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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只有在买房置田、升为主户之后才有的户贴。
户贴上工工整整地记载了户主的名姓，人口数，所有的房屋等信息，最重要的，还是应缴纳的税赋数额。
陆辞把朱说的名字给添了进去，尽管朱说对陆辞极为信任，不认为需要如此麻烦，陆辞还是正经地立了张租房的契书，照样是一式四份，其中两份交由彼此保管。
摆脱了廉租房，真正拥有了长长久久属于自己的居所，自然是值得欢喜的事。
可对于刚刚搬迁的一家之主而言，需要理通的琐务，也接踵而来了。
陆辞对此早有准备，唯一担心的，只是自己或有思虑不周之处，遗漏了什么，届时给陆母带来不便。
他先去集市上买了匹长期代步用的老驴，又买了些包装得漂亮的瓜果点心，拿去拜访了几位邻居，从那些人口中得到了不少建议。
他们还给他介绍一位活跃在这区域里的、最为物美价廉的担水者。
每日只需交上二十文钱，就能买来足够三人用的清水来。
密州城中的居民用水，不是靠自挖的私井，便是从横贯城中的溪河中取得。
只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空去费这劲儿亲自担的，绝大多数都是宁可给点小钱给别人，得了对方送水上门的便利。
陆辞当然也不例外。
他先以指沾了一点水尝了尝，然后直接付了对方一个月的挑水费用。
在这之后，他却不忙走，而是饶有兴致地同对方聊起了水源和水质的话题来。
朱说插不进话，只乖乖地紧牵着一脸麻木地嚼着草料的毛驴，就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听着。
等陆辞终于跟对方聊完了，他才忍不住问：“陆兄为何细问水源？”
若换作别人细问，他也不会多想，可放在陆辞身上，他却莫名觉得，陆兄只怕不会做任何多余的事情……
陆辞尤在沉吟，好一会儿才回道：“我尚未想好，等做好决定了，再同你细说罢。”
回去路上，陆辞特意绕了一绕，在熟人的摊子那里买了一张《地经》，回到房中后，就拉着朱说一起研究。
“与我想的一样，”陆辞蹙眉道：“我们房屋坐落的位置，处于内城河的下游，而他取水为了就近，选的点当然也在下游。”
虽然宋政府对公共卫生的管控较为严格，《宋刑统》里更有明白的惩罚条例，然而市民“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河中”的行径，却是屡禁不止，频有发生。
位于下游，可不就意味着上游飘来的污物，全都到了他们这里？
纵使陆辞一贯坚持将入口的水全都煮沸、这在陆母眼里太过奢侈的做法，可单这一点也不能杜绝一切疾病的源头。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跟高丽的交往：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建隆三年（高丽朝光宗十三年，962）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毅宗十八年，1164）三月，这二百零三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六十七次，宋朝正式遣去高丽也有三十四次以上。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显宗三年，1012），到南宋帝昺祥兴元年（忠烈王四年，1278），这二百六十六年中，宋商以民间贸易形式去高丽达一百三十次，人数有五千余人。两国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为其重要方面。
宋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种多样，内容广泛，而典籍（包括印刷术）交流则是其中极重要的内容。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典籍交流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随着汉字传入朝鲜半岛，汉籍就广为传播。
2.高丽使节买书：
当时，高丽使节入贡常来求书，宋帝则先后把许多重要典籍赠与高丽。双方还把书籍与作“贡”、“赐”的一种文化精品来对待。高丽求书，宋廷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购书籍。例如：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入宋朝贡的使人曾往国子监买书。自宋至明初，高丽通过秘密渠道所得的大批典籍珍藏于高丽王朝的国家图书馆秘阁、御书阁，以备参阅。
