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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好的理解秦桧，理解他为什么要反复的、强烈的禁绝民间私史了吧？
在当时，秦桧的刀锋所及，天下文士无不战战，就连北宋重臣，史学巨擎的司马光，竟也不能保护声名于身后。他以私人身份记录的《涑水记闻》，在绍兴六年，由相臣赵鼎“受上谕”，安排范冲整理刊印。而在“禁私史”事后，最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一而再，再而三的站出来，言之凿凿的强调说这本书和司马光绝无关系，实属伪作，请求朝廷禁毁此书。至于收留司马光后人，抚养司马伋长大的范冲，更被他尖锐指摘，说他败坏了先人名声，不管流放还是杀头都罪有应得。后人读史至此，真不知当哭、当笑？
～～～～～～～～～～～～～～
说几句或者不该说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观点，倒是和秦桧走得更近一些。
何珫这件事做的……至少，在我看来，很可疑。
何珫，是马伸的学生，也是他的外甥。据说，他手里一直都收藏着马伸写的原稿，一直很想为马伸争个清白，但顾虑到“秦会之凶焰方炽，岂可犯邪”，才咬牙隐忍。
这一忍，他就忍到了绍兴二十四年，这一年，他梦见马伸，据说，马伸在梦中告诉他，你要给我求一个清白。于是，他第二天就带着那份原稿进宫，之后的事……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我也无意假装说我对自己的判断极有信心……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写在这里。
在第一次阅读这段材料时，我就感到了一种轻微的不适，何珫给我的感觉，更象是一个“投机者”而非一个“勇士”。
绍兴二十四年，是个了解一点宋史的官员都会明白，秦桧的权势和辉煌已经远远超过了蔡京，成为了有宋开国以来最强大的权相，但同样，是个了解一点宋史的官员也应该还记得，有宋开国以来，那些二度、三度甚至曾经“金殿五度宣麻”的大臣们，都经历过怎样的起伏。
同时，秦桧……他已经老了。
历史上，秦桧死于隔年的绍兴二十五年，在当时，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而最妙的是，我们都知道，在宋朝，文官基本上是不会死的，即使是威重如秦桧者，也只能把那些让他切齿不已的对手们投向越来越远的边角，却不能直接送进风波亭。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何珫次年便已收获。
他只等了一年。
所以，我不喜欢何珫，也并不认可他说的“真相”，我甚至不觉得他的名字应该和胡铨、王庭珪们这些人放在一起。
那个时代自有真正的勇士，不需要努力堆砌更多的名字。他们站出来，激于义愤，或是对特定人物的忠诚，或者只是对某种精神、信仰的忠诚，虽然无能为力，却尽最大可能去鼓与呼，去向着火头冲刺。
比如说，那两位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优伶。
～～～～～～～～～～～～～～
绍兴十五年，赵构把望仙桥的一座府第赐给了秦桧，于是百官都去道贺，场面非常热闹。
那天，有一位伶人表现的特别出色，把大家都逗得非常开心，在气氛快要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当秦桧正要坐进摆在场地中央的座位，把活动摆进到下一项议程时，他突然把自己的包头扯掉，露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发型，而且用方巾折成“双叠胜”，顶在上面。
他的搭档问他：“此何镮？”这是什么发型啊？
镮，通鬟，在当时，是女人扎的发型，所以才会这样问。
他说，这是“二胜鬟”！（二圣还）
一句话说出，满场已是鸦雀无声，他们却还嫌不够，那个搭挡重重的打了他一下，说：你把太师交椅坐稳，收钱收东西就行了，这个（迎取被金人抓走的宋徽宗、宋钦宗还朝的）事情，丢到脑后去！
于是，“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
如是人物，青史竟无名。
诚如先生所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
秦桧所作的，远不仅是禁私史。
“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圆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嬖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当取观之，太息而已”
秦桧的目的，自然不问可知，但秦桧的努力，也终于失败。虽然他对于那些历史研究者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使得学者们在使用这一时期的原始史料汇编时，总得多作几方面的比对，甚至到了要把金人方面的资料置于更权威考量的地步，但……细节终究只是细节。
