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30—1931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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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帘后,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这里让人乐于重返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家。
每隔一个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后,尼尔森太太和我会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缝被子。这群太太中间最阔气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栋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我们就在她家宽敞的会客厅里碰头。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小孩,却一下子感觉如鱼得水。我们会一起用某个会员带来的图样和面料缝制同一床被子,缝完一床就换一床,每床被子大约要缝四个月。据我所知,正是这群太太缝出了我那间粉色卧室床上名叫“爱尔兰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带绿茎的紫色鸢尾在中心交会。“有朝一日,我们也会为你做一床被子,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告诉我。她开始把店里布摊的边角料存起来,把每片碎布都放进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时,我们会谈起它:“一位女士买了十码半漂亮的蓝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码给你存起来了。”她说。而我已经挑好了图样:双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环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方形布料拼起来的。
每个月,尼尔森太太和我都会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银器。她会从餐室橱柜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沉重的红木盒子,里面装着她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套餐具。尼尔森太太告诉我,这也是她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摆成一排。我则从客厅的壁炉架上取来两只小银碗和四支烛台,从餐具柜里取来一个大浅盘,再从她的卧室里取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用细长的手写体写着尼尔森太太的芳名“维奥拉”。我们还会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剂、几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只花饰华丽的勺子,尼尔森太太指着自己的锁骨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擦亮。”说话时,她并没有正视我。
我轻抚着脖子上的项链,一路摸到了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伸出双手到颈后,解开搭扣。
“用刷子吧,动作轻些。”她说。
“这是祖母给我的。”我告诉她。
她望着我,笑了。“还要用温水。”她说。
我用刷子一路刷过,暗沉沉、灰扑扑的项链登时变得熠熠生辉,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达十字架也再次活灵活现起来。
“瞧,”当我洗净、擦干项链又重新戴上时,尼尔森太太说,“好看多了。”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心里却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这条项链对我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搬到尼尔森家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吃晚餐时,尼尔森先生说:“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为尼尔森先生会提起他们正在筹备的拉什莫尔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回过了神,尼尔森夫妇要谈的是别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刚来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有人给你取名叫多萝西。”她说,“你是格外中意这个名字吗?”
“不怎么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状况。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尼尔森先生说。
我点点头。
“嗯。”尼尔森先生的双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这个名字的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从法律上讲暂时还不算是,但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把你当女儿看待了,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把我们当父母看待。”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一时间我茫然无措。我对尼尔森夫妇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赏也好,却跟亲子之爱并不相同,应该说是不尽相同。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清。我很高兴能跟这样一对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也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安静、谦虚的做派,我感谢他们收留我。但我每天都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是多么南辕北辙。他们非我族类,也绝不会是。
对于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担得起这副担子。
“不要逼她,汉克。”尼尔森太太扭头面对着我,说道,“不要急,决定了再告诉我们。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家都会有你的位置。”
几天后,在商店罐头食品区的货架旁,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嗓音。我认得出那个人的声音,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我把余下的玉米和豌豆罐头放到面前的货架上,拿起空纸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对方是谁。
“我可以干计件工,来跟你换东西,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听到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尼尔森先生说。
每天都有人来到店里,嘴里说着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么要求赊账,要么提议用东西换货。看上去,尼尔森先生每天傍晚都会带些从顾客那里得来的东西回家:一打鸡蛋啦,叫“lefse”的挪威软饼啦,一条长长的针织围巾啦。尼尔森太太会翻个白眼,说句“哎呀”,但并没有怨气。我觉得她很为尼尔森先生自豪:他不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萝西?”
我转过身,略微吃了一惊: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头发又乱又长,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说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一个离他自己家三十英里的杂货店做什么?
“嗯,真是没想到。”他说,“你在这里工作?”
