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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那方边又要把一一五师放出来，这次估计是想准备和日本人来一次真格的，也压压鬼子的威风！不说成功与否的问题，他能站出来表明坚定的抗日立场就比国民政府要强的多，武汉那边他们还是乱成一团，对这次全国抗战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他们是想留条后路啊，里面想当卖国贼的人可是不少！”邓演达拿着刚刚从延安那边“搞到”的情报，一边研究一边发出感慨。
我笑着说：“如果说真的我在中国佩服那个党派，还真的只有**。在大哥介绍下我有时间的时候也介绍了《资本论》之类的**书籍和从苏俄搞到的一些**的报纸看了看的。这对那些饱受到压迫的人来说真的是个福音，本来说按照北伐初期国共合作那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创造一个新民国，可惜的是人都是有私心的，在权利面前空洞的理想显然过于苍白无力。
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生活，你是很难体会到他们的。我四年前在陕西呆了半个月，所见所闻让我感慨万分啊！可能由于我自己出身的原因吧，我原来很是有点看不起或者说反感那些整天喊着打倒地主资本家的**的，因为他们对我们这种人大多是血腥无情镇压的。我家里按照他们说法怎么也是个大官僚资本家吧！就是我赞成他们的主张我也不能加入他们，因为即使我加入了他们，即使我立下了不少功勋，他们还是会照样砍我老爷子的头，我家里能到现在这个地步，没有做亏心事是不可能的，而且绝对不少，基本上没有被宽恕的可能。
看看马日事变，虽然有外部原因的唆使，内在原因也颇值得研究。马日事变前后汪精卫并没有最后决定和**决裂，这次事变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军内部原因造成的。参加北伐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拉出来捆绑游街示众，这对他这样一个手握兵权的高级将领绝对是难以洗耻的侮辱，更让他难受的是对这一切都没有任何人加以阻止，何键手下的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的父亲也和北伐军中湖南很多中低级军官的家属一样被拉出来批斗，这都是危险的苗头，可惜处于兴奋中的农民武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说句老实话，如果我参加了革命，而我的老父也被这样对待，我真的不知道我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即使我的父亲真的有罪，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也得留点余地，好歹我是革命军队的一个军长，我在前方拼命打仗就是为了后方有人批斗我老父亲？愤怒可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制造如此大的杀戮，没有人，没有经过详细策划是万万不可能发生的，半月便被屠杀上万人简直骇人听闻。
我也听说前几年红军投敌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也是因为家里父亲被活肃反人员活活打死而叛变的。**什么都好，就是这点不好，太过于独行了，我去过苏俄，对他们经济上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的成功很是钦佩的，无奈对他们的体制很是不适应。如果真的能做到如**中说的那样，倒也无所谓，可是不管什么时候人都是自私的，只是表露出来多少而已，这样体制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想现在的苏俄斯大林，简直和过去的沙皇没有两样，如果有区别话也只是他比沙皇更注重权利和自己的权威！
原本很多都是对他们反面的印象，可是在大哥建议下我到他们那里去住了半个月后对他们印象就大为改观了。也许因为我们东北还算可以，我很难想象在一片黄土高原上，那些老百姓就靠天生活，如果没雨他们简直无法生存，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别说养军队，就是养活自己都困难！到了陕西我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生活的苦，就是这样的环境中，还有地主的剥削，马贼的出没，老百姓根本没法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
你很难想象一支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子弹不超过十发，我在陕西却看见了。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只有五发子弹，每次打完仗都要总结，自己的子弹打出去后到底有什么战果，就是这样一支军队里，你看不到任何颓废和心灰意冷，从他们眼中只能看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对这样军队你还能说些什么？
当时听他们老战士说，在原来和中央军作战的时候，有一个团一次战斗下来消耗了上万发子弹，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是还是被批评大手大脚，浪费子弹，射击纪律差，战后还特地派遣人去件子弹壳回来的。一万发子弹，我们一个加强排一场小仗打下来也绝对不止消耗这么一点子弹，可是人家却还在说浪费子弹了。我听了是无地自容啊，如果我们和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我绝对没有能力做得比他们更好了。现在陕西地方穷，就一个七五口径的炮弹也抵得上一个农民两年的收成了。
后来我们到八路军指挥部做客，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情，那时候陈庚就笑着对我说，‘李将军你是没有到南方去，要是你去了新四军那边你就知道了，上次新四军一支队不知道从那里搞到了三门七五口径的老式步兵炮，支队领导把这东西看的比宝贝还重，每发射一发炮弹都要支队长亲自批准才行。四支队有一挺从飞机上拆下来的大口径机枪，可以穿透小碉堡和炮楼的城墙，这玩意就成了四支队的宝贝蛋，没有支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使用的……’