再把青树枰的细节重写一百遍，也改变不了整个桂军都被吃光抹净的事实，再把长津湖的损失写大一万倍，也改变不了跑路的是联合国军的事实……今天的普通人，只要没进文史圈子，九成九根本就不会去看南宋初年的“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但是，西湖边上，那个是坐着的，那个是跪着的，谁不知道？
……足矣。
～～～～～～～～～～～～～～
上面讲到了“秦桧死于隔年的绍兴二十五年”，当时，秦桧仍在相位。
……死在相位上，有宋前例来看，乃是极大的异数。
无论以因果报应天公有眼的传统角度来看，还是以紧张刺激分秒必争的好莱坞角度来看，秦桧之死，都是极具戏剧性，张力极强的一个事件。不要说差一周、一天，甚至只是差上一个时辰，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血淋淋的变化。
绍兴二十五年的秦桧，正如光绪三十四年的那拉氏，也如民国三十七年的蒋中正，在一种纠缠了几十年的刻骨仇恨驱使下，要在自己离开前，把没有了断，又还能够了断的事情，做个了断。
当渣滓洞的枪声响起，当珍妃井口水花飞溅……这一切，本来也可能发生在临安，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已经发展到了只差“临门一脚”的地步。
“秦桧擅权久，大诛杀以胁善类。末年，因赵忠简之子以起狱，谋尽覆张忠献、胡文定诸族，棘寺奏牍上矣。桧时已病，坐格天阁下，吏以牍进，欲落笔，手颤而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后摇手曰：“勿劳太师。”桧犹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数日而卒。狱事大解，诸公仅得全。”
绍兴二十五年，本来应该是血色弥漫的一年，这一年中，秦桧苦心积虑，制造了“大逆”案，除了要把老对手赵鼎灭门外，还要把其它对手如张浚、胡铨、李光等一网打尽。因为这是他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情，所以事必不假手，亲力亲为，结果，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将要走完最后一道程序的那一刻，他的病情突然发作，“竟不能字”，再三努力，也没能画上那个代表着圆满的句号。
……天有眼么？
但，若真有眼，风波亭外，天在那里？
只能叹息。
～～～～～～～～～～～～～～
赵鼎。
一德格天阁上，排名第一。
他的地位身份本来远远高过秦桧，乃是南渡后的第一任相臣，号称“中兴贤相”，但与秦桧斗法不敌，在绍兴八年败走，一贬再贬，始终未能翻身。在秦桧制造“大逆”案时，他已去世八年，“大逆”案的中心，是他的儿子，赵汾。
关于“大逆”案，并没有什么可说的，赵汾是个没有多少政治敏感性的人，他与和他一样缺乏敏感性的赵宋宗室赵令矜交游密切，被人罗织成罪，至于罪名，那都是自己提供的。
对秦桧来说，这个案子的中心目标是赵汾，外延目标是其它所有和秦桧有着仇恨的敌人们，但从案子本身的角度来说，这个缺乏政治敏感性，总是摆不正自己位置的赵令矜，才是重点人物。
赵令矜是个大嘴巴，大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曾经和其它很多人一起看秦桧的《家庙记》，其它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夸夸这文字不错，他一开口，就是引经据典。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冲人家家庙说这个话，就等于说，到同事家里串门，看见人家的婚纱照，咱们么，要么夸完人家漂亮然后说吉祥话，要么说完吉祥话然后夸人家漂亮，可偏有一位，直目竖眼看着照片在那里掐日子，说，哟，你们结婚有年头了啊，眼看就是七年之痒啦！
得罪秦桧也就罢了，另外一次，赵令矜和国家教委的领导一起喝酒，边喝，边感叹说，现在这世道真是不好，皇帝糊涂奸臣做乱，唉……这样下去怎么办啊。
虽然说宋人骂骂皇帝不是多大的事，但也要看谁来骂，赵令矜的悲剧，就在于他和文人们混得太久太投入，结果忘了自己也是有着广义上的合法继承权的赵氏子孙，是曾经手持金锏，能够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八贤王赵德昭之后，而不是一个姓赵的普通文官。
赵令矜定“大逆”，之后，便是对赵汾无休止的迅问，逼着他把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吐出来，画上手印。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秦桧曾经亲自拟过一张五十三人的名单，当中包括了胡铨、李光、张浚……和其它许多人，他必须确保，这些人要由赵汾供出来，然后定成死罪，办成铁案。
……所幸，天未假其年。
～～～～～～～～～～～～～～
在上面，出现了张浚这个名字。
他是南宋大将，更出将入相，在赵鼎、李光先后败走后，他一度曾成为秦桧的重要对手，并一样享受到了名留一德格天阁的待遇，是当时第一等的大人物。
……不过，我这里专门又提出来说他，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人物，而是因为，他身上一样有一桩文祸。
而且，是南宋第一桩文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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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
