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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明：
有个叫瓠里子的人到了艾地，对那里的大夫说：“往日国君的左服马病倒了，人们说用了活马的血喝了就可以治好。国君就派人要杀我的骖马，我拒斥，没有给。”大夫说：“用杀马来救马，这不合乎人情啊。”瓠里子说：“是啊，这真让我疑惑不解。但我现在已经了解国君的心了，我就说给你听听吧。执掌国政的人须依靠农耕和兵战，农夫和兵士哪个不是国君的百姓呢？由于兵力不足，那么农夫就没有安全保障；农耕不足，那么士兵就没有粮食吃了。士兵和农夫相比就像脚和手一样，不可缺少一个。如今国君的士兵对农夫施暴行，而国君却不禁止，农夫和士兵发生诉讼案件，而农夫必定失败，耕田的人困窘了，这是只见手而不见脚啊。现在国君的圉人，只见国君不可没有左服马，却不见我不可没有骖马。从前有个富豪的原配夫人喜欢舞蹈，于是当地的人们都拔了那里的桑树植上了柳树，我内心担忧，生怕国君也会这样去做。”
刘伯温的意思是，治国之道在于均衡，而元王朝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初想把江南开发成草场就是例证。一个在农业国家立足的人却不重视农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郁离子》来谈一下刘伯温的政治思想。
儒家认为，老天生养了万民，所以要树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万民。但刘伯温解释说，老天生养的那群民，不懂得自治，所以就要立个君王。这个君王的主要工作就是抑制顽恶而扶助弱善。但是，有时候老天会抽风，突然让一个疯子坐在君王的位置上，比如桀纣。这就需要有圣贤出来，把他赶下去，比如商汤赶走了夏桀，周武王赶走了商纣。但是，像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人，并非是良医，而是名捕。天下其实就是个监狱，这里有好多坏人，也有好多恶行。圣贤身处此地，不能学良医一心救人，而要学捕快，一心要捉奸惩恶，只要把奸恶祛除，天下就太平了。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一个特别吊诡的论点，那就是天人感应。古代知识分子对帝王说，小心别做坏事，否则老天会惩罚。不仅仅是老天对帝王有感应，对普通人也是如此。谁要是做了坏事，就会被雷劈。比如《易经》中就说，有个农夫在田里耕地，被雷劈死。这是做了缺德事得罪了老天，老天惩罚了他。刘伯温评论道，这是胡说八道。老天生民，立了君王，又立了很多父母官，这些人手中都有权力，他们就能惩罚做坏事的人，何以要老天出手？老天如果真要这样做，那不是狗拿耗子吗？
如上所述，刘伯温的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有两个，一个就是民本思想。刘伯温认为，政治的唯一目的就是立君以养民，而养民之要务就是“聚欲去其恶”，如果损害民而供奉君主，那作为君主的，必定要失败。
唐朝魏徵给老板唐太宗说过，人民就好比是水，统治者就好比是船，水可以载着船走，但水要是发了脾气，船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这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讲究保民、安民、养民。元朝却完全违背了这个观点，横征暴敛，想霸占妇女就霸占妇女，想抢粮食就抢粮食。
刘伯温说，灵丘那个地方有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蜂蜜和蜂蜡常常丰收，不久他就成了巨富。老人死了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养蜂事业，不满一个月，蜜蜂就一窝一窝飞走了，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现象感到忧虑不安，过了一年多，逃走的蜜蜂将近一半。又过了一年多，剩余的蜜蜂全飞走了，他的家自此开始败落下来。陶朱公问原因，他邻居的老翁说：“从前灵丘老人饲养蜜蜂时，园内有房舍，房舍里有人看守。挖空树木来作为蜜蜂的居处，不透风，不漏雨。安置蜂房时，很有秩序。现在他的儿子就不是这样了，蜂园中的芦舍不修补，肮脏了也不清理，干燥或潮湿不加以调节，蜂房的开闭不按时节，蜜蜂的居处危殆不安，进出蜂房有所阻碍，因此蜜蜂也就不喜欢它们所居住的地方了。”陶朱公听后发感叹说：“唉！弟子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啊，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人，应该以此为戒。”
