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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严嵩。据《明世宗实录》、《明史·邹应龙传》记载，这一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正中皇帝下怀，终于导致严嵩父子的倒台。
那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日，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去严嵩。“帝有意去嵩”，这是一个政治信息，也是一个机密情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邹应龙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其中写道：“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臣请斩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信誓旦旦地说：“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逮入诏狱，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攻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其实此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邹应龙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后，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怀。皇帝虽然罢了严嵩的官，但多年来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念及其“赞修之功”，竟忽忽不乐，便以手谕的形式告诫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也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此。这场政治活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唐鹤征《皇明辅世编》，透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好在原文并不难懂，照录如下：
“先是，(严)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皇)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发。会有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官(太监)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处中官秽，不能格真神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赍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皇)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皇)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上天真君)胡以不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透露其中关节，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某些人所谓“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事，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也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未完待续）
攻击严嵩。据《明世宗实录》、《明史·邹应龙传》记载，这一机密信息被御史邹应龙获悉，立即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正中皇帝下怀，终于导致严嵩父子的倒台。
那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某日，邹应龙因避雨进入太监房中，攀谈中，听说皇上请道士蓝道行扶乩，得到这样几句神仙的旨意：“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沉迷于道教的皇帝，对蓝道行的扶乩深信不疑，遂有意罢去严嵩。“帝有意去嵩”，这是一个政治信息，也是一个机密情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邹应龙以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连夜赶写洋洋千言的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其中写道：“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臣请斩世蕃悬之篙竿，以为人臣凶横不忠者之戒。其父嵩受国厚恩，不思图报，而溺爱恶子，播弄利权，植党蔽贤，黩货败法，亦宜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在奏疏的末尾，邹应龙信誓旦旦地说：“如臣有一言不实，请即斩臣首以谢嵩父子，并为言官欺诳者戒。”皇帝正要除去严嵩父子，邹应龙的奏疏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于是圣旨下达：勒令严嵩致仕，严世蕃逮入诏狱，提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民间戏曲常常把邹应龙描绘成攻倒严嵩父子的英雄，其实此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邹应龙是摸透了皇帝“有意去嵩”的心理后，投其所好，果然正中下怀。皇帝虽然罢了严嵩的官，但多年来的感情一时难以割舍，每每念及其“赞修之功”，竟忽忽不乐，便以手谕的形式告诫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也就是说，今后如果再有官员谈起严嵩父子的事情，那么连同邹应龙一并处死。这使邹应龙感到莫名的惶恐，唯恐因此遭来杀身之祸，迟迟不敢赴通政司出任参议之职。后来在徐阶的调护下，才惴惴不安地赴任视事。