这两句诗，是曲端的作品，也是曲端的死因。
曲端，是南宋初年川陕战区的重要将领，有能力有威望，但问题是，他同时也有一个坏脾气和一张大嘴巴。顶撞上级，轻视同级，都是家常便饭。
某一次宋金会战前，曲端对上级的方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被采纳。会战失败后，他到处去说自己的意见有多么正确，这一下终于激怒了张浚，于是，就有有心人把曲端的诗抄了一首拿来。
“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
结合南宋初年的局势，这个罪名一下就套上了，“指斥乘舆”，你把意思说清楚，你在说谁不去光复关中，你在说谁划着小船往南边跑？
曲端被治罪，贬斥，很快就在贬所死于私刑，时年未届四十。
后来，张浚在多个不同场所表示了自己的后悔，也的确采取了一些补偿的措施，然而，斯人已逝。
周密比之为：“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
曲端的这件事情，虽然从主角到配角到所有相关人员都是武将，但却是一起比较典型的文祸，无中生有，却又解之合节，把那种若有若无的味道把握的很好，属于那种“一语点破，无从分说”的类型。在整个临安十八年中，能够与之相比的，大概也只有吴元美鸣条案了。
～～～～～～～～～～～～～～
吴元美，是李光《小史》案中的人物，他在李光治私史案发后，写了一篇《夏二子文》，声讨“夏二子”，也就是夏天出来活动的苍蝇和蚊子，里面有一句非常妙的双关语。
“夏告终于鸣条，二子之族，殆无遗类。”
这个“鸣条”，可以理解为风把树枝吹响，指秋风起，夏日终，但同时，鸣条又是一个地名，是夏商易姓革命的主战场，这儿的妙处，就在于“夏”与“鸣条”都可以作双重解释，又都能顺畅成文。但日后被定罪，也就定在这儿，假借四季更换，鼓吹易姓革命，想做什么呢你？
这篇文章出来后，就有人想上纲上线，初次尝试未成功，被上级官员驳回，最后，反而是在吴元美家里找到了突破口，才打动秦桧，对吴元美施以处置。
吴元美家中，有“潜光亭”和“商隐堂”，他的同乡郑炜抓住这两个名字上报，说“潜光”就是讲他潜心于李光，要结党，“商隐”那是自比不仕秦的商山四隐，表明他无意事秦，这样的分析诚然诛心，但也的确古雅，算得还有些些北宋文案相战时的余绪。
～～～～～～～～～～～～～～
写到这里，已经快到一万字，突破了《无以言》的七千字，也超过了《桃花》的八千字。但虽然已经提到了很多人名，可要与那十八年中被打击者的长长名单相比，这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介绍这些名字，不能一一记录这些事迹，但史自有书，名自长垂。
……再讲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临安》也便完结。
在故事的结尾，让我们回到开头，回到胡铨的身上。在他被从广东驱赶到海南的路上，张棣刻意选择了一名刻薄的使臣押解，但，这名使臣却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胡铨路过雷州，当地的太守叫王彦，被评价为“虽不学而有识”，虽然文字上不行，但做事情有办法。他同情并且尊重胡铨，就找了一个借口，说这个押送的人涉嫌走私，直接抓了起来，自己派了人护送，并提供了丰厚的盘缠。
当时，已经是绍兴十八年了，岳飞已经死了六年，赵鼎也在前一年自尽了，但仍然有这样的人，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力所能及的庇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此谓，公道自在人心。
～～～～～～～～～～～～～～
最后的几句闲话：南宋史，并非可以让人激昂或兴奋的一部史书，赵构与秦桧，都不是在身后留有美名的人物，但是，若读到南明史时，却会忍不住让人叹息，时无王谢、桓刘，也便罢了，何以欲求一赵构也不可得？而以欲求一秦桧也不可得？
何以，致此？！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
我们很好的理解秦桧，理解他为什么要反复的、强烈的禁绝民间私史了吧？
在当时，秦桧的刀锋所及，天下文士无不战战，就连北宋重臣，史学巨擎的司马光，竟也不能保护声名于身后。他以私人身份记录的《涑水记闻》，在绍兴六年，由相臣赵鼎“受上谕”，安排范冲整理刊印。而在“禁私史”事后，最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一而再，再而三的站出来，言之凿凿的强调说这本书和司马光绝无关系，实属伪作，请求朝廷禁毁此书。至于收留司马光后人，抚养司马伋长大的范冲，更被他尖锐指摘，说他败坏了先人名声，不管流放还是杀头都罪有应得。后人读史至此，真不知当哭、当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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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句或者不该说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观点，倒是和秦桧走得更近一些。
