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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说大明王朝的海禁，这也是官家或者说当权者把持着的权力者的游戏。在大规模禁止民间资本涌入海洋的同时，大明王朝的当权者和其附庸却暗中用垄断海上贸易的形势来敛财。别说探索或者开拓，也别说规模化和制度化，在见不得光的暗箱操作下面，这种和走私没有什么区别的海洋活动，最终把大明王朝的海上力量瘫痪成摆设。
朝廷上下几次三番拿开海禁讨论，最终的结果是大明王朝从皇帝一直到大臣连一个真正想要派出自己的船队，主动走出去购买贩卖物品的人都没有——永乐年间郑和航海的壮举，是自己放弃中断的，也怪不得别人。
政治经济交给了一群只会研究孔孟之道的腐儒也就罢了，这个王朝在建立之后，那冠绝天下的盖世“武功”呢？随着老一代打天下的人逐渐故去，这个王朝开始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基础上，继续越走越远。宋朝是在针对唐朝节度使制度的反思中略微极端了一些，大明王朝玩的花样那叫一个变本加厉。
打仗的时候，指挥官后面要跟个文官，文官旁边再坐上一个太监……汉民族的对内和对外战争，包括生死存亡的灭国之战，指挥部里的决策者，地位最高的是个残疾人妖，第二高的可能是个文学家，然后才是真正的军队指挥官——坦白一些说，这个军队指挥官的专业程度也太好评价……
理由嘛，就要从另外一个制度说起了：大明帝国在朱元璋时代拟定了一个近乎于天才的管理体制，户籍“传承”制度。这不是开玩笑，确实是户籍和传承这两个词。大明王朝明文规定，工人的孩子继续当工人，军人的孩子继续当军人。你说这样沿袭下来的军队，战斗力究竟如何，谁能准确的预测呢？
诸位可能这辈子就没听说过如此铁的饭碗，一个人从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了，要继承父辈的遗志，继续接过父辈手中的工作，一辈子一辈子的干下去。如果想要改一个职业，还要进行复杂的脱籍流程。
具体一些，如果工匠的子女想要读书靠公务员，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要进行脱籍手续，并且满足条件之后才行。拟定这个制度的绝对是个“天才”，他让汉民族从此走上了和谐发展的快车道，飞快的向着历史的悬崖飞奔而去。
重文抑武这种决策恬不知耻一些还可以说是总结前朝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户籍制度可是从元朝那里原汁原味学来的，有多让汉民族绝望，也就可想而知了吧？
说完了大明王朝开国之后种种奇葩的政策，再说说明朝内部那些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有明一朝的历史，从永乐皇帝的航海家郑和一直到被崇祯皇帝干掉的九千岁魏忠贤，总之有无数的太监名留史册，似乎就没有哪个朝代的太监有这么高的水准，能够选的如此超凡脱俗，每一个都能做到祸国殃民。
一方面这和大明王朝的宦官权力密不可分，一方面也印证了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阶级，在对抗皇权中那极端强势的地位——这可不是君主立宪制那种先进的政体前身，这种对抗依旧停留在贪污腐化尔虞我诈这样的儿戏层面，胜负无非是淹死个皇帝或者打死几个大臣，相距动摇上面说的那一大堆祖制，还有一段遥不可及的长度。
如果多少有一些分析能力，就可以从大明王朝这种种制度下，看出一张统治阶级，也就是士大夫阶级和皇权阶级互相勾结，宁愿葬送整个民族的未来，也要维持其稳定统治的丑恶嘴脸。如果说这就是汉民族的希望和曙光，说这就是汉民族的气节和辉煌，那简直就是在自己骂自己的祖宗。
所以说，那些自以为大明王朝是正统的汉家王朝，如果不是内忧外患中断了发展，一定会自强起来的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即便是大明王朝没有被满清灭亡，无非是1840年的时候，鸦片战争换个主角，变成明朝被英国吊打罢了。
缩影不是没有，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时候，大明王朝确实坚持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基本原则，他们换了个办法：装作没看见，然后默许了澳门葡萄牙人的总督——虽然比不上满清政府明目张胆的不要脸，可也只能说略强有限吧？
至于明朝的火器发展，如果没有了满清蒙古甚至是日本的威胁，英国人的洋枪队打进天津卫卫所的时候，明朝军户们什么军备状态，完全可以比照一下抗倭时期东南各省一触即溃的大明精锐。虽然可能因为不割地的祖训，不会因为一场鸦片战争就丢了香港，不过等别人打进北京城皇极殿，崇祯皇帝的后代们有没有勇气挂上煤山，就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
坦白一点儿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封建制度给完善到了一定高度，让这个制度经久绵延，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能从根本上剔除掉遗留在汉民族骨子里的那种味道。而当全世界都进入到更新的社会级别的时候，压在汉民族头顶上的封建根基，已经无法用自身的力量去剔除了。
于是漫长的岁月里，大明王朝在缓慢的发展和壮大，却在内斗和外战中逐渐衰弱退化。一直到今天这样，变成了一个具备工业底蕴，却有些进退失据的样子。别以为一个帝国只能出霍去病卫青李靖这样的人杰，翻多了历史书就会发现，更多的是一大群碌碌无为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才。这些人被腐儒文化荼毒的只剩下守旧这根救命稻草，指望这群人开拓创新还不如指望他们被雷劈死更实际一些。
