，变法派的中坚力量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惠卿是个极有野心的人，王安石离开后，他提拔亲族吕升卿、吕和卿等人，扶植自己的势力。同时，吕惠卿还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吕惠卿不久即被旧党攻击去职，新党遭到重创，士气十分低落。巨大的压力让年轻的皇帝不免有些恼火，宋神宗决定实行更为强硬的手段来推行新法，严惩反对变法的官员。
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他按照惯例向皇帝上表致谢，谢表中有“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多少带点发牢骚的意味。主张变法的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讥讽朝廷，发泄对新法的不满。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也是断章取义，说苏轼“谢表”中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是指责兴修水利的措施。神宗大怒，下令将苏轼免职下狱，交御史台审讯。一些与苏轼关系密切的亲友，如苏辙、司马光、张方平，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文同等二十多人均受到牵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据《汉书·朱博传》记载，御史府(台)中有许多柏树，常有数千只乌鸦栖息在树上，晨去暮来，后人因此将御史台称为“乌台”。
苏轼下狱后，长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便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一天苏迈有事，不能去给父亲送饭，便托朋友代劳，但忘记告诉朋友这个约定了，偏巧这个朋友就给苏轼送去了一条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便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苏辙看到哥哥的绝命诗，痛哭流涕，立刻上书给皇帝，希望能以自己的官爵赎哥哥的罪。神宗一向很欣赏苏轼的才华，也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员罢了，于是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熙宁年间的变法措施加以调整，继续推行，韩绛等人强烈请求王安石返京复职。神宗也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挽回局面。
第二年，神宗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准备继续深入变法。可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彗星也叫扫把星，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神宗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迫不得已，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四、终结新党
王安石二次罢相后，神宗还是继续改革的，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扩充国库收入。两次对西夏用兵失利，国库几近空虚。此时辽国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神宗一心想对外用兵，以求一劳永逸的扫除边患，于是逐步扩大了赋税征收，偏离了王安石当初的理财轨道。
四川的茶税，一下子自四十万增至百万。由于茶税增加太多，茶户和商旅都感受到负担沉重。旧党中的吕陶、苏辙、刘挚便根据四川的状况猛烈抨击新政。新党中有不少人也只能承认，新的税法确有害民之处。
不久，宋神宗病死，继承皇位的是他不满十岁的幼儿，即宋哲宗，而实际权力落在宋神宗的母亲高氏手中。高氏本来就不满于宋神宗支持的新党变法，自她垂帘听政伊始，便立即停止了变法，新旧两党的党争局势发生了急速变化，旧党的核心人物司马光出任了宰相。
司马光上任后，马上同文彦博、吕公著一起建立了旧党的统治体系。不满变法或是因反对变法而遭到打击的官僚士大夫们，都被重新召回，那些中间派人士也被他们拉拢过来，开始大肆攻击新党。
旧党执政后，首先着手废除新法。从司马光执政到死的一年中，新法大多被废除了，退休在家的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至极。而司马光也并没高兴，直到临死时，还仍念念不忘地说：“新法不去，我死不瞑目。”
在司马光掌权前，旧党在斗争中时常失败，这让旧党明白掌握政府的要害部门至关重要。因此在当权之后，不仅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且全力打击新党。新党的重要成员如吕惠卿、蔡确、吕嘉问等，都遭到排挤和打击。有的被贬逐为地方官，有的被削去官职闲居在家，有的甚至被贬到偏远州县。吕惠卿就被逐贬到建州，生活极其清苦，甚至不敢生病，以免被人诬为是悲戚哀叹所致。
旧党要彻底铲除新党，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以李定不为生母服丧为名，将李定逐出。实际上，李定的生母一再改嫁，李定都不知她在何处，何时去世。旧党还将蔡确以前作的《游车盖亭诗》加以引申，指斥为对高太后的诬蔑，将蔡确发配至新州而亡。后来在吕大防、梁焘、刘安世的主持之下，旧党还把较为出名的新党成员大约八九十人的名字分别归附于王安石、吕惠卿、蔡确名下，称为“亲党”，张榜于朝堂之上，使他们永世不得做官。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是奸佞之人，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击、排斥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并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然而，改革从不以个人的人品作为评判标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