何珫这件事做的……至少，在我看来，很可疑。
何珫，是马伸的学生，也是他的外甥。据说，他手里一直都收藏着马伸写的原稿，一直很想为马伸争个清白，但顾虑到“秦会之凶焰方炽，岂可犯邪”，才咬牙隐忍。
这一忍，他就忍到了绍兴二十四年，这一年，他梦见马伸，据说，马伸在梦中告诉他，你要给我求一个清白。于是，他第二天就带着那份原稿进宫，之后的事……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我也无意假装说我对自己的判断极有信心……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写在这里。
在第一次阅读这段材料时，我就感到了一种轻微的不适，何珫给我的感觉，更象是一个“投机者”而非一个“勇士”。
绍兴二十四年，是个了解一点宋史的官员都会明白，秦桧的权势和辉煌已经远远超过了蔡京，成为了有宋开国以来最强大的权相，但同样，是个了解一点宋史的官员也应该还记得，有宋开国以来，那些二度、三度甚至曾经“金殿五度宣麻”的大臣们，都经历过怎样的起伏。
同时，秦桧……他已经老了。
历史上，秦桧死于隔年的绍兴二十五年，在当时，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而最妙的是，我们都知道，在宋朝，文官基本上是不会死的，即使是威重如秦桧者，也只能把那些让他切齿不已的对手们投向越来越远的边角，却不能直接送进风波亭。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何珫次年便已收获。
他只等了一年。
所以，我不喜欢何珫，也并不认可他说的“真相”，我甚至不觉得他的名字应该和胡铨、王庭珪们这些人放在一起。
那个时代自有真正的勇士，不需要努力堆砌更多的名字。他们站出来，激于义愤，或是对特定人物的忠诚，或者只是对某种精神、信仰的忠诚，虽然无能为力，却尽最大可能去鼓与呼，去向着火头冲刺。
比如说，那两位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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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五年，赵构把望仙桥的一座府第赐给了秦桧，于是百官都去道贺，场面非常热闹。
那天，有一位伶人表现的特别出色，把大家都逗得非常开心，在气氛快要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当秦桧正要坐进摆在场地中央的座位，把活动摆进到下一项议程时，他突然把自己的包头扯掉，露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发型，而且用方巾折成“双叠胜”，顶在上面。
他的搭档问他：“此何镮？”这是什么发型啊？
镮，通鬟，在当时，是女人扎的发型，所以才会这样问。
他说，这是“二胜鬟”！（二圣还）
一句话说出，满场已是鸦雀无声，他们却还嫌不够，那个搭挡重重的打了他一下，说：你把太师交椅坐稳，收钱收东西就行了，这个（迎取被金人抓走的宋徽宗、宋钦宗还朝的）事情，丢到脑后去！
于是，“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
如是人物，青史竟无名。
诚如先生所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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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所作的，远不仅是禁私史。
“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圆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嬖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当取观之，太息而已”
秦桧的目的，自然不问可知，但秦桧的努力，也终于失败。虽然他对于那些历史研究者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使得学者们在使用这一时期的原始史料汇编时，总得多作几方面的比对，甚至到了要把金人方面的资料置于更权威考量的地步，但……细节终究只是细节。
再把青树枰的细节重写一百遍，也改变不了整个桂军都被吃光抹净的事实，再把长津湖的损失写大一万倍，也改变不了跑路的是联合国军的事实……今天的普通人，只要没进文史圈子，九成九根本就不会去看南宋初年的“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但是，西湖边上，那个是坐着的，那个是跪着的，谁不知道？
……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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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到了“秦桧死于隔年的绍兴二十五年”，当时，秦桧仍在相位。