刘伯温总结说，天下百姓犹如一盘细沙，谁能把他们团聚起来，谁就能获取天下，而聚合细沙最好的黏合剂就是关心他们的痛痒，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关注民生。
另外一个就是华夷之辨。刘伯温没有华夷大防的观念，他虽然认为，百姓觉醒后肯定要革命，但从来没有提倡要驱逐蒙元、恢复中华。刘伯温虽然屡屡痛恨蒙古政府的腐败，但只是痛恨这个政府是无道的政府，而从来没有针对它是异族的政府这一点。这种思想，让他成为真正的先知，领先了许多政治家几百年。
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
民众之所以会觉醒，都是因为元王朝的残酷统治。但民众觉醒后，元王朝本还有挽救余地的，可惜，因为元王朝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它最终走到了土崩瓦解，束手待毙的境地。
刘伯温在青田，就为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作了总结。
首先就是内讧。元王朝前期就内讧不断，但因为没有外力的介入，所以只是他们自己家关起门来打架。他们关门打架的时候，就专心致志地打，因为门外没有趁火打劫的人，打完后，再开门，仍然是绝对安全。但后来，遍地烽火，他们还是互相咬，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大的一场内讧发生于刘伯温在青田写《郁离子》的第二年（1360年）。本年，不知谁出的馊主意，要元顺帝调北方军区司令阿鲁辉帖木儿南下平叛。所以说这是个馊主意，是因为阿鲁辉帖木儿一向野心勃勃，而且还是状元，所以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元顺帝，但多年以来，他都没有机会进大都，所以就一直在隐忍。在得到去南方的命令后，阿鲁辉帖木儿心花怒放，立即以皇帝的名义招兵买马，当他确认自己有实力后，就给元顺帝写了一封使其目瞪口呆的信：“祖宗把天下交付给你，瞧你现在搞的，一锅粥。你把国玺交给我吧，我让你看看怎么做皇帝。”
元顺帝一向脾气都很好，可看到这封信后，气得如炮仗一样爆了起来。因为人人有理由造反，可就是你阿鲁辉帖木儿没有理由。阿鲁辉帖木儿你不仅是皇族，还是状元，也就是说，你是蒙古族的骄傲，想不到连你都造反，这真是太没有天理了。
国防部部长秃坚帖木儿强烈要求亲自出马讨伐要国玺的这位王爷，元顺帝表示最大的支持，给钱给兵给粮。但秃坚帖木儿是个正义感远高于能力的人，很快就被阿鲁辉帖木儿打得大败。秃坚帖木儿逃回大都，后面只跟了个伙夫。1361年，元顺帝怒气难消，从各地抽调十万人分两路讨伐阿鲁辉帖木儿，这一次，十万大军势如破竹，成功地将阿鲁辉帖木儿活捉，送到大都处决。
元顺帝为这场胜利兴奋了好久，认为他的大元王朝已恢复活力，蒙古人的太阳正重新从地平线上升起。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嘴巴，把他打醒了。
众所周知，元王朝在北中国平叛红巾军的主力有两支，一支是孛罗帖木儿兵团，一支是察罕帖木儿兵团。孛罗帖木儿出身将军世家，所以没有察罕帖木儿那样传奇的崛起，但他是个出色的军事家，在镇压红巾军的军事行动中，屡创奇迹，刘福通斩首行动中的东路军兵团就是被他扫平的。察罕帖木儿死后，养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那庞大的遗产——骁勇善战的兵团和超级强大的影响力。
一山不能容二虎，这话早就有人提醒过元顺帝。但元顺帝偶尔会迸发出政治家的火花，他说：“这叫平衡，不能让一人独大。”不过，懂得平衡艺术的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那就根本无法控制平衡。
