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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一个很熟悉的朋友，某一天，他近在咫尺，你却看不见他的脸，你还会像以往一样跟他袒露心扉、畅所欲言吗？
你可能会说上网聊天不就是这样吗？兴许看不见对方的脸，聊得才更尽兴、更游刃有余呢。
那就按你的逻辑走。你在网上聊天，和你看不到的好朋友。突然，又有一个陌生ID发来信息，说他才是你的好朋友，那个人是冒充的。你会怎么办？你相信谁？
向这两个人核实你们本应共晓的信息？比如你的生日、毕业学校、家庭住址……不太现实。如果第一个人能轻易和你聊上路，那他未必不知道这些。如果第二个人能自信满满地质疑第一个人，那么他就更有信息渠道。
你说，还是约出来见见真人吧。见了真人，一目了然。
两个人都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崩溃地发现，两个人全都毁容了！
1 _
这个下午我就以“工作交流”的名义来到了刑侦支队三队。分队长名叫薛仲凯，不到40岁，大麦秆子一样的身板儿，看上去还有点儿驼背，和我心目中的刑警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薛队官比谢队小，人却比他严肃，说话从来是目不斜视、笑不露齿。他向我一一介绍了几位跟我搭档的队员：白面书生苏玉甫，比我还小一岁，特长是搞电脑；猛男宋琦，一身腱子肉，据说除了他媳妇，打遍天下无敌手；另外两个都是女的，一个是廖洁，跟着出外勤，一个是王姐，负责内勤。
有领导在场，各位都有点儿拘谨，客套几句，匆匆退去。之前谢队也跟我打好了招呼，据说包括薛队在内，没谁知道我是从纪委抽调过来的。所以让我禁止“三瞎”：瞎问、瞎聊和瞎打听。我也不是傻子，既然搞得如此神秘，背地里又挂了块纪委的牌子，那肯定和纪律作风有关系，说不定是要我来挖什么惊天内幕的。
整个儿一无间道啊！
也许搞无间道的，都是按这个套路选人。所谓卧底，既要卧得住，又得来自底层。自然就是我这号的了。但凡有点儿关系和背景，能让人起疑的，那绝对不叫卧底，那就成内奸了。
整个下午我在幻想中开展自己的神秘任务。我用以前抓贼的功力瞄着屋里这几个人：他们正在给一起伤害案收尾，虽然忙，但井井有条。宋琦从法医中心取回了被害人的鉴定意见后，苏玉甫和廖洁给被害人做了告知笔录，王姐则在电脑前敲敲打打。整个办公室键盘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虽然各自忙碌着，但依旧有人见缝插针地开玩笑、扯闲篇。相比之下，里屋的薛队倒始终未露面，整个下午都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好像在汇报什么事情。
一个下午很正常地过去了。鱼不惊水不跳。
到了晚上，宋琦等人押着嫌疑人走了，王姐也拎起包跟我说了拜拜。薛队终于出屋了，告诉我今晚要值班，明天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我愣在了原地一会儿，回过神来才发现他已回屋了。竟然第一晚就让我值班！真是不人道。反正我什么也不会，值就值吧，反抗也是徒劳。我抬手看表，将近晚饭时间，于是下楼去食堂。好像来到刑侦支队的意义就剩这一日三餐了。
我心里边骂边下楼梯，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竟是谢队。
我颠颠地跑进去，准备好好倒倒苦水。谢队问我：“这一下午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
“谢队，没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到底叫我来干什么？”我弄出一脸苦相。
“没跟你说吗，现阶段赶紧融入三队。只有你尽快融入进去，能够协助处理案件，才有能力和机会完成这个任务！”看来他又准备跟我唱高调了。
我准备开溜，他却一把抓住我的后脖领子：“嘿，你小子，真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
我恭敬地等着他启蒙，他愣了愣，带我走到旁边的一处阴影里，用同样阴暗的声音问我：“你之前说有个同学在三队，那个同学你还有联系吗？”
真是奇怪。我那个同学叫李出阳，按说以前也是他谢队的兵，怎么给我的感觉他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呢？
我说：“李出阳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在警院四年一直都是一个宿舍的。后来分到一个分局，头两年联系得还挺频繁；后来他总说工作忙，一直没机会出来坐坐，就基本失去联系了。他从刑侦支队调走我还是听别的同学说的呢，不过具体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您知道吗？”
谢队直眉瞪眼地看着我：“他不是调走了。他是辞职了。”
“辞职？”我眼睛瞪得比他还大，“你的意思是他离开公安队伍了？不当警察了？”
谢队点点头，仿佛那也是他不愿接受的现实。
“为什么？”
他又开始打马虎眼儿：“你不是总是问你的任务是什么吗？好，既然你说你在三队没事儿干，那你就在这几天给我想办法联系上李出阳。但是你记住，”他在我脸前晃悠着食指，“你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你可以告诉他你来到了刑侦支队，但绝不能告诉他你是赵书记介绍过来的。至于见面的方式，你自己做主，可以是叙旧，也可以随便找个事由。我相信这点智商你还是有的吧！”
“那我见到他之后有什么要问的吗？”
“问他当初为什么辞职啊！你不是很好奇吗？就让他自己给你答案。”谢队整了整衣服，快步走向楼下自己的车，“当然，尽管有可能他说的不是实话。”说罢他开了车，扬长而去。