……死在相位上，有宋前例来看，乃是极大的异数。
无论以因果报应天公有眼的传统角度来看，还是以紧张刺激分秒必争的好莱坞角度来看，秦桧之死，都是极具戏剧性，张力极强的一个事件。不要说差一周、一天，甚至只是差上一个时辰，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血淋淋的变化。
绍兴二十五年的秦桧，正如光绪三十四年的那拉氏，也如民国三十七年的蒋中正，在一种纠缠了几十年的刻骨仇恨驱使下，要在自己离开前，把没有了断，又还能够了断的事情，做个了断。
当渣滓洞的枪声响起，当珍妃井口水花飞溅……这一切，本来也可能发生在临安，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已经发展到了只差“临门一脚”的地步。
“秦桧擅权久，大诛杀以胁善类。末年，因赵忠简之子以起狱，谋尽覆张忠献、胡文定诸族，棘寺奏牍上矣。桧时已病，坐格天阁下，吏以牍进，欲落笔，手颤而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后摇手曰：“勿劳太师。”桧犹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数日而卒。狱事大解，诸公仅得全。”
绍兴二十五年，本来应该是血色弥漫的一年，这一年中，秦桧苦心积虑，制造了“大逆”案，除了要把老对手赵鼎灭门外，还要把其它对手如张浚、胡铨、李光等一网打尽。因为这是他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情，所以事必不假手，亲力亲为，结果，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将要走完最后一道程序的那一刻，他的病情突然发作，“竟不能字”，再三努力，也没能画上那个代表着圆满的句号。
……天有眼么？
但，若真有眼，风波亭外，天在那里？
只能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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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
一德格天阁上，排名第一。
他的地位身份本来远远高过秦桧，乃是南渡后的第一任相臣，号称“中兴贤相”，但与秦桧斗法不敌，在绍兴八年败走，一贬再贬，始终未能翻身。在秦桧制造“大逆”案时，他已去世八年，“大逆”案的中心，是他的儿子，赵汾。
关于“大逆”案，并没有什么可说的，赵汾是个没有多少政治敏感性的人，他与和他一样缺乏敏感性的赵宋宗室赵令矜交游密切，被人罗织成罪，至于罪名，那都是自己提供的。
对秦桧来说，这个案子的中心目标是赵汾，外延目标是其它所有和秦桧有着仇恨的敌人们，但从案子本身的角度来说，这个缺乏政治敏感性，总是摆不正自己位置的赵令矜，才是重点人物。
赵令矜是个大嘴巴，大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曾经和其它很多人一起看秦桧的《家庙记》，其它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夸夸这文字不错，他一开口，就是引经据典。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冲人家家庙说这个话，就等于说，到同事家里串门，看见人家的婚纱照，咱们么，要么夸完人家漂亮然后说吉祥话，要么说完吉祥话然后夸人家漂亮，可偏有一位，直目竖眼看着照片在那里掐日子，说，哟，你们结婚有年头了啊，眼看就是七年之痒啦！
得罪秦桧也就罢了，另外一次，赵令矜和国家教委的领导一起喝酒，边喝，边感叹说，现在这世道真是不好，皇帝糊涂奸臣做乱，唉……这样下去怎么办啊。
虽然说宋人骂骂皇帝不是多大的事，但也要看谁来骂，赵令矜的悲剧，就在于他和文人们混得太久太投入，结果忘了自己也是有着广义上的合法继承权的赵氏子孙，是曾经手持金锏，能够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八贤王赵德昭之后，而不是一个姓赵的普通文官。
赵令矜定“大逆”，之后，便是对赵汾无休止的迅问，逼着他把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吐出来，画上手印。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秦桧曾经亲自拟过一张五十三人的名单，当中包括了胡铨、李光、张浚……和其它许多人，他必须确保，这些人要由赵汾供出来，然后定成死罪，办成铁案。
……所幸，天未假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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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出现了张浚这个名字。
他是南宋大将，更出将入相，在赵鼎、李光先后败走后，他一度曾成为秦桧的重要对手，并一样享受到了名留一德格天阁的待遇，是当时第一等的大人物。
……不过，我这里专门又提出来说他，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人物，而是因为，他身上一样有一桩文祸。