来说明：
有个叫瓠里子的人到了艾地，对那里的大夫说：“往日国君的左服马病倒了，人们说用了活马的血喝了就可以治好。国君就派人要杀我的骖马，我拒斥，没有给。”大夫说：“用杀马来救马，这不合乎人情啊。”瓠里子说：“是啊，这真让我疑惑不解。但我现在已经了解国君的心了，我就说给你听听吧。执掌国政的人须依靠农耕和兵战，农夫和兵士哪个不是国君的百姓呢？由于兵力不足，那么农夫就没有安全保障；农耕不足，那么士兵就没有粮食吃了。士兵和农夫相比就像脚和手一样，不可缺少一个。如今国君的士兵对农夫施暴行，而国君却不禁止，农夫和士兵发生诉讼案件，而农夫必定失败，耕田的人困窘了，这是只见手而不见脚啊。现在国君的圉人，只见国君不可没有左服马，却不见我不可没有骖马。从前有个富豪的原配夫人喜欢舞蹈，于是当地的人们都拔了那里的桑树植上了柳树，我内心担忧，生怕国君也会这样去做。”
刘伯温的意思是，治国之道在于均衡，而元王朝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初想把江南开发成草场就是例证。一个在农业国家立足的人却不重视农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郁离子》来谈一下刘伯温的政治思想。
儒家认为，老天生养了万民，所以要树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万民。但刘伯温解释说，老天生养的那群民，不懂得自治，所以就要立个君王。这个君王的主要工作就是抑制顽恶而扶助弱善。但是，有时候老天会抽风，突然让一个疯子坐在君王的位置上，比如桀纣。这就需要有圣贤出来，把他赶下去，比如商汤赶走了夏桀，周武王赶走了商纣。但是，像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人，并非是良医，而是名捕。天下其实就是个监狱，这里有好多坏人，也有好多恶行。圣贤身处此地，不能学良医一心救人，而要学捕快，一心要捉奸惩恶，只要把奸恶祛除，天下就太平了。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一个特别吊诡的论点，那就是天人感应。古代知识分子对帝王说，小心别做坏事，否则老天会惩罚。不仅仅是老天对帝王有感应，对普通人也是如此。谁要是做了坏事，就会被雷劈。比如《易经》中就说，有个农夫在田里耕地，被雷劈死。这是做了缺德事得罪了老天，老天惩罚了他。刘伯温评论道，这是胡说八道。老天生民，立了君王，又立了很多父母官，这些人手中都有权力，他们就能惩罚做坏事的人，何以要老天出手？老天如果真要这样做，那不是狗拿耗子吗？
如上所述，刘伯温的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有两个，一个就是民本思想。刘伯温认为，政治的唯一目的就是立君以养民，而养民之要务就是“聚欲去其恶”，如果损害民而供奉君主，那作为君主的，必定要失败。
唐朝魏徵给老板唐太宗说过，人民就好比是水，统治者就好比是船，水可以载着船走，但水要是发了脾气，船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这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讲究保民、安民、养民。元朝却完全违背了这个观点，横征暴敛，想霸占妇女就霸占妇女，想抢粮食就抢粮食。
刘伯温说，灵丘那个地方有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蜂蜜和蜂蜡常常丰收，不久他就成了巨富。老人死了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养蜂事业，不满一个月，蜜蜂就一窝一窝飞走了，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现象感到忧虑不安，过了一年多，逃走的蜜蜂将近一半。又过了一年多，剩余的蜜蜂全飞走了，他的家自此开始败落下来。陶朱公问原因，他邻居的老翁说：“从前灵丘老人饲养蜜蜂时，园内有房舍，房舍里有人看守。挖空树木来作为蜜蜂的居处，不透风，不漏雨。安置蜂房时，很有秩序。现在他的儿子就不是这样了，蜂园中的芦舍不修补，肮脏了也不清理，干燥或潮湿不加以调节，蜂房的开闭不按时节，蜜蜂的居处危殆不安，进出蜂房有所阻碍，因此蜜蜂也就不喜欢它们所居住的地方了。”陶朱公听后发感叹说：“唉！弟子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啊，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人，应该以此为戒。”