吃了饭回到办公室，薛队不知去了哪里。我在屋子里转悠了一会儿，想着谢队跟我说的那些奇怪的话，始终觉得莫名其妙。想当年李出阳在学校也有一号。他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才貌双全的人。人帅，脑袋机灵，做个实验、搞个现场模拟什么的，那些仪器在他手中就像玩具一样，被他摆弄得既听话又利落，从来都是一遍就过。不像我，用老师的话说就是看似挺灵，实际拙得要命；用铅粉扫个指纹都能把自己弄黑。
最难能可贵的是，李出阳不仅头脑聪明、身手敏捷，人还非常低调。这家伙出身书香世家，虽算不上博学多才，但斯文的气质还挺极致。遇事沉着冷静，吃了亏也能格外隐忍。所以在学校里追他的女生海了去了，排成队比食堂打饭还热闹呢。这家伙天生就是给别人当情敌的料。
当时我们一个宿舍四个人，另外两个是外地生，一毕业就回原籍工作了。只剩我和李出阳偶尔能见个面。不过这也是前两年的事，后来就因为他太忙基本上也碰不着了。
他辞职？难道说是攀了什么高枝，挣大钱去了？从性格上分析，不像。难道说是出了什么事儿，被清出公安队伍了？更不可能。连我这样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都战战兢兢过来了，李出阳城府那么深，更不会到这步田地。
这个谢队和赵书记，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我自己在办公室里瞎琢磨的工夫竟然睡着了。知道自己睡着，还是因为电台大叫一声，给惊醒了。我肿着眼睛一听，好像说的是哪里失火了，让相关人员到现场。我还没听完呢，电话就响了，是薛队打来的，让我赶紧到楼下等他，说去出那个现场。宋琦他们送审还没回来，办公室里没人，只能带我充数了。
我抬眼一看墙上的表，已经凌晨5点，天都露出鱼肚白了。果然是第二天就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没见过这么精确的部署！
我下了楼，薛队已经备好车，正闪着警灯等我呢。看他那架势，我就知道八成是硬仗。于是问他去哪儿，他说：“玉川！那里的精神病院着火了，得赶快过去看一眼。”
我跳上了车后，他又不放心地问我：“你胆儿不小吧？”
我一愣：“不小啊。小能干这行吗？”
然后就是一路无话。玉川是古城边上的一处山区，白天看是美丽的环山，环山中间，万物生长、花香鸟语，甚至有一些外省的游客还爱到那里游玩采风。但是一到晚上，那里的闭塞和幽静就凸显无遗，因为是环山，所以地势不平、层峦叠嶂，总是发生很惨烈的车祸。
这种地方往往也有优势。不久前有人在那里建了一所精神病院，接收那些老病号或者被社会遣送过去的、在外流离失所的疑似精神病的患者。没想到昨晚这家医院竟然失火了，而且烧得很彻底，三个小时才完全被扑灭。
医院成了一堆黑胡椒似的断壁残垣。所有的病人资料都没了，所有的监控设备都毁了，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本身就残缺和神秘的一座建筑，像团夭折的秘密一样，正随着浓烟渐渐淡去。
一片与外界隔绝的废墟，一群生前就胡言乱语的亡魂。这样的调查，怕是电视剧里也不多见吧！
当时刚刚破晓，我们驱车到达现场，那座乌黑得没了形状的建筑蹲坐在山脚下，灰白色的烟气从砖缝、地皮中吐出来，好像童话故事里的黑暗城堡一样。还没下车，一股股刺鼻的煳味和化学味道就向我们袭来，我的嗓子忽然像连续嘶喊了好几个小时一样痛哑。薛队扔给我一只口罩：“赶紧的，听说有三个幸存者刚被送到医院，再看看里面还有没有！”
跳下车，我们才发现正门已经被烧坏，铝合金变了形，我上去就要撞门，没想到刚一碰到门我就大叫起来。那哪是门啊，简直就是一块铁板烧，烫得我手指头瞬间红成了胡萝卜头。而且这是密码门，即使知道密码现在也无济于事了。
绕到被砸开的侧门，我们先上到二楼。二楼是生活区，也是防护措施最密集的区域。从门厅到走廊有两道密码门，所有窗户都上了护栏，所有楼梯间都安了护网。但此刻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无形无状的黑色物质，有的粘在墙上，有的脱落在地。我们拿着设备边走边拍，步步为营，生怕把某具化作灰烬的尸体漏掉。
我终于明白薛队为什么在车上问我胆大胆小了。那个场面我就是再抓十年贼可能也遇不上：尸体多数呈焦炭状，惨不忍睹。人体和其他物质一样，被烧后都会水分尽失、大幅度萎缩。不是亲眼所见的人是不会体会到那种惨烈的：蜷在角落里的连四肢躯干都难以辨别，像一团团风干的沥青；能看出人形的，模样更是可怖，粘在地板上，扭曲、狰狞，全是常人根本无法摆出的姿势。
他们当时一定经历了莫大的痛苦。尽管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尽管他们多数人都早已注定要孤独终老，但这样的死法，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废墟里一共发现七具被烧焦的尸体，全在二楼的生活区。几个先期勘查现场的同事把我和薛队叫过去，其中一个人指着身边的一扇被烧得漆黑一片的门说：“这间看上去像是药房。里面找到了一些酒精之类的痕迹，很有可能是起火点。”
踏进门去，我们发现这是个套间。外间比较宽敞，有椅子、桌子和电脑，里间像是休息室，有单人床和电视机。这里果然比其他地点损毁更严重。墙皮几乎全部脱落，房间里几乎不剩什么完整的物具。外间的外墙上有一扇窗子，又小又高，抬眼望去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空。
窗子下面有一只倒地的架子，看上去像是摆放器具和药物的。玻璃瓶和各种器皿碎了满地，像一片黑压压的蚂蚁。俯身闻去，果然还残留着一丝酒精味。
薛队让我拿着相机对窗子和药架子反复照相，又对别人说：“把这间屋子看好，仔细提取足迹和指纹。”
看完现场回到队里，领导们对这件事也是莫衷一是：精神病院是民办的，而且刚刚成立没多久，很有可能是管理不善、设备不全导致发生火灾。那么这就应该算是安全事故，得追究医院法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但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为纵火，同样不能小觑。可是别忘了，那间医院都是精神病人，如果是患者纵火，即使纵火者还活着，也无法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说到底，还是出在医院自身上。一条玩忽职守罪就能给管理者定性。