而且，是南宋第一桩文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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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
这两句诗，是曲端的作品，也是曲端的死因。
曲端，是南宋初年川陕战区的重要将领，有能力有威望，但问题是，他同时也有一个坏脾气和一张大嘴巴。顶撞上级，轻视同级，都是家常便饭。
某一次宋金会战前，曲端对上级的方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被采纳。会战失败后，他到处去说自己的意见有多么正确，这一下终于激怒了张浚，于是，就有有心人把曲端的诗抄了一首拿来。
“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
结合南宋初年的局势，这个罪名一下就套上了，“指斥乘舆”，你把意思说清楚，你在说谁不去光复关中，你在说谁划着小船往南边跑？
曲端被治罪，贬斥，很快就在贬所死于私刑，时年未届四十。
后来，张浚在多个不同场所表示了自己的后悔，也的确采取了一些补偿的措施，然而，斯人已逝。
周密比之为：“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
曲端的这件事情，虽然从主角到配角到所有相关人员都是武将，但却是一起比较典型的文祸，无中生有，却又解之合节，把那种若有若无的味道把握的很好，属于那种“一语点破，无从分说”的类型。在整个临安十八年中，能够与之相比的，大概也只有吴元美鸣条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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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美，是李光《小史》案中的人物，他在李光治私史案发后，写了一篇《夏二子文》，声讨“夏二子”，也就是夏天出来活动的苍蝇和蚊子，里面有一句非常妙的双关语。
“夏告终于鸣条，二子之族，殆无遗类。”
这个“鸣条”，可以理解为风把树枝吹响，指秋风起，夏日终，但同时，鸣条又是一个地名，是夏商易姓革命的主战场，这儿的妙处，就在于“夏”与“鸣条”都可以作双重解释，又都能顺畅成文。但日后被定罪，也就定在这儿，假借四季更换，鼓吹易姓革命，想做什么呢你？
这篇文章出来后，就有人想上纲上线，初次尝试未成功，被上级官员驳回，最后，反而是在吴元美家里找到了突破口，才打动秦桧，对吴元美施以处置。
吴元美家中，有“潜光亭”和“商隐堂”，他的同乡郑炜抓住这两个名字上报，说“潜光”就是讲他潜心于李光，要结党，“商隐”那是自比不仕秦的商山四隐，表明他无意事秦，这样的分析诚然诛心，但也的确古雅，算得还有些些北宋文案相战时的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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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已经快到一万字，突破了《无以言》的七千字，也超过了《桃花》的八千字。但虽然已经提到了很多人名，可要与那十八年中被打击者的长长名单相比，这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介绍这些名字，不能一一记录这些事迹，但史自有书，名自长垂。
……再讲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临安》也便完结。
在故事的结尾，让我们回到开头，回到胡铨的身上。在他被从广东驱赶到海南的路上，张棣刻意选择了一名刻薄的使臣押解，但，这名使臣却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胡铨路过雷州，当地的太守叫王彦，被评价为“虽不学而有识”，虽然文字上不行，但做事情有办法。他同情并且尊重胡铨，就找了一个借口，说这个押送的人涉嫌走私，直接抓了起来，自己派了人护送，并提供了丰厚的盘缠。
当时，已经是绍兴十八年了，岳飞已经死了六年，赵鼎也在前一年自尽了，但仍然有这样的人，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力所能及的庇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此谓，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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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几句闲话：南宋史，并非可以让人激昂或兴奋的一部史书，赵构与秦桧，都不是在身后留有美名的人物，但是，若读到南明史时，却会忍不住让人叹息，时无王谢、桓刘，也便罢了，何以欲求一赵构也不可得？而以欲求一秦桧也不可得？
何以，致此？！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