他们就在那种环境下都能坚持到现在，几十万军队被到到那么一点也没有放弃，对此我能说什么？谁都没有资格说他们是弱者，他们注定是中国土地上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既然他们总是要成长变得更强的，我何不做好好人，我为他们派去... -->>
“延安那方边又要把一一五师放出来，这次估计是想准备和日本人来一次真格的，也压压鬼子的威风！不说成功与否的问题，他能站出来表明坚定的抗日立场就比国民政府要强的多，武汉那边他们还是乱成一团，对这次全国抗战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他们是想留条后路啊，里面想当卖国贼的人可是不少！”邓演达拿着刚刚从延安那边“搞到”的情报，一边研究一边发出感慨。
我笑着说：“如果说真的我在中国佩服那个党派，还真的只有**。在大哥介绍下我有时间的时候也介绍了《资本论》之类的**书籍和从苏俄搞到的一些**的报纸看了看的。这对那些饱受到压迫的人来说真的是个福音，本来说按照北伐初期国共合作那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创造一个新民国，可惜的是人都是有私心的，在权利面前空洞的理想显然过于苍白无力。
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生活，你是很难体会到他们的。我四年前在陕西呆了半个月，所见所闻让我感慨万分啊！可能由于我自己出身的原因吧，我原来很是有点看不起或者说反感那些整天喊着打倒地主资本家的**的，因为他们对我们这种人大多是血腥无情镇压的。我家里按照他们说法怎么也是个大官僚资本家吧！就是我赞成他们的主张我也不能加入他们，因为即使我加入了他们，即使我立下了不少功勋，他们还是会照样砍我老爷子的头，我家里能到现在这个地步，没有做亏心事是不可能的，而且绝对不少，基本上没有被宽恕的可能。
看看马日事变，虽然有外部原因的唆使，内在原因也颇值得研究。马日事变前后汪精卫并没有最后决定和**决裂，这次事变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革命军内部原因造成的。参加北伐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拉出来捆绑游街示众，这对他这样一个手握兵权的高级将领绝对是难以洗耻的侮辱，更让他难受的是对这一切都没有任何人加以阻止，何键手下的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的父亲也和北伐军中湖南很多中低级军官的家属一样被拉出来批斗，这都是危险的苗头，可惜处于兴奋中的农民武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说句老实话，如果我参加了革命，而我的老父也被这样对待，我真的不知道我可能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即使我的父亲真的有罪，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也得留点余地，好歹我是革命军队的一个军长，我在前方拼命打仗就是为了后方有人批斗我老父亲？愤怒可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制造如此大的杀戮，没有人，没有经过详细策划是万万不可能发生的，半月便被屠杀上万人简直骇人听闻。
我也听说前几年红军投敌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也是因为家里父亲被活肃反人员活活打死而叛变的。**什么都好，就是这点不好，太过于独行了，我去过苏俄，对他们经济上和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的成功很是钦佩的，无奈对他们的体制很是不适应。如果真的能做到如**中说的那样，倒也无所谓，可是不管什么时候人都是自私的，只是表露出来多少而已，这样体制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想现在的苏俄斯大林，简直和过去的沙皇没有两样，如果有区别话也只是他比沙皇更注重权利和自己的权威！
原本很多都是对他们反面的印象，可是在大哥建议下我到他们那里去住了半个月后对他们印象就大为改观了。也许因为我们东北还算可以，我很难想象在一片黄土高原上，那些老百姓就靠天生活，如果没雨他们简直无法生存，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别说养军队，就是养活自己都困难！到了陕西我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生活的苦，就是这样的环境中，还有地主的剥削，马贼的出没，老百姓根本没法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
你很难想象一支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子弹不超过十发，我在陕西却看见了。他们大多数时候都只有五发子弹，每次打完仗都要总结，自己的子弹打出去后到底有什么战果，就是这样一支军队里，你看不到任何颓废和心灰意冷，从他们眼中只能看到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对这样军队你还能说些什么？
当时听他们老战士说，在原来和中央军作战的时候，有一个团一次战斗下来消耗了上万发子弹，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是还是被批评大手大脚，浪费子弹，射击纪律差，战后还特地派遣人去件子弹壳回来的。一万发子弹，我们一个加强排一场小仗打下来也绝对不止消耗这么一点子弹，可是人家却还在说浪费子弹了。我听了是无地自容啊，如果我们和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我绝对没有能力做得比他们更好了。现在陕西地方穷，就一个七五口径的炮弹也抵得上一个农民两年的收成了。
后来我们到八路军指挥部做客，和他们谈起这件事情，那时候陈庚就笑着对我说，‘李将军你是没有到南方去，要是你去了新四军那边你就知道了，上次新四军一支队不知道从那里搞到了三门七五口径的老式步兵炮，支队领导把这东西看的比宝贝还重，每发射一发炮弹都要支队长亲自批准才行。四支队有一挺从飞机上拆下来的大口径机枪，可以穿透小碉堡和炮楼的城墙，这玩意就成了四支队的宝贝蛋，没有支队长的命令，任何人不准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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