刘伯温总结说，天下百姓犹如一盘细沙，谁能把他们团聚起来，谁就能获取天下，而聚合细沙最好的黏合剂就是关心他们的痛痒，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关注民生。
另外一个就是华夷之辨。刘伯温没有华夷大防的观念，他虽然认为，百姓觉醒后肯定要革命，但从来没有提倡要驱逐蒙元、恢复中华。刘伯温虽然屡屡痛恨蒙古政府的腐败，但只是痛恨这个政府是无道的政府，而从来没有针对它是异族的政府这一点。这种思想，让他成为真正的先知，领先了许多政治家几百年。
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
民众之所以会觉醒，都是因为元王朝的残酷统治。但民众觉醒后，元王朝本还有挽救余地的，可惜，因为元王朝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它最终走到了土崩瓦解，束手待毙的境地。
刘伯温在青田，就为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作了总结。
首先就是内讧。元王朝前期就内讧不断，但因为没有外力的介入，所以只是他们自己家关起门来打架。他们关门打架的时候，就专心致志地打，因为门外没有趁火打劫的人，打完后，再开门，仍然是绝对安全。但后来，遍地烽火，他们还是互相咬，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大的一场内讧发生于刘伯温在青田写《郁离子》的第二年（1360年）。本年，不知谁出的馊主意，要元顺帝调北方军区司令阿鲁辉帖木儿南下平叛。所以说这是个馊主意，是因为阿鲁辉帖木儿一向野心勃勃，而且还是状元，所以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元顺帝，但多年以来，他都没有机会进大都，所以就一直在隐忍。在得到去南方的命令后，阿鲁辉帖木儿心花怒放，立即以皇帝的名义招兵买马，当他确认自己有实力后，就给元顺帝写了一封使其目瞪口呆的信：“祖宗把天下交付给你，瞧你现在搞的，一锅粥。你把国玺交给我吧，我让你看看怎么做皇帝。”
元顺帝一向脾气都很好，可看到这封信后，气得如炮仗一样爆了起来。因为人人有理由造反，可就是你阿鲁辉帖木儿没有理由。阿鲁辉帖木儿你不仅是皇族，还是状元，也就是说，你是蒙古族的骄傲，想不到连你都造反，这真是太没有天理了。
国防部部长秃坚帖木儿强烈要求亲自出马讨伐要国玺的这位王爷，元顺帝表示最大的支持，给钱给兵给粮。但秃坚帖木儿是个正义感远高于能力的人，很快就被阿鲁辉帖木儿打得大败。秃坚帖木儿逃回大都，后面只跟了个伙夫。1361年，元顺帝怒气难消，从各地抽调十万人分两路讨伐阿鲁辉帖木儿，这一次，十万大军势如破竹，成功地将阿鲁辉帖木儿活捉，送到大都处决。
元顺帝为这场胜利兴奋了好久，认为他的大元王朝已恢复活力，蒙古人的太阳正重新从地平线上升起。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嘴巴，把他打醒了。
众所周知，元王朝在北中国平叛红巾军的主力有两支，一支是孛罗帖木儿兵团，一支是察罕帖木儿兵团。孛罗帖木儿出身将军世家，所以没有察罕帖木儿那样传奇的崛起，但他是个出色的军事家，在镇压红巾军的军事行动中，屡创奇迹，刘福通斩首行动中的东路军兵团就是被他扫平的。察罕帖木儿死后，养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那庞大的遗产——骁勇善战的兵团和超级强大的影响力。
一山不能容二虎，这话早就有人提醒过元顺帝。但元顺帝偶尔会迸发出政治家的火花，他说：“这叫平衡，不能让一人独大。”不过，懂得平衡艺术的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那就根本无法控制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