我点点头:“这里的店主……尼尔森夫妇……收留了我。”
尽管二月里寒气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阳穴却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开心吗?”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举动为什么这么怪,“伯恩太太怎么样?”我设法换个话头客套几句。
他眨了几下眼睛:“看来你还没有听说。”
“对不起,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嘴里说:“她不是个坚强的女人,多萝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别人施恩。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脸扭曲了,“范妮走了以后,那……”
“范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大吃一惊,但我确实很惊讶。
“是在你走后没几个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来了,说她那个住在帕克拉皮兹的女儿想让她跟他们一起住,范妮决心离开。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觉得洛伊丝只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还记得去年春天那阵诡异的暴风雨吗?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丝抬脚走进了风暴里,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发现她冻死在离我家大约四英里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触动。但我没有。“我很遗憾。”我告诉他。我猜自己确实很遗憾,为他,为他那一团糟的生活。但对伯恩太太,我实在找不出一丝悲伤。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时时紧锁的眉头,想起她只把我当作可以使唤的人手,除了穿针引线的十指别无他用。我并不为她离开人世开心,但我也并不遗憾。
当天吃晚餐时,我告诉尼尔森夫妇,我会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画上了句号,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尽管我难以相信自己还会一路吉星高照,但对抛在脑后的昔日,我却没有任何怀念。因此几年后,当尼尔森夫妇告诉我他们想收养我时,我欣然答应下来。我会当好他们的女儿,尽管我永远无法逼着自己开口称呼他们“爸爸”“妈妈”,我们之间感觉太拘礼了些,没法用这种称呼。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是尼尔森家里人了,他们会管我,照顾我。
随着时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记起。我没有昔日留下的旧照、信件甚至书籍,只有祖母留下的爱尔兰十字架。尽管那条克拉达项链很少离身,但随着我日渐长大,我却逃不开一个念头:血亲只给我留下了一件东西,而留下它的那个女人将自己的独生子及其家人赶上了茫茫大海,赶上了一叶孤舟,尽管她明知道,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平整的人行道。大宅之中,在一幅窗帘后,客厅里还亮着一盏灯。这里让人乐于重返它的怀抱,这是一个家。
每隔一个星期,星期四吃完晚餐以后,尼尔森太太和我会跟墨菲太太及其他六位女士一起缝被子。这群太太中间最阔气的那位住在城郊一栋宏伟的维多利亚式大宅里,我们就在她家宽敞的会客厅里碰头。在一屋子女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小孩,却一下子感觉如鱼得水。我们会一起用某个会员带来的图样和面料缝制同一床被子,缝完一床就换一床,每床被子大约要缝四个月。据我所知,正是这群太太缝出了我那间粉色卧室床上名叫“爱尔兰花冠”的被子——黑色的背景上,四朵带绿茎的紫色鸢尾在中心交会。“有朝一日,我们也会为你做一床被子,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告诉我。她开始把店里布摊的边角料存起来,把每片碎布都放进一个写着我名字的扁皮箱。吃晚餐时,我们会谈起它:“一位女士买了十码半漂亮的蓝色印花布,我把剩下的半码给你存起来了。”她说。而我已经挑好了图样:双婚戒花色,也就是一串相扣的环形,是用一小块一小块方形布料拼起来的。
每个月,尼尔森太太和我都会在某星期日下午擦擦银器。她会从餐室橱柜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沉重的红木盒子,里面装着她母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一套餐具。尼尔森太太告诉我,这也是她继承的唯一一件遗物。她一件接一件取出餐具,在桌上的抹布上摆成一排。我则从客厅的壁炉架上取来两只小银碗和四支烛台,从餐具柜里取来一个大浅盘,再从她的卧室里取来一个盒子,盒子上用细长的手写体写着尼尔森太太的芳名“维奥拉”。我们还会用上一罐沉甸甸、泥巴色的膏剂、几把又小又硬的刷子、清水和一大堆抹布。
一次,我正在擦拭一只花饰华丽的勺子,尼尔森太太指着自己的锁骨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它擦亮。”说话时,她并没有正视我。
我轻抚着脖子上的项链,一路摸到了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伸出双手到颈后,解开搭扣。
“用刷子吧,动作轻些。”她说。
“这是祖母给我的。”我告诉她。
她望着我,笑了。“还要用温水。”她说。
我用刷子一路刷过,暗沉沉、灰扑扑的项链登时变得熠熠生辉,一度晦暗失色的克拉达十字架也再次活灵活现起来。
“瞧,”当我洗净、擦干项链又重新戴上时,尼尔森太太说,“好看多了。”尽管她一个字也没有问,我心里却清楚,她正在示意,她明白这条项链对我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我搬到尼尔森家以后,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吃晚餐时,尼尔森先生说:“多萝西,尼尔森太太和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我以为尼尔森先生会提起他们正在筹备的拉什莫尔山之行,但他望望自己的妻子,而她对我微微一笑。我回过了神,尼尔森夫妇要谈的是别的事情,更重大的事。
“在你刚来明尼苏达州的时候,有人给你取名叫多萝西。”她说,“你是格外中意这个名字吗?”