事情的真相还远不止此。这场政治活剧是徐阶一手导演的。唐鹤征《皇明辅世编》，透露了其中的许多细节，好在原文并不难懂，照录如下：
“先是，(严)嵩子世蕃卖官鬻爵，恣肆无忌。(皇)上亦微知之，念嵩，不忍发。会有术者蓝道行以箕仙术进，上颇信眷，事必咨之。(徐)阶因深与之交。上有所问，密封使中官(太监)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处中官秽，不能格真神仙。中官乃与方士谋，启示而后焚之，则所答具如旨。(蓝)道行狡，乃伪为纸封若中官所赍者，及焚而匿其真迹，以伪封应。
(皇)上一日问：‘今天下何以不治？’
对曰：‘贤不竞用，不肖不退耳。’
则问：‘谁为贤、不肖？’
曰：‘贤者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者(严)嵩父子。’
(皇)上复问：‘我亦知嵩父子贪，念其奉玄久，且彼诚不肖，上真(上天真君)胡以不震而殛之？’
报云：‘世蕃罪恶贯盈，固宜速殛，以在辇下(京师)，恐震惊皇帝，欲俟外遣，戮为齑粉矣。’
(蓝道行)密以告(徐)阶，(徐)阶恐稍迟则(皇上)圣意解，半夜即遣人邀御史邹应龙具疏，劾嵩父子。诘朝上之。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狱，(遣)戍之。擢应龙五品京职。
(皇)上虽退嵩，而怜其和良承意，虑后无当者，忽忽不乐，手谕(徐)阶欲传嗣，令拟诏。(徐)阶极言不可，而吏部、礼部奏迁(邹)应龙通政参议，报可矣。忽有旨切责二部臣，以邹应龙为邪物，不宜转官。(徐)阶恐为应龙累，力为关说，应龙得无恙。”
你看，徐阶买通蓝道行，在扶乩时让“神仙”说出“贤者辅臣阶、尚书博，不肖者嵩父子”，并且连夜派人要邹应龙起草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此后又害怕邹透露其中关节，连累自己，多方为邹应龙关说，使之平安无事。
一波已平，一波又起。严嵩虽然罢官，不过是“致仕”(致仕即退休，并非某些人所谓“达到做官”)而已，并未伤筋动骨。严嵩的儿子严世蕃遣戍雷州，也只是官样文章，虚应故事，还没有到雷州，就中途返回老家，威风依旧。严世蕃的同党罗龙文也从遣戍的地方逃回，与严世蕃计议如何翻盘。袁州府官员获悉此事后，立即把严府“聚众练兵谋反”的迹象报告了巡江御史林润。林润作为言官，一向敢于直言，先前曾弹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害怕严世蕃东山再起，遭到报复，马上上报朝廷：严世蕃、罗龙文“蔑视国法”，“有负险不臣之志”，而且还有“通倭”迹象。皇帝对于严氏父子贪赃枉法还可以容忍，对于谋反绝对难以容忍，立即下旨逮捕严世蕃、罗龙文来京审问。
严世蕃余威犹在，居然买通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官员，在定罪书上写进弹劾严嵩父子的沈炼、杨继盛，以便激怒皇帝，得以死里逃生。三法司官员把严世蕃的定罪书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定，果然强调处死严世蕃为沈炼、杨继盛抵命。徐阶深知皇上脾性，这种写法必然触怒皇上，是“彰上过”——彰显皇上的过错，因为处理沈炼、杨继盛都是以皇帝圣旨名义发出的，为沈炼、杨继盛翻案，就意味着皇帝以前的圣旨是错误的，那样不但不能置严世蕃于死地，反而会祸及林润及其他弹劾严氏父子的官员。经过徐阶修改的三法司判决书，强调的重点是与皇帝毫无关系的罪状：“谋反”、“通倭”。上面如此写道：严世蕃与罗龙文一起诅咒朝廷，构煽狂谋，招集亡命之徒几千人，操练兵法，妄图谋反，并且准备“外投日本”云云。平心而论，严世蕃咎由自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谋反”、“通倭”却是不实之词。这不是真正意义的弹劾与审案，而是在耍弄权术。
果然，皇帝对于严世蕃“谋反”、“通倭”十分震惊，下旨：仅凭林润的揭发，还不足以昭示后世，必须核实。徐阶再度代替三法司起草答疏，以肯定的语气回答皇帝：“谋反”、“通倭”证据确凿。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皇帝降旨：批准三法司的拟议，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罗龙文斩首，抄家，黜革严嵩及其孙子为平民。
儿子斩首、孙子充军、家产被抄，严嵩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之后命归黄泉。
严嵩、严世蕃恶贯满盈，他们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义正词严的弹劾不但无法奏效，而且适得其反；为何充满阴谋与权术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几年以后，官员们在撰写《明世宗实录》时，就表示了异议：严世蕃凭借其父的威势，“盗弄威福”，“浊乱朝政”，完全可以用“奸党”罪处死，而林润的奏疏说他“谋逆”，三法司的拟议说他“谋叛”，“悉非正法”。所谓“悉非正法”云云，就是没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一种非法手段处死本该处死的罪犯。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仅仅指责林润、三法司是不够的，关键依然在于皇帝。徐阶深知皇帝的心态，耍弄权术，把握的原则就是不能“彰上过”，既要处死严世蕃，又不能彰显长期宠信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皇帝的过错。而“谋反”、“通倭”这样的罪状，是在皇帝决定严世蕃充军之后发生的，皇帝当然毫不知情，与先前宠信严氏父子毫无关系，因此一举成功。当时的史家不可能洞悉其中的奥妙，或者即使洞悉奥妙，也不敢直白地说出来，毕竟圣贤是主张为尊者讳的。
同样是弹劾严嵩，各色人等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显然，邹应龙、林润、徐阶的人品，也是无法与沈炼、杨继盛相提并论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