宋丽典籍交流，不仅限于官方渠道，高丽朝还通过僧人、留学生和民间贸易搜集购买中国书籍。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高丽不仅获得元帝的大批赐书，还专门派人来江南购书籍，虽因船破未达，仍在南京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
3.留学生
中国与高丽自古交往甚密，人才交流众多，史不胜记。据不完全统计，自高丽朝太祖时起，至南宋孝宗以前，中国文人（包括有功名的进士等）、武士前往高丽并在高丽朝做官或安家立业有十六人次，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也有十八人次。例如，后梁贞明五年（919，高丽太祖二年）九月，后梁龙德三年（923，高丽太祖六年）六月，先后有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朴岩投归高丽。后周显德三年（956，高丽光宗七年），原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随周册封使薛文遇到高丽，以病留。光宗“爱其才”，表请后周准予留在高丽，擢为翰林学士，不到一年便授以文柄，知贡举。
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主要是高丽朝所派的留学生。例如，高丽景宗元年（976，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派遣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次年（977），行成擢进士第，授以官，在宋累官至殿中丞。高丽成宗曾来表要求放还本国，行成不愿归国。宋太宗淳化初年通判安州，死于任所。行成有二子：宗敏、宗讷。宋廷给其子宗敏补官太庙斋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又有高丽人康戬参加宋科举考试，登进士第。康戬是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曾与契丹打仗。在宋太祖开宝年间，戬随高丽宾贡入宋肄业国学，即于此年（980）登进士第，在宋做官，至工部郎中。
4. 关于高丽忌惮辽国而不与北宋来往：
义天（1055—1101）俗名王煦，字义天，因避宋哲宗赵煦之讳，以字行。他是高丽朝文宗（王徽）第四子。文宗在世时，义天要求入宋学法，文宗不许。宣宗（王运，义天之兄）即位元年（1084），义天又多次诚请入宋。因当时中国北方有强大的辽朝（或称北朝）存在，高丽唯恐得罪于辽，故群臣议论，“极言不可”，始终未能获准访宋。义天遂予宣宗二年四月庚午（宋元丰八年四月初七，公元1085年5月3日）夜，留书上宣宗及仁睿太后，潜与门徒寿介等人微服至贞州，随宋商林宁船离开高丽。其所乘船，到山东密州板桥镇登陆，再由陆入汴京。
（以上皆出自《两宋文化史》）
正是只有在买房置田、升为主户之后才有的户贴。
户贴上工工整整地记载了户主的名姓，人口数，所有的房屋等信息，最重要的，还是应缴纳的税赋数额。
陆辞把朱说的名字给添了进去，尽管朱说对陆辞极为信任，不认为需要如此麻烦，陆辞还是正经地立了张租房的契书，照样是一式四份，其中两份交由彼此保管。
摆脱了廉租房，真正拥有了长长久久属于自己的居所，自然是值得欢喜的事。
可对于刚刚搬迁的一家之主而言，需要理通的琐务，也接踵而来了。
陆辞对此早有准备，唯一担心的，只是自己或有思虑不周之处，遗漏了什么，届时给陆母带来不便。
他先去集市上买了匹长期代步用的老驴，又买了些包装得漂亮的瓜果点心，拿去拜访了几位邻居，从那些人口中得到了不少建议。
他们还给他介绍一位活跃在这区域里的、最为物美价廉的担水者。
每日只需交上二十文钱，就能买来足够三人用的清水来。
密州城中的居民用水，不是靠自挖的私井，便是从横贯城中的溪河中取得。
只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空去费这劲儿亲自担的，绝大多数都是宁可给点小钱给别人，得了对方送水上门的便利。
陆辞当然也不例外。
他先以指沾了一点水尝了尝，然后直接付了对方一个月的挑水费用。
在这之后，他却不忙走，而是饶有兴致地同对方聊起了水源和水质的话题来。
朱说插不进话，只乖乖地紧牵着一脸麻木地嚼着草料的毛驴，就站在旁边安安静静听着。
等陆辞终于跟对方聊完了，他才忍不住问：“陆兄为何细问水源？”
若换作别人细问，他也不会多想，可放在陆辞身上，他却莫名觉得，陆兄只怕不会做任何多余的事情……
陆辞尤在沉吟，好一会儿才回道：“我尚未想好，等做好决定了，再同你细说罢。”
回去路上，陆辞特意绕了一绕，在熟人的摊子那里买了一张《地经》，回到房中后，就拉着朱说一起研究。
“与我想的一样，”陆辞蹙眉道：“我们房屋坐落的位置，处于内城河的下游，而他取水为了就近，选的点当然也在下游。”
虽然宋政府对公共卫生的管控较为严格，《宋刑统》里更有明白的惩罚条例，然而市民“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河中”的行径，却是屡禁不止，频有发生。
