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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
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1064-1068年),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1077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
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
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
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960年),到真宗后期(1020年),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发时期,大宋的经济是稳步增长的。
而从仁宗庆历中到神宗初期(1044-1068)这二十多年间,大宋自然灾害比较少,然而经济在这个时期增速却不大。
到熙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灾荒频发,连年旱灾、蝗灾,但这一时期经济也处于一个平缓期,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自然灾害虽然对大宋经济发展有影... -->>
原来杨逸提出统一税赋,计亩征收。这是针对农业税的改革,并未涉及商业税。而杨逸对大宋的商业税也一直没有深入研究过。
为了拟出切实可行的章程,杨逸不厌其烦,找来有关大宋商税的资料,仔细加以研究。
总体而言,大宋的商税非常全面,系统而详细,官府在各州、府、县、镇、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设置了场务、税务、税场等征税机构,派有专门的税监对市场销售的商品或道路过往的商品进行征税。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店宅、马、牛、驴、骡、囊驼等,及商人贩茶盐皆加以征税。
其他诸如蔬菜、柴薪、粮食、鱼鸭等百姓日常细碎交换的商品也经常成为征收的对象。
而大宋的商税征收,分为“住税”和“过税”两种,住税按商品总价值的3%征收商税;过税按商品总价值的2%征收商税。
有极少部分商品以实物征税,这类商品大多是当地征税机关日常需要的物品。这类商品按贯例征税10%。
总体而言,大宋的税率不算高,农业税在统一税赋后,按二十税一(两千斤粮食交税一百斤),由于免去了其他杂税,百姓还乐意接受。而现在商业大部分还是三十三税一。
杨逸认为,这样虽然有利于工商发展。但对农业人口而言,却有些不公平。
而且从手上资料看来,大宋商税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出现几次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从真宗天禧年间开始,大宋商税岁入出现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到仁宗庆历年间达到顶峰。
进入皇祐年间后,商税岁入开始回落,并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宋商品经济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因素,而非经济运行的内部机制。比如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等等对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
这更是值得杨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开始放睛了,金兽里的檀香已经息灭,丫环已经帮他换了两次茶,杨逸却仍陷在这些问题中不可自拔;
前世他不是学经济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条条地分析影响大宋经济波动的因素。清娘悄悄地来到书房好几回,见他不时挠头摇脑。极力思索到样子,虽然心疼,却又不敢打扰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内以免他分神。
杨逸提笔沾墨,先把大宋商税岁入数据列出来:
至道中(995-997年)。商税岁入400万贯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税岁入4500万贯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税岁入1204万贯。
庆历前期(1041-1044年),商税岁入1975万贯左右。
皇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年),商税岁入700万贯左右。
治平中(1064-1068年),846万贯左右。
熙宁十年(1077年)771万贯。
列完这些数据,杨逸再把政治、军事、经济政策、自然灾害这些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一一写在素笺上,进行仔细分析削减。
首先是政治,总体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较平稳,只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实施变法,政治上才有大的变动;
但从手上的数据来看,王安石变法多年后,到熙宁十年,商税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万贯之间,并没有多大变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政治因素应该不是影响大宋经济的主要原因。
经济政策方,大宋从建国开始,一直就鼓励工商,这一项政策从未变动过,在经济调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对商品经济进行管制和干预;
杨逸能查到的资料中,对经济干预比较大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了“厚农桑”与“减徭役”两条;
若是实行下去,这两条法令会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但事实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续了一年,很快就被废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颁布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钱、募役法等等,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对经济进行了干预,但从熙宁十年的商税收入来看,这些政策总体上对大宋的经济影响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灾害,大宋的自然灾害不少,特别象黄河决堤这种大灾,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仔细分析后杨逸发现,大宋建国以来,共有两个自然灾害频发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建国初(960年),到真宗后期(1020年),这一段时期几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范围的灾荒,而水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自然灾害。
第二个时期,是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年出现严重的旱灾和蝗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许多地区农业连年歉收,造成大面积饥荒。
但他手上的数据表明,在第一个灾害频发时期,大宋的经济是稳步增长的。
而从仁宗庆历中到神宗初期(1044-1068)这二十多年间,大宋自然灾害比较少,然而经济在这个时期增速却不大。
到熙丰年间,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灾荒频发,连年旱灾、蝗灾,但这一时期经济也处于一个平缓期,平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些数据表明。自然灾害虽然对大宋经济发展有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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