而认清这个事实，改变这个状态，大明王朝在天启皇帝之后，血雨腥风的变革了100多年，才拥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内政局面。才让朱牧登基即位之后，有了可以和资产阶级眉来眼去的政治基础。(未完待续。)
再来说说大明王朝的海禁，这也是官家或者说当权者把持着的权力者的游戏。在大规模禁止民间资本涌入海洋的同时，大明王朝的当权者和其附庸却暗中用垄断海上贸易的形势来敛财。别说探索或者开拓，也别说规模化和制度化，在见不得光的暗箱操作下面，这种和走私没有什么区别的海洋活动，最终把大明王朝的海上力量瘫痪成摆设。
朝廷上下几次三番拿开海禁讨论，最终的结果是大明王朝从皇帝一直到大臣连一个真正想要派出自己的船队，主动走出去购买贩卖物品的人都没有——永乐年间郑和航海的壮举，是自己放弃中断的，也怪不得别人。
政治经济交给了一群只会研究孔孟之道的腐儒也就罢了，这个王朝在建立之后，那冠绝天下的盖世“武功”呢？随着老一代打天下的人逐渐故去，这个王朝开始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基础上，继续越走越远。宋朝是在针对唐朝节度使制度的反思中略微极端了一些，大明王朝玩的花样那叫一个变本加厉。
打仗的时候，指挥官后面要跟个文官，文官旁边再坐上一个太监……汉民族的对内和对外战争，包括生死存亡的灭国之战，指挥部里的决策者，地位最高的是个残疾人妖，第二高的可能是个文学家，然后才是真正的军队指挥官——坦白一些说，这个军队指挥官的专业程度也太好评价……
理由嘛，就要从另外一个制度说起了：大明帝国在朱元璋时代拟定了一个近乎于天才的管理体制，户籍“传承”制度。这不是开玩笑，确实是户籍和传承这两个词。大明王朝明文规定，工人的孩子继续当工人，军人的孩子继续当军人。你说这样沿袭下来的军队，战斗力究竟如何，谁能准确的预测呢？
诸位可能这辈子就没听说过如此铁的饭碗，一个人从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了，要继承父辈的遗志，继续接过父辈手中的工作，一辈子一辈子的干下去。如果想要改一个职业，还要进行复杂的脱籍流程。
具体一些，如果工匠的子女想要读书靠公务员，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要进行脱籍手续，并且满足条件之后才行。拟定这个制度的绝对是个“天才”，他让汉民族从此走上了和谐发展的快车道，飞快的向着历史的悬崖飞奔而去。
重文抑武这种决策恬不知耻一些还可以说是总结前朝失败的经验教训，这户籍制度可是从元朝那里原汁原味学来的，有多让汉民族绝望，也就可想而知了吧？
说完了大明王朝开国之后种种奇葩的政策，再说说明朝内部那些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有明一朝的历史，从永乐皇帝的航海家郑和一直到被崇祯皇帝干掉的九千岁魏忠贤，总之有无数的太监名留史册，似乎就没有哪个朝代的太监有这么高的水准，能够选的如此超凡脱俗，每一个都能做到祸国殃民。
一方面这和大明王朝的宦官权力密不可分，一方面也印证了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阶级，在对抗皇权中那极端强势的地位——这可不是君主立宪制那种先进的政体前身，这种对抗依旧停留在贪污腐化尔虞我诈这样的儿戏层面，胜负无非是淹死个皇帝或者打死几个大臣，相距动摇上面说的那一大堆祖制，还有一段遥不可及的长度。
如果多少有一些分析能力，就可以从大明王朝这种种制度下，看出一张统治阶级，也就是士大夫阶级和皇权阶级互相勾结，宁愿葬送整个民族的未来，也要维持其稳定统治的丑恶嘴脸。如果说这就是汉民族的希望和曙光，说这就是汉民族的气节和辉煌，那简直就是在自己骂自己的祖宗。
所以说，那些自以为大明王朝是正统的汉家王朝，如果不是内忧外患中断了发展，一定会自强起来的人，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即便是大明王朝没有被满清灭亡，无非是1840年的时候，鸦片战争换个主角，变成明朝被英国吊打罢了。
缩影不是没有，葡萄牙人占领澳门的时候，大明王朝确实坚持了“不割地不赔款”的基本原则，他们换了个办法：装作没看见，然后默许了澳门葡萄牙人的总督——虽然比不上满清政府明目张胆的不要脸，可也只能说略强有限吧？
至于明朝的火器发展，如果没有了满清蒙古甚至是日本的威胁，英国人的洋枪队打进天津卫卫所的时候，明朝军户们什么军备状态，完全可以比照一下抗倭时期东南各省一触即溃的大明精锐。虽然可能因为不割地的祖训，不会因为一场鸦片战争就丢了香港，不过等别人打进北京城皇极殿，崇祯皇帝的后代们有没有勇气挂上煤山，就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了。
坦白一点儿说，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封建制度给完善到了一定高度，让这个制度经久绵延，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能从根本上剔除掉遗留在汉民族骨子里的那种味道。而当全世界都进入到更新的社会级别的时候，压在汉民族头顶上的封建根基，已经无法用自身的力量去剔除了。
于是漫长的岁月里，大明王朝在缓慢的发展和壮大，却在内斗和外战中逐渐衰弱退化。一直到今天这样，变成了一个具备工业底蕴，却有些进退失据的样子。别以为一个帝国只能出霍去病卫青李靖这样的人杰，翻多了历史书就会发现，更多的是一大群碌碌无为甚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才。这些人被腐儒文化荼毒的只剩下守旧这根救命稻草，指望这群人开拓创新还不如指望他们被雷劈死更实际一些。
而认清这个事实，改变这个状态，大明王朝在天启皇帝之后，血雨腥风的变革了100多年，才拥有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内政局面。才让朱牧登基即位之后，有了可以和资产阶级眉来眼去的政治基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