位于下游，可不就意味着上游飘来的污物，全都到了他们这里？
纵使陆辞一贯坚持将入口的水全都煮沸、这在陆母眼里太过奢侈的做法，可单这一点也不能杜绝一切疾病的源头。
作者有话要说：注释：
1.跟高丽的交往：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建隆三年（高丽朝光宗十三年，962）十月至南宋孝宗隆兴二年（毅宗十八年，1164）三月，这二百零三年间，高丽遣使来宋达六十七次，宋朝正式遣去高丽也有三十四次以上。通过非正式外交途径，自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显宗三年，1012），到南宋帝昺祥兴元年（忠烈王四年，1278），这二百六十六年中，宋商以民间贸易形式去高丽达一百三十次，人数有五千余人。两国交往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为其重要方面。
宋丽之间的文化交流多种多样，内容广泛，而典籍（包括印刷术）交流则是其中极重要的内容。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典籍交流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随着汉字传入朝鲜半岛，汉籍就广为传播。
2.高丽使节买书：
当时，高丽使节入贡常来求书，宋帝则先后把许多重要典籍赠与高丽。双方还把书籍与作“贡”、“赐”的一种文化精品来对待。高丽求书，宋廷除赐予之外，又开放书籍市场，让高丽使节自购书籍。例如：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入宋朝贡的使人曾往国子监买书。自宋至明初，高丽通过秘密渠道所得的大批典籍珍藏于高丽王朝的国家图书馆秘阁、御书阁，以备参阅。
宋丽典籍交流，不仅限于官方渠道，高丽朝还通过僧人、留学生和民间贸易搜集购买中国书籍。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高丽不仅获得元帝的大批赐书，还专门派人来江南购书籍，虽因船破未达，仍在南京购得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
3.留学生
中国与高丽自古交往甚密，人才交流众多，史不胜记。据不完全统计，自高丽朝太祖时起，至南宋孝宗以前，中国文人（包括有功名的进士等）、武士前往高丽并在高丽朝做官或安家立业有十六人次，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也有十八人次。例如，后梁贞明五年（919，高丽太祖二年）九月，后梁龙德三年（923，高丽太祖六年）六月，先后有吴越国文士酋彦规、朴岩投归高丽。后周显德三年（956，高丽光宗七年），原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随周册封使薛文遇到高丽，以病留。光宗“爱其才”，表请后周准予留在高丽，擢为翰林学士，不到一年便授以文柄，知贡举。
高丽到宋朝的文士，主要是高丽朝所派的留学生。例如，高丽景宗元年（976，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派遣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次年（977），行成擢进士第，授以官，在宋累官至殿中丞。高丽成宗曾来表要求放还本国，行成不愿归国。宋太宗淳化初年通判安州，死于任所。行成有二子：宗敏、宗讷。宋廷给其子宗敏补官太庙斋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又有高丽人康戬参加宋科举考试，登进士第。康戬是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曾与契丹打仗。在宋太祖开宝年间，戬随高丽宾贡入宋肄业国学，即于此年（980）登进士第，在宋做官，至工部郎中。
4. 关于高丽忌惮辽国而不与北宋来往：
义天（1055—1101）俗名王煦，字义天，因避宋哲宗赵煦之讳，以字行。他是高丽朝文宗（王徽）第四子。文宗在世时，义天要求入宋学法，文宗不许。宣宗（王运，义天之兄）即位元年（1084），义天又多次诚请入宋。因当时中国北方有强大的辽朝（或称北朝）存在，高丽唯恐得罪于辽，故群臣议论，“极言不可”，始终未能获准访宋。义天遂予宣宗二年四月庚午（宋元丰八年四月初七，公元1085年5月3日）夜，留书上宣宗及仁睿太后，潜与门徒寿介等人微服至贞州，随宋商林宁船离开高丽。其所乘船，到山东密州板桥镇登陆，再由陆入汴京。
（以上皆出自《两宋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