正在开会，薛队接到电话：医院法人已经逃逸。看来那位老兄已经心虚了。
依照薛队的指示，宋琦和我下午一直在医院附近走访，希望可以遇到目击者。我这也是新媳妇出嫁——头一遭，虽然有猛将宋琦带队，但基本也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在路上我就问他：“这玉川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难找到什么目击者了吧？我看还是以调医院外的监控为主吧。”
“你懂什么？”宋琦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医院外面马路上即使有摄像头，也都是交通探头，录的全是马路，能照到什么？”
我说：“那就算咱们绕着山路开上半天，估计也碰不上几个活人，怎么取证啊？”
我还真错了。虽然医院地处偏远，游人稀少，但一路这么开车过来，我才发现医院门口的主路是连接市区和郊区的干道，而且道边有一些农家院餐馆和小工厂。宋琦带着我挨家挨户地进去走访，刚开始的几户都表示当晚没有人出去或者没有路过那家医院，所以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在折腾了一下午后，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让我在一个洗车店里找到了两个当晚路过医院的工人，而且他们的话让我们眼睛一亮！
他们说，昨天他们去市里进车蜡，回来路过医院时大概晚上10点，那时候他们特地往医院大楼瞥了一眼，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至少说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停电。
之前说过，医院设备不完善，供电经常出现问题。那么停电之后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跟薛队汇报后，他沉吟片刻，说：“还是先去医院走访一下那几个幸存者吧。听说他们的状态都稳定了。”
我们驱车去了医院。路上我心里毛得不行，心想现场那些格外瘆人的尸体已经让我够呛了，这重伤员指不定恐怖成什么样呢。看来我这处女任务是相当严峻啊。
不过这位幸存者的状况没我想的那么严重，虽说也基本毁容了，脸被纱布和绷带紧紧包着，只露出双眼和双唇，但肢体还是完好的，被裹得像个粽子，四肢吊在病床上，鼻子上还插着好些管子。医生说他除了面部大部分烧伤外，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医生。”
我扭头冲薛队笑着：“这回好办了，这是大夫！我以为会碰见个胡说八道的病人呢！”
薛队牛眼一瞪：“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我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刘挚友。我是西北大学毕业的，37岁，你们可以去查。”他的声音沙哑缓顿，毫无音色可言，好在医院病房格外寂静，我支棱着耳朵才得以勉强听清。
然后他又报了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但他又说：“我的老家没人了，要不我也不会一个人在外面漂着。”
薛队问：“你还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吗？”
他指指床头柜上的一只手表：“那是我入院时戴的手表。别的东西就没有了，都被烧光了吧。”
据刘挚友说，当晚着火是意外。他们医院刚刚建立，再加上是私人医院，病人不多，设备也不齐全，停电是常事儿。当时恰逢停电，他和另一名叫方涛的医生安排所有的十个病人睡下，然后两个人轮流值夜。轮到刘挚友休息时，他就在药房里间的宿舍里睡觉，衣服都脱了，后来有个叫赵一多的病人非让给他开安眠药，否则睡不着觉。他就给他开了少量安定，不料赵一多大喊“不够”，两人起了争执，赵一多碰倒了药架子，酒精瓶被摔碎，酒精溅到蜡烛上，就发生了火灾。
我如实记录。又问：“后来你见过方涛医生吗？”
他摇摇头，显得很落寞：“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有他的消息吗？我的其他病人还好吗？”
回来的路上，薛队问我怎么看待这个人。我说：“思路清晰，情感自然，倒不像精神病。您怎么看？”
薛队点了一支烟：“你说得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不过如果真像刘挚友说得这么轻巧，这案子就完全是一起事故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是职业病犯了吧？
这会儿苏玉甫过来说：“刚才内勤联系西北大学和刘挚友的原籍了，确实有这么个人。不过因为伤者面部包扎得太严实，所以比对不了照片。”
薛队说：“不过，刘挚友的话倒是次要。主要是那块手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身上是不允许携带金属物或者饰品的。所以大概能判定他就是刘挚友。当然还要看接下来对另外两个幸存者的访问。”
2 _
第二个伤者比刘挚友严重些。全身45%二度烧伤，虽然生命暂无危险，但恐怕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康复治疗。他的整个头部也被包着，身上比刘挚友多插了一些管子。见我们进来，他显得有些惊恐，眼睛睁得很大，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加上脸上的纱布跟管子，有点儿像外星人。
