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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4]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主要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重视名声与节操，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此外并参考《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之崇祯元年记事。
[5]《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十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本来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与财政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军中勇将，几大战役中血战有名。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然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什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满。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什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那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明史·周延儒传》：“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落第，到三十五岁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进士，相貌相当不漂亮，[1]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也都有这种精神？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什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覆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那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连续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2]
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4]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主要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重视名声与节操，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此外并参考《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之崇祯元年记事。
[5]《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十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本来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与财政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军中勇将，几大战役中血战有名。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然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什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满。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各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什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那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明史·周延儒传》：“年甫二十余，美丽自喜。”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君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落第，到三十五岁才中了三甲第四十名进士，相貌相当不漂亮，[1]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也都有这种精神？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什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什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覆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那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连续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麻雀、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