“不怎么中意。”我不太摸得清楚状况。
“你知道我家的薇薇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吧?”尼尔森先生说。
我点点头。
“嗯。”尼尔森先生的双手平放在桌上,“如果你能沿用‘薇薇安’这个名字的话,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从法律上讲暂时还不算是,但我们心里已经开始把你当女儿看待了,我们也希望你开始把我们当父母看待。”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一时间我茫然无措。我对尼尔森夫妇的感情——感激也好、尊重也好、欣赏也好,却跟亲子之爱并不相同,应该说是不尽相同。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却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说清。我很高兴能跟这样一对夫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也已经开始了解他们安静、谦虚的做派,我感谢他们收留我。但我每天都会意识到,自己与他们是多么南辕北辙。他们非我族类,也绝不会是。
对于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担得起这副担子。
“不要逼她,汉克。”尼尔森太太扭头面对着我,说道,“不要急,决定了再告诉我们。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家都会有你的位置。”
几天后,在商店罐头食品区的货架旁,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嗓音。我认得出那个人的声音,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我把余下的玉米和豌豆罐头放到面前的货架上,拿起空纸箱,慢慢站起身,暗自希望能偷偷瞧瞧对方是谁。
“我可以干计件工,来跟你换东西,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听到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男人对尼尔森先生说。
每天都有人来到店里,嘴里说着一堆不付款的理由,要么要求赊账,要么提议用东西换货。看上去,尼尔森先生每天傍晚都会带些从顾客那里得来的东西回家:一打鸡蛋啦,叫“lefse”的挪威软饼啦,一条长长的针织围巾啦。尼尔森太太会翻个白眼,说句“哎呀”,但并没有怨气。我觉得她很为尼尔森先生自豪:他不仅如此善良,而且有法子如此善良。
“多萝西?”
我转过身,略微吃了一惊:那是伯恩先生。他的褐色头发又乱又长,双眼布满了血丝,我说不清他是否一直在酗酒。他到这里来做什么?到一个离他自己家三十英里的杂货店做什么?
“嗯,真是没想到。”他说,“你在这里工作?”
我点点头:“这里的店主……尼尔森夫妇……收留了我。”
尽管二月里寒气逼人,伯恩先生的太阳穴却滴下了一溜汗珠。他用手背擦了擦:“那你待得开心吗?”
“是的,先生。”我不明白他的举动为什么这么怪,“伯恩太太怎么样?”我设法换个话头客套几句。
他眨了几下眼睛:“看来你还没有听说。”
“对不起,什么意思?”
他摇摇头,嘴里说:“她不是个坚强的女人,多萝西。受不了屈辱,受不了求别人施恩。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哪天不在琢磨啊。”他的脸扭曲了,“范妮走了以后,那……”
“范妮走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大吃一惊,但我确实很惊讶。
“是在你走后没几个星期的事。有天早上她来了,说她那个住在帕克拉皮兹的女儿想让她跟他们一起住,范妮决心离开。剩下的人都走光了,知道吧,我觉得洛伊丝只是受不了……”他用手在脸上摸了一把,仿佛想把五官通通抹去,“还记得去年春天那阵诡异的暴风雨吗?四月下旬那次。嗯,洛伊丝抬脚走进了风暴里,一步步直往前走。有人发现她冻死在离我家大约四英里的地方。”
我想同情伯恩先生,我想有所触动。但我没有。“我很遗憾。”我告诉他。我猜自己确实很遗憾,为他,为他那一团糟的生活。但对伯恩太太,我实在找不出一丝悲伤。我想起她冰冷的眼神,时时紧锁的眉头,想起她只把我当作可以使唤的人手,除了穿针引线的十指别无他用。我并不为她离开人世开心,但我也并不遗憾。
当天吃晚餐时,我告诉尼尔森夫妇,我会沿用他们女儿的名字。就在那一刻,昔日画上了句号,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尽管我难以相信自己还会一路吉星高照,但对抛在脑后的昔日,我却没有任何怀念。因此几年后,当尼尔森夫妇告诉我他们想收养我时,我欣然答应下来。我会当好他们的女儿,尽管我永远无法逼着自己开口称呼他们“爸爸”“妈妈”,我们之间感觉太拘礼了些,没法用这种称呼。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是尼尔森家里人了,他们会管我,照顾我。
随着时光流逝,我真正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难以记起。我没有昔日留下的旧照、信件甚至书籍,只有祖母留下的爱尔兰十字架。尽管那条克拉达项链很少离身,但随着我日渐长大,我却逃不开一个念头:血亲只给我留下了一件东西,而留下它的那个女人将自己的独生子及其家人赶上了茫茫大海,赶上了一叶孤舟,尽管她明知道,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