薛队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说话。眨了一下眼睛，倒真像是外星人面对地球人的表情。
我大声说：“嘿，问你叫什么呢！”
旁边一个护士手里的瓶瓶罐罐在地上开了花。她尖叫着：“哎哟，你瞎嚷嚷什么？这是病房！没素质！”
“你有素质，动静一大连个盘子都端不住！”
薛队说：“行了！孙小圣，你给我闭嘴！”
病床上那位竟哆嗦了起来：“我叫刘挚友，是那家医院的医生。”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你再说一遍？”
薛队暗示我别露相。我又正色道：“你把你的证件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一下。”
对方报了身份证号，又说：“我叫刘挚友，安徽人，西北大学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他吃力地抬了抬头。这时，那个护士又要给他打针，半天没找到血管，搞得他咬牙切齿。完事后，他对护士说：“姑娘，你这扎针手法不对啊。我建议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用针头扎点滴管练习练习！”
“老家的电话呢？”
“我老家没电话。老家……没人了。”
“这里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除了方涛就没有了。他怎么样了？”
我知道此刻不能像之前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反问：“你把当时着火的经过跟我说一下？”
“当时着火？”对方好像呛了一下，气喘吁吁，“我早就跟院长说过，跟上面协调协调，老这么停电不是办法，有时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说说，病人晚上吃药、换药是常事，再说每个病人服药的时间都不一样，服的药物也不一样，有的要吃齐拉西酮，有的要吃氯丙嗪和利培酮。万一弄错了怎么办？有可能要出人命的！”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我不知道！当时我在值班室值夜，方涛在药房休息。后来我打了个盹儿睡着了，火就烧起来了。”
忽然他一脸惊恐，絮絮叨叨：“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
我和薛队对视了一眼，问：“你们那里晚上给不给病人吃安定一类的药？”
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不。我们医院从来没有安定。我们是以康复和救助为主的，那些药只有正规的大的治疗医院才有。进那些药是需要批文的！”
这就怪了，难道说医院里有两个医生都叫刘挚友？显然不太可能。那么他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在说瞎话。为什么说谎？是因为说谎者是精神病，还是因为这起着火事件有更深的阴谋？我感觉黑暗里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但推门一看，里面仍旧是一片漆黑。
从医院出来，我和薛队一路无话。然后他接了个电话，告诉我：“医院院长可能跑了。现在网上正在给挂逃犯。只剩下最后一个幸存者了！”
我说：“不会又是一个刘挚友吧？”
“但愿是赵一多！”
除了轻微的烧伤外，第三个幸存者行动基本自如，是在民警的陪伴下来到队里的。这个人30岁上下，方头大耳，目光有神。他的第一句话令我们精神一振：“我叫方涛，是医生！”
但我马上冷静下来，问他：“你的证件呢？”
“证件？”此人忽然激动起来，“你们家着火了你还能什么东西都齐全吗？别把我当犯人审！”
薛队挡在前面，语气缓和：“我们的意思是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你们爱信不信！”
“有没有你家人的联系方式？”
“没有！”
“你要配合工作，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这个自称方涛的人呆窘起来。几秒过后，忽然蜷身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主，想硬硬不起来，想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时手足无措了。
薛队拿出两张照片，分别是刚刚洗出来的之前两位伤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认得他们吗？”
对方鼻涕眼泪地仔细看着，指着第一位伤者的照片说：“这是几天前救助站送来的病人。”然后又仔细看着第二位伤者的照片，破涕为笑：“这是刘挚友！太棒了，他还活着！”
然后他就小孩子一样攥着第二张照片不撒手。
“包得这么严实，你怎么认出来的？”我很纳闷儿。
“那你就不要问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这倒是有几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又问：“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他们都说自己是刘挚友！”
“那多简单。刘挚友是医生，你们可以问问他医学常识，谁说得出来当然谁就是了！”
我想起之前第二位伤者向我们侃侃而谈说起给病人换药的细节和与护士的对话，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你还是给我们说说当晚着火的过程吧。”
“当晚……”对方只是重复我的话，然后忽然从椅子上跌倒在地，浑身缩成一团瑟瑟抖动，口中不知所云，“着火……火光冲天，惨叫……跑……”他竟然开始吐白沫了。我记着笔录，正琢磨措辞呢，一见这架势，还以为他模仿当时患者们的反应呢，还笑哈哈地说：“行了行了，你不用学这么生动，说主要的！”
“癫痫！”有人说。
我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控制住，让他缓病。癫痫俗称羊角风，是种很麻烦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来哭天抢地、要死要活，但症状一过去基本又和正常人无异了，这位“方涛”同志也一样。可只要恢复过来，再一提着火的事儿，他马上又会发病。好像是孙悟空听到了紧箍咒，没几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队赶紧嚷嚷：“先不提着火的事儿了，别刺激他！”我会意，愣了一会儿赶忙道：“那你说说着火以后的事儿？”没想到这老兄抽得更厉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队脸上，薛队揉着脸上的“五指山”冲我吼道：“孙小圣你闭嘴！”折腾了一个下午，我们一屋子人满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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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说上网聊天不就是这样吗？兴许看不见对方的脸，聊得才更尽兴、更游刃有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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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还是约出来见见真人吧。见了真人，一目了然。
两个人都出现在你的面前，然后你崩溃地发现，两个人全都毁容了！
1 _
这个下午我就以“工作交流”的名义来到了刑侦支队三队。分队长名叫薛仲凯，不到40岁，大麦秆子一样的身板儿，看上去还有点儿驼背，和我心目中的刑警形象简直有天壤之别。薛队官比谢队小，人却比他严肃，说话从来是目不斜视、笑不露齿。他向我一一介绍了几位跟我搭档的队员：白面书生苏玉甫，比我还小一岁，特长是搞电脑；猛男宋琦，一身腱子肉，据说除了他媳妇，打遍天下无敌手；另外两个都是女的，一个是廖洁，跟着出外勤，一个是王姐，负责内勤。
有领导在场，各位都有点儿拘谨，客套几句，匆匆退去。之前谢队也跟我打好了招呼，据说包括薛队在内，没谁知道我是从纪委抽调过来的。所以让我禁止“三瞎”：瞎问、瞎聊和瞎打听。我也不是傻子，既然搞得如此神秘，背地里又挂了块纪委的牌子，那肯定和纪律作风有关系，说不定是要我来挖什么惊天内幕的。
整个儿一无间道啊！
也许搞无间道的，都是按这个套路选人。所谓卧底，既要卧得住，又得来自底层。自然就是我这号的了。但凡有点儿关系和背景，能让人起疑的，那绝对不叫卧底，那就成内奸了。
整个下午我在幻想中开展自己的神秘任务。我用以前抓贼的功力瞄着屋里这几个人：他们正在给一起伤害案收尾，虽然忙，但井井有条。宋琦从法医中心取回了被害人的鉴定意见后，苏玉甫和廖洁给被害人做了告知笔录，王姐则在电脑前敲敲打打。整个办公室键盘声、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虽然各自忙碌着，但依旧有人见缝插针地开玩笑、扯闲篇。相比之下，里屋的薛队倒始终未露面，整个下午都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好像在汇报什么事情。
一个下午很正常地过去了。鱼不惊水不跳。
到了晚上，宋琦等人押着嫌疑人走了，王姐也拎起包跟我说了拜拜。薛队终于出屋了，告诉我今晚要值班，明天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我愣在了原地一会儿，回过神来才发现他已回屋了。竟然第一晚就让我值班！真是不人道。反正我什么也不会，值就值吧，反抗也是徒劳。我抬手看表，将近晚饭时间，于是下楼去食堂。好像来到刑侦支队的意义就剩这一日三餐了。
我心里边骂边下楼梯，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竟是谢队。
我颠颠地跑进去，准备好好倒倒苦水。谢队问我：“这一下午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
“谢队，没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到底叫我来干什么？”我弄出一脸苦相。
“没跟你说吗，现阶段赶紧融入三队。只有你尽快融入进去，能够协助处理案件，才有能力和机会完成这个任务！”看来他又准备跟我唱高调了。
我准备开溜，他却一把抓住我的后脖领子：“嘿，你小子，真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
我恭敬地等着他启蒙，他愣了愣，带我走到旁边的一处阴影里，用同样阴暗的声音问我：“你之前说有个同学在三队，那个同学你还有联系吗？”
真是奇怪。我那个同学叫李出阳，按说以前也是他谢队的兵，怎么给我的感觉他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呢？
我说：“李出阳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在警院四年一直都是一个宿舍的。后来分到一个分局，头两年联系得还挺频繁；后来他总说工作忙，一直没机会出来坐坐，就基本失去联系了。他从刑侦支队调走我还是听别的同学说的呢，不过具体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您知道吗？”
谢队直眉瞪眼地看着我：“他不是调走了。他是辞职了。”
“辞职？”我眼睛瞪得比他还大，“你的意思是他离开公安队伍了？不当警察了？”
谢队点点头，仿佛那也是他不愿接受的现实。
“为什么？”
他又开始打马虎眼儿：“你不是总是问你的任务是什么吗？好，既然你说你在三队没事儿干，那你就在这几天给我想办法联系上李出阳。但是你记住，”他在我脸前晃悠着食指，“你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你可以告诉他你来到了刑侦支队，但绝不能告诉他你是赵书记介绍过来的。至于见面的方式，你自己做主，可以是叙旧，也可以随便找个事由。我相信这点智商你还是有的吧！”
“那我见到他之后有什么要问的吗？”
“问他当初为什么辞职啊！你不是很好奇吗？就让他自己给你答案。”谢队整了整衣服，快步走向楼下自己的车，“当然，尽管有可能他说的不是实话。”说罢他开了车，扬长而去。
吃了饭回到办公室，薛队不知去了哪里。我在屋子里转悠了一会儿，想着谢队跟我说的那些奇怪的话，始终觉得莫名其妙。想当年李出阳在学校也有一号。他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才貌双全的人。人帅，脑袋机灵，做个实验、搞个现场模拟什么的，那些仪器在他手中就像玩具一样，被他摆弄得既听话又利落，从来都是一遍就过。不像我，用老师的话说就是看似挺灵，实际拙得要命；用铅粉扫个指纹都能把自己弄黑。
最难能可贵的是，李出阳不仅头脑聪明、身手敏捷，人还非常低调。这家伙出身书香世家，虽算不上博学多才，但斯文的气质还挺极致。遇事沉着冷静，吃了亏也能格外隐忍。所以在学校里追他的女生海了去了，排成队比食堂打饭还热闹呢。这家伙天生就是给别人当情敌的料。
当时我们一个宿舍四个人，另外两个是外地生，一毕业就回原籍工作了。只剩我和李出阳偶尔能见个面。不过这也是前两年的事，后来就因为他太忙基本上也碰不着了。
他辞职？难道说是攀了什么高枝，挣大钱去了？从性格上分析，不像。难道说是出了什么事儿，被清出公安队伍了？更不可能。连我这样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人都战战兢兢过来了，李出阳城府那么深，更不会到这步田地。
这个谢队和赵书记，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我自己在办公室里瞎琢磨的工夫竟然睡着了。知道自己睡着，还是因为电台大叫一声，给惊醒了。我肿着眼睛一听，好像说的是哪里失火了，让相关人员到现场。我还没听完呢，电话就响了，是薛队打来的，让我赶紧到楼下等他，说去出那个现场。宋琦他们送审还没回来，办公室里没人，只能带我充数了。
我抬眼一看墙上的表，已经凌晨5点，天都露出鱼肚白了。果然是第二天就开始正式接触案件，没见过这么精确的部署！
我下了楼，薛队已经备好车，正闪着警灯等我呢。看他那架势，我就知道八成是硬仗。于是问他去哪儿，他说：“玉川！那里的精神病院着火了，得赶快过去看一眼。”
我跳上了车后，他又不放心地问我：“你胆儿不小吧？”
我一愣：“不小啊。小能干这行吗？”
然后就是一路无话。玉川是古城边上的一处山区，白天看是美丽的环山，环山中间，万物生长、花香鸟语，甚至有一些外省的游客还爱到那里游玩采风。但是一到晚上，那里的闭塞和幽静就凸显无遗，因为是环山，所以地势不平、层峦叠嶂，总是发生很惨烈的车祸。
这种地方往往也有优势。不久前有人在那里建了一所精神病院，接收那些老病号或者被社会遣送过去的、在外流离失所的疑似精神病的患者。没想到昨晚这家医院竟然失火了，而且烧得很彻底，三个小时才完全被扑灭。
医院成了一堆黑胡椒似的断壁残垣。所有的病人资料都没了，所有的监控设备都毁了，一切几乎都不复存在。本身就残缺和神秘的一座建筑，像团夭折的秘密一样，正随着浓烟渐渐淡去。
一片与外界隔绝的废墟，一群生前就胡言乱语的亡魂。这样的调查，怕是电视剧里也不多见吧！
当时刚刚破晓，我们驱车到达现场，那座乌黑得没了形状的建筑蹲坐在山脚下，灰白色的烟气从砖缝、地皮中吐出来，好像童话故事里的黑暗城堡一样。还没下车，一股股刺鼻的煳味和化学味道就向我们袭来，我的嗓子忽然像连续嘶喊了好几个小时一样痛哑。薛队扔给我一只口罩：“赶紧的，听说有三个幸存者刚被送到医院，再看看里面还有没有！”
跳下车，我们才发现正门已经被烧坏，铝合金变了形，我上去就要撞门，没想到刚一碰到门我就大叫起来。那哪是门啊，简直就是一块铁板烧，烫得我手指头瞬间红成了胡萝卜头。而且这是密码门，即使知道密码现在也无济于事了。
绕到被砸开的侧门，我们先上到二楼。二楼是生活区，也是防护措施最密集的区域。从门厅到走廊有两道密码门，所有窗户都上了护栏，所有楼梯间都安了护网。但此刻这一切的一切都化作了无形无状的黑色物质，有的粘在墙上，有的脱落在地。我们拿着设备边走边拍，步步为营，生怕把某具化作灰烬的尸体漏掉。
我终于明白薛队为什么在车上问我胆大胆小了。那个场面我就是再抓十年贼可能也遇不上：尸体多数呈焦炭状，惨不忍睹。人体和其他物质一样，被烧后都会水分尽失、大幅度萎缩。不是亲眼所见的人是不会体会到那种惨烈的：蜷在角落里的连四肢躯干都难以辨别，像一团团风干的沥青；能看出人形的，模样更是可怖，粘在地板上，扭曲、狰狞，全是常人根本无法摆出的姿势。
他们当时一定经历了莫大的痛苦。尽管他们都是精神病患者，尽管他们多数人都早已注定要孤独终老，但这样的死法，还是让人唏嘘不已。
废墟里一共发现七具被烧焦的尸体，全在二楼的生活区。几个先期勘查现场的同事把我和薛队叫过去，其中一个人指着身边的一扇被烧得漆黑一片的门说：“这间看上去像是药房。里面找到了一些酒精之类的痕迹，很有可能是起火点。”
踏进门去，我们发现这是个套间。外间比较宽敞，有椅子、桌子和电脑，里间像是休息室，有单人床和电视机。这里果然比其他地点损毁更严重。墙皮几乎全部脱落，房间里几乎不剩什么完整的物具。外间的外墙上有一扇窗子，又小又高，抬眼望去只能看见灰蒙蒙的天空。
窗子下面有一只倒地的架子，看上去像是摆放器具和药物的。玻璃瓶和各种器皿碎了满地，像一片黑压压的蚂蚁。俯身闻去，果然还残留着一丝酒精味。
薛队让我拿着相机对窗子和药架子反复照相，又对别人说：“把这间屋子看好，仔细提取足迹和指纹。”
看完现场回到队里，领导们对这件事也是莫衷一是：精神病院是民办的，而且刚刚成立没多久，很有可能是管理不善、设备不全导致发生火灾。那么这就应该算是安全事故，得追究医院法人及相关管理人员的责任；但也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为纵火，同样不能小觑。可是别忘了，那间医院都是精神病人，如果是患者纵火，即使纵火者还活着，也无法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那么说到底，还是出在医院自身上。一条玩忽职守罪就能给管理者定性。
正在开会，薛队接到电话：医院法人已经逃逸。看来那位老兄已经心虚了。
依照薛队的指示，宋琦和我下午一直在医院附近走访，希望可以遇到目击者。我这也是新媳妇出嫁——头一遭，虽然有猛将宋琦带队，但基本也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在路上我就问他：“这玉川白天人就不多，晚上就更难找到什么目击者了吧？我看还是以调医院外的监控为主吧。”
“你懂什么？”宋琦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医院外面马路上即使有摄像头，也都是交通探头，录的全是马路，能照到什么？”
我说：“那就算咱们绕着山路开上半天，估计也碰不上几个活人，怎么取证啊？”
我还真错了。虽然医院地处偏远，游人稀少，但一路这么开车过来，我才发现医院门口的主路是连接市区和郊区的干道，而且道边有一些农家院餐馆和小工厂。宋琦带着我挨家挨户地进去走访，刚开始的几户都表示当晚没有人出去或者没有路过那家医院，所以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但在折腾了一下午后，终于在太阳落山前让我在一个洗车店里找到了两个当晚路过医院的工人，而且他们的话让我们眼睛一亮！
他们说，昨天他们去市里进车蜡，回来路过医院时大概晚上10点，那时候他们特地往医院大楼瞥了一眼，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漆黑一片至少说明存在一种可能性：停电。
之前说过，医院设备不完善，供电经常出现问题。那么停电之后发生火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跟薛队汇报后，他沉吟片刻，说：“还是先去医院走访一下那几个幸存者吧。听说他们的状态都稳定了。”
我们驱车去了医院。路上我心里毛得不行，心想现场那些格外瘆人的尸体已经让我够呛了，这重伤员指不定恐怖成什么样呢。看来我这处女任务是相当严峻啊。
不过这位幸存者的状况没我想的那么严重，虽说也基本毁容了，脸被纱布和绷带紧紧包着，只露出双眼和双唇，但肢体还是完好的，被裹得像个粽子，四肢吊在病床上，鼻子上还插着好些管子。医生说他除了面部大部分烧伤外，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他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医生。”
我扭头冲薛队笑着：“这回好办了，这是大夫！我以为会碰见个胡说八道的病人呢！”
薛队牛眼一瞪：“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我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刘挚友。我是西北大学毕业的，37岁，你们可以去查。”他的声音沙哑缓顿，毫无音色可言，好在医院病房格外寂静，我支棱着耳朵才得以勉强听清。
然后他又报了身份证号和户籍地址。但他又说：“我的老家没人了，要不我也不会一个人在外面漂着。”
薛队问：“你还有什么能证明身份的物品吗？”
他指指床头柜上的一只手表：“那是我入院时戴的手表。别的东西就没有了，都被烧光了吧。”
据刘挚友说，当晚着火是意外。他们医院刚刚建立，再加上是私人医院，病人不多，设备也不齐全，停电是常事儿。当时恰逢停电，他和另一名叫方涛的医生安排所有的十个病人睡下，然后两个人轮流值夜。轮到刘挚友休息时，他就在药房里间的宿舍里睡觉，衣服都脱了，后来有个叫赵一多的病人非让给他开安眠药，否则睡不着觉。他就给他开了少量安定，不料赵一多大喊“不够”，两人起了争执，赵一多碰倒了药架子，酒精瓶被摔碎，酒精溅到蜡烛上，就发生了火灾。
我如实记录。又问：“后来你见过方涛医生吗？”
他摇摇头，显得很落寞：“我一醒来就在这里了。有他的消息吗？我的其他病人还好吗？”
回来的路上，薛队问我怎么看待这个人。我说：“思路清晰，情感自然，倒不像精神病。您怎么看？”
薛队点了一支烟：“你说得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不过如果真像刘挚友说得这么轻巧，这案子就完全是一起事故了。”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你是职业病犯了吧？
这会儿苏玉甫过来说：“刚才内勤联系西北大学和刘挚友的原籍了，确实有这么个人。不过因为伤者面部包扎得太严实，所以比对不了照片。”
薛队说：“不过，刘挚友的话倒是次要。主要是那块手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身上是不允许携带金属物或者饰品的。所以大概能判定他就是刘挚友。当然还要看接下来对另外两个幸存者的访问。”
2 _
第二个伤者比刘挚友严重些。全身45%二度烧伤，虽然生命暂无危险，但恐怕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康复治疗。他的整个头部也被包着，身上比刘挚友多插了一些管子。见我们进来，他显得有些惊恐，眼睛睁得很大，五官都挤在了一起，加上脸上的纱布跟管子，有点儿像外星人。
薛队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不说话。眨了一下眼睛，倒真像是外星人面对地球人的表情。
我大声说：“嘿，问你叫什么呢！”
旁边一个护士手里的瓶瓶罐罐在地上开了花。她尖叫着：“哎哟，你瞎嚷嚷什么？这是病房！没素质！”
“你有素质，动静一大连个盘子都端不住！”
薛队说：“行了！孙小圣，你给我闭嘴！”
病床上那位竟哆嗦了起来：“我叫刘挚友，是那家医院的医生。”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问：“你再说一遍？”
薛队暗示我别露相。我又正色道：“你把你的证件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一下。”
对方报了身份证号，又说：“我叫刘挚友，安徽人，西北大学的。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他吃力地抬了抬头。这时，那个护士又要给他打针，半天没找到血管，搞得他咬牙切齿。完事后，他对护士说：“姑娘，你这扎针手法不对啊。我建议你平时没事儿的时候用针头扎点滴管练习练习！”
“老家的电话呢？”
“我老家没电话。老家……没人了。”
“这里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除了方涛就没有了。他怎么样了？”
我知道此刻不能像之前一样被人牵着鼻子走了，反问：“你把当时着火的经过跟我说一下？”
“当时着火？”对方好像呛了一下，气喘吁吁，“我早就跟院长说过，跟上面协调协调，老这么停电不是办法，有时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说说，病人晚上吃药、换药是常事，再说每个病人服药的时间都不一样，服的药物也不一样，有的要吃齐拉西酮，有的要吃氯丙嗪和利培酮。万一弄错了怎么办？有可能要出人命的！”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我不知道！当时我在值班室值夜，方涛在药房休息。后来我打了个盹儿睡着了，火就烧起来了。”
忽然他一脸惊恐，絮絮叨叨：“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
我和薛队对视了一眼，问：“你们那里晚上给不给病人吃安定一类的药？”
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当然不。我们医院从来没有安定。我们是以康复和救助为主的，那些药只有正规的大的治疗医院才有。进那些药是需要批文的！”
这就怪了，难道说医院里有两个医生都叫刘挚友？显然不太可能。那么他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在说瞎话。为什么说谎？是因为说谎者是精神病，还是因为这起着火事件有更深的阴谋？我感觉黑暗里好像打开了一扇门，但推门一看，里面仍旧是一片漆黑。
从医院出来，我和薛队一路无话。然后他接了个电话，告诉我：“医院院长可能跑了。现在网上正在给挂逃犯。只剩下最后一个幸存者了！”
我说：“不会又是一个刘挚友吧？”
“但愿是赵一多！”
除了轻微的烧伤外，第三个幸存者行动基本自如，是在民警的陪伴下来到队里的。这个人30岁上下，方头大耳，目光有神。他的第一句话令我们精神一振：“我叫方涛，是医生！”
但我马上冷静下来，问他：“你的证件呢？”
“证件？”此人忽然激动起来，“你们家着火了你还能什么东西都齐全吗？别把我当犯人审！”
薛队挡在前面，语气缓和：“我们的意思是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你们爱信不信！”
“有没有你家人的联系方式？”
“没有！”
“你要配合工作，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这个自称方涛的人呆窘起来。几秒过后，忽然蜷身大哭。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主，想硬硬不起来，想软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时手足无措了。
薛队拿出两张照片，分别是刚刚洗出来的之前两位伤者的照片。他敲敲他：“认得他们吗？”
对方鼻涕眼泪地仔细看着，指着第一位伤者的照片说：“这是几天前救助站送来的病人。”然后又仔细看着第二位伤者的照片，破涕为笑：“这是刘挚友！太棒了，他还活着！”
然后他就小孩子一样攥着第二张照片不撒手。
“包得这么严实，你怎么认出来的？”我很纳闷儿。
“那你就不要问我！”他唰地把照片扔到地上。这倒是有几分精神病患者的意思了。旋即，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有些失态，又问：“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他们都说自己是刘挚友！”
“那多简单。刘挚友是医生，你们可以问问他医学常识，谁说得出来当然谁就是了！”
我想起之前第二位伤者向我们侃侃而谈说起给病人换药的细节和与护士的对话，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你还是给我们说说当晚着火的过程吧。”
“当晚……”对方只是重复我的话，然后忽然从椅子上跌倒在地，浑身缩成一团瑟瑟抖动，口中不知所云，“着火……火光冲天，惨叫……跑……”他竟然开始吐白沫了。我记着笔录，正琢磨措辞呢，一见这架势，还以为他模仿当时患者们的反应呢，还笑哈哈地说：“行了行了，你不用学这么生动，说主要的！”
“癫痫！”有人说。
我们一伙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控制住，让他缓病。癫痫俗称羊角风，是种很麻烦但不要命的病症。犯起病来哭天抢地、要死要活，但症状一过去基本又和正常人无异了，这位“方涛”同志也一样。可只要恢复过来，再一提着火的事儿，他马上又会发病。好像是孙悟空听到了紧箍咒，没几句就大口地吐白沫。薛队赶紧嚷嚷：“先不提着火的事儿了，别刺激他！”我会意，愣了一会儿赶忙道：“那你说说着火以后的事儿？”没想到这老兄抽得更厉害了，一巴掌拍到薛队脸上，薛队揉着脸上的“五指山”冲我吼道：“孙小圣你闭嘴！”折腾了一个下午，我们一屋子人满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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